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13）
四千万饿殍——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走偏的第一步：合作化
中共建政之初，因连年战争，农村凋敝，全国人均拥粮仅370斤／年，1952年增至395斤／年。[1]1949年前某地山农一年吃十顿白面，1953年每月可吃四五顿，薄一波作为“社会主义成绩”汇报给毛泽东。[2] 就这点底子，农民刚刚过上一二年太平日子，红色意识形态决定的合作化便开始了。“老大哥”苏联一直力主土地国有，认定土地私有不利于建立公有制。
1953年6月15日，急于建功立业的毛泽东在政治局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坚持新民主主义”，认定“右”了“慢”了，吹响合作化号角：
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3]
1955年，农村合作化进入高潮。但合作化并不像中共描绘的那般美妙，农民凭直觉就认定合作化走不通：失去利益驱动必然导致懈怠刁懒，平均分配更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由于强迫入社，农民入社前尽量私产变现——砍树杀畜卖牲口。某生产队原有生猪300多口，公社化后只剩下9口，鸡鸭更是几乎全杀光了。[4] 归社的大牲口也因饲养不善多多病死，全国牲畜锐减200万头以上。一向惜财的农民因共产失去利益驱动，“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60%。” [5]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向周恩来汇报：“出现比较普遍的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大批出卖牲畜、宰杀猪羊，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6]全国农村普遍“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7]极其碎屑的农活一经队长统一安排，根本无法达到精细化。农民原本自行安排活计，繁简搭配粗细错落，自动实现效率最大化，现在却要等着干部派活，几个干部的脑袋哪里抵得上每家每户“开动机器”？
合作化过程中，不少地方变相“劫富济贫”，富队非要搭配合并穷队，富队不愿意，上面硬不让，强行合社并队。[8]
乡谚——
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
社员年终实际所得越来越少，1958～60年某队人均年收入从37元降至10元、5元，劳动日值仅5分钱。[9]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
“田种好种坏，反正摊到我头上只几粒谷，怕懒得！”（湘语：怕什么）
浙江桐庐环二大队，1960年工分值仅0．0302元，社员劳动一年除了口粮仅得2．53元。一个壮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母鸡下蛋一枚可卖五角，壮劳力出工一天仅三角余。[10]北方某县农村壮劳力，“好年头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钱。”[11]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劳动力一天的身价。
合作化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薄一波承认：
据1957年估算，全国富裕中农人数在1亿以上。这些人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受限制和挫伤，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利的。[12]
孟德斯鸠（1689～1755）竟有预言：
大自然对人类是公道的。它按照人类的劳苦给与报酬。它以较大的报酬给与较大的劳动，它就这样鼓励人类勤劳。但是，如果专制的权力把大自然的报酬夺走的话，人们便将憎厌劳动，而怠惰便仿佛是唯一的幸福了。[13]
一亿富裕中农乃农村精英，最主要的生产力，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一并摧毁了农业生产基础。依照薄一波提供的资料——
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44%；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这些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14]
苏联强行推进集体农庄也造成类似恶果：1933年集体化全面确立，苏联农产量和家畜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941年仍未恢复1928年集体化以前水平。1953年苏联耕牛数量仍少于1913年。1946年，粮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也出现人吃人和父母吃子女的惨事。[15]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1913年全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仅8250万吨。[16]
李立三俄妻李莎回忆录——
对于苏联农村集体化中的强制性做法等偏差以及集体化运动给农业所造成的破坏，所有苏联人都怀有深深的反感。我就亲眼目睹了从新经济政策转向全面集体化之后农产品急剧减少，商店柜台空空如也，各种食品均开始凭票供应的惨境。更为悲惨的是莫斯科街头出现了骨瘦如柴的男女，他们衣衫褴褛，伸手向路人乞讨。莫斯科人悄悄传说，这些乞丐都是乌克兰农民。乌克兰，这个全国粮仓在集体化后发生了大饥荒，千百万人死于饥荒，幸存者纷纷逃命，一路遭到内务部士兵的阻拦和警察的无情追捕。[17]
出于政治需要，苏联长期封锁饥情，片面宣传“社会主义巨大成就”，致使毛共认为“公有制”乃绝对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一开国就确立“一面倒”学苏联。
无论如何，合作化运动乃是造成大饥荒的第一步原因。而决定这一“国家方向”的，当然是“伟大的马列主义”与中共政治力量。
“反右”失去理性过滤层
“反右”前，朝野对合作化弊端已看得很清楚，反对声浪渐大。1957年初，毛泽东清晰感受到这一声音，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说：:
1955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
1955年后，若再替农民叫苦，再反对统购统销与合作化，便是十分危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女）被毛斥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而撤职。[18]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打掉150万精英，镇压抗议极左政策的反对派，社会失去理性过滤层。由于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全社会对中共只能“歌德”（谀颂）不能“缺德”（批评），失去纠错必需的制衡力量。一党专政缺乏制衡，天然不易纠错，“反右”前已然绽露。千里驹：
“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19]
经济外行的中共，偏偏打跑各路专家，盲人瞎马。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著名谬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20] 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和平公社，公社书记说亩产可打一万斤，农家出身的刘竟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21] 闹出笑话多多。刘少奇：“外行领导是原则”。还有拆卸函谷关城楼、浙江龙泉古寺、江西崇义古塔、蓟县长城，向古迹要砖。为一点废钢铁，毛甚至想拆杭甬线与胶东线。[22] 尽显中共低下能力——顾头不顾脚的小农式管理水平，
1960年3月12日，烈属何明渊在天安门广场白日点灯笼，路透社短讯称寓意“暗无天日”。何的叔叔、大哥均为红军烈士，何被捕后：
大不了一个死了罢了！我如果不离开家乡，这会儿恐怕也已经饿死了！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彭真向周恩来、刘少奇汇报此案，刘难过得久久不语。[23]
