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系列小说《学潮春秋》节选）
八、图书馆内 创政治周刊
九、和平会议 中国争全权
民国八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时。
法国首都巴黎市内，吕特蒂旅馆，一间会议室内。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巴黎和会）的中国委员（代表）团召开首次会议，由首席委员、外交总长陆征祥主持，出席会议者有中国驻各国公使：驻法国公使胡惟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丹麦公使、前驻德国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驻荷兰公使唐在复，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新任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新任驻瑞士公使汪荣宝，驻美国兼古巴公使顾维钧，驻巴西兼秘鲁公使夏诒霆，驻和会专门委员、顾问严鹤龄，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前外交次长兼代理外交总长、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以及驻欧各公使馆参赞等。
陆征祥字子欣，生于清朝同治十年（庚子年）四月廿五（公元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上海出生，父亲是外国来华基督教会雇用的传教员，原籍江苏省苏太仓县人。他自幼随父母加入基督教，八岁丧母，十三岁进上海广方言馆主修法语，二十一岁毕业后被推荐到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法文门）深造，次年奉派出任驻俄罗斯帝国公使馆四等秘书兼译员（因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流行法语），获派驻俄、德、奧、荷钦差大臣许景澄青睐并收为门生。在外交官的社交活动中，他爱上了一位天主教的法语女教师培德·博斐（Berthe Bovy）——比利时国王侍从武官的女儿和驻俄公使的亲戚，不顾使馆的反对，说服已升调北京时任吏部左侍郎兼京师大学堂管理学务大臣的恩师许景澄疏通，二十八岁时与年长他十六岁的培德结婚。岂料，次年义和团乱，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反对朝廷军机处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区，此后因清军枪杀前往寻求官方保护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激起八国联军出兵干预，慈禧太后下令对十一国宣战，并处死反对宣战的许景澄和袁昶，两周后又下令处死主和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后称“庚子被祸五大臣”——后因清廷战败，根据被迫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才平反为“庚子五忠”。陆征祥则由此滋生对清廷不满。又二年二月，年长他八岁的上海广方言馆学长、使馆三品衔二等参赞胡惟德，在公使杨儒病逝后任代办使事，七月升任驻俄公使，奏留陆征祥升补其参赞缺。一九〇六年，陆征祥升为首任驻荷兰公使，离俄去海牙建馆；一九一一年，他改入天主教，不久就奉命以改订陆地通商条约专使，去俄京圣彼得堡签约，并改任驻俄公使。当年武昌起义后，次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陆征祥于三日联合一些驻外使臣，通电请清帝退位。同年五月，他应召回国，被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首届内阁外交总长，此后又任国务总理，成为民国外交界第一人——从民国元年首届至今不满七年，北京政府共十七届政府，其中十届由他任外交总长，每年都任一段时间，此外还三次任国务总理或相当于总理的国务卿，或任总统外交顾问、内阁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期间还出任驻瑞士公使。作为老资格职业外交官和基督徒，他颇能委曲求全且风度良好，是公认的“好好先生”。
陆征祥与王正廷一起，于今天早晨四时半才抵达巴黎。陆是于去年十二月一日率随员及家眷乘船离开中国，被迫绕远道经日本和美国，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在途中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海轮和火车颠簸，还生病过两次，本已疲惫不堪，但考虑到巴黎和会事关重大，时间紧迫，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和延误，到旅馆后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召集会议，听取先期抵达的公使们汇报和会的贮备工作情况。
