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各界的反思(4)
继续看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反思:
3、为自己执政期间实行的改革进行辩护，同时承认犯有错误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针，提出了“公开性”和“新思维”。他当时认为，可以通过完善现存的制度来克服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在改革之初，他曾经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他后来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承认，“这句话包含有正确的成分，也包含有迷误的成分”。对此，他接着解释说: “说是正确，是在于我们想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初始的，但没有实现的思想:克服人与政权和财产的异化，把权力(从官僚权势阶层的上层那里夺过来)交给人民，巩固民主，确立真正的社会公正。
“说是迷误，是在于当时我，正如我们中多数人一样认为，这可以通过完善现存的制度来实现。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们的危机具有并非局部的，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导致这样的认识，即应该不是完善这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向建立在法治和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逐步过渡。
“这个过渡原来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比我们当初想像的要复杂得多。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惯性。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牢固的国内骨干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抵制。权势官僚分子加强了抵抗，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过去把整个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须得放弃自己的无限权力和特权。因此，整个改革时期就充满了改革力量与那些抵制改革和那些特别在头两年之后开始简直是破坏改革的人之间的斗争，开始是隐蔽的，后来则是公开的，甚至是当众进行的斗争。
“斗争的复杂性还在于整个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精神上还处于被旧的习惯和传统俘虏的状态。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旧习惯和旧传统。关于这一点我同样已提到过了。还有一点，摧毁旧制度的时候，如果不同时伴随着新生活的基础的建立的话，摧毁就是没有意义的。而这里是一片真正的处女地。六年的改革是充满着探索和发现、收获和损失、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突破，同时也充满着错误和失误。”
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言论显然标志着他已经不是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走上对马列主义离经叛道之路呢？他的思想轨迹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呢？让我们从几位俄罗斯作家和曾经在戈氏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大致了解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人生之路，同时继续用戈氏自己的言论佐证他的思想变化的渊源。
俄罗斯作家索尔.舒尔曼在其《权力与命运——入主克里姆林宫者的个人命运》一书中以《克里姆林宫讲坛上的哈姆雷特》为题，对戈尔巴乔夫的人生肖像是这样勾勒的:
……我们每一个人对他都有自己主观的看法，这是因为观察这个人的角度千差万别。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会永远感谢他，是他作为国家领导人打破70年的沉寂，在国内倡导过“公开性”。而正统的CP人绝不能饶恕他的“叛变”。穷困潦倒的退休人员还在怀念那种“共同贫穷”的好时代，可是年轻的企业家简直无法理解——那怎么能活下去！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在北高加索一个世代农民家庭用泥巴垒的茅草房里。他的家乡普里沃尔诺耶村地处斯塔夫罗波尔州的平原上。他母亲说，他一出生额头上就带着鲜红的胎记，算命的说，这也许是富贵之命的标记，也许相反，因为俄罗斯有那么一句民谚:“上帝专在骗子身上做记号。”
他的祖先曾经是顿河哥萨克。他的外祖父母都是乌克兰人。外祖父潘捷列依.戈普卡洛是一位很能干的汉子，日子过得比较富裕，政治上也很进步，年纪轻轻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且当上集体农庄主席。这个岗位在那个边远地区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那个大搞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时代，农民的小命全都握在集体农庄主席的手心里。
斯塔夫罗波尔州耕地面积大，日照期长，一向被视为俄罗斯富庶的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勤劳勇敢的哥萨克们为了“寻找土地和自由”，都纷纷到这里定居。与俄罗斯北方耕地有限的农民相比，这里有许多富裕的庄园主，他们拥有广阔的土地，也善于耕作。因此，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在这个地区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这当然不可避免地招致当局的镇压。人为制造的饥馑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使几百万农民死于饥饿。许多农户横遭洗劫。无数勤劳的农民被捕被杀。几十万农户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在那里冻死饿死。这一切都在戈尔巴乔夫所在的这个小村庄发生了。
舒尔曼说戈尔巴乔夫的祖父是因为在自己家里“窝藏”20公斤粮食拒不上缴而被判处十年监禁。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中则是这样叙述的:
……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是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村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卫国）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当成“怠工者”派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带着两个女儿留在家里。我父亲(已分家另过)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得不错，于两年后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村里，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曾任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安德烈.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则披露了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也曾被捕:
尽管米哈伊尔的祖父和外祖父在政治上有分歧，苏维埃政权的清洗机器却对他们来了个“一刀切” : 苏维埃政权的坚决拥护者外祖父在1937年“大清洗”的脚本中摊到的角色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祖父则因未完成粮食播种计划而扮演了不大起眼的角色——“怠工者”。对两人的判决也各不相同:外祖父奇迹般的躲过了死刑，因“职务犯罪”被判徒刑，不久获释；祖父则在西伯利亚当了几年伐木工。
索尔.舒尔曼在叙述了戈尔巴乔夫的祖辈情况后这样写道:
我们之所以如此认真地介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和外祖父，是因为他们对他的成长和性格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米沙的少年时代，正值他的个性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在他面前树立着两个榜样——一个是完全属于正面形象的“党内外祖父”，另一个却是他同样敬爱的被打成“人民的敌人”的祖父。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给日后这位领导人的性格中埋下了双重性和优柔寡断的劣根。饥饿、屠杀农民、深夜抓人、战争、敌人占领、斯大林将北高加索民族驱逐出境……在年纪轻轻的米哈伊尔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他的世界观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
舒尔曼的意思是祖父辈的遭遇必然会在戈尔巴乔夫的心理上对这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事还没有完。安德烈.格拉乔夫在讲述完戈尔巴乔夫的祖父辈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整肃后，接着写道: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也就是米哈伊尔当年尚不认识的未来妻子赖莎.季塔连科的外公，同样难逃厄运。1937年，根据“三人小组”的一纸决定，他在阿尔泰被处决。尽管戈尔巴乔夫父母双方的家庭在斯大林体制的两种清洗(旨在除掉党务干部的政治清洗和旨在形成无偿劳动大军的经济清洗)中均未能幸免，然而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不认为斯大林应当对此事负责。在他们眼里，“罪魁祸首”自然是过分热心的地方执行者，甚至是“破坏分子”。于是，形成了相互猜疑和彼此指控的怪圈，领导启动的全国恐怖的机制，在所谓“全民支持”的助威下不停地运转。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思考“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说道:“斯大林主义不仅教坏了刽子手，也教坏了他们的牺牲者。背叛成了一种通病。”
他所受到的政治多元化和宽容态度(他称之为“温文尔雅”)的启蒙教育，不仅来自祖父和外祖父截然相反的政治气质，而且来自家庭内部的生活方式:外祖父家中的一个角落桌上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另一个角落则是外祖母从修道院带回来的圣像。
从上述事实来看，勃列日涅夫时代对干部的政治审查并不严格，否则，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祖辈有严重“历史反革命”问题的人，怎么会让他青云直上，直至进入党中央和政治局呢。这样看来，戈尔巴乔夫对体制的“背叛”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当然，现实原因是主要因素，否则，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热衷于改革呢。
下面请看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自我标榜的改革成果:
“在风暴般的改革年代究竟具体得到了什么呢？
“极权主义制度被消除了。开始了深刻的民主变革。第一次在可选择的基础上进行了普遍的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多党制得到了保证。形成了代表权力机关，向分权制方向走出了最初的几步。人权(过去在我们这里人权曾被称为‘所谓的’，而且必定要加上蔑视性的括号)成了不可侵犯的原则。确立了信仰自由。
“开始向多种成分的经济和各种所有制成分的平等的方向前进。经济自由有法律予以规定。开始呈现出企业经营精神，启动了股份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在土地法的框架中农民开始再生了，出现了家庭农场。几百万公顷的土地交给了农村和城市居民。出现了第一批私人银行。
“各族人民获得了选择自己的进一步发展道路和自由。对多民族国家进行民主改革以及把它从实际上的单一制转变为真正联邦制的探索，把大家带到了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门槛前。它的基础是承认每个共和国真正的主权和保持对大家都必需的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空间以及国防空间。
“国内的改革必然导致国家外交政策的转折。新的改革方针为放弃陈规老套与过去的一味搞对抗的方式方法，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主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及保证国家安全的途径创造了条件。
“这些就是改革的决定性总结。……显然，今天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不仅是改革已经做了什么，而且是怎么取得它的成果的，还有它的错误与失误又在哪里。
“首先，如果不对国家面临的问题进行检查和深刻的批判性的重新思考，不对国家的和国际的现实进行重新思考，改革简就是不可能的。