1960年6月，湖南郴州电厂女青工刘桂阳（三代贫雇农、团员），愤贴标语十数张于中南海北门——
为了挽救全国人民，打倒人民公社！铲除人民公社！消灭人民公社！[24]
1960年底，毛泽东表弟贺晓秋之子闯中南海向毛面诉：
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民间反对合作化的声浪，中共高层完全清楚。但为体现“革命绩效”，为证明武装夺权的必要性、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毛共生生悖离古训“观俗立法”，硬将中国赶往“共产主义”，各种警报统统视为“前进中的暂时困难”，甚至归为“资本主义阻力”。
失去理性隔滤，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事实证明，哪儿“反右”积极、“白旗”拔得干净，哪儿灾难就越大。安徽濉溪县为“反右”积极县，共抓“右派”、“中右”、“反社会主义分子”1600余人，全国两千余县中首屈一指。大饥荒三年，濉溪县死亡人数也名列前茅，人口锐减1／4以上，仅1960年就减少12万。[25]“反右”发烧度较低的省份，饿死人的情况相对较轻。吉林是少数几个没饿死人的省份。[26]
大跃进对社会生态的大破坏
按中共理论，大跃进乃生产关系大飞跃，生产力因公有制而大解放大发展。但农村的现实却是生产力大破坏大萎缩。所谓“大跃进”，即猛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全公社范围内一律均产、无偿调拨财物、银行收回全部贷款），鸡飞狗跳。安徽舒城县城北公社古城大队，1958年秋后卖粮24万斤，粮款全被公社拿去支援穷队。古城大队干部编谚——
累了一头汗，卖粮二十万，分文未得到，傻瓜也不干。[27]
大跃进另一大折腾是大炼钢铁，六千万壮劳力上山采矿伐木，农田劳力严重不足，稻棉大熟无人收割，丰产无丰收。1962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人民母社”。
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去京郊密云水库，沿途棉花无人采摘，棉桃随风漫飞，大雪一般。山西阳城潘庄公社，年底粮食还烂在地里，柿子挂在树上。陕西安康大片红薯无人收获，不仅烂在地里，还延误了冬小麦播种。1958年底彭德怀到湖南平江调查，发现稻子没收红薯没挖。1959年5月，罗荣桓：四川抛撒浪费的粮食占总产量10%，河南50%秋粮弃地，1960年河南农业产值下降1／3。[28]
中共官方资料——
受损害最惨重的还应算农业。1957年粮食产量为3900亿斤，1958年的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1959年为3400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跌到1954年的水平。棉花产量1960年为2126万担，比1959年下降了37．8%，也和1951年相当。由于许多农田被改种粮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更加减少（1959年至1962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了35%），1960年为3405万担，比1959年下降50．9%，较之1957年下降了54%，跌到建国以前的水平。猪存栏数下降了43．6%。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国家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必须用多发钞票来弥补。1957年的货币投放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1961年更高达125亿元。货币投放过多，国家商品库存又被挖空，结果必然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29]
合作化与大跃进夹击下，大饥荒不可避免。1960年全国粮产量较之1957年下降26．4%，还能不出现大面积饥荒吗？
至于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不仅没有吃出“共产主义意识”，反而吃出乡谚：“放开肚皮吃，藏起力气做。”上海浦东农民在公共食堂之初因吃得太饱，撑得难受，只能出工不出力。[30] 但毛泽东认为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1960年发布一系列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将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31]公共食堂挖尽农民存粮，秋后短暂的“放肚尽吃”消耗了储粮，及至春荒，上下皆空，无粮熬荒。如果农民自己开灶，量入为出，半干半稀，算计着吃，不会大面积出现不顾一切的“前吃后空”——秋后吃得死撑，冬春饥饿毙亡。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大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全国大面积消极怠工，粮产量大幅滑减，乃大饥荒第二层致因。1962年2月26日“西楼会议”，中央财经小组长陈云承认：经济遭到如此严重破坏，一两年无法恢复，尤其农民积极性难以调动。[32]1962年全国人均拥粮329斤，1965年365斤，还没恢复到1952年的395斤。[33]国家统计局数据：1949年人均208．9公斤，1950年239．37公斤，1952年285．16公斤，1959年252．47公斤，1960年217．27公斤，1961年人均207．26公斤。[34] 持续减产，一目了然。
公有制下的消极怠工延伸至城市，影响深远。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的。”[35]
反右倾失去纠错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本是一次纠错良机，毛为维护个人威信，硬从反左转为反右，再唱高调，否定逼到眼前的现实。“反右”使党外闭嘴，“反右倾”则使党内也闭嘴。1959年春，党内老五陈云也不敢讲话，私下说：
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36]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发出邀请，陈云还是没敢在大会上发言，因为“不能给毛主席难堪。”[37]
1960年下放湖南湘潭的胡耀邦，回京向毛汇报的前一晚，思想斗争一整夜，抽烟踱步，最后还是没敢将饿死人的真相完全告诉毛。1960年陈毅上南方转了一圈后回京感叹：“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38]杨献珍说了几句：“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遭到毛迎头痛击。[39]被打下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达三百几十万。[40]
浮夸风下，官员肿脸硬充胖。1959年中央会议，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甘肃如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如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当周恩来得知甘肃出现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省委书记何承华竟答：“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41] 如此胆大包天放大话，若非吃准最高领导层心态，若非道德质量恶劣，会这么不顾人民于水火么？河南信阳已出现饿死人，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42] 派民兵封锁交通要道，防堵饥民外逃，信阳地区饿死者至少百万（官方承认50万）。[43]
安徽无为县有的干部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果，理由是野生植物从地里长出，归属共产党。[44] 凤阳规定死人后“四不准”——
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45]