和会早已预定在巴黎召开，会议筹备事项等，是由会议秘书长通知各相关国驻法使馆和驻会专门委员，转告各国政府。因此，驻法公使胡惟德首先汇报：
“……据说和会主席将推举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充任，副主席将推举其他四大国领导人——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日本元老、前首相西园寺公望侯爵充任。和会的决策机构是‘五强会议’，由法、美、英、意、日五大国各派两名全权委员出席，所以又称‘十人会’。这十个人除前述五人外，再加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法国外长史蒂芬·毕勋（Stephen Pichon）、英国外相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意大利外相西德尼·桑理诺（Sidney Sonnino）男爵、日本前外相牧野伸显男爵。十人会有可能分成两种形式：一是四国政府领袖会议——有法国总理、美国总统和英、意首相组成的‘四巨头会’ ——日本在任首相因不出席和会而失去资格，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称‘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上会议’；二是法、美、英、意四国外长和日本前外相组成的‘五人会’，作为领袖会议的辅佐机构。十人会和领袖会议，均由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任主席。据说十人会已决定，各协约过和参战国出席和会的全权委员席位分三类：第一类是主要协约国五强——法、美、英、意、日，每国五个席位；第二类是比利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巴西、中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汉志（沙特阿拉伯）、葡萄牙、泰国等十一个国家，以及英国的三个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殖民地印度，每个国家或地区各两个席位；第三类是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乌拉圭等十一个国家，以及英国殖民地新西兰，各一个席位。合计六十七个席位……。”
“中国怎么只有两个席位呢？”陆征祥不满地问：“原先不是说‘中国想派多少个全权委员都可以’吗？”
胡惟德解释：“我们最初向法国外交部询问时，他们是那样说的。但后来的说法又不同了……”
这是令陆征祥不愉快的第一个信息，使他处境尴尬。他原以为中国可以在和会上派出较多全权委员，因此曾对至少五个人做过许诺。现在只有两个席位，他将如何守诺呢？岂不令自己这个外交总长失信！他思考了一下，提议说：
“关于和会的席位问题，我们散会以后在分别找五强委员团磋商，争取他们支持增加中国的席位。现在请继续谈吧！”
胡惟德继续汇报：“除了前述二十七个协约国和参战国，以及英国三个自治领和两个殖民地，原先属于协约国方面的，还有俄国，以及从俄国分离出的四个新独立国——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十人会决定向这五个国家提出参加和会的条件，不符合条件就不能参加和会。战败的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尼亚，十人会决定不要他们参加和会。
“和会开幕时间和地点没有改吧？” 陆征祥问。
“没有！还是预定的十八号就是下星期六下午三点，地点是巴黎奥塞堤岸的外交部大厅。……”
法国有意选择一月十八日开幕，正是要以此一雪国耻——四十八年前的这一天，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在普法战争大胜后耀武扬威，特地选在普军占领的巴黎，不可一世地宣布成立大德意志帝国，就位帝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孙子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曾经企图称霸欧洲和世界并宣称要“逐渐瓜分中国”，但现在已因德国战败，逃到中立的荷兰王国而被废黜，德意志皇朝和普鲁士王朝已灭亡，与之同盟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都崩溃。
驻美公使顾维钧随后汇报：“根据您的的训令，我在华盛顿时写了一份说帖，通过美国国务卿蓝辛递交给威尔逊总统。说帖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今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二，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应受到将要签定的和平条约签字国的尊重；三，一九〇〇年义和拳之乱所导致的《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予以修正。说帖还强调了两点：第一，自《辛丑条约》签定以来，驻京外交使节们一直十分安全，因此在北京的外国使馆卫队，以及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外国驻军，应永远撤离中国；第二，鉴于中国财政困难，也为对中国做到公平对待，进口税率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废除境内运货税厘金的交换条件。我还向美国国务院陈述过中国在和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美国政府反应如何？”陆征祥问。
