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5)
俄国各界的反思(5)
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在指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后特别指出:
“在苏联的条件下根本性的改革只能由上而下，由党和国家的领导开始。这是由这种制度的‘性质’本身决定，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生活的超集中领导。这同样是由于习惯于执行‘上面’作出的指示和决定的群众的惯性。
“从改革一开始，国家的领导人就特别重视坦率地、开诚布公地并通过同群众直接交往的途径解决新方针。因为没有公民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参与，领导人是寸步难移的。所以在改革政策产生的同时也就开始了公开性的政策。
“正如改革本身一样，公开性也是经过很大的困难才为自己打开道路的。各级官僚权势分子，一直领导的、不受下面批评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是这种体制的神圣的东西。权力抵制公开性，在地方报刊上公开地和不声不响地压制最初的公开性浪花。甚至改革的最真诚的支持者也受到了多年来一切都保密的传统的影响。但正是公开性把人们从普遍的沉睡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帮助大家克服了漠不关心和对一切都消极的态度，感受到变革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自己与改革的切身关系。公开性有助于弄清和思考新的现实和新的政治方针的实质。简而言之，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改革。
“实现目的手段要和目的相符问题，是政治和政治活动的关键问题之一。二者相互不符，既有矛盾，又会导致失败和挫折。苏联的经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改革正是以民主变革的进程开始的，必须争取做到实现改革的手段同样是民主的。”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体制的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来自上层的革命”显然是从现实状况出发而认定的事实判断。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入主克里姆林宫的个人命运》一书中写的两段文字颇有功力:
戈尔巴乔夫作为“提倡改革”的领袖，远不像西方和国内人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他的人格是极其复杂而又是自相矛盾的。西方所赞扬的戈尔巴乔夫的优良品质完全是给他贴金；而在国内所指责的那些恶行，都源于整个体制的劣根，并非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缺陷。现在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论调: 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这个体制已经濒临灭亡，有他没有他这个政权终归是要土崩瓦解的，这里看不到他的任何功绩，他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时间处在合适位置上的“历史宠儿”。其实，这一切并不尽如此。既然说“这个体制已经濒临灭亡”，那为什么当它“土崩瓦解”时，我们大家，包括那些最聪明的人在内，都感到异常突然呢？虽然我们大家都预见到它的必然灭亡，但都认为那是远在天边的事，起码不会发生在本世纪。这个“土崩瓦解”的过程可能会拖垮我们这一代人的。因此，我觉得，应该记住戈尔巴乔夫的那句话: 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
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对此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切身体验到了。试图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当中到达权力的最高峰，因为这种体制会严格挑选掌握它的人。所以，当我们说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应当明白，他是这个体制的人，但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当权以后他并没有打算摧毁这个体制，而只想改善它，给它贴上一张“人的面孔”。戈尔巴乔夫宣布的“公开性”从内部炸开了这个体制，因为它的基础就是谎言。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当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自行毁灭。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想当初对法兰西皇帝说:“用刺刀可以做许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理解狡猾的塔列兰所表现出来的明智。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愤怒地回答: “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来解决问题！”
既然苏联的改革是上下共通，和衷共济，为什么后来又进行不下去了呢？戈尔巴乔夫对此这样解释:
“为什么改革还是没有能达到它提出的所有目的？这首先涉及到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协调问题。
“改革的民主主调不可避免地要强调改革。那几年我国发展的辩证法是，没有社会在政治上的解放，不保障自由，也就是不打破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就不可能在经济领域进行认真的改革。这也做到了。但是经济改革落在了政治改革后面，它们没能充分展开。
“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评，说我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住……像中国那样。我并非没有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更没有忽视。只要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记事表就可以知道，从一开始多数中央全会讨论的正是经济改革问题。但是，几十年来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垄断主义，决定经济骨干和主要是搞经济的人组成的党的领导人人选的行政命令体制，以及长期运行的经济体制本身的性质，具有难以置信的强大惰性力量，这项力量使得经济向新的轨道，向现实的市场的轨道过渡变得极其困难……
