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一个胸膛，两个心灵（4）
亨利·列菲弗尔在其《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中以《列宁和列宁主义》为题对列宁的国家学说进行了剖析。他特别指出，“列宁按照他的理解，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国家的学说。” 对于列宁的国家观念他这样写道：
列宁的立场可以说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他着重强调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于对国家的革命的决裂的论点。革命要摧毁这样的国家，用另外一种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来代替这样旧的国家。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现存的国家机器。然而，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的看法，如果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那么需要的只是正在消亡的国家。他说: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列宁的这一坚定的立场，不正是列宁主义的主线吗？他的不少文章肯定了这种评价。在他看来，过渡，从资产主义到改造了的社会，包含了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只有革命能够废除资产阶级国家，自那以后，国家和政治民主才能够一起消亡。“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民主。” 总而言之，“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将伴随着国家的消亡、包括民主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列宁指出，什么是国家？这是一个通过暴力——从棍棒到大炮实行统治的人的集团。什么是国家？这是一种维持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器，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使某种社会中的其他所有阶级服从于一个阶级的机器。
列宁列举了奴隶制和农奴制来加以说明。
关于资本主义，列宁指出，“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被废除时(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在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造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列宁在这里不再提及国家的“立即消亡”。而在两年前，即在夺取政权之前，他的思想曾是很强烈的也是很辩证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
这里，我们陷入或重新陷入困惑之中，迫使我们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以便找到他的思想中的裂痕，因为在他的思想中的某个地方，肯定存在这种裂痕。总而言之，列宁思想的突然拐弯就像出现的一个曲折的通道一样，切断了原来的路线。……”
列宁的思想前后不一不足为奇，他是一个革命的策略大师，他的许多决策都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变通的。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前后，局势瞬息万变，列宁的大脑也随之变化无穷。但他心目中唯此唯大的考量绝对是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所以，这时候“立即消亡”的不会是国家，而是列宁这个已经过时和陈旧的观点。列宁借助契卡这个杰出而凶猛的鹰犬，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做到极致。
请看契卡主要负责人之一拉齐斯在“红色恐怖”运动中的宣传鼓动，他在一篇题为《契卡——革命的卫兵、特别军团、红色之剑》中把契卡分子称为“精神上强大并善于在愤怒中燃烧的人”。他斗志昂扬地写道: “斗士之剑在革命卫兵的手中应该是火红的和坚韧的，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残酷的和神圣的事业，与反革命作斗争的事业。在这场生死搏斗中，不可能中途而废和动摇不定。非常革命时期的非常局势要求非常的斗争措施。革命之剑砍下时应该沉重和致命。被授予了这把剑的手要坚定地充满信心地把锋利的剑刃插入反革命的多头毒蛇。必须砍掉多头毒蛇的脑袋，使其不再长出新的脑袋……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编造出来的、旧的道德准则和‘人道’。我们的道德是新的，我们的人道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以消灭任何剥削和暴力的崇高理想为基础的。”
拉齐斯还大言不惭地说: “我们可以无所不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举起利剑不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人，而是为了将所有人从奴役和奴隶下解救出来的人……要流血？那就流吧，只要能够把强盗的旧世界染成鲜艳的红色就行。”
布尔什维克上台不久，就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 “契卡万岁！”的口号，也就有了列宁的“十字军讨伐”。对于拉齐斯这样的契卡分子来讲，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因此，这就赋予了他们至高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不听命于任何道德和准则的权力。拉齐斯在《手不能发抖》一文中这样写道: “正是为此斗争才创建了契卡并赋予它枪决每一个白卫分子、每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权力。”
契卡在国家机构中行使的是一种特权。按照契卡成立时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的解释，这些权力是: 逮捕和没收、强行迁移犯罪分子、剥夺粮食供应凭证、公布“人民之敌”的名单。契卡活动的主要范围是: 报刊，“反革命政党”和怠工。但到了“十字军讨伐”阶段，契卡的权力就大大地扩展和延伸了。根据列宁的指示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契卡被授予新的权力: 独自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的权力，尤其是契卡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不用向任何法律机构报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枪决人犯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全国契卡拥有这样的权权力，而且各州市县的下属机构也拥有这种权力。
