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4）
傅作恭之死
近读西北民族学院女教师和凤鸣惨烈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钱理群书评载2004年5期《随笔》），不想读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国军反水将领傅作义八弟——傅作恭（1903～1960），居然也是“右派”，1960年3月饿死于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细细说来，傅作恭之死，还有一些悲上加悲的深层原因。
傅作义（1895～1974）兄弟十人，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排名。八弟作恭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森林园艺专业，赴绥远见二哥作义，谈了建设家乡的理想。无奈内战风云正紧，二哥忙于军务，虽然欣赏八弟学成有志，也只能安排他到河套经营一家农场，为发展农业做点事。
1949年后，中共任命傅作恭为农场场长，但他的许多想法不合上级意图，无法伸展抱负。加上老粗管老细、外行领导内行，科班出身的傅作恭当然很有些看法，也不习惯红色政治环境下“必须听党的话”，心情很不爽。他向二哥倾吐抱怨，傅作义通过一起反水的老部下邓宝珊（甘肃省长），1952年安排傅作恭到甘肃省农林厅。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到了甘肃农林厅仍不适应，尤其反感1958年“大跃进”的瞎吹牛，认为甘肃在经济、物质、技术等各方面都不具备上马引洮工程，得罪了甘肃省委，认为傅作恭的意见乃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补划“极右”，送入夹边沟劳教农场。
傅作义获讯，十分难过，又无能为力，虽知老八弟妹潘翠竹在兰州无工作，带着五个孩子很困难，但怕别人议论“搞特殊”，不便多寄钱，只能让她带着孩子回老家农村“自食其力”。傅作义对晚辈说：
老八女人和孩子在农村就是要让人同情哩，我不好多寄钱给他们，绝不能显得一个右派家里比别人强。
潘翠竹苦熬苦盼，巴望二哥救出丈夫。不料竟等来一张死亡通知书——“患病死亡”。[1]
中共夺国之初，摆出“联合政府”的样子，安排一些“民主人士”入阁。水利部长傅作义，当然明白自己的地位，一切尊重中共党组。另一位粮食部长章乃器也是“民主人士”，每件事都要问清中共意见才签字，公认工作做得最好，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表扬。[2]傅作义虽为部长，实权却握于副部长李葆华。李葆华乃李大钊之子，1962年初升任安徽省委书记。文化部长茅盾（非党员），常务副部长周扬（党组书记），“日常工作对茅盾敬重，部务会议都是请茅盾主持，不过实际工作都是他（按：周扬）负责。”[3]
傅作恭这条山西大汉，一米八以上，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但个大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伙食粗质恶劣且供量不足，吃不饱肚子，活路又繁重苛沉，很快体力透支，身体迅速垮下来。从没吃过苦的人，哪受得了这份里外夹攻的折腾消耗？傅作恭只得向二哥傅作义写信告急，述说饥饿难耐，劳动太重，顶不住了，盼望援救。傅作义接信，不相信弟弟所言，认为这是诬蔑党的改造政策，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义正词严地回信训斥弟弟，要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云云。为此，傅作恭遭到农场狠狠批斗，他绝望了。
傅作恭死前，连续八天清晨五点半起床背草篼，第五天拉稀，实在背不动，难友高尔泰（1935～ ）向管教赵来苟求情：
傅作恭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
此时，夹边沟大批“右派”饿毙，都知道拉黑屎是“不行了”的信号。然而，这位管教却说：
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按：一直误传傅作恭是留美水利工程博士）
于是，傅作恭被逼背着草篼继续挣扎走了十几里路，实在走不动，向赵来苟抱怨：
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
赵来苟大怒：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
赵硬要傅作恭负重前行，傅作恭腿上没劲，寸步难行，无力迈步，赵来苟便叫其他犯人用草绳套勒着傅作恭的脖子，前后各拉一根绳子，逼着傅作恭背着草篼一步步挪走，傅作恭往前倒，后边的人拽一下绳将他拉起，若往后倒，前面的人拽一下绳再将他拉起。三天后，傅作恭走到背草篼处再也站不起来，领工的管教舍不得多费劳力抬他，找来一只草笆子，把傅作恭放上去，由一名劳教分子用绳子拉着，“多快好省”地将傅作恭一路颠簸拉回住地。前兰州医学院教授、“右派”刘逢举过来一看：“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1960年底，全国大面积饿死人已是“公开的秘密”，无法再捂盖子，北京只得派出检查团分赴各地视察“灾情”。甘肃检查团由监察部长钱瑛带队，团员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及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长傅作义向周恩来请行，随团前往甘肃。深秋一天，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听取汇报，傅作义插问：“这里有个傅作恭没有？”吕教育股长答道：“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再问：“请问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推托责任：“听说他可能跑了。”傅作义忍无可忍，怒目圆睁——
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有些右派议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毕竟，手足情深，66岁的傅作义深负愧疚。到达夹边沟后，当他了解到这里严酷的生存条件，回想弟弟的求救信，自己非但没援助，还严词训斥，能不垂首饮泣吗？
据可靠消息，“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能够回来的只有六七百人，是个零头。”
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记录不少饥饿细节：吃生麦胀死、100公斤清漆被全部喝光、煮食人腿、草根树叶、老鼠蚂蚱、生食牛脑牛肉、刨吃死人内脏骨头、尸体被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一颗头颅……
饥饿中的人际关系难以想象——
哪怕举步难艰，也要自己挣扎着去打，如果让别人去打饭，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后果地打了饭抢吃个净光。对挣扎在死亡线的人来说，哪怕是被吃掉一两口也是不行的呀！因为这和了许多碱菜子的面条虽然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呀！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谁都绝不放弃能带来生的希望。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即便是碗边上的半根面条、半口汤、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四个女伙伴，一向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当时全国粮库并不是没有粮食，农场也并不是必须将粮食限定于每月15斤，让这么多人去熬度鬼门关，因为“在管教干部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什么？！”[4]
[1] 崔增印：〈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炎黄春秋》（北京）2010 年第7期，页39～40。
[2] 章立凡：《君子之交》，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页146。
[3] 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8。
[4]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2001年，页364、371、289。
初稿：2005-2-21；增补：2010-7；
原载：《开放》（香港）2005年4月号（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