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各界的反思(2)
马龙闪的文章接着写道:
第五是现代化危机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苏联在有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后，却没有能力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及时改革社会经济制度。” 苏联在这时虽然还保持着对外扩张的势头，但却无力改革导致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的落后。这样，就在冷战中表现出了失败，也遭遇了意识形态的崩溃。于是，这种现代化的危机便转化为帝国的危机。
梅杜舍夫斯基对这种观点的说服力表示质疑，指出: 这样说，“未必能解释得通苏联现象的本质特点，因为技术落后早已存在(惟其为克服技术落后这一任务，才使共产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存在期间合法化)，而意识形态瓦解和国家解体则发生在苏联军事强大的巅峰”。这就是说，用现代化危机来解释苏联的崩溃，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
前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鲍里斯.斯拉文在《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一文中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改革者正确地确定了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目标，但未能使劳动生产率在科技进步和恢复国家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得到增长。改革之初这个问题曾被改革者提出来，但很快就被其他问题所排挤。同时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无法同世界先进国家进行平等的竞争，而当时这些国家在掌握了当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后已经进入了新的后工业时代，苏联在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有着粗放经济和发展过快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超工业大国，高层军界官员和部分保守的党内官僚的阻挠妨碍改革者在应有的程度上实现军事工业既定的转换，从而加剧了国内1980年代末出现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说到这里应当指出，苏联在这一时期所拥有的强大的军事潜力彻底推翻了亨利.基辛格等西方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改革是西方在冷战中胜利的结果”。在我看来，当然不能不考虑外部因素在苏联社会演变中的作用，但也不应当夸大它的历史意义。苏联作为核大国在1980年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强大得多，尽管军备竞赛对苏联人民来说实际上是沉重的负担，但认为这是苏联和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把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绝对化。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大于牛。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虽然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总体来看仍然保持着世界老二的架式，怎么会说倒就倒了呢？而且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没有让社会主义制度免于一朝倾覆。看来这里的原因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呢？
第六，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阴谋论”。 这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崩溃，是“一种全然预谋策划的行为”。这就是说，“是外部压力和内部阴谋，或者是二者里应外合把苏联搞垮的”。这一观点不仅为中国官方和学术界，而且为芸芸大众所广为传播。
在传统上，凡解释革命和政变，往往都会提出类似这种“阴谋论”的说辞。梅杜舍夫斯基认为，这种说法无法回答下述这个主要问题，即为什么像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不能防范这类阴谋的发生，而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为什么又能成功地加以防范？在梅氏看来，每当一个国家被倾覆瓦解，与之有重大利害关联的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往往“诉诸带有浓重情绪色彩的论据，诸如‘背叛民族利益’等等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言外之意是，情绪终归是情绪，代替不了理性的分析。梅杜舍夫斯基认同西方学者的下述观点: 尽管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没有理由将其绝对化”。梅杜舍夫斯基认为，这种“阴谋论”近乎个人决定论，事实上，这是把苏联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因素”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领袖人物的虚荣和冲突”。
这种“阴谋论”在俄罗斯并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在中国却很有市场，关键在于赞同这种观点的大都是一些半学者和半政治的人物。这种身份就决定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肯定要以意识形态为圭臬，为官方立场提供自圆其说的依据。他们特别认可“阴谋论”，鼓吹“防止和平演变”，全然不顾“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是毛的教导，将西方思想视若洪水猛兽，对媒体舆论严加管控，以此作为巩固政权的不二法宝。
这些人也不想想，相比西方民主国家，苏联的舆论管制要严格得多，可为什么舆论自由宽松的西方国家没有崩溃，而舆论管制非常严格的苏联却解体了呢？要说“阴谋论”，西方对苏联有渗透行为，难道苏联对西方就没有渗透行为吗？西方对苏联的“阴谋”能得逞，苏联对西方的“阴谋”为什么就不能得逞呢？苏联的克格勃难道只会镇压苏联人，不会策反西方人吗？
第七是综合论。 这种理论以曾任叶利钦时代的国家档案局局长P.皮霍亚为代表。他不同意用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苏联的瓦解，认为“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瓦解苏联的唯一主要原因”。因为“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地决定着的，这就不是某一历史规律的体现”。持这一理论的学者，还包括这一类观点，认为国家垮台的原因是文明冲突论的结果，也是上述所有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民族种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交相结合的结果。