“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过去我们对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很深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教条使我们根本无法实行务实的政策。需要打破这些概念，制定对国家和周围世界发展的崭新的观点。”
“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新思维。它成了改革年代国家全部内外政策的基础。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不从狭窄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从日益扩大的世界整体性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存性的立场上，从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
“改革的实践，这就是抛弃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和过去的教条，它要求对世界、对自己具有新鲜的、不带偏见的看法，要求考虑已经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第三个千年的趋向。”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新就新在他要否定苏联过去的“旧思维” ——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他要改革的对象就是他长期以来赖以栖身成长的社会体制。他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何来呢？他为什么要过河拆桥呢？
安德烈.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的开头就以“斯塔夫罗波尔的大卫”来指代戈尔巴乔夫，认为戈氏堪称圣经中的英雄。他这样写道：
为什么命运恰恰选中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大卫去摧垮极权主义的歌利亚（被大卫所杀的巨人）？为什么几乎完美无缺、典型的共产主义体制的产物，体制的坚定拥护者，居然是比体制所有敌人加起来都更加危险的内部敌人？为什么那个能如此顺利地抵挡住外来军事压力和思想上的敌人的瓦解企图的体制，面对改革家们的方案时竟会解除武装，不堪一击？而改革家们“只不过”是力求改善体制、或者说得准确点是想挽救体制而已。
答案就包含在问题之中。一个由“惟一正确的学说”武装到牙齿、在全世界面前不可一世的体制，只能被内部的腐蚀、思想上的异端邪说所击败。不是败在外来的侵略，而是败在“天使们的起义” 。而无所畏惧地领导起义的，自然就只能是那个自身无懈可击的人。只有真诚的信徒才能成为异教徒。只能是那个一切都多亏苏维埃政权、除自己而外不欠谁的情的人。他并不属于“阶层”的一员，而是出身劳苦大众，因此也不怕再次置身其间。只有无产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不怕降职，完全符合《CP宣言》作者的预言，最适合充当生育他自己的制度的掘墓人。
在这位斯塔夫罗波尔小伙子身上，究竟是什么多一点呢？是他那个阶层、亲友以至整整一代人的东西呢，还是决定他要起自己尚不知道的历史作用的非同寻常的东西？他的性格、基因、天性中肯定具有一些绝无仅有的品质！尚在有生之年就获得本世纪伟大政治家之一的称号，这可不是人人有份啊。为了解释他的业绩，总不至于再次拜倒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和《简明教程》面前吧，按照它们的说法，历史上并没有杰出的个人，只有“本阶级的代表人物”。
即使那些似乎“天降大任于斯人”者，也绝非全都青史留名。人人皆知，历史是一个大抽彩，它使许多人青云直上，直达巅峰。因此，只有到了事后，历史学家们在悉心研究家族史、性格特征和友人的回忆录时，才能在历史的宠儿身上找到那毫无疑问的伟大的标志。
现在，戈尔巴乔夫一旦认准了方向就按照他的“新思维”轨迹勇往直前。他的改革思路是这样的:
“有人批评改革的倡仪者缺乏改革的‘明确计划’。这反映了几十年来形成的对生活要有一套包罗万象的规定的习惯。但是进行改革的那几年的事件和以后的时期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在对社会发展的基础进行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时期，要想提出某种事先就设计好的‘模式’或变革的精确的时间表，不仅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存在改革的明确目标、改革的构想和改革的基本方向。
“这一切是改革都有的: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深刻民主化，对社会和政治选择的自由的保证。这些目标曾经宣告过，而且不止一次地加以确认过。这并不是不要求，而是要求必须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变换每个阶段的具体方针，经常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特别重要的一个结论是: 改革表明，甚至在一个极权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里也可能通过和平的、进化的途径进行民主的变革。
“革命和进化的问题，在社会发展中改革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永恒问题之一。改革从它的本身内容来说当然是一场革命。但在形式上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改良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大大早于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进行深刻改革的需要在苏联说已经成熟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决定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改革，而是把改革推迟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苏联也许会发生一次破坏力巨大的爆炸。也许，以后会把它叫作革命。但这会是国家领导人不负责任带来的灾难性结果。
“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没有能够完全避免流血。但这只是上层官僚分子中的改革反对者抵制改革的后果。制度的转换总的说是和平地、进化式地进行的。
“之所能这样，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方针得到了来自下面的群众的支持。公开性政策在‘获得’和动员这种支持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苏联的改革其实是一场革命，说白了就是一种“和平演变”。这场演变的导演就是戈尔巴乔夫，是他主导了这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