除了民兵把守要道，指令邮局截扣告状信件，地方干部长期瞒压饿死人的讯息。各级干部都明白“上下有别”：农民的肚子问题远不如上司印象重要，完成计划远比农民生计重要。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放出大卫星——水稻亩产13万斤，公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46]1958年，湖南一副省长上省人大作报告，声称1962年湖南可生产800万吨钢，超过日本。当时鞍钢年产才十几万吨。[47]
雪上加霜的“反瞒产”
为防止高征购，一些地区为保口粮，不得不瞒产私分。1958年7～10月，全国粮食征购下降440万吨，城市、工矿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10月22日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突击收购农产品，全国农村掀起“反瞒产”运动。1958年实际征购数量高达1175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2%。[48] “七千人大会”上，粮食部检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1200亿斤，伤了农村元气；1960年已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粮食部还以为天下太平，实属见事太迟，征购过头是大饥荒重要原因之一。[49]
中共官方权威史料披露——
由于高估产而高征购，1958年至1959年度（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6月30日）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正常年景增购了200亿斤，使农民手中的存粮数急剧下降，1959年有些地区就开始出现粮荒，造成公共食堂停伙，部分社员外出逃荒，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也出现了。1959年度征购粮食达到1348亿斤，占了实际数量的33．7%，农村留粮由1957年的294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2052亿斤。1959年的粮食减产，如此之高的征购量，这是农民难以承受的重担。即使如此高的征购，但在高销售的情况下，国库周转粮还是日益减少。1958年6月底，国库存粮386亿斤；1959年同期下降到343亿斤；1960年6月底仅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足。农村粮食短缺，国库存粮无多，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个月的用粮，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50]
3000万人缺粮一月，还能存活吗？
经过“反瞒产”，山东1600万农民全年人均拥粮只剩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两，还不够两只鸡吃。[51]甘肃定西地区“反瞒产”运动，干部指挥民兵在农家掘地挖墙找粮食，“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兽行，省委工作组统计竟达128种。[52]
丁抒先生分析——
庐山会议后全国性的“反瞒产”、高征购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譬如广西龙胜县1957年征购975万斤，1958年增至1362万斤，1959年竟增加到3364万斤，是57年的三倍半！……又如广西阳朔县，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产23%，国家征购数却比1958年高了24%。[53]
1959年秋，安徽符离区委书记武念慈匆匆进城，向县委报告饿死人并申请救济粮，不料不仅没弄来粮食，还挨了县委一天加半夜的批评，说他谎报灾情，给“大跃进”与社会主义抹黑！非但不给救济粮，还向他要粮食，说符离区秋季征购任务没完成！[54]
1961年，江西省委向全省农村派出千余工作组，全力暗查是否瞒产私分。工作组员四处乱逛、黄昏炊烟升起时寻闻米香（农民早已“瓜菜代”，米香处便是可疑点）——
难听点说就像警犬寻味一样，天黑后还分两班夜游巡逻，探访有无半夜煮干饭偷吃的农户，完全像破案的探子一样。如果闻到干饭米粥香，就报告驻公社的工作大队，组织人马突击搜查，气氛颇为紧张，不光工作组累，农民社员户户神经紧张。想起此事，真是对基层和百姓不信任到极点了，而且不择手段地来对付农民，既无人权也无法纪。这样足足坚持三个月，我们没有抓到一起瞒产私分粮食的小队、工作组，也没发现农户定量外的其他可疑粮食。任务没能完成，工作组无成绩交帐，反倒觉得与群众关系紧张之极。我们工作组的人一出门，群众就关门闭户，宛如鬼子进了村。
工作组成员（江西大学新闻系师生）也很饿，某晚闻香至堤坡茅棚，两口大铁锅正在煮细米糊糊，断定瞒产私分之物，不吃白不吃，吃饱了再上报也不迟。每人干了一大碗，“真香！这种捡来的冬天‘消夜’简直太美妙了！”他们派三人守住两口大锅，一面派人向公社报告“战果”。次晨，饲养员挑着木桶过来，公社也派来两干部。原来是大队喂养种猪的猪潲，放了点细米糠，比皮糠有营养，为下崽母猪补奶水。“工作组半夜偷猪食”的新闻不胫而走。[55]
“反瞒产”挖空了农民的囤底，农民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口粮。
城市居民得以存活的前提是中共“弃乡保城”。城市如出现倒毙街头的饿殍，影响太大，关乎“国际观瞻”。1962年初之所以召开“七千人大会”，起因于中央要从地方征粮150亿斤，各省叫苦连天，无奈之下，只得召集大区第一书记会议“统一思想”，大区第一书记在压力下领受任务，但表示困难重重，这才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后扩至县委书记），强调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与分散主义。[56]
1960年春，饥馑刚刚蔓延，各地县长如像旧时禀报请赈，国库还有粮，准备出口的265万吨粮食尚未运出，至少能抵挡一阵。山西阳城县委书记赵树理坚请“返销粮”，及时分发，救下不少人。有的公社干部秘密动用储备粮，也救了一些人。但这样的干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干部都怕被扣右倾大帽，既然将农民口粮交了余粮，不愿自打巴掌再要回来。地县一级坐失及时施救的最后机会。
宏观上，1960年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提交市场分析报告，当年10月粮食收购下降34％、食油下降42％、生猪下降31％、食糖下降64％、棉花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供应极其困难，至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商品达30多种；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57]警钟已敲得很响很响了。
致命的高出口
1959年1月，武汉只剩下一天存粮。情急之下，武汉市委扣下从四川水运上海的粮食。中央办公厅大发雷霆，要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幸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斡旋化解。[58]1960年5～6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京津沪等省市粮食供应告急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北京存粮仅七天、天津十天、上海已无存粮。[59]
外贸部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195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饥荒既起仍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粮食供应雪上加霜。[60]大量出口粮食，乃是导致4000万农民饿死原因之一。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要援助亚非拉。截止1960年6月底，中共向22个国家提供经援，无偿援助和贷款40．28亿人民币。[61] 仅一个外蒙，截止1960年，中共就给予超过两亿卢布（约合八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与贷款，蒙古用这笔钱修建工厂、电站、桥梁、住宅。[62]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63]
