(长篇系列小说《学潮春秋》节选)

八、图书馆内 创政治周刊

九、和平会议 中国争全权

民国八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时。

法国首都巴黎市内,吕特蒂旅馆,一间会议室内。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巴黎和会)的中国委员(代表)团召开首次会议,由首席委员、外交总长陆征祥主持,出席会议者有中国驻各国公使:驻法国公使胡惟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丹麦公使、前驻德国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驻荷兰公使唐在复,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新任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新任驻瑞士公使汪荣宝,驻美国兼古巴公使顾维钧,驻巴西兼秘鲁公使夏诒霆,驻和会专门委员、顾问严鹤龄,广州的护法军政府代表、前外交次长兼代理外交总长、国会非常会议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以及驻欧各公使馆参赞等。

陆征祥字子欣,生于清朝同治十年(庚子年)四月廿五(公元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上海出生,父亲是外国来华基督教会雇用的传教员,原籍江苏省苏太仓县人。他自幼随父母加入基督教,八岁丧母,十三岁进上海广方言馆主修法语,二十一岁毕业后被推荐到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法文门)深造,次年奉派出任驻俄罗斯帝国公使馆四等秘书兼译员(因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流行法语),获派驻俄、德、奧、荷钦差大臣许景澄青睐并收为门生。在外交官的社交活动中,他爱上了一位天主教的法语女教师培德·博斐(Berthe Bovy)——比利时国王侍从武官的女儿和驻俄公使的亲戚,不顾使馆的反对,说服已升调北京时任吏部左侍郎兼京师大学堂管理学务大臣的恩师许景澄疏通,二十八岁时与年长他十六岁的培德结婚。岂料,次年义和团乱,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反对朝廷军机处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区,此后因清军枪杀前往寻求官方保护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激起八国联军出兵干预,慈禧太后下令对十一国宣战,并处死反对宣战的许景澄和袁昶,两周后又下令处死主和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后称“庚子被祸五大臣”——后因清廷战败,根据被迫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才平反为“庚子五忠”。陆征祥则由此滋生对清廷不满。又二年二月,年长他八岁的上海广方言馆学长、使馆三品衔二等参赞胡惟德,在公使杨儒病逝后任代办使事,七月升任驻俄公使,奏留陆征祥升补其参赞缺。一九〇六年,陆征祥升为首任驻荷兰公使,离俄去海牙建馆;一九一一年,他改入天主教,不久就奉命以改订陆地通商条约专使,去俄京圣彼得堡签约,并改任驻俄公使。当年武昌起义后,次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陆征祥于三日联合一些驻外使臣,通电请清帝退位。同年五月,他应召回国,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首届内阁外交总长,此后又任国务总理,成为民国外交界第一人——从民国元年首届至今不满七年,北京政府共十七届政府,其中十届由他任外交总长,每年都任一段时间,此外还三次任国务总理或相当于总理的国务卿,或任总统外交顾问、内阁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期间还出任驻瑞士公使。作为老资格职业外交官和基督徒,他颇能委曲求全且风度良好,是公认的“好好先生”。

陆征祥与王正廷一起,于今天早晨四时半才抵达巴黎。陆是于去年十二月一日率随员及家眷乘船离开中国,被迫绕远道经日本和美国,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在途中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海轮和火车颠簸,还生病过两次,本已疲惫不堪,但考虑到巴黎和会事关重大,时间紧迫,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和延误,到旅馆后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召集会议,听取先期抵达的公使们汇报和会的贮备工作情况。

和会早已预定在巴黎召开,会议筹备事项等,是由会议秘书长通知各相关国驻法使馆和驻会专门委员,转告各国政府。因此,驻法公使胡惟德首先汇报:

“……据说和会主席将推举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充任,副主席将推举其他四大国领导人——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日本元老、前首相西园寺公望侯爵充任。和会的决策机构是‘五强会议’,由法、美、英、意、日五大国各派两名全权委员出席,所以又称‘十人会’。这十个人除前述五人外,再加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法国外长史蒂芬·毕勋(Stephen Pichon)、英国外相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意大利外相西德尼·桑理诺(Sidney Sonnino)男爵、日本前外相牧野伸显男爵。十人会有可能分成两种形式:一是四国政府领袖会议——有法国总理、美国总统和英、意首相组成的‘四巨头会’——日本在任首相因不出席和会而失去资格,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称‘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二是法、美、英、意四国外长和日本前外相组成的‘五人会’,作为领袖会议的辅佐机构。十人会和领袖会议,均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任主席。据说十人会已决定,各协约过和参战国出席和会的全权委员席位分三类:第一类是主要协约国强——法、美、英、意、日,每国五个席位;第二类是比利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巴西、中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汉志(沙特阿拉伯)、葡萄牙、泰国等十一个国家,以及英国的三个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殖民地印度,每个国家或地区各两个席位;第三类是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乌拉圭等十一个国家,以及英国殖民地新西兰,各一个席位。合计六十七个席位……。”

“中国怎么只有两个席位呢?”陆征祥不满地问:“原先不是说‘中国想派多少个全权委员都可以’吗?”

