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青年广场召开“炮轰市委 揭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大会,将中共丹东市委书记宋克难,原市长段永杰,副书记王鹤、蒋云吾拉上台批斗。在这次大会煽动下,全市开始了层层炮轰党委,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革命”行动,造成领导机关混乱和瘫痪。

——《百年丹东大事读本》(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

1966年9月9日,赤日炎炎。

清早,学生、工人、官员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来到青年广场,在激昂的乐曲声中,陆续进入了事先用白粉划定的方框。八时许,聚会的人已达上万 。人们望着大会主席台,那上端的横额写着“炮轰市委,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会,从来都是市委领导在台上讲话,如今却要被“炮轰”,所以,如此一场引人入胜的大戏,岂能不翘首以待呢!

自从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挥手之间,炮声隆隆,响遍天下。辽宁省会沈阳,8月26日,东北工学院的红卫兵冲击省委大院,提出“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揪出大鬼、老鬼和小鬼”。随后,“炮打”之风刮到了边陲小城,于是,上演了“九九炮轰大会”。时为工业部长的刘仲文作了如下回忆(注):

当时除了宋克难、王鹤、蒋云吾拉到台上批斗外,还把已调离丹东的段永杰、王坪一起拉回来批斗。大会宣布以宋克难为首的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停职反省。宋克难书记在被绕场游斗时,脚上的鞋掉了,光着脚走。市委办的刘某某看到后,脱下脚上穿的军用胶鞋给宋克难穿上。当即被人发现,便说这是‘玷污了解放军’,并被指控为‘宋克难的小爪牙,保宋的小丑’,而遭到围攻。

从宋克难的赤脚“游斗”,可见在“炮打”之下,作为此地最高领导的“尊严”已荡然无存。而对其“赤脚”的同情却要遭到谩骂和围攻,可见群情是何等的激愤。而宋克难穿上“军用胶鞋”便等于“玷污了解放军”,可见“左派”不过是革命的“棍子”。这个历史细节显示了,文化大革命之火已点燃了人们的心扉。

1967年,沈阳30万人大会批斗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喻屏,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顾卓新(网络)。

注:《求索—我在丹东六十年》作者刘仲文,曾任中共丹东市委书记。

(二)

就像任何一出戏都要排练,“九九炮轰大会”也是经过了一番事前策划的。至于具体如何策划,当时的 “左派”大都已作古了,包括被“恶搞”的宋克难。由于,有关档案列为“禁区”,所以,只好寻访愿意回忆的健在者,虽说难以旧景重现,但也可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我采访了当年大会主席台上的红卫兵小将宋革命,沧海桑田,如今已不再“革命”了,早已改名“国栋”。既是回忆以往,还是称呼“革命”吧。

1966年9月3日,“丹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三一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而司令便是宋革命。据他所言,成立的日子要算作8月31 日这天,在北京受到红司令的接见,几个同学来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心潮澎湃,举拳宣誓:“永远跟着红司令在大风大浪中闹革命”。从此,“八三一”便成了丹东二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之前有个“八一八”,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无需赘言了。

当时,主持这个大会的“文化革命小组”,乃中共市委领导文革运动的组织形式。起初小组的组长当然是市委书记宋克难了,后来几经变化,到炮轰之时,宋克难已经不是小组长了,取而代之的是市长李言。

仿佛一切都在效法北京,大会也邀请了红卫兵小将高居主席台,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身着一身绿,头戴军帽,梳着短发,一个皮肤白皙的女生,她是空军某部一位老红军的女儿,名叫钟鹤,青葱少女俨然已成为一中文革运动的领导人物——大字报编委会主任。对于这段“峥嵘岁月”,她说,一个16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

她身边是一位肤色黧黑的男青年,不时地和她说话。他叫任传仲,来自北京清华,是“井冈山兵团”的核心人物,而该团司令蒯大富赫赫有名,且受宠于中央文革小组,所以,任传仲也颇有些名声。而且,他“才华出众,写的一手好字,能出口成章,即兴吟上一首挺不错的诗词”。他原本是丹东一中的学生,“据说1965年他以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绩考进清华,可谓才子!”(注)。

所以这次回乡,仿佛小城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总有一群学生趋之若鹜。尤其在母校一中的讲演,产生了轰动效应。就如“天王” 歌手催生了一群“追星族”似的,他一时成了学生心中的“偶像”。然而,令众多女生羡慕、妒嫉的,也只能是走近这颗星的人,那只有老红军的女儿了。