“改革开始了，我们曾试图寻找从极权主义经济和平地过渡到民主经济的最佳方案。探索拖延了时间。人们产生了失望情绪和对改革的不信任，以及对物质状况恶化的不满。社会上对改革者的支持减弱了。这一点被平民主义者利用了，他们允诺在一年内改变情况，这种允诺是骗人的。但是人们希望迅速向好的方面转变。苏共党内的改革反对派极力利用了社会上对市场供应状况的不满。
“给改革造成威胁的另一个因素，是提出和解决民族问题，把苏联从事实上的单一制国家变成真正的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归根到底就是使情况符合于宪法的规定)迟了。这一点被民族主义分子和共和国中的领导集团利用了，他们认为削弱中央的时刻到了。
“在叶利钦集团取得了政权并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之后，消极进程愈益发展了。通过主权宣言的用意事实上就是在废除苏联这个国家。这条破坏性的路线却得以挡住了保留苏联并对其进行深刻改革的路线。到1991年7月同各共和国达成了签订联盟条约的协议，反改革力量的政变破坏了条约的签署。虽然政变分子遭到了失败，但八一九事件大大推进了分崩的进程，有力地损伤了联盟中央的地位。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这一点，不断地试图取得作出具有全联盟意义的决定的权利。这又更加加强了分离的过程和共和国之间的疏远，并导致了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同搞阴谋，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这些就是改革的教训。当然，我只是提到了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看来，这些教训不仅对历史学家具有一定的意义。现在，当整个世界都处在运动中的时候，当在许多国家中由于新世纪提出的大量新的挑战而产生变革的必要性的时候，任何变革和改革的经验都是有意义的，而不会受到国家边界的局限。可以有把握地说: 我的国家从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的经验，尽管有它的一切独特性，还是包含着许多可以使其他国家中的民主派改革者感兴趣的东西。如果考虑到分离化倾向的加强以及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浪潮，就更是如此。
对于戈尔巴乔夫，大家尽可对其见仁见智，但我以为索尔.舒尔曼对戈氏其人其事的认识甚为全面而深刻。他在书中以立体化的笔调这样写道:
戈尔巴乔夫坐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之后，并没有立即考虑“公开性和改革”。当时他要做的事情跟他的前任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照样讲粗话，训人，照样使用辱骂的办法来对付他的反对派。比如与美国总统里根会见以后，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此人极其粗俗，外貌像岩洞里走出来的，智商肯定很差。跟我们打交道的美国政府代表都是些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人。”这就是一个大国元首刚刚与他的谈判对手握手言欢后给对方的评价！
看来这位新领导与他的同事们相比，唯一的高明之处就是他预感到国家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意识到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了。当然这也算不上是什么伟大发现。人们都说，连普通小学生都知道，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不想了解这一点的只有克里姆林宫那帮老朽昏庸的要员们，他们一心只想让自己的暮年过得安安生生、舒舒服服。而整个国家到处是酗酒的人，人民已经贫穷到极点。根据权威机关的内部统计，每年治安部门要从城市和农村的街道上收容一千多万个醉鬼。
“应当采取相应措施”，这话说得容易，可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呢？戈尔巴乔夫没地方去请教别人，也无人能来指点他。他只能凭自己的直觉采取行动。好在他毕竟行动起来了，这已经是善莫大焉了。
首先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酗酒现象宣战。大幅度提高酒类价格，缩减酒类产量，捣毁葡萄种植园……而整个酗酒成性的国家对此悄悄地采取了有效的反击: 市场上的食糖一抢而光，人们用它私自造酒；和历史上多次施行戒酒法令时一样，酒类走私马上猖獗一时。没钱的人只要抓到含酒精的东西，哪怕有一点酒精气味的东西就往嘴里灌，花露水、甲醇、拋光剂，甚至油漆释料都当成酒来喝了。结果不仅治安部门收容的酗酒人数猛增，送来救治的中毒者也使医院人满为患。
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迈出了使他的知名度在西方骤然剧增的一步。他往对外国人封闭的高尔基市打了一个电话，著名的持不见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院士在那里已经流放整整七年了。戈尔巴乔夫没有道歉，也不加解释，只是向这位备受迫害的科学家宣布，政治局允许他回到莫斯科了。有意思的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有文凭的法律专家，居然没问一问:政治局是个什么超越法庭的机关，不经审判就把人送去流放，又随心所欲地叫人家回来？
1985年4月，第12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前夕，克格勃主席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文件，提出在联欢节期间将几十名“政治上有不良表现的”知识分子无缘无故地“隔离起来”。法律专家戈尔巴乔夫提笔在这份文件上批示:“照办。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20日。”这与斯大林和贝利亚时代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
不管怎么样，往高尔基市打过电话以后，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名声大振，过去几十年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能与之相比。西方从他迈出的这一步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恻隐之心，而这在那个作恶多端的高层权力集团当中似乎早已绝迹了。