胡惟德解释:“我们最初向法国外交部询问时,他们是那样说的。但后来的说法又不同了……”

这是令陆征祥不愉快的第一个信息,使他处境尴尬。他原以为中国可以在和会上派出较多全权委员,因此曾对至少五个人做过许诺。现在只有两个席位,他将如何守诺呢?岂不令自己这个外交总长失信!他思考了一下,提议说:

“关于和会的席位问题,我们散会以后在分别找法、英、美委员团磋商,争取他们支持增加中国的席位。现在请继续谈吧!”

胡惟德继续汇报:“除了前述二十七个协约国和参战国,以及英国三个自治领和两个殖民地,原先属于协约国方面的,还有俄国,以及从俄国分离出的四个新独立国——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十人会决定向这五个国家提出参加和会的条件,不符合条件就不能参加和会。战败的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尼亚,十人会决定不要他们参加和会。

“和会开幕时间和地点没有改吧?” 陆征祥问。

“没有!还是预定的十八号就是下星期六下午三点,地点是巴黎奥塞堤岸的外交部大厅。……”

法国有意选择一月十八日开幕,正是要以此一雪国耻——四十八年前的这一天,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在普法战争大胜后耀武扬威,特地选在普军占领的巴黎,不可一世地宣布成立大德意志帝国,就位帝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孙子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曾经企图称霸欧洲和世界并宣称要“逐渐瓜分中国”,但现在已因德国战败,逃到中立的荷兰王国而被废黜,德意志皇朝和普鲁士王朝已灭亡,与之同盟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都崩溃。

驻美公使顾维钧随后汇报:“根据您的的训令,我在华盛顿时写了一份说帖,通过美国国务卿蓝辛递交给威尔逊总统。说帖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今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二,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应受到将要签定的和平条约签字国的尊重;三,一九〇〇年义和拳之乱所导致的《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予以修正。说帖还强调了两点:第一,自《辛丑条约》签定以来,驻京外交使节们一直十分安全,因此在北京的外国使馆卫队,以及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外国驻军,应永远撤离中国;第二,鉴于中国财政困难,也为对中国做到公平对待,进口税率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废除境内运货税厘金的交换条件。我还向美国国务院陈述过中国在和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美国政府反应如何?”陆征祥问。

“美国国务卿蓝辛曾向我保证,对说帖中所提的希望,美国是同情的。”顾维钧继续汇报:“我还特地请求会见威尔逊总统。一九一〇年,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就认识我。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是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曾参加过他的一次家宴。那时我们曾讨论过政治哲学和美国行政管理,他向我问过许多关于中国及中国人民政治发展趋势的问题。这次我来巴黎前,威尔逊总统在白宫接见我,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他对我详谈了对和会的希望,反复重申他在‘十四条和平原则’。他说,不应再用老一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建立新秩序,今后结束一切战争,使子孙后代不再相残。他表示希望中国在和会上支持建立国际联盟。我曾给外交部呈递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知道政府对该计划是赞同的。所以,我当即保证,中国一定支持。他对我将出席巴黎和会表示高兴,邀请我同船赴法。但我因已经作好在他之前起程的一切安排,所以婉言谢绝了。他希望我到巴黎后和美国委员团保持联络。看来美国的反应是鼓舞人心的……”

“你们准备好了向和会提出的文件吗?”陆征祥又问。

“我到巴黎后,准备向和会提出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希望条件说帖》七项:一,舍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裁撤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权。我和施肇基博士讨论了这七个问题的单子,决定待陆总长到后呈请批准。我主动承担一、四、五、七这四项的准备,施博士同意准备二、三两项;第六项归还租界问题,还没有人做准备。”

“归还租界问题,就由严鹤龄博士准备吧!”陆征祥说。他知道严顾两人是上海圣约翰书院同学,在美国又一起报考哥大的博士学位,再问:“顾博士和施博士准备的六项,写出初稿了吗?”

