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
俄国各界的反思（3）
马龙闪的文章接着写道：
二、还应提请注意，梅杜舍夫斯基在这里把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性原因”，一类是“短期性原因”。这种划分极为重要，过去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见人提出过这种划分：所谓“整体性原因”，就是对苏联历史发展全过程，几乎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产生着影响的原因；所谓“短期性原因”顾名思义，就是只在某一时期、时段，或只是在某个局部方面发生短时间影响的原因。通过这种划分，就可以在影响苏联解体的诸因素中，区分出轻重缓急和主次分量来，不至于对各种因素进行一、二、三、四，不分主次轻重地平行罗列，这样，就能从造成危机的许多因素中，进行比较分析，过滤筛选，突出最权重者。
其实，为了更全面、更易懂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在梅杜舍夫斯基这两个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再加以扩展，进一步划分出下面一些范畴和概念：比如“全局性原因”和“局部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全覆盖性原因”和“点线性原因”；等等。这样，就能把梅杜舍夫斯基提出的“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同经过信息筛选过滤，排除其信息杂质，吸取其合理成分之后的上述七种原因论，基本协调一致起来。这就是说，这种“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是属于“全局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全覆盖性原因”和“整体性原因”；而上述七种原因论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只属于“局部性原因”、“短期性原因”、“点线性原因”和“个别方面原因”，是可以覆盖和涵括上述所有原因的。
梅杜舍夫斯基之所以对上述七种解释不加认同，就是因为它们之中任何一种原因论解释，都不能与“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相比拟，因为只有这种 “体制模式性”原因才能对苏联历史过程产生这么长久、这么深刻、这么多方面、这么全局性的影响，可以全面覆盖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其他七种解释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起到这种长期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梅杜舍夫斯基通过在后面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这一体制模式性因素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又怎样造成了苏联更大、更严重的危机。
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上述七种原因说之所以说服力不强，是因为它们大多因袭过往时代（19世纪）的旧学说，来解释一个全新时代的现象；或者因袭苏联时期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它自身的灭亡。这就像一个人自己来评价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一样，是显得苍白无力，无以说服人的。况且，它们只能对历史过程做一个局部方面或某个时期、时段的说明，而不能进行全覆盖式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总体上的说明。
下面再看戈尔巴乔夫对苏联70多年的历史进程评价:
2、认为苏维埃年代既有巨大功绩也有严重过错
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写道: “在苏维埃时期，在极短的时间内，过去的沙俄变成了先进的(在当时来说)工业大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发生了文明上的转折——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可与先进国家相比的工业大国。这一点是不可能否认的。”
“但是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俄国的现代化带有追赶式现代化的性质。官方的口号就是‘追赶西方’。但问题也就在这里。”
“按照数量指标，例如钢铁和拖拉机的生产量，苏联确实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是这些产品中大部分质量是不高的。生产效率则是不可比拟的低下，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量则比西方国家要高得多。
“是的，在70年代曾提出过使国民经济由粗放转向集约化的任务。但是实际上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国家继续搞粗放式的发展，而在改革的最后几年国家实际上是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过日子的。
“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只要提一下对遗传学家的迫害和在其他的科技领域里对先进方法的排斥就够了。……国家隔断了与国外科学技术界的联系，而全部世界经验说明: 封闭和孤立必然会导致落后。
“因此，在对国家工业的巨大发展作出正确评价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它的一定局限性，在转向国家的集约化和超前的发展上所出现的没有道理的延误。
“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为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很清楚，在历史给予我们的这样短短的时间里，要建立使我们很快就能在战争中抵御法西斯的工业潜力，不采取非常措施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应该是怎么样的措施。”
“但是，不幸的是，工业化的因素不仅仅是热情。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
“集体化可以与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关系时期的‘圈地运动’相比。它不是在自愿原则上进行的，相反，农民经常是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简直就是被驱赶进去的。各级政权为完全中央规定的任务，采取了最残酷的方法。许多农民在革命后得到了土地，经济上得到了发展而变成了中农。他们不想放弃通过诚实的劳动挣来的东西。推行集体化的残酷性是令人震惊的。那些能比别人搞生产搞得更好的人，最能干、最爱劳动的人被消灭了。”