1959年较之1957年减产1500万吨，却出口粮食415万吨，比1957年出口增加223万吨。仅这223万吨，可供4000万国人吃四个月，足以熬过1960年春荒。1960年再出口265万吨。千万国人饿死，他们打下来的粮食却被一船船运走。如能将两年间出口的粮食留下一半，饥民就可全部得救。当时，大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的急迫性两眼一抹黑，仍根据各省虚报数据，还以为粮满囤谷满仓呢！因此，周恩来犯下致命错误：当外贸部主张向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外汇买粮食，周却认为黄金价位较低，财政赤字虽高达80亿，仍决定不卖黄金，反而买进几十万两黄金。此后，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周恩来说：“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64]这一不买粮食买黄金的决定，失去中央一级最后的补救机会。
1960年底，鉴于形势实在严峻，一再拒绝进口粮食的毛泽东，只得同意从澳洲进口440万吨（可供一亿人吃三月）。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若1959年、1960年不出口680万吨粮食，又可挽救多少万人的性命？一进一出，运来运去拨来调去，又耽误多少时日。[65]饥民们即便千辛万苦逃到城里，城镇居民也吃不饱，“盲流”也很难讨到食物。其时美国粮价最低，因政治敌对不能去买，得“争气”多花钱去买中立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粮食。[66]
新闻封锁则是中央一级丧失及时赈荒的另一致因。新闻可将一地饥情很快成为全国全球的问题，大大提高赈饥能力，但硬不让说——决不能为社会主义抹黑，奈何？1964年，光绪举人、浙江文史馆长、全国政协委员马一浮（1883～1967）浑然不知大饥荒，题赠毛泽东：“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67]
笔者还是太书生气，将毛周等赤共要角想得太善良了，直至2015年10月还以为中共高层不是头脑发热就是被蒙蔽，不知下情。其实，复旦新闻系学生党员刘作根，1957年9月就致函毛泽东，反映安徽含山卖“过头粮”，农民饿肚抱怨：“做事一天到晚，肚子都搞不饱，还干他妈什么！”“去年我们增了产，还经常吃南瓜、葫芦！”“我们这里农民们至少60%二三个月经常吃不饱。他们常常一天吃两餐糊，搭南瓜葫芦，一天吃两餐稀饭的都很少……极少数逃往江西讨饭。”[68]
中共高层至少1957年就知道农村存在饥情，但为了“红色功业”，轻轻归入“一根指头”。
进入“天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报刊上铺天盖地用漫画诗歌向民众描述预约的幸福。“天堂”里材料太多，限于篇幅，只能撮精稍述：
—— 1958年10月底，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结束社会主义，8日全乡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群众一哄而散，纷纷上街“共产”，先抢空商店，后抢劫私宅，有人上幼儿园拉领孩子当儿子，大呼“不是共产了么？！”[69]
—— 王任重调查“信阳事件”后：
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70]
邓力群：
老朋友彭大章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说：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71]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下信阳调查，回京后只敢在老婆面前痛哭，不敢直报中央。因为毛对信阳事件做了批示：
出乱子（按：餓死人）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全国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要开展阶级斗争夺权。[72]
1960年起，毛泽东对全国大饥荒一律以“坏人破坏”为盾牌，从不承认公社化失败，总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其治国思路一直深陷“政治挂帅”。因为，只有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才能避免他承担“总负责”，才能维护他的“伟光正”。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权位的权衡上，彻底暴露了此人所谓的“全心全意”。
—— 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蔚县西合营村，看到——
春播时，前面播上种，后面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子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饥饿难忍的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结果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活着的人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73]
——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长，每次带回米饭锁藏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割肉煮食。不少饥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人，夜间刨坟掘尸为食，野外常见被剔除皮肉的尸骨。[74]
——1938年入党的宗凤鸣：濮阳梨园乡东韩砦乃抗日模范村，老人多饿死，有的家庭商量饿死孩子还是饿死大人，结论应先死孩子，留大人挣工分，还有一份口粮，否则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75]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各村死亡人口30%，死绝户7%。[76]
——饥饿犯人一边拔毛一边连血带肉生啖活鸡。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算是好运气，“人家就这么随便在衣服上擦一下泥，就放在嘴里细细啃嚼，津津有味，若监视的人来了啃不完，就带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着吃，那香味倒是顶馋人的。”[77]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犯人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两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勉强下床走动。[78]
——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以躲避下工时的检查，但被识破，扒下裤子拉出黄瓜。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众目睽睽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79]
——青海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山中学老师范亦豪（1936～ ），北师大学生右派，发现挖到老鼠洞是“中大奖”，老鼠天生具有管理才能，将青稞粒、蕨麻等粮食分仓码放。
记得头一次“中大奖”，激动得我扔掉铁锨，急不可待地捧起那些战利品，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完全忘了青海是鼠疫活跃地区，这么一吃会有什么危险。[80]
——安徽白茅岭劳教农场饿死不少人，辟出休养队（定量仍无优惠）与严重浮肿者濒死的“小房间”。
伙房人员往往饱暖思淫欲，借助手中握有粮食支配权，还得让姘妇及姘妇家属多吃多占……劳教及解教就业人员每人每月法定口粮20斤半，我们真正吃到口的不过十五六斤，这就是许多人因饥馑而致死的真正原因。[81]
——“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匿名致函中央，描绘重灾区梁平县：