“美国国务卿蓝辛曾向我保证，对说帖中所提的希望，美国是同情的。”顾维钧继续汇报：“我还特地请求会见威尔逊总统。一九一〇年，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就认识我。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是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曾参加过他的一次家宴。那时我们曾讨论过政治哲学和美国行政管理，他向我问过许多关于中国及中国人民政治发展趋势的问题。这次我来巴黎前，威尔逊总统在白宫接见我，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他对我详谈了对和会的希望，反复重申他在‘十四条和平原则’。他说，不应再用老一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建立新秩序，今后结束一切战争，使子孙后代不再相残。他表示希望中国在和会上支持建立国际联盟。我曾给外交部呈递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知道政府对该计划是赞同的。所以，我当即保证，中国一定支持。他对我将出席巴黎和会表示高兴，邀请我同船赴法。但我因已经作好在他之前起程的一切安排，所以婉言谢绝了。他希望我到巴黎后和美国委员团保持联络。我和施公使于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抵巴黎，即会同胡公使合力协商筹备。威尔逊总统、蓝辛国务卿一行三日后到巴黎，总统不日即去战地访问。十八日晨，我和胡施两公使去拜访美国委员团，回复蓝辛国务卿前托驻华公使问及中国参加预备所抱宗旨事。他所称美国在此次和会对于中国希望各节自当协助等，我们已电告外交部，并转陆总长。随后，我又与总统首席顾问、第三全权委员爱德华·豪斯上校（Colonel Edward House）晤谈，他是总统派驻欧洲的全权代表，很受总统信任，协助起草了‘十四条和平原则’。他称曾经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实为远东和平之枢纽，欲求远东和平之永久，须先将中国问题完满解决。美国对中国一向主张协助，本全权如有可以相助之处，尽可随时见告，以便设法协力进行，等等。美国的反应还是鼓舞人心的。”
“美国的另两位全权委员呢？” 陆征祥又问。
“还有两位是塔斯克·布利斯将军（General Tasker Bliss）和亨利·怀特大使（Henry White）。布利斯将军是此次欧战‘战时理事会’（Supreme War Council）的美方代表，怀特大使是退休外交官，战前曾相继任驻意大利和法国大使，是公认为最杰出的欧洲通，也是支持威尔逊总统和平计划的少有共和党人。这两位都不熟悉远东事务，因此都还没有打交道。不过，美国委员团远东事务顾问爱德华·威廉士教授（Prof. Edward Williams）是我们的老朋友，陆总长也熟得很！”
“威廉士教授？啊！你说的是卫理老先生，他当了四年远东司长后，听说去年退休了，竟然改行当了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就是他！中文名是叫卫理，去年六十四岁退休，应邀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过几个月后就应威尔逊总统邀请到巴黎来了。卫老先生很爱中国，和我是忘年之交，他当然更会一如既往地尽力帮助我们。”
“太好了！他到中国传教至今已三十多年了，当外交官也有二十多年，资历是最老的。民初当了一年多驻华使馆参赞衔临时代办，我那时作总长见面倒不多，胡公使在清末民初都署理外交部，为美国外交承认事，办交涉多些吧？”
“那倒是！” 胡惟德答到：“记得他是民前一年八月接临时代办的，我是十月武昌起事后奉清廷起用袁项城组阁调令出任外务部副大臣，后署理外务大臣。民元三月，袁受禅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又令我署理外交总长两月等陆总长到任，那七个月间和卫老先生交涉是多点，尤其是为承认民国事。不过，外交部在京与他见面交涉最多的，恐非颜公使莫属吧？”
“呵呵！”颜惠庆笑接：“只能说在座的是算我了。记得他最初是前清庚子前在上海总领事馆当了四年翻译，后来升调北京公使馆当中文秘书八年，任天津领事两年，然后于民前二年回美任远东司助理司长一年，又派任北京使馆一秘、参赞。我恰是在民元前二年从驻美使馆二等参赞任上奉召回国，出任外务部主事负责对外新闻，正好彼此错过，不久我升任右参议，到次年他再派驻北京使馆时才开始见面，尤其十月后袁项城组阁起更需要列强支持，经常去唔访各公使馆，都带胡大人和我为随员，胡大人又嘱我跟进，后我升任左丞，负此专责；民元首届唐内阁任外交部次长，直到次年一月由陆总长推荐派驻德国公使，为游说各国承认民国事，与卫老先生交往倒是更多些，那时美国公使嘉乐恒（William James Calhoun）因名义上只是驻清使节而回避不出面，虽听说他也一直在尽力促成承认。因驻北京使馆的极力推动，美国政府成为列强中最早承认民国者。”
