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的血与火(六)

喀琅施塔得人几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军的进攻进行英勇抗击。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中,人们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充分表露出专制者本质上的凶恶嘴脸和表面上的伪善面孔。
朱小萍、余伟民在文章最后这样描述了起义者的结局:

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广播通告,邀请外国记者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英雄的卫戍军和要塞工人是为什么而战斗”。西欧和侨民界的四名记者对此作出了反应并来到了喀琅施塔得。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著名的《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的文章。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态度并不明朗。除了舆论支持,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趁机武力干涉,而是倾向于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了贸易协定,成为西方大国对苏俄的首次官方承认。

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十分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3月16日,政府军方面再次发布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时间定在3月17日。3月16日14时到21时,政府军对喀琅施塔得城及要塞进行了猛烈的炮击。3月17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开始强攻,并于6时占领了7号要塞。南方军队集群于3时开始强攻,夺取了喀琅施塔得城。政府军的强攻遭遇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还击,双方损失惨重。

3月17日4时50分,在第一阶段强攻的基础上,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发出了总攻的命令: “一、北方军队集群应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二、南方军队集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三、充分利用炮兵部队的协助进行城市中的巷战;四、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 大约有两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并配有四列装甲列车和几个炮兵连。根据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3月17日的电话记录,虽然政府军这次强攻取得了成功,但损失也相当惨重。特别是北方军队集群,是在蒙受了重大牺牲后才得以进入喀琅施塔得城西北部。17日21时,政府军迫使对方退出了喀琅施塔得城。陷于绝境中的“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向政府军派出洽降代表,声明如果保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掉军舰,但遭到反对。占领了喀琅施塔得城的政府军立即开始了对兵变者的逮捕。根据要塞司令总部的意见,临时革委会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撤走。他们向芬兰政府请求给予被交战国拘留者的身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撤向芬兰。最后逃往芬兰的大约有八千人,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委会和要塞司令总部的成员。

3月18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占领了喀琅施塔得要塞;5时,占领了另外两个要塞。南方军队集群至11时左右,占领了其余的三个要塞。这样,两个军队集群完成了全部的军事任务。

政府对红军及喀琅施塔得起义者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波罗的海上的人甚至没有埋葬,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域的问题,直到三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喀琅施塔得起义就这样被平息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 “暴动是自发的,而且几乎要塞的所有居民和守备部队都被卷了进去。……这一运动表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表现为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感到不满并公开要求摆脱苏维埃对小私有者自由流转的束缚。” 喀琅施塔得事件成为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因素之一,同时,俄共(布)也利用这一事件严酷镇压反对者。

曾经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农民、士兵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迫使列宁反思和改变政策,在进攻喀琅施塔得同一天的3月8日,俄共(布)召开十大。正是这次大会确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向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经济要求作出让步。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要求却没有作出让步,坚决镇压后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清算。

先看朱、余文章对此的叙述:

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新任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发布命令: 宣布城市进入戒严状态;要求全体居民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要求交出所有可疑人员以及协约国的间谍;不遵守命令者将按战时法律追究责任。同时,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被要求全部重新登记。

镇压成功,惩罚便随之开始。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苏维埃政府对不同程度卷入事件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8日6时40分,也就是喀琅施塔得刚被攻陷的时候,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就向其副手列普谢发出指令: “立即用人力加强特别部,特别部的工作十分缺乏人手。全部从喀琅施塔得逃出的被捕者必须经过最仔细的审查。”接着,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第二处成立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工作重点是“在夺取喀琅施塔得以后惩罚被捕的叛乱者”。据三人小组负责人的报告,从3月20日到4月15日(三人小组于这一天解散),共有三千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有40%的人被处以死刑。根据三人小组的调查,认为“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在参加叛乱上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两舰的水兵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3月20日,“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167名水兵受到特别三人小组的起诉,他们都被判处枪决; “塞瓦斯托波尔”号起初有13名水兵受到起诉,被判处枪决,并且立即执行。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号又有26人被判处枪决。此外,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所有的士兵都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很多士兵被押往处于白海的集中营。

除此之外,三人小组还审判了所有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退党的人,并把他们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对活动,手持武器的指挥官、集体退党的领导人、递交恶毒声明的人……被处以极刑;第二类,递交了较为不好的声明的人,政治上发展不好,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的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包括递交了没有论据的声明的人,没有递交声明但自己认罪的人,递交了声明但曾受过临时革委会监控的人。他们被予以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判处参加一年社会劳动,缓期执行。”

另外,喀琅施塔得一些党政负责人因支持兵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俄共(布)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主要成员伊利因、卡班诺夫和佩尔武申被判处枪决。另有八人因事前知道临时局的号召,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政委诺维亚科夫、战列舰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也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特别处处长格里博夫等则因被认为在兵变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指挥不力而被追究责任。

喀琅施塔得起义被镇压后,布尔什维克当局马上成立了由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对事件的参与者、逃兵等进行审判,上千人被判处死刑,不得上诉,立即执行。到1921年初夏,仅由彼得格勒州肃反委员会、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部务委员会、芬兰边界特别部喀琅施塔得分部非常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就有2103人,判处各种有期徒刑的为6459人。1464人虽获得自由,但对他们的指控并未取消。

3月2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彼得格勒为在镇压喀琅施塔得中阵亡的红军官兵举行了隆重的葬礼。4月3日,为庆祝占领喀琅施塔得,苏俄政府举行了广场游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镇压有功者受到奖励,约一百人获得红旗勋章。