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的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
——“七千人大会”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十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82]外宾招待会原本请不到的中方高官，这时凡请必到。自助冷餐一端上盘子，一拥而上一抢而光。周恩来不得不轻声提醒：“注意点吃相！”[83]总长罗瑞卿大将之子：“我们家的生活算最好的了，在困难时期也吃不大饱。”[84]
——1960年8月1日，中共下文搞“特供”。⑴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每户每天一斤肉、每月6斤蛋、2斤糖、甲级烟2条。⑵人大、政协常委、副部长、一级高知、行政七级以上，每月4斤肉、2斤糖、3斤蛋、甲级烟2条。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副司长、参事、党派中常委、2～3级高知、行政11级以上，每月2斤肉、1斤糖、2斤蛋、甲级烟2条。[85]
1960年冬，青海海北州祁连山中学，全校师生均在饥饿中，课间——
饥饿的学生们大都无力地坐在墙根儿晒太阳，羡慕地看着三个出奇健壮的同学打球、角力。这三个撒欢儿的学生有两个是州委组织部长的公子，另一个是州委书记的少爷。后来我才知道州上有一个泉湾农场，专供“高干”肉菜蛋奶。[86]
——据李莎（李立三妻）回忆录：那几年人们话题集中于一个“吃”字。机关干部带竹竿上街打树叶熬稀粥，许多人患肝病，到处是瘦削愁苦的脸与补丁摞补丁的衣衫——
一向友爱礼让、谦和宽容的中国人，在那些年代似乎也变得肝火旺盛，焦躁好斗起来。公交车等公共场所的争吵和冲突越来越常见，有时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抢个座位或是排队先后等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可能成为人们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的导火索。[87]
——国家计委干部王泓，1960年底任河南叶县旧县公社书记，行前几位副总理动员：要他们既保住社会主义阵地的食堂，又切实解决群众困难，制止饿死人，恢复农村瘫痪政权。他下去后发现有的一村一食堂还嫌小，两三村合办，吃饭得跑几里路。全集镇一位寡居老太，摊鸡粪饼子吃。
我马上赶去看她。……那时鸡已很少，她怎么能攒到这么多鸡粪呢（小柜子里还有半柜）？……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我哭了，老太太哭了，陪我去的人也哭了。[88]
——1959年春节，复旦新闻系学生赵昌春回山东农村老家，下火车走了二十里，肚子直叫。老娘心急火燎去食堂打饭，儿子疼娘：“娘，甭去啦，随便做点饭凑合着吃吧。”老娘一脸愁云：“唉！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连做饭的铁锅都交上去炼钢了，咋做饭呢？”娘打回三个菜窝头、一点棒子面稀糊糊。“我的口粮在学校，村里食堂发饭没有我的份。更何况那时农民的口粮少，我的突然到来，实际上是从家里人嘴里夺粮吃，我能忍心吗？无可奈何，我只在家住了一天，年初二就眼含泪水离开了我那面黄肌瘦的双亲。”
——196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除了傅作义原部，大多数职工为陇川豫农民，能被农场接受下来已欢天喜地。一位职工经人介绍娶了川妹子。川妹子一封家信召来18岁妹妹，也想嫁给农场职工。四旬老光棍的老职工，不难找到川妹子。一时流谚：“四川老婆八分钱（按：一封信邮票）”。[89]
——1969年底，学部外文所集体下放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如何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冯至是个胖子，肉多。[90]
到底饿死多少人？
据2005年北京国家统计局资料，1955年全国人口61465万，1956年62828万，1957年64653万，1958年65994万，1959年67207万，1960年66207万，1961年65859万，1962年67295万，1963年69172万。通过前后数年对比，1959～61年出现大马鞍型，1960～61年净减人口1348万，再据1955～59年均增长率21‰，每年应递增1400余万，1961年人口应为70006万，缺数4147万，即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4000万以上。
合计各省市净减数，为2137．44万——
四川：1958年7053．92万，1959年6960．94万，1960年6667．8万，1961年6458．8万，净减595．12万。
安徽：1959年3427万，1960年3043万，1961年2988万，净减439万。
山东：1958年5422万，1959年5373万，1960年5188万，净减234万。
湖南：1959年3691．95万，1960年3569．37万，1961年3507．98万，净减183．97万。
河南：1958年4979万，1959年4818万，1960年4803万，净减176万。
贵州：1959年1743．96万，1960年1642．99万，1961年1623．53万，净减120．43万。
甘肃：1959年1293万，1960年1244万，1961年1211万，净减82万。
青海；1959年260万，1960年249万，1961年211万，1962年205万，净减55万。
江苏：1959年4289．53万，1960年4245．64万，1961年4243．4万，净减46．13万。
广西：1959年2205万，1960年2172万，1961年2159万，净减46万。
辽宁：1960年2560万，1961年2519万人，净减41万。
内蒙：1960年1191．1万，1961年1163．1万，净减28万。
湖北：1959年3173．14万，1960年3152．17万，净减20．97万。
云南：1959年1911．93万，1960年1894．55万，净减17．38万。
宁夏：1960年213．03万，1961年203．06万，1962年198．81万，净减14．22万。
河北：1959年3791万，1960年3779万人，净减12万。
新疆：1961年710．06万，1962年698．97万，净减11．09万。
北京：1960年739．6万，1961年729．2万，净减10．4万。
黑龙江：1961年1897．1万，1962年1893．5万，净减3．6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长118．3万，125．1万，90万。
上海：1960年1056．3万，1961年1058．99万，1962年1057．86万，1962年比1961年净减1．13万。
晋陕浙赣粤闽吉津等省市人口虽略增，但都大大低于正常增长数，如福建1961年1597．8万，1962年1602万，仅增2．2万。此前三年则分别增加49．7万、29．5万、25．4万。[91]
199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92]
据〈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4805896人，其中死亡20620939人，即2062万余。[93]此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80～公元1949年的2129年之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8万多人。”[94]（确切资料29918848人）4000万倒逝的饿殍，无声矗起“伟大毛时代”的无字碑。
最根本的原因
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饥灾的原因虽然纷杂，最核心的则是两点：一、马克思主义公有制；二、一党专政（不容纠错）。对毛共来说，不搞公有制集体化，共产革命还有什么价值地基？守着私有制，拿什么证明新旧社会的区别？如何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天翻地覆”的必要？何以证明“就是好”？更何况中共是举着“公有制”的旗帜造的反。聚集中共精英的“七千人大会”，一致认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公有制＋计划经济。[95]中共高层十分清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步不能退，因为拴系“两条道路”的本质区别。此为中共高层面对人祸，仍然形成合力“硬着头皮顶住”的思想基础。