“只是让我们的巴西和秘鲁朋友抢了先声二十多天，哈哈！” 夏诒霆笑着插话，“当然他们也是因响应美国号召成了出头的椽子，使美国免除了要独占鳌头的非议，否则其他列强还要继续观望拖延。”
“看来美国的支持仍会一如既往地有力，就看其他四强了。” 陆征祥又问：“你们准备好了向和会提出的文件吗？”
“我到巴黎后，准备向和会提出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希望条件说帖》七项：一，舍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裁撤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权。我和施肇基博士讨论了这七个问题的单子，决定待陆总长到后呈请批准。我主动承担一、四、五、七这四项的准备，施博士同意准备二、三两项；第六项归还租界问题，还没有人做准备。”
“归还租界问题，就由严鹤龄博士准备吧！”陆征祥说。他知道严顾两人是上海圣约翰书院同学，在美国又一起报考哥大的博士学位，再问：“顾博士和施博士准备的六项，写出初稿了吗？”
“我们准备每项都写一份文件。”顾维钧答：“我正在为分担的四项搜集资料，现在还没有写出来。不过，我已经写好了有关国际联盟问题的两个说帖：一个是关于建立这种新世界组织的原则，以及我所了解的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国队这个问题的观点；另一个是有关该组织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应全力支持的理由……”
“我同意准备的两项也正在准备中，还没有写出来。”施肇基说明：“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据我所知，英国委员团不曾有人过问此事……”
“据我所知，法国外交部似乎也无人过问。”胡惟德接过话头：“在我看来，我们似乎也不必再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它对中国无关紧要，对全球恐怕也关系不大……”
其他几位驻欧公使，有的也简单汇报了与相关国家委员团联络的情况。
最后，陆征祥总结后再次指示：“现在距和会开幕只有一个礼拜了。希望胡公使、顾公使、施公使、王公使，分别与法、美、英、意四巨头的委员团磋商，争取他们支持增加中国的席位。这点对我国政府在国内的声誉有影响，对我国在和会上的地位也有影响。在开幕前，我们要全力以赴努力争取。我也在拜访法国东道主时提提这个问题。今天就到此散会了。”
……
一月十七日下午，陆征祥在旅馆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者与首次相同。他首先要三位公使向会议汇报各自的磋商结果，尽管他本人早已随时了解，但他需要与会者也都明了现状，以便议决全权委员名单，报到国内请总统批准。
顾维钧首先汇报：“我与美国委员团多次磋商，希望支持中国增加席位。美方一如既往‘深表同情’，并向我保证，威尔逊总统将给予支持。他们还提到，巴西等国也在请求增加席位。但我听说向法、英两方争取支持的结果，不大鼓舞人心。我感到，仅由美国表示支持，恐怕难于获得五席，但希望至少也要多于两席，看来关键还在于法英等其他列强……”
胡惟德接话：“陆总长要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亲自同我到法国外交部，与毕勋外长多次磋商。但毕勋始终表示‘碍难增加’，他在前清曾任驻北京公使三年，经历过义和拳乱，对我国印象似不大好。陆总长回顾说：法、英两国当初劝说中国参战时曾许诺，中国若参战，胜后和会上将以大国对待；两国使馆又以照会将此许诺进一步确认。因而中国参战了，现在就应该以大国相待，给予五个席位。毕勋回答说：中国的席位是十人会决定，非法、英一两个国家可以改变；而且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取决于该国在战争中所做过的努力。随后我们获悉，巴西、比利时、塞尔维亚三国的全权委员，已有两席增到三席。陆总长又以此为根据争辩，但毕勋回答：中国对协约国实际帮助甚少，而那三国贡献甚大，尤其巴西海军曾巡戈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军火船只。陆总长多次争辩不果，又拜见了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和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总统答语含糊，总理说法则与外长一样。”
施肇基和王广圻也汇报了分别与英国、意大利委员团的磋商情况，基本上与法国的应对相仿，结果都令人沮丧。
陆征祥最后总结说：“与四巨头磋商的结果，大致就是四位公使所报告的这样，无法增加席位了。不过，我们已经弄清，中国虽然只能有两个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调换，不限于固定哪两人；和会可以接受和承认中国提出五个全权委员的名单，只是每次出席会议限定其中任两人。因此，我想以提出五人名单较为适宜。超过五人，和会可能不会接受，少于五人，对国内国外的观感都似乎不大好，委员团工作起来也有不便。我是总统委派来出席和会的，现在就请大家在推荐四人，以便报请总统正式任命。”