布尔什维克还利用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其他政党进行镇压,以维护一党专政的地位。
与此同时,俄共(布)的集中统一专制政策进一步加强,并开创了大规模清党的先例。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进行清党,对象是“非共产主义分子”、原孟什维克等异己分子,结果有24%的党员被开除出党。

布尔什维克对喀琅施塔得人的镇压活动持续了两年多,并殃及到普通居民。请接着看朱小萍、余伟民文章的叙述:

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陷落后,大约有八千名起义者得以逃往芬兰,其中包括临时革委会的大部分成员和要塞的军事专家。3月21日,苏俄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给苏俄外长契切林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者的问题征求契切林的意见。3月28日,别尔津得到了答复: “我向您通告我们的建议: 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因为喀琅施塔得人毫无疑问都是兵变者。” 后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尔佩列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罗夫、洛马诺夫等都被抓获并被处以枪决。另外,被俘的舰队指挥官和要塞的军官也都被判处枪决、强制劳动等刑罚。

到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普通参与者”。但在赦免前,这些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苏俄政府于1922年春天成立了一个“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到1923年4月1日,喀琅施塔得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他们被划为三类人,即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516人,刑事犯罪192人。到1923年4月1日,他们之中有2514人被异地流放,其余的242人大多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而被留在了喀琅施塔得。

在1971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有关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 过渡到 “新经济政策” 的原因是这样解释的:

1921年初,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的情况不相适应,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年代里形成的工农的军事政治联盟,在和平条件下就显得有缺陷了。需要有经济联盟。农民不满意余粮收集制,这种制度不能刺激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希望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反革命政党的残余——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利用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他们展开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疯狂活动。他们在坦波夫省、乌克兰、顿河、西伯利亚等许多地方发动富农起来暴动。

上面这段话前面是比较客观的现实反映,后面的则是主观判断的歪曲事实。接着在对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了典型的官方叙述(见本文上一篇引文)后,面对当时的现实,该文又不得不承认:

喀琅施塔得、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是国内政治危机的标志。列宁是这样表述这次危机的: “……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

有一部分工人受到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由于饥饿,他们表示不满。有些企业中甚至发生了罢工。

这本苏共党史内容较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要客观真实一些,因为多少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阴影,敢于直面现实了。

喀琅施塔得事件根源在于布尔什维克的过激政策,极左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官逼民反,进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政策的错误所在,只是在发生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喀琅施塔得兵变后,才下决心改变政策。本来,布尔什维克与时俱进,改变政策,与起义者有了共同商讨的基础,事情按理说可以和平解决,但布尔什维克政府却采取了暴力手段。其明显的政治意图是,利用喀琅施塔得事件,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垄断,确定了俄国民众只能按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政策行事的原则。虽然无论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是转向新经济政策,都有其他政党之功。但是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布尔什维克党只接受其他政党和民众提出的经济要求,拒不接受实现苏维埃民主的要求,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种政治集权为斯大林以后抛弃新经济政策,复辟战时共产主义的变种——兵营式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从而埋下了苏联剧变的根源。

朱、余的文章最后指出: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者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是迄今在档案文献中所见到的最为坦率和明确的结论。既然如此,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性质应当是清楚的。如果说,苏俄政府当时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定性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那么后来苏联长期坚持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官方说法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了。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俄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苏联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巩固政权需要的镇压一旦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就会发生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蜕变就为斯大林日后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视角考察,喀琅施塔得事件所表现的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与193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模式体制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联系。

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总统令,宣布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进行镇压是非法的,违反了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宣布建立喀琅施塔得兵变牺牲者纪念碑。

说起共产党国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始作俑者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一把手列宁。而列宁之所以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迫于当时的现实处境::毁灭性的内战结果,使俄国几乎是百孔千疮。列宁寄希望于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结果证明是一场空想。在这种环境下,再按照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所采取的那一套政治原则和策略行事,势必面临极大的困难和危机。喀琅施塔得事件是一个爆发点,列宁的头脑因此变得清醒了一些,他在此之后的一些言论反映了他为什么会脑筋急转弯:

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与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当时我们多少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在我们肩上,由于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而犯了错误: 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我们以为在一个无产阶级失去阶级性的国家里可以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我们曾想直接用所谓正面攻击来解决这个任务,但是我们失败了。

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两项,一是在农村由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可以自由使用余粮;二是在发展工业中确认租让制是外国资本参与开发苏俄自然资源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形式。这就是说,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其实是走资本主义老路: 一是让农民自由地生产,向小私有者让步;二是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列宁这种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所出台的“新政”,应该与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等重要,因为它肯定是列宁主义独树一帜的地方,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得以渡过难关而生存下去。

回顾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联想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明白那个总设计师实际上是在步列宁同志的后尘,只不过他比列宁走得更远更快而已。

(全文完)

东欧政治笑话(28)

1970年,苏军对一个“正常化”国家的占领,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那么这个所谓的正常化是什么呢?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答复是: “这是在某人的背后捅一刀子,然后把刀子留在肉里,让伤口自己愈合……”

实际上,不再有这些不受欢迎的人离开的问题。由此又出现了另一种流行说法:

“今年夏天,我们这里的西方游客很少,但我们一直有十万名没有签证的东方游客(指苏联占领军)。”

荀路 2021年3月19日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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