面对反对合作化的声浪，1955年5月9日，毛泽东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96]毛认定各级干部中也有“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97]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
1949年解放我很高兴，但中国还很穷很落后；以后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98]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毛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99]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你还年轻，能够看到共产主义！”[100] 同年，毛泽东对王任重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01]不仅毛求功心切——创立新制度建不世之功，中共高层集体发烧，均为马克思主义误导。
1961年，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挽救农村经济，走出大饥荒，但毛泽东一手遮天，不肯从“社会主义阵地”撤退。解散食堂，毛泽东老大不愿意，包产到户则被他“硬着头皮顶住”。马克思主义乃是这场巨灾的第一致因，方向路线错误才是主要祟源。共产学说远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权威有力，全球上亿“共产冤死者”的罪恶根源。
面对合作化、大跃进闯下的巨祸，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仍说：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102]
这样的认识，这种必须维护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政治环境，能够纠正错误么？还是“人民的好总理”么？
当然，毛的个人品德必须谴责。何方揭发：
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们……说的和写的毛泽东如何艰苦朴素，多半是片面和伪造的。例如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就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制订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103]
1959年，江青在上海宴请赵丹夫妇、郑君里夫妇。黄宗英回忆：
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104]
老毛各地行宫，如杭州西湖刘庄、上海西郊宾馆，均建于“自然灾害”期间。[105]毛泽东喜动，经常出巡，各地纷纷为毛建造别墅：长沙“蓉园”、成都金牛坝宾馆、南京紫金山宾馆、济南南郊宾馆、天津迎宾馆（谑称“天津钓鱼台”）……
（天津迎宾馆）东区有一汪湖水，背面是一大片树林，园中溪水曲折、小桥卧波、竹木森森。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若是春暖花开之日，必将是另一番景象。园中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106]
上海茂名南路58号原法国总会，法国宫廷式建筑，新古典唯美主义装饰风格，今天仍为一流。1954～60年辟为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今为五星级花园宾馆，法式宫廷建筑，二楼为上海仅有的弹簧舞池（地板下装置强力弹簧），还有30×60米带全透明顶棚的室内游泳池，“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高级的室内游泳池”。这所俱乐部的开放对象只限于市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事，区政协秘书长以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理事以上，三级以上职称。这处全沪上流社会娱乐场所之所以突然关闭——
1960年，上面突然通知，茂名南路58号另做他用。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要来上海，选中这里作为住所。据说主要原因就在于里面的游泳池受到青睐。[107]
1962年，毛入住占地千亩的上海西郊宾馆（柯庆施专为毛兴建的“马屁工程”），不仅当时未斥责柯于饿殍遍野之际大兴土木，此后也没为一连士兵为他长年看守这所别墅而内疚。韶山滴水洞宾馆，毛要求兴建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于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关，一连士兵守卫。[108] 邓小平后来说：“影响极坏！”周恩来一面为工程拨款，一面批评下面的省级官员：
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们的党不利啊！[109]
即便从最善良的角度，大饥荒之前还可宽宥毛泽东，也许毛真是“好心办坏事”，敢叫日月换新天，以为替国人谋了大福利行了大仁政，没意识到领着全国走进地狱。但当大饥荒结结实实逼到眼前，已支付巨额“学费”，当百姓生死与政治理想、党派利益、个人威信发生冲突，毛泽东坚持不下“罪己诏”，已处地狱，犹谓天堂，坚持“公有制”，非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么？！李锐指出：“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110]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毛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111]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会场流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毛泽东加一句“都是放屁。”[112]如此轻视生民、如此“政治第一”、如此肮脏私心，还是“大救星”吗？
1963年“四清”运动，刘少奇发现实在不对劲，忍不住劝毛不能再这么搞捆绑式社会主义，老百姓太困难了。毛向刘发火：“你不搞，有人搞，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还要走！”[113]仅此一句霸语，便剥落毛标榜的“谦虚使人进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中时刻装着人民”……
大饥荒使共产主义失去基本道义，成为中共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一个标榜解放工农的政党，一个自称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居然弄得还不如“万恶的旧社会”，饿死这么多自己的“阶级兄弟”，言行不一的荒谬性无法遮掩地凸现。面对这场塌天人祸，中共党内对毛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从而引发毛刘分裂，这对延安整风时期缔结的政治盟友，终于公开翻脸。毛泽东于此时下决心：必须扳倒刘少奇。
1999年12月，普京（1952～ ，Vladimir Putin）称百年国际共运已失败。[114] 可为证明这则赤说的荒谬，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令人更沉重的是：中共至今仍拦着挡着不让检视大饥荒，仍未公开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仍在为老毛的罪责东遮西掩。还在维护摇摇欲坠的“伟光正”，党仍然高于国，并将这些沉淀为集体默认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杀一个人比杀100万个人要有可能受到审判。[115]
真实评析历史乃是理性安排今天与未来的前提，阻碍真实只能说明虚假的存在，真正“革命尚未成功”。
[1]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126。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上卷，页257。
[3]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页81～82。