会场一片沉默。
陆征祥到巴黎前，就曾对顾维钧、施肇基、胡惟德、魏宸组和王正廷等至少五人，分别表示过要任命其为全权委员之一。现在除他本人外，只能提名四人，因此感到为难。他把这个棘手问题推给今天到会者，希望有人能帮他解决难题。或者曾许诺过的几位中有人能表示谦让，他就可表扬谦让者而顺水推舟；或者任何与会者提出名单，也可就势讨论而解脱困境。
然而，与会者都是外交内和老手，在这类微妙敏感的人事问题上，又是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保持外交家的风度，既不愿意出头充能，也不愿意领先示弱。
在一阵静寂之后，最年长资深的胡惟德开口：“建议由总长选定。”
球似乎又回到陆征祥面前。他仍踌躇不定，喝了几口茶作为掩饰，终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权衡国家全局利益，并鉴于更需要美英两大国的支持帮助，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全权委员的另四位如后。建议王正廷博士任次席全权委员，因他经验丰富，曾署理工商总长、参议院副议长，现在又是南方军政府首席代表、外交次长；为了我国南北两方能团结一致对外，我路过纽约时就特邀当时在那里的王博士一同前来出席和会，当时就表示，无论中国在和会上分有几席全权委员，即使只获两席，王博士也将任一席。这不仅是我个人为守信，而且更在于国家大局。此外，建议顺次为顾维钧博士、施肇基博士、魏宸组博士。前两位是按争取美英支持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而论。魏博士则因曾担任外交部的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中文公文撰写，经验丰富。我本来极愿请胡惟德公使也出任，遗憾的是席位有限。但是，胡公使虽非全权委员，仍可参与和会全部事宜，在内部讨论时享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我将有赖于胡公使的合作，而驻法公使一职本身，可使胡公使对外也为委员团助力，希望能予理解。此外，汪荣宝公使，颜惠庆公使，王广圻公使，也请与胡惟德公使同样参与和会事宜，参与内部议决，与全权委员视同一体。其他各位公使则请为委员团顾问，委员团将有赖于在座各位的协助与合作。”
胡惟德是在座唯一比陆征祥资深者——不但是曾提拔过陆的老上司，而且是前清末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内阁的外务副大臣、署理外务大臣，在袁于民元三月宣布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被改任税务处督办，并在陆到任外交总长前兼任署理，对其后来居上早已乐观其成，虽然倾向沿用前清旧规而老派保守，但对陆的西化体制改革及起用新人——三十一岁的顾维钧和三十三岁的魏宸组，并不抵触；其实之前在冷场时发言请总长选定，就是递送台阶，暗示可不虑及对他的许诺，又不明显谦让而使他人难堪，颇具绅士风度。胡惟德此时自然心平气和而答：“请陆总长放心，本人于头衔并无所求，理所当然亦将继续效劳。”
其他公使资历都不如胡惟德，自然也纷纷表态认同。顾维钧却注意到施肇基面色不豫，于是发言：“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在民元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无影响，我所感兴趣的只是继续即将开展的工作，一如既往。”
顾维钧，字少川，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年）腊月十七（ 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幼时入旧式私塾，十一岁考入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他十三岁时又考入圣公会办的圣约翰书院，比年长十一岁的施肇基入预科后进十三年，与施的两个侄儿同学，十六岁毕业，又自费与施的三个侄儿同往美国留学；而施以清廷外交官的身份领队，当时已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次年将获哲学博士学位。顾维钧先入纽约库克学院。次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主修国际法与外交学，二十一岁获文学士和政治学硕士，民国元年二十四岁获国际公法及外交哲学博士学位。经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首届国务总理唐绍仪介绍，同年回国任大总统英文秘书兼外交部秘书，两年后与其女儿唐宝玥结婚。民国四年八月升任驻墨西哥公使，十月调任驻美国公使，并获耶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这个期间，其外交部上司在座者就包括：相继担任或代理总长的陆征祥、胡惟德、夏诒霆，担任过首届次长的颜惠庆。顾维钧作为外交界后起之秀，少年得意，在所有公使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却升迁最快，入行仅三年就跃升公使，而且是在美国这样的一等大国，简直是平步青云，早已令诸多老资格同僚眼红不已，难以释怀。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通常也尽量保持低调，为减少同事间不必要的摩擦和内耗，一改在工作上当仁不让的强势风格，对不影响职业效能的名位之争总是谦恭退避。