“我们准备每项都写一份文件。”顾维钧答:“我正在为分担的四项搜集资料,现在还没有写出来。不过,我已经写好了有关国际联盟问题的两个说帖:一个是关于建立这种新世界组织的原则,以及我所了解的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另一个是有关该组织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应全力支持的理由……”

“我同意准备的两项也正在准备中,还没有写出来。”施肇基说明:“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据我所知,英国委员团不曾有人过问此事……”

“据我所知,法国外交部似乎也无人过问。”胡惟德接过话头:“在我看来,我们似乎也不必再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它对中国无关紧要,对全球恐怕也关系不大……”

其他几位驻欧公使,有的也简单汇报了与相关国家委员团联络的情况。

最后,陆征祥总结后再次指示:“现在距和会开幕只有一个礼拜了。希望胡公使、顾公使、施公使、王公使,分别与法、美、英、意委员团磋商,争取他们支持增加中国的席位。这点对我国政府在国内的声誉有影响,对我国在和会上的地位也有影响。在开幕前,我们要全力以赴努力争取。我也在拜访法国东道主时提提这个问题。今天就到此散会了。……胡公使请留步,我想请你顺便给我讲讲法国总统、总理、外长的特点。还有顾公使,你到巴黎最早,一个多月了,该也听说了不少议论吧?”

等其他人都出了房间后,顾维钧给两位长者都添了咖啡后坐下,先开口说:“我估计得到美国的支持问题不大,但起码还得有两个大国支持才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在法、美风评都不错,又将出任和会主席,若能争取到他的支持,希望就大多了。胡公使看如何?”

“我不看好。现在给中国定的这个不公平等级,想来是日本人提的,法国为主要支持者,当然是他拍板的。他以‘法兰西之虎’著称,顽固霸道之极!”胡惟德答后反问:“美国人夸他好说话吗?”

“倒不是夸他好说话,而是流传他赞赏美国联邦共和制的自由平等,常为中下层人民和遭受不公正待遇者代言,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应是威尔逊总统和平原则的主要合作者。”

“呵呵!”胡惟德笑了笑说:“原来如此!当然这流传也没错,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吧!”

陆征祥插话:“争取和会四巨头的支持至关重要,对他们各人的秉性和立场还真要尽量了解才好。那就请两位先多绍介一下这位‘法兰西之虎’如何?”

胡惟德建议说:“还是顾博士先说说,美国如何流传,我再以在法国的了解来评论和补充?”

“好吧!那我就冒昧了。”顾维钧喝了口咖啡,侃侃而谈:“据报界的流行说法,‘法兰西之虎’现已七十八岁高龄,是一位出身于医生和长期从事新闻业的老政客,精通圣经的无神论者,现在是独立人士,但之前一直是激进共和派领袖。他父亲就是反天主教的激进政治活动家,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曾两次入狱。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受父亲影响,激烈反对教权和帝制,主张无神论和共和制。二十岁在巴黎医学院读研究生时,参与创办通讯周刊开始新闻生涯和社会运动。二十四岁获医学博士学位,当年底流亡美国,为巴黎报纸作通讯记者。二十八岁结婚后即回国行医。一八七〇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以第三共和国取代第二帝国。他因此再到巴黎,就任工人集居的十八区蒙马特尔区长,次年二月又以激进共和派代表该区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反对保守派政府签署割地赔款的法德和约。一个月后,蒙马特尔爆发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国民自卫军起义,他反对双方使用暴力,并试图调解冲突一致抗德,遭到双方拒绝排斥,为此辞去国会议员,组织共和党少数派联盟,竞选巴黎公社议员失败。在公社于五月遭镇压后,因反对报复性大审判,他辞去区长离开巴黎,两个月局势安定后又返回,当选为市议会议员,四年后当选议长。次年又当选国会众议员,此后二十多年连选连任直至一八九三年败选。他在议会里自我定位为中下阶层和农民利益代言人,虽不赞成社会主义,但部分接受社会党人的左倾主张和政策,如征收资本累进税,缩短工作时间、支持工会合法、大赦巴黎公社、反对暴力殖民扩张和远征——包括反对一八八三年在越南发动的法清战争。他能言善辩,咄咄逼人,得外号 ‘老虎’大名。一九九二年,随着左派大选获胜,这只老虎当选参议员,并连选连任至今。他此后两次组阁,尤其在前年大战僵持之际再次出任总理,不但领导法国军民在英美助战下顶住德军进攻,而且仅一年时间,就获法国人恭称为“胜利之父”。……道听途说,还请胡前辈指教!”