请问列宁同志，有哪个你所痛恨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类似契卡这种机构？难道他们就不巩固国家政权吗？你还记得当年你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时说的话吗？你说，人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就是要坚决抛弃那种“反对政治自由(居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那时列宁也非常注重出版的自由和舆论信息的公开化，他常说，只要能够发出声音，让群众知道真相，革命就成功了一半。用压制和剥夺非生产性集团的权利(如选举权、结社和出版自由等等)来限制民主是反动政府的一贯主张。
根据布尔什维克上台后的所作所为，这顶“反动政府”的大帽子戴在苏维埃政府头上是最合适的。
亨利·列菲弗尔在《论国家》中《列宁和列宁主义》一节的开头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某些教条主义者“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维护“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把它看成是永恒的真理的法典，这些教条主义者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为何需要这些圣书？他们又为何把作者在很久以前写的那怕是只言片语都当作是一种包含着既珍贵又永久的教导？他们为什么把那些与他们自己一样，在未曾开辟的道路上摸索、并有可能犯错误的人神化，或者至少看成是超人呢？他们又何以证明他们自己的意志是正确的呢？
热衷于教条主义的人与热衷于破坏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热衷于教条主义的人，即是热衷于彻底破坏“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人，是不由得不怀疑的。
他们别出心裁地与其说是肯定的，不如说是否定的方法施加他们的意志。他们这种通过自行毁灭的手段来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做法必然会导致虚无主义。这种通过施加他们自己的意志的自行毁灭的手段来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做法最终也会使这些教条主义者自食其果。
这些教条主义者的“思想”和“思想家们”，很快地染上了一种“退化症”，他们只知道根据一种逻辑规律(即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来思维。他们陷入到无力进行有效的分析、无力分拣各种表现和评价这种表现、无力区分一种意识形态的境地。
对列宁的著作正好需要这种有效的分析。把“列宁先生”置于人类之上、置于伟大的圣人之中，把他看作既是天才的，又是可亲的，这种做法是幼稚的，也是无耻的。
……今天我们再来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就会发现其中又有多少明显反常的东西！革命摧毁现存的国家，建立一个正在消亡的国家，这种国家立即成为一种非政治的国家，但国家集中领导经济，成为经济的领导机构。“统计、检查是国家的根本职能，以便共产主义社会在第一阶段中开始和严格地运转。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公民都变成了由武装的工人组成的国家的领取薪金的公职人员。所有的公民变成了一个全民的‘卡特尔’，即国家的公职人员和工人。” 这里，列宁在1917年的革命的想像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幼稚、一种使人无法生气的空想主义。所有的人都将在无产者手中的冲锋枪的监督下到学校和政府去登记，然后，所有的人(包括以前的游手好闲者)按照不同的类型返回工厂、企业，上班去！这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社会主义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在和谐和欢乐中自动地组织起来。对所有资本家的剥夺“将使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从这时起，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再也无法阻碍这种发展，由于已经获得的现代化的技术，人们将获得多少成就，我们有权相信，对资本家的剥夺将引起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惊人的发展”。
今天(1976年)，当我们重读列宁的这篇著作时，感到这是何等奇特的话！这是何等的乐观主义！这又是一种何等便当的唯理论！强行的和狂热的政治化把整个经济概念都搞糊涂了，他对生产组织的整个思考使人感觉到好像是用空话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而在表现先进的上层建筑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又是多么矛盾！
亨利·列菲弗尔在指出列宁的国家学说存在着空想和矛盾的同时，又指出: “自1917年以后所发生的事件与列宁的理论前提几乎是不相符合的。” “人们已经了解很多了: 列宁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恐怖。”
“红色恐怖”在苏俄大地肆虐。1918年6月13日恢复死刑的法令公布之后，“怀疑杀人”的行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央到地方的革命军事法庭参与进了这一洪流之中。革命军事法庭的枪决判决与契卡的原则和行动都是一致的。革命军事法庭的主席达尼舍夫斯基就这样指出: “军事法庭不遵循也不应该遵循任何法律准则。这是在最为紧张的革命斗争进程中所创建的惩罚机构。”
参与红色恐怖的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格·彼得罗夫坦率承认，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执行“红色恐怖”方面很不符合政府的要求，因为“枪决的规模还不够大，尽管我们的数十万名同志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枪决行动。所以他给各级的指示是: “应该立即结束纪律松垮和温柔多情的行为。应该立即将著名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应该从资产阶级和军官中捉拿相当数量的人质。即使有极细微的反抗意图，也应采取大规模枪决的行动。各地省的执行委员会应该在这方面表现出特别的主动精神。司法局和非常委员会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查明和逮捕所有被怀疑者并无条件地枪决所有被卷进反革命和白卫军工作的人……在实行大规模恐怖时，不能有一点动摇，不能有一点不坚决！”