陆征祥解释说：“在此次和会中，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言，和美国委员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顾公使是与美方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公使，主要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本委员团的内务，列为第五也符合其本人意愿。”
顾维钧说：“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请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
陆征祥看了施肇基一眼，又思考了一下，理解了顾的顾虑，于是重新宣布：“考虑到顾博士的建议，委员团全权委员名单位次排列如后：陆征祥、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顾维钧博士、魏宸组博士。请驻法公使馆参赞兼委员团秘书长岳昭燏先生，负责准备名单函件，由我签字后立即提交和会秘书处。请魏宸组博士负责拟写电文，呈请大总统徐世昌先生按所报名单及位次予以任命，电报也尽快发出。”
……
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奥塞堤岸的外交部大钟厅内正式开幕，二十七个协约国和参战国以及英国三个自治领和两个殖民地代表共一千多人出席了开幕式。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致长篇开幕辞，指出德意志帝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讲到同盟国发动世界大战的恶行，协约国反侵略的伟大牺牲，对实现持久和平的期待，并提出了制裁战争祸首及肢解德国的基本方案。
开幕式后，各国和地区七十位全权委员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委员团由陆征祥和王正廷作为正式全权代表出席。全会选举确认了和会主席和副主席、“十人会”和 ‘四巨头会’的组成人员，都基本与原计划一样，只是日本在“十人会”中换了一人——因首席全权委员西园寺公望年老患病推迟出发而未到达巴黎，以第三席委员珍田舍己子爵替补，他是日本驻英国大使、前副外相，在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曾任驻上海总领事兼辖长江口岸日本商务。同时获知，日本的另两位全权委员是：驻法国大使、前驻清参赞署理公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利大使、前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由此可见，日本在和会上很可能要提出山东的胶州湾问题，将其前几年出兵夺取的德国租借地占领在国际上合法化，以避免中国提出要求直接收回已战败的德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同日，陆征祥电外交部称：“山东问题即须提出，请电告相关之山东铁路借款合同内容。”
他去年乘船来法绕道东京时，十二月九日曾礼节性会见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内田曾明确表示：“至青岛问题，俟与德国交涉清楚后，按照原议归还中国，请中国勿听德人或他方之挑拨，致生异议。” 陆则回应：“两国原议自应按照办理，将来两国代表在和会，仍愿彼此遇事接洽。”
“原议”是指陆征祥原已处理过的两次“中日密约”：
1）民国四年五月大总统袁世凯授权外交总长陆征祥签署的包括山东问题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缩减版），主要是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奉袁令直接经办；
2）去年九月国务总理段祺瑞授权驻日公使章宗祥签署的《关于处理山东各问题的换文》，是财政总长兼交通总长曹汝霖负责经办的“西元借款”的交换条件，也得到外交总长陆征祥认可。章在换文中回文的主要内容为：“（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三）右列巡警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一月二十一日，陆征祥收到北京回电，只见大总统徐世昌特委全权委员命令如下：
“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此令”