“好!我忝为驻法公使,也未必能归结得这么好!”胡惟德说:“不过,此君除了天性冲动和固执以外,现在已经是个极端功用主义的政客,我想不出来中国目前还有什么可以让他觉得要利用的,蔡元培、李石曾他们倡导的勤工俭学吗?我看现在反而也要求法方帮忙了,停战后士兵大量复员退伍,欧洲恐怕很快就有劳力过剩的问题。”

“他们过河拆桥真有这么快?”陆征祥有点疑惑地说:“不过,我对‘法兰西之虎’的专横和冷血倒也早有所闻。一九〇六年,我出任驻荷兰公使,那年他也刚好先当内务总长后又兼总理,各种关于他的传闻倒是听到不少,内人对他的离婚做法尤为愤然。倒不是因我们天主教反对离婚,而是他的薄情寡义。胡公使,你在这里时间长,知道他夫人和秘书偷情传言到底真相如何,不会是他捕风捉影倒打一耙吧?”

“清官难断家务事。” 胡惟德答:“有舆论传说是他夫人神经不大正常,早在婚后‘七年之痒’时就已分居,夫人恐怕是本想挽回婚姻而造的假象,结果弄巧成拙反遭到残忍报复。此说理由是,离婚时女方刚过四十,男方不满五十,却都未再婚,而且据说女方虽被赶回美国,但几年后又被克列孟梭暗暗接回法国,安置在不明之处。关于女方神经不大正常的传言,估计也是维护克列孟梭的一面之词,因他子女现都四十多岁,大女儿是知名作家,二女儿居家,小儿子是陆军上校,还参战获奖,并无受遗传迹象。要有哪个子女不正常早传开了,估计至多是受离婚时受刺激后有些失常。”

顾维钧说:“我倒没听说过他离婚残忍报复的事,请胡前辈说说看。这虽然是私事,但确能说明政客秉性。”

“那就从他们一八六九年结婚说起吧!那时这只老虎不满二十八岁,新娘才二十岁,是他在纽约女子学校任教骑术课的学生,婚后第五天告别亲朋好友,只身随他回法国旺代省老家,在其父母所居住的小镇拉雷奥尔特,当乡间医生的妻子兼助手。老虎次年十月去巴黎从政,留下妻子与父母在小镇生活,只是偶尔回去探亲,婚后四年生两女一子,因此他夫人根本难有社交活动,在一个连语言都不大熟悉的国度,无论有否七年之痒分居,但毕竟相夫教子二十年有余,可算贤妻良母了。老虎则肯定不是个好丈夫,他的大女儿在一八七〇年六月出生,其私生大儿子次年八月出生,比他的二女儿还大十个月。由此推算,显然是刚到巴黎几天就有了那个据说当年也才二十岁的外室。此后又有过不少情人,已知至少还认有个私生女,只是此女年龄和其母身份未有外传。而原来那么能生养的夫人,从二十五岁起却再无生育,可见多半只是守活寡,于是就有所谓‘神经不大正常’的传言。一八九一年,老虎早已是资深众议员,据说是其夫人声称,他的私人秘书兼子女家庭教师,是以她情人的身份向孩子们送礼,于是他就以通奸罪诉诸法庭,不但剥夺了其财产权及子女监护权,而且判刑入狱两周,可见并没有当成神经病。更过分的是,为了不让女方见子女,还撤销其法国国籍并驱逐出境,用一张三等舱船票打发回美国,恐怕这才把她弄出神经病来了。至于此后何时又接回法国,生活待遇如何,是否允许子女见面,传言不详。”

“其子女都比我还年长,按理坚持要见是没有问题的。何况恐怕老虎也觉得是个冤案,接回法国显然就是为了方便子女见面,也许作为父亲还算不错,作为丈夫确实薄情寡义乃至心狠手辣。”

“呵呵!” 胡惟德笑言:“就私斗而言,他之前虽心狠倒算不上手辣,此虎以口齿尖利著称,虽不时怒而动手决斗,倒据说还未辣手伤几人。不过,他在一八九三落选众议员,尽管政治上是因他遭到左右夹攻,包括污蔑他是英国间谍,但据说倒多少也与选民反感他的心狠口辣有关。”

陆征祥接话:“内人当年也听到朋友说是如此,气才平了点,说法国人还算是有良知的多。此外,他〇六年出任总理兼内务部长,据说面目大变,从过去为民请命的清议谏士,变成严刑峻法的酷吏权相。在野在朝,面目全非。我们在中国是见多了,西人中好像还不多见。胡公使,那老虎真有这么虚伪吗?”

“呵呵呵!” 胡惟德仍笑言:“既称老虎,又早以好决斗闻名,也就不至于太虚伪,他的多面性主要还是和他的不同身份对应的。他的特点是果决而固执,想必与其出身医生有关。刚才顾公使漏提了一点,那就是他研究医学时还兼学过法律,虽然没有当过律师,但公认他从政的特点是重法轻德,属于律师型政客,极为功用主义。律师要以当事人利益至上为原则,无论是帮原告还是帮被告,都能辩出一番道理,并非因此而成两面派或伪君子。律师也不必一味服从当事人的愿望或要求,而要提出自己认为对当事人最有利可行的方案,当事人接受才成交,此为服务敬业,而非喧宾夺主。于是在野为民为私,在朝为国为公,各露一面,俨然两样了。顾博士,美国是律师最多的法治国家,你看是否如此?”