大会进行中,突然,有个学生跳上主席台抢夺麦克风,说要揭穿大会的“保皇”阴谋,会场一时骚动起来。这时,台上一个头发梳得整齐,年过半百的人有些惶恐,他是大会的领导者,“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市长李言。他急忙请任传仲“救场”,因为,任传仲虽非中共市委的“领导”,但却是来自皇城的“钦差”,中央文革小组撒向全国各地的“炮手”,而且在学生中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注:《良知的拷问——一个文革清华头头的心路历程》孙怒涛

(三)

记不清任传仲讲了什么,但几句话便平息了大会的波动。

大会通过“揭盖子”,抛出了市委的“三条黑线,一个总根”,即以蒋云吾为首的反革命文艺黑线,以王鹤为首的反革命公安政法黑线,以王坪为首的反革命工业交通黑线。“一条总根”,就是“一把手”宋克难。

最后宣布:将“牛鬼蛇神”游街示众。于是,摩托车开道,四十余辆汽车鱼贯驶出会场,在车上被挂着大牌子,按下头颅,接受群众夹道“欢迎”的有:

市委书记宋克难、副书记蒋云吾、孙建华;副市长赵曰学、宋志以及调离而又押回的段永杰(市长)、王坪(副书记)。

接着便是“四大金刚”:绸一厂党委书记曲仁清、汽车改装厂党委书记王扶毅、绢纺厂党委书记杨德斌、化学纤维厂书记钟山。

然后便是“五虎上将”:工业部长刘仲文、工会主席于志坚、计委主任张新华、经委主任魏兆寿、财贸部长李泽峰。此外,尾随其后的,便是各基层被揪出来的“当权派”。

七经街是小城一条主要的宽阔大道,如今已经显得狭窄不堪了。大道两旁早已拥挤着人群,并且,像洪水一样向街心漫延。所以,“防洪”的警察不停地呼喊和驱赶。终于,人们翘首以盼的车队出现了,人们骚动起来,不停地涌向车旁,骑在大人脖子上的小孩,快乐地喊叫:我看到啦!我看到啦——!有的人跟着汽车跑,为的是多看几眼。

街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语录歌曲,游行的队伍挥拳喊着口号,天地间充斥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在如此的喧嚣之下,人是很难安静下来的,何况,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

在这次盛大的节日之后,“游街”作为小城的一道风景,大街小巷时有发生。

文中提到被游斗的“四大金刚”之一钟山(1943年加入中共),一次游斗到家门口,年已古稀的母亲听到嘈杂声,走出家门,一看自己可怜的儿子,胸前挂着大牌子,就像村里土改斗地主一样。她听红卫兵说,儿子反对毛主席,便拖着一双小脚,颤抖着走到儿子面前,举起一只手朝儿子的脸上扇了一巴掌……

儿子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眼泪。

刘仲文记载(《求索——我在丹东六十年》):1965年10月,为欢送段永杰夫妇的合影。前排左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言、市委委员周力生(段永杰夫人)、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段永杰,市委第一书记宋克难、市委书记处书记王鹤。后排左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陶贵春、孙建华、市委常委刘仲文、市委书记处书记蒋云吾。

(四)

“九九炮轰大会”之后,宋克难被“停职反省”,从此,一蹶不振,“挨斗”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直至十余年后,幸而“解放”(注1)。而参与将宋克难炮轰下台的“左派”,也未能逃出浩劫。市长李言的外孙女褚晓白在回忆录(注2)中写到:

1966年秋天,无情的风暴猛烈袭击这位慈祥的老人,大字报、拳头、皮鞭雨点似的袭来,造反派把他从二楼扔下来,以至肋骨摔碎三根。

九九炮轰大会是小城文革的一个历史性拐点,由此,政府消失了,社会陷入了更加动荡和混乱。对于当年台上的人物,我很想知道任传仲的结局,也许,因为我是一中学生之故吧。

1967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三万余人的宣传队(工人、军人)开进了清华园。面对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队伍,团派司令蒯大富惊恐万状,以为遭到了反革命围剿。因而下令抵抗,于是,在作战部长任传仲的指挥下,宣传队有5人牺牲,数百人受伤,这便是“七二七流血事件”。

后来,随着蒯司令的被铺(1978),任传仲也锒铛入狱。蒯大富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由于,蒯是名人,所以,网上多有信息。而任传仲却不然了,所以,我最后打听到的只是:任传仲出狱不久便死去了。

但是,最令我内心感到震撼的是如下的一段文字:

任传仲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哭:“啊!——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罪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罪啊!……”

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脏烂不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眼前的场景又神圣又悲惨,真情真泪,魔鬼亦难重新造就此种复杂境界和荒诞。(注3)

注1:1979年3月1日丹东市委《为宋克难、宋志两同志平反的决定》。
注2:褚晓白《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功臣——缅怀我的舅爷丹东市长李言》
注3: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作于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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