他大吃一惊，因名单位次虽只是小有变更——将顾提到王、施之前，但后两人必然对北京方面这种明显要重用顾维钧的变动大为不满。不过他也十分明白大总统如此变动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虽然心烦意乱，但还是马上让岳昭燏通知顾维钧，尽快到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面谈。
顾维钧到后，接过陆征祥默默地递给他的电报，看后愣了一会说：“这种改变令我吃惊。总长可以向北京说明，正式名单已经发出，不宜仅为代表位次而撤销原件，另发新函。任何这类突然变化都会使人产生不良印象，或者损害总长本人威信。外交总长毕竟是和会上中国政府的代表。”
陆征祥虽心中不快，但态度坚定地说：“那不行，我签发的只不过是外交部函件，而载有大总统训令的电报高于任何外交部函件；总统的意愿必须尊重，我们都是政府的仆人。”
顾维钧说：“我名列第二还是第四，对我本人都一样，但是您身体欠佳，恐不能保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可不宜由我接替您为首席呀！”
陆征祥解释说：“我曾接过一封非正式电报，告知国内形势，表示大总统和政府方面对我健康状况的忧虑。在他们心目中，如我不能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则应由你代我去为中国辩护。我也认为，他们在这点上是正确的，因鉴于国内政治情势，如我因健康关系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便让南方代表作为中国政府首席全权。何况最近又传说，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因王正廷个人决定接受所谓‘伪国会’选出的‘非法大总统’任命，要否定他作为南方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
“喔！”顾维钧对此倒显得不大吃惊，问：“他们要罢免王正廷博士的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
“那倒还不至于。” 陆征祥解释说：“听说虽有议员致函参议院议长林子超，咨请军政府发电照会谴责其‘失节’，且提议除名，但林子超一向看重王正廷，何况也没有足够议员支持除名提案。去年十二月，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兼外交总长伍廷芳伍秩老曾公告致电巴黎和会五强，请求承认他和孙中山、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五人为中国全权专使，其中王宠惠还在北京任修订法律馆总裁，无非因他曾是国民党主干，又可代表北京政府，以示‘南北团结’。当然如此也只是争取列强支持的姿态，不可能真以为会得到列强响应，但其程序上还要报非常国会批准。因王宠惠已声明拒绝，于是本月九日发表的专使五人就换成了汪兆铭，按计划是明天由非常国会参议院投票，但据我得到可靠消息，只有孙、伍两大元老肯定得票过半，其他三个年轻人都很可能落选，而尤以王正廷因‘失节’于已得到我方任命怕是会得票最低。”
“原来如此！” 顾维钧说：“王博士是成了旧国会反对新国会的出气筒。不过，他前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任外交次长兼代总长，去年春天奉命作为特使在去美国为军政府游说，这都是众所周知的。王博士虽然不象我们是职业外交官出身，但在广州军政府中，论外交资历，除了伍家父子也无人可比。伍老已年近八十，不大可能真来巴黎吧？那就是要派梯云兄来了？”
“伍秩老肯定不会。孙先生也不打算来，据说是极力支持伍公子来。梯云虽说比王正廷年轻五岁，但资历也是紧追而上了。”
“是呀！记得梯云不但去年春接了王博士的军政府外交次长，而且民元从政时出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正好也是接了王博士在半年前出任的职务。现在又要他接全权？”
“南方已经向北京提了要补加梯云，没有提要换人，但恐也明白如果人数不能变，当然也就只会换王正廷了，无非是恶人要让我们做。其实，我在出国之前先就是邀请梯云，毕竟他之前在北京外交部任参事长达五年之久，而且专事国际法条，我们这些人中，除了你这位国际法和外交学大博士，这方面恐怕也无人可比了！”
“呵呵！总长这是谬赞了！”顾维钧笑着说：“梯云比我年长不到一岁，但确是法律和条约专家，不但学历是伦敦大学法学士加剑桥大学法学硕士，而且有英国律师执照，还在外交部专管国际条约这些年，这方面在中国恐怕只在伍老一人之下，真所谓‘家学渊源’了。而我只是字面上的‘博士’，学历其实是杂家——本科文学士、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公法兼外交学博士，任职也是先在总统府和外交部当英文秘书近三年，后来就是三年多公使，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只是个荣誉称号而已！”