“胡前辈客气了!” 顾维钧笑答:“呵呵!还真是这样。明白前辈的意思了,也就是说,那老虎撰文办报,自然就倡导新闻自由,揭示社会真相,表达民情民意,为民解惑申冤,无非职业功用需要,未必出自高尚理想;此后入阁为相,自然又求舆论一律,维护社会稳定,注重国情国威,为国出谋划策了。这么说来,他还颇有职业道德呢!”

“也可以这样看,” 胡惟德说:“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此一时,彼一时’了。正如你之前提到他的议会角色,其政治倾向偏左,有人谓之‘半个社会主义者’——为中下阶层代言,也是个‘半个国际主义者’——反对暴力殖民。当他出任内务总长后,首先就在前一方面显示出他‘代言’的实义了。那年五月一日,他调集了数万军警进入巴黎,以节制工会组织的不过二十万工人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大游行,同时抓了些打算捣乱的右翼团体主干以示平衡。虽然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但左派明白这是向他们示威,因为‘国际劳动节’的主题是‘八小时工作制’,而他虽然一向支持缩短工作时间,但只主张从法定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而既有他们国会议员代言,受惠于他当年推进而实现了合法化的工会就该感恩,而不该添乱了。由于他那数月里如此显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因此总理萨里安(Ferdinand Sarrien)患病辞职时就向总统推荐了老虎接任。老虎接任后重新组阁,设置了法国首个劳工部,还按自己的代言设想提出了好几项有利劳工的改革措施,包括:十小时工作制、职工退休制、所得税累进制,等等。但直到他下台时,这些改革基本都未实现,只通过了一项退休法案,而因当时劳动条件极差,很少有劳工活到法定退休年龄六十五岁,因此被工人和左派讽刺为“死尸退休金”。而对于要促进社会改革的劳工运动,老虎则采取镇压政策。如在他入阁前几天发生过空前矿难而死亡过千的库里耶尔媒矿,在他组阁后不久爆发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他调去二万多军警镇压,逮捕了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迫使工人放弃示威而复工了。此类镇压,实际上也减轻了社会压力,致使他次年向议会提出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也未获通过。又如,老虎在入阁前一向反对新闻检查,执政后反而变本加厉压制新闻自由,连在报纸上反对其强硬外交政策的温和派前总理和前内务总长也逮捕入狱。因此,他又被冠以 “法兰西第一警察”的绰号,尤遭左派反感。当议会右派与他发生政争而倒阁时,过去支持他的社会党人加激进共和党左派议员共一百多人,宁愿选择弃权,听任他以三十六票之差下台。”

“看来他还真不是虚伪滑头的两面派,而是个过于自信专横的独裁者。” 陆征祥点头,叹口气说:“唉!这老虎左右开弓,当然也遭左右夹攻。他当年落选众议员是如此,首次内阁下台又如此。重蹈覆辙,真是禀性使然。”

顾维钧接话:“看来真是如此!他若不是过于自信专横,自以为无须助力,其实本可先不去镇压劳工,让更大压力自然转到右派身上,他的改革方案自然就成为左右双方都愿接受的最佳妥协中策了,此后再去镇压他认为要求过分的劳工运动也不迟嘛!”

“啊哈!” 胡惟德笑道:“看来顾博士更有总理之才,将来得意时别忘了也提携老兄弟一把哟!”

“胡前辈取笑了!”顾维钧也笑道:“我这是事后诸葛亮了!设身处地,我想当时一般人也难料到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会通不过。要说当总理,陆总长已两次出任,自是不稀罕。我还年轻,将来倒确想试试,不过理当在胡前辈之后,因此还望先提携后辈才是!”

“好说!好说!” 胡惟德继续笑道:“这玩笑开开无妨。我们先说好,无论谁先得意,都别忘今天难得有这番交通,算是互相捧场一番也好!”

“好吧!无论先后,但胡前辈当过首任外长陆总长之前的代理了,弱国外交太屈辱,既然对老虎安内的教训有所研究,左右逢源一向为长项,那就换个内务总长试试如何?”

“也好!不过,顾博士的外长是迟早的事,用不着我帮衬。而我资格虽老也没几年好逞能了,正牌总理恐怕没指望,至多代理、署理几天为人做个嫁衣有点可能,就那几天换人也不值,有那机会而顾博士又不在内阁,一定荐给接任的正堂。也试试安内吗?”