CP人口口声声倡扬的“实事求是”，我总算在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身上得到了证实。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好主义。CP的大头目能说人话不说鬼话，百年一遇，不容易啊！
下面接着看马龙闪文章的第二部分:
二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突破19世纪和苏联时期的思维框架及思维局限，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用新的话语体系，对苏联瓦解的原因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信息认知论是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解决信息认知方式的一种理论。在当今信息社会，通讯工具多样，计算机普遍应用，互联网发达，人们从各种渠道都能轻易获得或发布大量信息。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权和发布信息的自由权，以至于不限于书刊就能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信息质量问题，即所获信息是否经过了检验核实，是否确实可信可靠的问题。近些年在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些人拿出子虚乌有或虚无缥缈的材料，就来论证重大的历史政治问题。比如，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来论证他的“背叛”。这个讲话，后来经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查证，该国根本就不存在一所叫“美国大学”的高校，何来戈氏在这里的讲话？！况且，经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核实，标明戈氏该讲话日期的那段时间，戈氏就没到过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件没经核实，只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被抛出的纯属子虚乌有的资料，就被中国某些学者到处引用。……正是根据信息社会中信息爆炸、出现信息质量问题这一现象，信息认知论才应运而生。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种验证方式保障信息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以确保信息的质量可信度。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依据这种理论和方法，对涉及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信息及其来源，通过构建现实实在的认识动机，用信息可靠性标准对各种信息加以筛选，区分真实信息还是过手(虚假)信息，是学术创造性信息还是转播宣传型信息，是经过操控腐蚀而变形的信息，还是真实直接的学术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信息来源者的历史意向和行为动机加以分析，就能鉴别、确定信息资源的质量来。这位严肃的俄罗斯学者，依靠这种严格的信息分析法和信息筛选法得到的资料，进一步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罗斯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灭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其长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官方也承认)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明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如何稳步而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瓦解便成为不可避免。”
这段话言简而意赅，有关苏联解体原因的重要论断尽含其中。笔者尽量严格按其原义并用易懂的语言翻译了出来。尽管如此，对于某些非专业读者恐怕仍显得不易理解，出于这一考虑，在此不妨再多费点笔墨，对其主要含义略作一些阐述。
第一，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这种”苏联“模式”是其解体瓦解的根本性的、也是主要的因素。梅杜舍夫斯基特别强调: “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是决定苏联解体的整体性因素，即起着全局性、长时期、全覆盖影响的因素: 因为“这种模式”作为“苏联的基础”性因素，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国到历史的终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它对苏联的作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超过前述各种原因论因素的权重和分量；前述七种因素都是由这个整体性派生出来，并由它所决定的。
前面曾经论及，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其他七种原因论解释与他的“体制模式说”，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可“归结于”后者，后者可涵括前者。这样看来，梅杜舍夫斯基实际上是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排除前者在学理和资料信息上的一些非理性成分、附加杂质和虚妄因素之后，在前七种原因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提高、锤炼和升华。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也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解释。在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方面，梅杜舍夫斯基没有责怪个人，而是归结为整个“精英集团”，归结为他们不懂得“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如何一步一步“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而且，这个“精英集团”在改革问题上纷争不断，曾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对抗，这样就贻误时间，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解释与中国学术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把苏联解体灭亡的责任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在改革上的错误和失败，而是将责任归之于整个“精英集团”。这倒是别开生面，应该引以深入思考的。