“哈哈！” 陆征祥也笑了，说：“顾博士是自谦了！要说学历和任职，在国际法条方面，梯云倒确实是民国外交界你们这代人中的翘首，但是缺了出使和谈判的经历，因此如果与顾博士一起在和会合作，你正他副才是绝配。可惜他恐怕是受吴秩老视我方为‘非法’的影响，没有王正廷那么知变通，至今也没有答应接受徐大总统任命。记得王正廷当年在耶鲁大学因病没拿法学硕士就休学回国了，学历上是比不上梯云，虽然也没有出使的外交经验，但这些年多次参加各种谈判，无论是当首届国会参议院副议长，还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总会任职那几年，以及去年到美国游说大半年，结交了美国外交界和政界的不少关系。他民元到北京没有进外交部，而是先升任令岳唐少川内阁的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与当时署理外交总长的胡馨吾和三个月后到任的我、外交次长颜骏人和交通总长施植之皆为内阁同僚，虽然时间不长，尤其我到后才半个月，他和几个同盟会的总长就随唐少川辞职了，但他后来在京当了几年副议长，虽没有共事也有些点头之交。听说可能是托了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关系，通过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找徐大总统推荐，而我路过美国奉命去邀请他也还谈得来，这才算真共事了。我们这几个人这次又能聚到一起，还真难得。何况，对外全权也不宜轻易换人，因此我建议的是照葡萄牙提六名全权的先例，梯云若愿来就加为第六。据说他和王正廷本就有点瑜亮情结，当初孙先生派王正廷到美，实际上也有外放让位给梯云之意。”
“这我倒是听说过。” 顾维钧点头说：“去年随王博士到美的还有两位代表，一位是孙先生的外交顾问兼英文秘书陈友仁先生，另一位是军政府外交部参事郭泰祺博士，从湖北都督府起就是王博士老部下。那两位在美主要从事宣扬南方军政府并贬低中国政府的公开活动，到华盛顿演讲时，我曾以私交名义请他们到公使馆便饭。彼此的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但倒没妨碍我们畅谈各自观点尤其人文琐事。郭博士很推崇陈先生，提到孙先生说过：中国精通英文者，仅三个半——其一辜鸿铭，其二伍朝枢，其三陈友仁。孙先生没说半个是谁，但据猜可能是指伍老先生或王宠惠。我猜伍老的可能性更大，王亮畴虽比梯云年长几岁，但比陈友仁年轻，以孙先生的身份说他是‘半个’没什么难开口的，倒是说父亲只有儿子一半不大合适了。辜、陈不但比梯云分别年长三十岁和十岁，而且还都是英国殖民地出生受教育，成年后才到中国；而梯云出生中国，十岁才随吴老出使美国区做小留学生，在那里不过读了八年高小和中学，又在英国读了四年大学和研究院，不但美式英语和伦敦英语都说得很地道，而且英文也确实出彩，可见天分之高。听说袁大总统民元那年调他进京，本是想请他做英文秘书，请伍老接您辞去的外交总长或王亮畴辞去的司法总长，但他们父子都婉拒了，伍老称病甚至都不进京，梯云兄虽进京但借口中文说不好，不适合当翻译型秘书，大总统当时不知其才具之高，主要只是想借重伍老，当然正好顺水推舟就改用了岳父推荐的我了。无论如何，这确实说明孙先生对梯云更器重得多，有了英文第二就把王博士和英文第三的陈先生外放了，还破例让他当乃父的次长，也不怕遭任人唯亲的物议。”
“是啊！” 陆征祥感叹说：“其实，梯云还是被伍老压了一头，否则南方恐怕会让他当总长了，虽说他今年才三十二，但南方是很有些人才，民元唐少川内阁的同盟会三总长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都只三十岁上下！顾博士看来也受徐大总统器重，我身体不大好，因此以后很多事要拜托你了，王正廷到底是南方代表，何况现在连这都成了问题。”
“总长委托我做什么，我自然是当仁不让，至于名位第几就无关紧要了。虽说我曾收到过华盛顿公使馆的一份报告，提到郭博士和陈先生显然震惊于其政治伙伴王博士不辞而别，对他随陆总长赴法之事极为恼火，声明不承认王博士为南方军政府在中国代表团内的发言人，他俩会尽快赶到巴黎以正视听。”
“喔？还有这事？”陆征祥恍然：“难怪听说孙先生极力主张梯云来，也不再忌讳两人的瑜亮情结了。之前还以为只是军政府那些挤走孙先生的当权派又借机排挤他的亲信，看来王博士这次随我来法，其实连孙先生那方也没事先商量过，大概是担心如果遭到反对就不好办了。也难怪孙先生派他那英文排名第三的秘书一起去美，现在想来恐怕也是有所提防吧？”
“看来是这样。不过，我建议对这些因国内政争而起的名位改变，除了梯云愿来应补名以外，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为好，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免得让外国人看笑话。”
“哎！”陆征祥叹了口气，说：“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我们外交使节也非临战将兵，哪能对大总统抗命？我叫顾博士来只是为了通知此项训令，使你心里有数，到时候该出头就要当仁不让，至于新函拟稿及发送已让昭燏去办理了。”
顾维钧见没有再辩的余地，只得告辞。不过，这份大总统改变全权委员名位的电报，以及陆征祥虽然勉强服从，但又因没获国内充分信任而不满，已心存辞职交班的意念，无疑给日后中国委员团的内争内耗留下了隐患。
陆征祥和顾维钧都更没料到的是，他们都仍打算为之维护名位的王正廷，因其作为南方代表的合法性遭到己方阵营否认，为显示气节和存在价值而偏改惯于变通的常态，使中国委员团内外政争交集，更加复杂化。
十、战后条款 日本谋正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