“呵呵!” 顾维钧又笑道:“这可是我的短项,我既做不了老虎,也做不了菩萨。还是得利用外交长项,恐怕就是试试财长了。一来我刚才会上说的给威尔逊总统关于《辛丑条约》说帖的第二点,以及给和会的《希望条件说帖》第七项,都属关税自主权问题须财政部随后交涉;二来我还想推动蔡元培、陈独秀诸先生于去年十二月发表的 ‘陈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意见书所需的政府间交涉;三来也利用外交关系拉些平等借款。”

陆征祥听到这里一怔,想说什么又顿住了,只听胡惟德笑道:“好!好!就冲顾博士为国为民如此有心,老夫只要有机会,无论何职都一定为此尽力。”

“但愿玩笑成真吧!”两人哈哈大笑,岂料几年后还确实都有机会兑现。

胡惟德转脸对仍在发怔的陆征祥道歉说:“哎呀!对不起,总长,这玩笑扯远了。回到刚才的话题,那老虎‘此一时,彼一时’,作为‘半个国际主义者’的面目也体现出另一面,那就是他虽然仍是反对暴力扩张,但只限于法国自身不再对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但对确保原殖民地的功用毫不放弃。而且在这个前提下,他也不反对其他协约国列强的殖民扩张,尤其是战胜国瓜分战败国殖民地、租借地及其各种治外法权的传统帝国主义政策。这在他的第一次内阁时就已充分体现。而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法英与日本的关系,比美国要密切多了。美国虽然有世界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并有强大的陆军直接到欧洲前线参战,但晚到前年才宣战,而日本在四年多前就在亚洲参战,而且有世界第三大海军,在东亚南亚更堪称第一。因此,除了它参战早贡献大,寻求法英支持比中国理直气壮得多,而且在东南亚有大片殖民地的法英两国,尤其海军弱得多的法国,在日中两国之间若只能选一个,很难不选日本。英、日间因有瓜分德国殖民地利益冲突,且不愿日本在东亚尤其中国占太大便宜而压倒其影响力,或许还会有所保留。法国在东亚实力不如英国,却有老虎这样专横的极端功用主义者当家。据说他在和会的主要目标,就是一心要变本加利地报复和削弱德国,包括割地、赔款、裁军,以便法国称霸欧洲大陆。 五强会议对是否严惩德国,预料美国一定反对,英国不大会支持,意大利也有所保留,只有日本可能全力支持,而作为利益交换,法国也得满足日本同等要求。因此法国改变选择的机会接近于零,我们去游说,只是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

一月十七日下午,陆征祥在旅馆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者与首次相同。他首先要三位公使向会议汇报各自的磋商结果,尽管他本人早已随时了解,但他需要与会者也都明了现状,以便议决全权委员名单,报到国内请总统批准。

顾维钧首先汇报:“我与美国委员团多次磋商,希望支持中国增加席位。美方一如既往‘深表同情’,并向我保证,威尔逊总统将给予支持。他们还提到,巴西等国也在请求增加席位。但我听说向法、英两方争取支持的结果,不大鼓舞人心。我感到,仅由美国表示支持,恐怕难于获得五席,但希望至少也要多于两席,看来关键还在于法英等其他列强……”

胡惟德接话:“陆总长要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亲自同我到法国外交部,与毕勋外长多次磋商。但毕勋始终表示‘碍难增加’,他在前清曾任驻北京公使三年,经历过义和拳乱,对我国印象似不大好。陆总长回顾说:法、英两国当初劝说中国参战时曾许诺,中国若参战,胜后和会上将以大国对待;两国使馆又以照会将此许诺进一步确认。因而中国参战了,现在就应该以大国相待,给予五个席位。毕勋回答说:中国的席位是十人会决定,非法、英一两个国家可以改变;而且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取决于该国在战争中所做过的努力。随后我们获悉,巴西、比利时、塞尔维亚三国的全权委员,已有两席增到三席。陆总长又以此为根据争辩,但毕勋回答:中国对协约国实际帮助甚少,而那三国贡献甚大,尤其巴西海军曾巡戈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军火船只。陆总长多次争辩不果,又拜见了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总统答语含糊,总理说法则与外长一样。”

施肇基汇报了与英国委员团的磋商情况,基本上与法国的应对相仿,结果都令人沮丧。

陆征祥最后总结说:“与美法英三国领导人磋商的结果,大致就是三位公使所报告的这样,无法增加席位了。不过,我们已经弄清,中国虽然只能有两个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调换,不限于固定哪两人;和会可以接受和承认中国提出五个全权委员的名单,只是每次出席会议限定其中任两人。因此,我想以提出五人名单较为适宜。超过五人,和会可能不会接受,少于五人,对国内国外的观感都似乎不大好,委员团工作起来也有不便。我是总统委派来出席和会的,现在就请大家在推荐四人,以便报请总统正式任命。”