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比较深刻而且是全方位的。他对苏联社会的“正能量”作了以下实是求是的评价：
“……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几十年中是取得了许多惊人的成就的。
“从1939年底开始，苏联保证了全体有劳动力的居民的充分就业。苏联人的收入是在缓慢地，但不断地增长的。国内战争后，在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全部时期中，除了卫国战争时期以外，没有哪一年公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城市住房面积到1985年的时候从1.8亿平方米增加到25.6亿平方米。革命前俄国四分之三的居民是文盲。到80年代中，全体居民的70%，就业人员的88.3%具有了高等和中等（完全的或不完全的教育。教育是免费的。”……
“我要补充，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国家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成绩，但从纯物质的层面上看，苏联的生活水平还大大低于最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工资是低的，免费的或只要付少量钱的社会福利只在不同程度上补偿了人民的收入。但是，不管怎么说，苏联人对自己的明天是有信心的：不会变得更坏，也许将会更好。”
接着，戈尔巴乔夫又对苏联社会的弊病进行了数落：
“……随着极权主义在我国的确立，各民族的文化特点被塞进外来的意识形态框子中去。由莫斯科强加的革命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上层建筑，是与主要居民的传统和已形成的心理格格不入的。由于实现斯大林的‘自治化理论’的结果，甚至像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这样一些加盟共和国都被视为单一制国家的一部分，虽然按照宪法（全联盟的和共和国的）它们都是独立的，联盟一词就意味着它们是处在与其他共和国的联盟之中，而决不仅仅是中央的一个省。
“改革年代所进行的改革旨在从本质上更新社会，在民主道路上克服极权主义制度。在极端复杂的条件下开始了根本性的改革，但是由于（八一九）政变和政变之后发生的‘别洛韦日阴谋’而中断了。”
“现在回到主题上来，应该说：苏联在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很多成就。在政治方面则离开十月革命最早的理想越来越远了。苏维埃时期是系统地在事实上否定和压制民主的时期。
“我得出这个结论，我是知道这方面的数字的。（全国）曾有230万各级苏维埃代表，600多万常设生产委员会委员，差不多800万工会积极分子，1000多万人民监察委员会成员等等。认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那是错误的，在所有这些组织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基层，一定的民主成分是存在的。但是整个说来，所建立的全部巨大机器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巩固和加强党的权力。而被称作人民政权的工具的权力机关却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它们属于党的领导的功能。谁也没有对涉及政治和政权的决定，选择不同于‘上面下发的批示’的可能性。思维和决定的多元主义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背离。
“在俄罗斯有的是有能力的人，只要给他们权利和自由，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党的指令和指示的僵硬与狭窄的框子、行政命令体制的各种规则，使他们无法发挥作用。在个人迷信和极权主义条件下的几十年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变得萎靡不振，对一切都淡漠起来，失去主动性，使社会丧失它的活力。”
马龙闪的文章在最后总结时指出:
从梅杜舍夫斯基的结论看，他关于苏联解体的“体制模式说”，倒是同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多数主流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客观地说，他们论证更深刻一些，方法论显得更严谨。不过，中国学者早在1990年代下半期就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这种“体制模式说”，比梅氏要早了十多年时间。在两国学术界，总的来看，几乎都把苏联解体原因的因素都归纳、统一于“体制模式说”这一总的结论中。
三
上面我们集中谈到的有关苏联解体原因的“体制模式说”，也就是梅杜舍夫斯基从分析历史和信息认知理论出发，对苏联崩溃原因所作的解释。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八种理论解释。再加上俄罗斯CP主席久加诺夫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提出的“三垄断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也就是说，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的行政特权制度，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灭亡。这是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九种解释，实质上与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异曲同工，只是更集中着眼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这样看来，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九种理论或九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因为正是这一原因论解说，不仅涵括了“帝国论”、“社会经济论”、“现代化危机论”，而且覆盖了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说”和“综合论”的各个因素；甚至在筛选其情绪因素、信息杂质和不真实因素的前提下，也包括了“阴谋论”中某些合理的 “戈尔巴乔夫因素”等。可见，“体制模式说”，是解释苏联解体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提高、深化和升华的集大成者。
本人非常赞同梅杜舍夫斯基的这一结论，并且愿意从这一结论出发，阐述苏联灭亡之谜。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