梅杜舍夫斯基认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缺乏明确性，这使人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用这一理论，所以在他看来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他也认为，列举各种原因来解释苏联解体，意味着人们无法找到其中某一种主要原因来准确诊断苏联的病症和死因。
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中国有关部门出于兔死狐悲的心理，出版了不少回顾反思和研究的书籍。这里找出一本名为《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专著，从章节标题上可以看到他们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第一章 苏维埃联邦制国家——苏联的建立及历史局限性
第二章 苏联解体的政治原因
第三章 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
第四章 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
第五章 苏联解体的对外关系因素
第六章 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纲领
第七章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和苏联解体
第八章 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联邦国家解体
第九章 向西方经济制度认同和无原则承认共和国经济主权
第十章 对外新思维与西方的分裂活动
第十一章 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第十二章 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文章内容大部分确实是事实，说的理也不算荒谬，但是立场实在是成问题，导致有些论证只好竭力自说自话，自圆其说，没有说服力。
接着上文看马文:
从上述可以看出，梅杜舍夫斯基对上面提到的这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都一一提出了驳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集中论述了不认同上述一系列理论观点的理由。他认为: “所有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现象的个别方面，无法作为包罗所有方面的因素令人信服。这些用单一因素和多因素的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其原因在于: 它们无法揭示出危机各种变化情况的体制性关联；它们没有考量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因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可划分为整体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这些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原因还在于: 它们通常具有宿命论的特点，因为它们是从国家崩溃的预设性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混淆了因果关系，没有分析在各个阶段存在的各个过程的变化；或者相反，它们也陷入了历史唯意志论的对立的极端，把事态归结为领袖人物的感情用事和失误。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最后，这些解释也显得很不具体: 假若苏联注定要解体，那为什么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而又为什么这解体又恰恰发生在20世纪末，而不是发生在1920年代或1960年代？须知，那时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这些理论总的缺陷是: 它们实质上重复着人们在解释过去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崩溃时所提出的论据。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是企图依据19世纪出现的理论，来解释现代史上的现象；从坏的方面说，它们是为此利用了当年那个时代本身的术语，而同时又依靠从苏联意识形态中因袭而来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认为这些解释是完备的。”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外因论。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这基本上是一种官方的观点。
二是叛徒论。认为苏联解体是党和国家内出现了背叛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这是典型的官方观点。
三是腐败论。认为苏联崩溃是国家执政党的腐败和特权造成的，苏联特权阶层严重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是一种半官方的观点。
四是争霸论。认为苏联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进行军备竞赛，对外扩张，导致垮塌。这也是一种官方观点。
五是模式论(体制论)。认为苏联解体是斯大林模式(体制)造成的。这种观点触及到问题的实质。赞同此观点的大多为非官方人士。
六是合力论。认为苏联解体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观点不过是把前述各种观点加以综合而已，是一种半官方观点。
看来，中国人对此问题的论述都受一定条件的限制，还是看俄国人梅氏的分析吧:
梅杜舍夫斯基关于上述七种苏联解体原因论的论述，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梅杜舍夫斯基虽然不认同对苏联解体的这七种解释，但他没有把这些解释同他的看法完全对立起来。他指出:“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 这就是说，“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其他因素都是从这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因素派生的，“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这个体制。
中国可能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 这怎么说得通，难道能把认为“戈尔巴乔夫因素”是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的观点，同认为体制模式是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看法协调起来吗？其实在中国早有学者讲过，“戈尔巴乔夫现象”实质上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更确切些说，它是对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的产物” : 惟其曾有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才引发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 惟其有斯大林惨无人道的“大镇压”，才会有戈尔巴乔夫要求的“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和“人道”是针对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和“非人道”而提出的；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逆反效应的产物”。所以说，“体制模式”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但并不排除其中这个“戈尔巴乔夫因素”；非但不排除“戈尔巴乔夫因素”。也不排除“叶利钦因素”、“赫鲁晓夫因素”、“勃列日涅夫因素”、“苏斯洛夫因素”、“日丹诺夫因素”，等等。因为所有这些人物及其活动，都无一不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无一不是苏联瓦解的或大或小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学术界，有人太过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对苏联解体作用的观点，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嫌疑而遭到人们的否定以后，这种观点又演变成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腐化变质说”。其实，“苏共腐化变质”，或早一些变或晚一些变，不管在张三手里变还是在李四手里变，这也无不与“体制模式”相关联，因为苏共本身就是这种体制模式的产物。