会场一片沉默。

陆征祥到巴黎前,就曾对顾维钧、施肇基、胡惟德、魏宸组和王正廷等至少五人,分别表示过要任命其为全权委员之一。现在除他本人外,只能提名四人,因此感到为难。他把这个棘手问题推给今天到会者,希望有人能帮他解决难题。或者曾许诺过的几位中有人能表示谦让,他就可表扬谦让者而顺水推舟;或者任何与会者提出名单,也可就势讨论而解脱困境。

然而,与会者都是外交内和老手,在这类微妙敏感的人事问题上,又是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保持外交家的风度,既不愿意出头充能,也不愿意领先示弱。

在一阵静寂之后,最年长资深的胡惟德开口:“建议由总长选定。”

球似乎又回到陆征祥面前。他仍踌躇不定,喝了几口茶作为掩饰,终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权衡国家全局利益,并鉴于更需要美英两大国的支持帮助,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全权委员的另四位如后。建议王正廷博士任次席全权委员,因他经验丰富,曾署理工商总长、参议院副议长,现在又是南方军政府首席代表、外交次长;为了我国南北两方能团结一致对外,我路过纽约时就特邀当时在那里的王博士一同前来出席和会,当时就表示,无论中国在和会上分有几席全权委员,即使只获两席,王博士也将任一席。这不仅是我个人为守信,而且更在于国家大局。此外,建议顺次为顾维钧博士、施肇基博士、魏宸组博士。前两位是按争取美英支持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而论。魏博士则因曾担任外交部的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中文公文撰写,经验丰富。我本来极愿请胡惟德公使也出任,遗憾的是席位有限。但是,胡公使虽非全权委员,仍可参与和会全部事宜,在内部讨论时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我将有赖于胡公使的合作,而驻法公使一职本身,可使胡公使对外也为委员团助力,希望能予理解。此外,汪荣宝公使,颜惠庆公使,王广圻公使,也请与胡惟德公使同样参与和会事宜,参与内部议决,与全权委员视同一体。其他各位公使则请为委员团顾问,委员团将有赖于在座各位的协助与合作。”

胡惟德是在座唯一比陆征祥资深者——不但是曾提拔过陆的老上司,而且是前清末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内阁的外务副大臣、署理外务大臣,在袁于民元三月宣布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被改任税务处督办,并在陆到任外交总长前兼任署理,对其后来居上早已乐观其成,虽然倾向沿用前清旧规而老派保守,但对陆的西化体制改革及起用新人——三十一岁的顾维钧和三十三岁的魏宸组,并不抵触;其实之前在冷场时发言请总长选定,就是递送台阶,暗示可不虑及对他的许诺,又不明显谦让而使他人难堪,颇具绅士风度。胡惟德此时自然心平气和而答:“请陆总长放心,本人于头衔并无所求,理所当然亦将继续效劳。”

其他公使资历都不如胡惟德,自然也纷纷表态认同。顾维钧却注意到施肇基面色不豫,于是发言:“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在民元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无影响,我所感兴趣的只是继续即将开展的工作,一如既往。”

顾维钧,字少川,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年)腊月十七( 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幼时入旧式私塾,十一岁考入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他十三岁时又考入圣公会办的圣约翰书院,比年长十一岁的施肇基入预科后进十三年,与施的两个侄儿同学,十六岁毕业,又自费与施的三个侄儿同往美国留学;而施以清廷外交官的身份领队,当时已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次年将获哲学博士学位。顾维钧先入纽约库克学院。次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主修国际法与外交学,二十一岁获文学士和政治学硕士,民国元年二十四岁获国际公法及外交哲学博士学位。经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首届国务总理唐绍仪介绍,同年回国任大总统英文秘书兼外交部秘书,两年后与其女儿唐宝玥结婚。民国四年八月升任驻墨西哥公使,十月调任驻美国公使,并获耶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这个期间,其外交部上司在座者就包括:相继担任或代理总长的陆征祥、胡惟德、夏诒霆,担任过首届次长的颜惠庆。顾维钧作为外交界后起之秀,少年得意,在所有公使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却升迁最快,入行仅三年就跃升公使,而且是在美国这样的一等大国,简直是平步青云,早已令诸多老资格同僚眼红不已,难以释怀。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通常也尽量保持低调,为减少同事间不必要的摩擦和内耗,一改在工作上当仁不让的强势风格,对不影响职业效能的名位之争总是谦恭退避。