[4] 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夏季号，页114。
[5] 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杜导正、廖盖隆编：《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页47～48。
[6]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35。
[7] 艾丰：〈已是山花烂漫时〉，《人民日报》（北京）1984年10月12日，第二版。
[8]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507。
[9] 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13、110。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下卷，页921、931。
[11]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266。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上卷，页362。
[1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年，页214。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下卷，页884。
[15]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7月修订本，页317。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上卷，页487～488。
[17]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245。
[1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页331、336、335。
[19] 千家驹：《自撰年谱》。转引自〈千家驹笔下的反右内幕〉，《开放》（香港）2007年6月号，页41。
[20] 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杜导正、廖盖隆《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页48。
[21] 〈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北京）1958年9月30日。
[22]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58、65～66。
[23] 沈河：〈发生在1960年的“白日点灯案”〉，《蓝盾》（天津）2006年第11期。
[24]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66～267。
[25]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268、135、244。
[26]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83。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下卷，页760。
[28]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143、134～136，289。
[29]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609。
[30] 张振国：〈当年吃饭不要钱〉，《档案春秋》（上海）2007年第3期，页26。
[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下卷，页925。
[32]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305。
[33]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126。
[3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6、45。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6卷，页560。
[36]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170。
[37] 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下册，页1292。
[38] 惠浴宇：〈司令·严师·兄长〉，《人民日报》（北京）1986年1月18日，海外版。
[39]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172。
[40]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239。
[41]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248。
[42] 张树德、侯志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河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上册，页137～138。
[43] 河洛：〈漫说中原〉，《民主中国》（美洲）1993年7月号，页22。
[44]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24。
[45] 杜导正、廖盖隆主编：《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页68。
[46]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291、226。
[47] 向继东：《历史深处有暗角——中国现代名人访谈录》，秀威信息公司（台北）2013年，页118。
[48] 朱荣主编：《当代中国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61～162。
[4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85。
[50]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611～612。
[51]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上册，页193。
[52] 张尚质等编写：〈《通渭县志》所记载的1959年之事〉，《十月》（北京）1988年第5期，页17。
[53]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227。
[54] 陈大斌：〈一份引起邓子恢重视的万言书〉，《百年潮》（北京）2007年8月号，页15。
[55] 韩寅：〈吃猪潲的”香味”〉，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69～172。
[56]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页260。
[57] 旷晨、潘良编著：《我们的1960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06年，页12。
[5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82。
[59] 吴聪灵：〈五万”上海孤儿”的寻亲路〉，《南方人物周刊》（广州）2007年第18期。
[60]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86。
[61] 杨丽琼：〈新中国的对外援助〉，《新民晚报》（上海）2006年7月29日。
[62] 易萱、张帅：〈蒙古那么近，又似乎那么远〉，《看天下》（银川）2015年第21期。
[63]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23。
[64] 林海云：〈关于周恩来外贸思想的片断回忆〉，聂荣臻等：《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261。
[65] 丁抒：《人祸》，90年代杂志社·臻善有限公司（香港）1997年，页315。
[66] 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页34。
