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的血与火（2）
上文说了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前苏俄社会工人与农民的处境，现在再看军队的情况:
军队的情况也十分糟糕， “在国内战争暂告段落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军人复员问题引起了军队的极度不稳，战斗力大大下降……同时，共和国形势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近期军事任务的性质(同农民暴动作斗争取代了同白卫军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暴露了红军的机关管理系统对上述任务的不适应性”。常年作战已使士兵们疲惫不堪，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与家乡的通信中，得知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粮沉重等消息，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队战斗力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初的俄国，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因此，从1917年底起苏俄政府不断地从这里吸收可靠的士兵充实红军队伍，派往国内战争前线。而作为基地守卫者的补充，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通过休假、通信等方式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21年初俄国空前的经济困难中，在频繁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喀琅施塔得同样弥漫着对苏维埃政府的不满情绪。
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俄罗斯出版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揭示了事件的真相。档案资料显示，这一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对布尔什维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的结果，事件并没有什么政党参与组织和策划，具有自发的性质，布尔什维克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不肯与他们谈判，迫使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举行起义。
档案资料显示，当时俄国有些农民起义中曾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人民的政权”，要求自由选举和工业的非国有化，喊出的口号是“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万岁！” “打倒共产党人！”起义者呼吁镇压起义的红军战士，“停止对农民，特别是起义农民的敌对行为吧！……难道说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一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在你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你们，应征的士兵们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的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你们最后一次以至永远号召: 离开红军，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下，广大农民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广大的工人和士兵与农民具有天然的联系，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倒行逆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CP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当设于特鲁博奇厂的军校生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三百名该厂的工人便带动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向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500人汇集于瓦西里也夫斯基区。于是，政府派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靠的军校学生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一种叛变行为，决定在彼得格勒实行戒严。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 “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和士兵，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校学生岗哨发生了几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在彼得格勒逮捕了上百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另外还有约二百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布尔什维克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当时的实际情况比上文所说的更为严重。2月24日，契卡向彼得格勒游行的工人开枪，打死了12人，还有上千工人被捕。结果，游行变成了群众性示威，上百名士兵站到了工人一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动自然对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产生了影响，他们曾经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布尔什维克党专政的实践使他们感到，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被党的政权所代替，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理想的破灭使得红色水兵与工人阶级此时已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他们以实际行动显示了这一点。
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在1920年12月，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官的特权日益增长；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 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退党的原因，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是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年2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的消息，也开始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不久前才从彼得格勒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月25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官兵中普遍存在着不满……24、25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水兵聚集于军舰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第一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 “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们射击。” 佐西莫夫很有经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水兵们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能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又激动起来，呼喊着: “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情况。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无党派人士)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 “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
26日，水兵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的要求。他们进入罢工工厂了解了具体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援引了另一位作家对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原因: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前几天曾住在彼得格勒的费多托夫.怀特收集了很多关于叛乱发生的原因的材料，他得出结论说， “蓝色的短呢衣(注: 水兵服装，这里用来指水兵)具有一种独立的思想情绪，他们在1917年至1921年期间决不是一直都支持苏维埃政府的。他们充满了革命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专政。” 他写道，“在发生叛乱期间，喀琅施塔得有497名共产党员(占整个党组织的将近四分之一)自愿退了党，有211名党员在暴动粉碎后被开除出党”。里弗要塞的一些共产党员宣布自己退党是因为“在这三年中有很多自私自利的人和向上爬的人都混进了党内，其结果是官僚制度发展了起来”。
接着，费希尔谈论了自己对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的原因:
叛乱者的领袖彼得里琴柯向记者叙述了另一个原因: “几年来当我们在前线或者在海上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新闻检查机关向我们隐瞒了家中发生的事情……当国内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请假回到家中时，父母问我们为什么要为压迫者打仗，这迫使我们要去想一想。”
不管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原因是什么，暴动是自发的。如果暴动经过事先准备的话，那它就会与二月中旬彼得格勒举行的罢工和游行同时进行，而战略上的考虑会使喀琅施塔得人等到流冰期过去以后再举行暴动。
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人民感到疲倦。党内存在着一种忧郁的情绪。苏维埃作为一种政权机关已不复存在。人民遭受着饥寒之苦。收成预料不好。要了解喀琅施塔得的那些20岁的鲁莽汉要举行叛乱，除了战后的现实使得他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这个原因而外，其他的解释是不需要的。
是的，当希望变成失望时，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就是这么发生的。
2月27日，水兵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彼得格勒一些工厂和战舰发生骚乱的原因，大批工人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28日，“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条: (1)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2)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3)要求集会、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4)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5)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6)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7)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8)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9)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10)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11)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12)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附和我们的决议；(13)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14)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15)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义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当地居民达一万六千多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也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 “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晚上，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船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喀琅施塔得水兵提出的决议内容无论是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是从普世价值的民主主义立场来看，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要求自由——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就等于要他们的命，这是他们绝对无法容忍的。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这样写道:
苏维埃政府没有同喀琅施塔得人进行谈判。当2月14日举行叛乱的坦波夫省的(农民)代表同列宁会见时，列宁同意提前在该省取消余粮征集制。——但是同喀琅施塔得人就自由问题，即就限制专政问题进行谈判，对此党自然是连想都不会去想的。政治局下令在托洛茨基、总司令谢·加米涅夫和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直接指挥下，立即向喀琅施塔得发起进攻。
喀琅施塔得的陆海军基地建立在芬兰湾的科特林岛上，东面距离彼得格勒有16海里(注: 一海里等于1.6公里)，北面距喀琅施塔得不到10海里，大陆上是奥拉宁包姆市。叛乱分子(当时)无论是对彼得格勒，还是对奥拉宁包姆，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他们本来是可以在奥拉宁包姆夺取大量的粮食储备以备长期被围之用的。
喀琅施塔得水兵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反对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当时他们的口号是“苏维埃政权万岁！” “人民代表大会万岁！” 可是布尔什维克则把他们作为“反革命”来加以血腥镇压。起义者在最后时刻曾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呼吁: “12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布尔什维克刽子手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 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布尔什维克专制者们的残杀！” 布尔什维克残酷地镇压一切外部的反对派，也残酷地镇压内部的反对派，这就是他们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24）
当年有一个匈牙利妇女去一家商店买东西。她进了商店后突然大喊了一声“啊！” 喊声刚落，一个男人从她身边跑到街上去，结果被警察抓住了。原来这个人是个小偷，警察正在追捕他。这时候，商店经理对这位妇女说: “非常感谢你。如果你不喊这一声，我们的商店可能要遭殃了。” 这个妇女说: “什么呀，我大喊了一声，并不是因为我发现这个人是小偷，而是因为发现你们的商品又涨价了。”
荀路 202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