陆征祥解释说:“在此次和会中,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言,和美国委员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顾公使是与美方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公使,主要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本委员团的内务,列为第五也符合其本人意愿。”

顾维钧说:“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请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

陆征祥看了施肇基一眼,又思考了一下,理解了顾的顾虑,于是重新宣布:“考虑到顾博士的建议,委员团全权委员名单位次排列如后:陆征祥、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顾维钧博士、魏宸组博士。请驻法公使馆参赞兼委员团秘书长岳昭燏先生,负责准备名单函件,由我签字后立即提交和会秘书处。请魏宸组博士负责拟写电文,呈请大总统徐世昌先生按所报名单及位次予以任命,电报也尽快发出。”

……

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奥塞堤岸的外交部大钟厅内正式开幕,二十七个协约国和参战国以及英国三个自治领和两个殖民地代表共一千多人出席了开幕式。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致长篇开幕辞,指出德意志帝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讲到同盟国发动世界大战的恶行,协约国反侵略的伟大牺牲,对实现持久和平的期待,并提出了制裁战争祸首及肢解德国的基本方案。

开幕式后,各国和地区七十位全权委员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委员团由陆征祥和王正廷作为正式全权代表出席。全会选举确认了和会主席和副主席、“十人会”和 ‘四巨头会’的组成人员,都基本与原计划一样,只是日本在“十人会”中换了一人——因首席全权委员西园寺公望年老体弱,以第三席委员珍田舍己子爵替补,他是日本驻英国大使、前副外相,在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曾任驻上海总领事兼辖长江口岸日本商务。同时获知,日本的另两位全权委员是:驻法国大使、前驻清参赞署理公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利大使、前驻华大使伊集院彦吉。由此可见,日本在和会上很可能要提出山东的胶州湾问题,将其前几年出兵夺取的德国租借地占领在国际上合法化,以避免中国提出要求直接收回已战败的德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同日,陆征祥电外交部称:“山东问题即须提出,请电告相关之山东铁路借款合同内容。”

他去年乘船来法绕道东京时,十二月九日曾礼节性会见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内田曾明确表示:“至青岛问题,俟与德国交涉清楚后,按照原议归还中国,请中国勿听德人或他方之挑拨,致生异议。” 陆则回应:“两国原议自应按照办理,将来两国代表在和会,仍愿彼此遇事接洽。”

“原议”是指陆征祥原已处理过的两次“中日密约”:

1)民国四年五月大总统袁世凯授权外交总长陆征祥签署的包括山东问题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缩减版),主要是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奉袁令直接经办;

2)去年九月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驻日公使章宗祥签署的《关于处理山东各问题的换文》,是财政总长兼交通总长曹汝霖负责经办的“西元借款”的交换条件,也得到外交总长陆征祥认可。章在换文中回文的主要内容为:“(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三)右列巡警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一月二十一日,陆征祥收到北京回电,只见大总统徐世昌特委全权委员命令如下:

“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此令”

他大吃一惊,因名单位次虽只是小有变更——将顾提到王、施之前,但后两人必然对北京方面这种明显要重用顾维钧的变动大为不满。不过他也十分明白大总统如此变动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虽然心烦意乱,但还是马上让岳昭燏通知顾维钧,尽快到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面谈。

顾维钧到后,接过陆征祥默默地递给他的电报,看后愣了一会说:“这种改变令我吃惊。总长可以向北京说明,正式名单已经发出,不宜仅为代表位次而撤销原件,另发新函。任何这类突然变化都会使人产生不良印象,或者损害总长本人威信。外交总长毕竟是和会上中国政府的代表。”

陆征祥虽心中不快,但态度坚定地说:“那不行,我签发的只不过是外交部函件,而载有大总统训令的电报高于任何外交部函件;总统的意愿必须尊重,我们都是政府的仆人。”

顾维钧说:“我名列第二还是第四,对我本人都一样,但是您身体欠佳,恐不能保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可不宜由我接替您为首席呀!”

陆征祥解释说:“我曾接过一封非正式电报,告知国内形势,表示大总统和政府方面对我健康状况的忧虑。在他们心目中,如我不能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则应由你代我去为中国辩护。我也认为,他们在这点上是正确的,因鉴于国内政治情势,如我因健康关系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便让南方代表王正廷博士来作为首席代表中国政府。我叫你来只是为了通知此项训令,使你心里有数,至于新函拟稿及发送已让岳昭燏去办理了。”

顾维钧见没有再辩的余地,只得告辞。

不过,这份大总统改变全权委员名位的电报,以及陆征祥虽然勉强服从,但又因自己没获国内充分信任而不满,已心存辞职交班的意念,无疑给日后中国委员团的内争内耗留下了隐患。

十、山东条款 日本谋正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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