[67] 俞泽民编著：《西湖楹联与景典》，杭州出版社2015年，页50～53。
[68]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14～120。
[69] 辛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杜导正、廖盖隆主编：《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页62。
[70] 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农村人民公社〉，《党的文献》（北京）1995年第4期，页50。
[71]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328。
[72] 金钟：〈刘源和父亲刘少奇〉，《开放》（香港）2006年8月号，页41。
[7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85。
[74]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6年夏季号，页126。
[75] 宗凤鸣：《理想·信念·追求》，环球实业公司（香港）2005年，页177。
[76] 王泓：〈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原载《炎黄春秋》（北京）2006年第1期。参见王梦初编：《”大跃进”亲历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225。
[77]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13～114。
[78] 戴煌：〈我的“右派”生涯及相关刍议〉，《领导者》（香港）2007年6月号，页109。
[79] 丛维熙：《走向混沌：丛维熙回忆录》，花城出版社（广州）2007年，页108、132。
[80] 范亦豪：《人生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108。
[81]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05。
[82]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42、30、324。
[83] 资中筠：〈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书屋》（长沙）2008年第1期，页10。
参见王梦初编：《“大跃进”亲历》，人民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254。
[84]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香港）2015年，页201。
[85] 徐达深主编：《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二卷（上），页538～539。
[86] 范亦豪：《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107。
[87]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251。
[88] 王泓：〈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炎黄春秋》（北京）2006年第1期。参见王梦初编：《“大跃进”亲历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212、222～223。
[89]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97、198。
[90]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45。
[91]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6、844、810、470、572、674、606、878、1012、878、402、742、266、232、640、912、1080、164、111、96、344、368、504。
[92]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608。
[93] 叔弓：〈日本战犯重到南京〉，《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3期，页57。
[94] 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载《大自然探索》（成都）1984年第4期，页160～162。
[9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310。
[96] 林蕴晖：〈试探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不断加快的原因〉，《党史研究》（北京）1984年4期，页7 。
[9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上卷，页372～373。
[98] 林蕴晖：〈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0年第1期，页92。
[99] 杜导正、廖盖隆编：《重大决策幕后》，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页56。
[100] 任继愈先生语。央视4套“大家”栏目采访任继愈，2007年2月25日0∶30分播出。
[101]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145。
[102]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13。
[103] 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上册，页101。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9年，下卷，页701～702。
[104] 黄宗英：〈夹缝中的赵丹、黄宗英夫妇〉，《档案春秋》（上海）2006年第4期，页33。
[105]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页352。
[106] 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页35。
[107] 严祖佑：〈上海政协文化俱乐部杂忆〉，原载《北京青年报》2016年7月26日，《文摘报》（北京）2016年8月9日摘转。
[108]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999。
[109] 权延赤：《走入圣坛的周恩来》，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257。
[110] 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开放》（香港）2006年4月号，页47。
[1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1073。
[112]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香港）2015年，页148。
[113] 温相：《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明镜出版社（香港）2008年第2版，页505。
[114] 王正泉：〈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百年潮》（北京）2006年第11期，页62。
[115] 转引自刘文忠：《新海国图志》，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7年，页40。
初稿：2006-11下旬；修改：2007-11～12；略增补。
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4月号 （初稿）
收入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与思辨》
田园书屋（香港）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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