至于上述对苏联瓦解原因的其他种种解释，也几乎都同苏联这个具有“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地联系着，因为它们都是由后者决定并派生出来的。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无疑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那么，他本人后来对这一事件及其后果持什么态度？他认为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他又是如何对苏共、苏联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的？下面从他的《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和《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两本回忆录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归纳出一些有关内容给大家过目：
一、对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评价
1、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极权主义占统治地位
在评价1917年以来的苏俄历史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但他又认为此后形成的苏联制度是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背叛。他认为苏联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权，其“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他说：“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了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写道：“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了些，但实质依然故我。”
戈尔巴乔夫认为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在于：“首先，这是一个极其公式化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不允许对之进行再认识的意识形态、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对这些原则和规范的解释更使它们成了僵硬的教条。这是半宗教式的信条，它完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并无情地镇压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方面不能听命就范的所有人。
“第二，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的、概括一切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但被用到了荒谬的地步。
“列宁在革命前曾写道，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取得政权，只有采用民主方式才能建设新社会。而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几乎从一开始，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就意味着与民主的彻底决裂。可是无产阶级专政却被说成最高的民主形式。这甚至不是多少还是一个社会的群众性阶层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上层统治者及其等级制度权势集团的专政。”
戈尔巴乔夫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提出什么论据为1917年后在俄国压制和粉碎其他政党的必要性辩护，我想，一党制的最终确立，可能是当时所犯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它阻碍使十月革命成为国家强有力的民主发展和真正繁荣昌盛的源泉。”
戈尔巴乔夫在评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时说：“不管怎么说，革命，尽管有它的一切代价，给俄国带来了历史性的更新，摆脱了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遗产，使俄国得以开始国家的现代化。而这是由人民的智慧、劳动和功勋来做到的。忘记这一点，把苏维埃政权的几十年描绘为完全失去的年代，那是有悖于良心的。
“是的，曾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这是确实的。而这首先是由渊源于斯大林极权主义制度统治的结果。过去年代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谴责和推倒极权主义。这是一种毁灭人的人性的制度，把人变成奴隶的制度。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苏维埃历史又一次证明，极权主义看起来是那样的巩固和强大，最终只会使国家变弱。同时，极权主义促使人与国家、政权、政治和文化异化，力图压制社会多样性的最小的表现，它使社会丧失了自我发展的动力，从而注定了它自己的失败。
“还有一个从反面得出的结论：只有民主能成为社会健康的、有活力地发展的基础，提示和利用社会一切可能性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最后总结说：“归根到底，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从以上言论来看，要说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也对，戈尔巴乔夫确实是极权主义制度的叛徒，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但这种叛变却是回归人类文明的正义之举！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模式视为极权主义专制独裁政权是一种入木三分的认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有助于我们对此类问题的深刻剖析和认识。
戈尔比，说得对！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5月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