就这样，在“红色恐怖”扩大为“大规模恐怖”的进程中，契卡与革命军事法庭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专政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契卡是实行恐怖的中坚力量，是国家权力的支柱，是一切镇压措施和惩罚行动的总指挥部。革命军事法庭被赋予了形式上的法律职能，实际上执行的是契卡随意杀人和不可上诉的权力。内务人民委员部则成了形式上的执法机构，其唯一的职能也是大规模和随意杀人。契卡、革命军事法庭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组成了一个“红色的三位一体”，上演了一场布尔什维克国家专政大戏。在这出大戏中，契卡等同于党的概念深深扎根于人，契卡在替党专政的思维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以出现这种颂词是不足为奇的: “契卡是共产党的光荣和骄傲。”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的暴行给列宁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以绝妙的反面注脚。亨利.列菲弗尔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批评列宁的罪责，但他在理论上对列宁互相矛盾、言不由衷的国家学说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说：
……对于《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和它的理论内容，评注者们只有在详细地区分这篇文章内容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知道它所坚持的东西。其实，人们在这篇文章中可以区分出两部分内容:
a)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并加以深化了的完全的革命的定义。不同国家、国家机器、它的机构(官僚机关、军队、行政司法官员等)决裂就不能彻底改变社会。如果国家不被摧毁，仅有政府、政治人物和宪法的变化，或者发生一种“政变”，就不能算是革命。由于列宁把“政治决裂”变得既深刻又彻底，这就为革命确定了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反政治的定义。他断定要么是完全的革命，要么就不是革命这一革命的辩证运动。
b)在列宁所讲的这些具有一种不可逆转意义的内容片断中也参杂了一些次要的内容。这些内容和空想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说接近于空想。难道列宁真的相信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厨娘不久可以领导国家吗？这种空话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不再有厨娘，或者是不再有国家。但如果还有厨娘和一个国家，厨娘是不可能领导国家的。列宁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大注册簿上登记，既没有官僚主义者，也没有官僚主义作风，所有的人都参加劳动；每一个人都接受所有的人的监督(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武器)。不再有专家，不再有警察，也不再有军人。社会生产在飞速地增长，大家所享有的社会财富几乎没有差别。我们说，这是多么幼稚！或者说这是多么蛊惑人心的宣传！是的，可以这么认为，但又是什么力量驱使群众能够投入战斗、投入对这种令人兴奋的新生活的想像之中的呢？是大家所享有的社会财富几乎没有差别，一切都是举手可得以及自由和欢乐……
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在分析人类社会中“强制性乌托邦”现象时这样写道：
在思考未来时，人们将可能有争论的论点——即强制性乌托邦并非被另外某个宏伟一致的理想所击败——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那是恰当的。的确，强制性乌托邦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本身的基本的错误观点。那些被迫置身其中和那些害怕它扩大的人，都共同有着某种基本的但主要是初步的人的本能，这些本能与强制性乌托邦的乌托邦假设及其超凡的狂妄是格格不入的。
如前所述，共产党的乌托邦比之于纳粹在思想上体现了更为巨大的挑战。尽管二者都产生了同样的政治后果，但纳粹的乌托邦是建立在非理性、激情和种族仇恨基础之上的。它的“雅利安人种”(优越)的号召本来就有极大的自我局限性。它的成功不得不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在战争中失败就理所当然地意味着这种现象本身的终结。
共产党的号召力则更为复杂和更能吸引人。它主要继承了在法国(政治)革命和工业(经济)革命双重影响下焕发的19世纪初叶乌托邦思想的智慧遗产。它向那些被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颠沛流离和贫富不均吓怕了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它使以前在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书中认为私有财产和货币的中心作用是与公正和社会福利水火不容的)表达的淋漓尽致的旧基督教反对私有财产的偏见死灰复燃。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把他设想的新俄国吹得天花乱坠，许诺布尔什维克上台会给俄国人民带来“和平、土地和面包”。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俄大地随即陷入了炮火连天，饿殍遍地的境地。列宁设想的“国家自行消亡”不仅丝毫未见端倪，而且赤色政权的机车轰鸣着辗轧到俄罗斯的每一块方寸之地，所到之处，不是人头滚滚就是家室空空。布尔什维克的红旗真是货真价实的血染之旗！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32）
当年有一天，一位苏联军官走进布拉格一家许多工人聚集的酒吧，这是很少见的现象。一个顾客站起来，举起酒杯说“为了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干杯。苏联军官微笑着也举起他的酒杯说了一句: “自由的立陶宛万岁！就匆忙离去。
荀路 202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