中国有句俗话说，不怕慢，只怕站。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不敢把步子迈得太快太急，但他确实已经向前迈出了他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下面再看戈尔巴乔夫在对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历史进行评价后，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宣布反对共产主义，主张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2000年12月22日，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问题。他说，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同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都有联系。他曾对社会党朋友说，你知道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吗？是耶稣。因为对自由、公正、团结的向往是人们与生俱有的。只要有人类生存，就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反对共产主义，但自称拥护社会主义。他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共产主义没有民主，否认民主。现实共产主义排斥民主，即苏联的共产主义，苏联的制度。我们的经历确实也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把专政、独裁强加给人民，这是错误的。当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赶出政府后，情况就更糟了，开始了镇压。……斯大林千方百计掩盖、忘掉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不让社会了解这些。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集权、独裁、恣意妄为、镇压、契卡，都被斯大林作为共产主义继承了下来。
戈尔巴乔夫在其《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谈到社会主义的概念时写道:“社会主义的概念同样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模式。……它的前提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在谈到社会主义是否有前途时，戈尔巴乔夫说: “我的意见是明确的: 社会主义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自己的历史现实性。这不仅是因为本身包含了公正、平等、民主这样一些概念的这个思想是不会消逝的，而且也因为地球共同体的整个发展每天都以新的力量证明: 对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团结的需求不是在消失，而是在增加。”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压制政治多元主义，强制取消所有非共产主义政党，然后又在CP本身内部消灭不同的思想色彩，实质是确立极权主义，同时也是引发后来发生的各种激烈的事态转折的第一步；也是走向阉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走向歪曲、直至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原则的第一步。他指出: “因此，我觉得，提出建立完全充斥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只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绝对社会主义力量统治的社会的问题，未必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我想，想依靠某种到处都同一的不变数，去‘架构’单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模式’，这种尝试是不会有结果的。是否可采取另一种态度，把社会主义不是看作一个封闭的社会形态，而是看作各种价值观的总和，这些价值观的实现既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也会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看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按对它的现代理解，首先是要最佳地解决两个任务: 第一是生产效率，为人的全面发展保证物质基础。第二是社会产品的这样一种分配，它既不会破坏生产效率，又能给所有人，包括经济上、社会上、生态上的弱势居民群体保证体面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践行了这一思想。戈尔巴乔夫是作为列宁的传承人入主克里姆林宫的，他当然要沿着列宁同志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是，面对苏联社会的现实状况，总书记的脸不禁发红了: 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情况很不妙呀！
民以食为天。苏联每一个领导人上台，都要将解决食品问题放到重要位置。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的任务是向国民充分提供食品。” 那么，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曾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助理、总统助理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回顾了当年的情况:
……1985年4月11日，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些材料。我将这些材料记在我的本子上。
在食品工业中，手工劳动占60%，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要低60%一66%。1300家干酪、奶类、黄油生产厂家，20O家肉类生产厂家，103家罐头厂和60家淀粉-果酱生产厂没有净化装置。
在119O个农产品储藏仓库中，只有三分之一安装了冷藏设备；只有19%安装有通风设备。在制糖企业中只有20%拥有仓库。140家肉类联合企业没有冷库。
由于这一切，农业原料的损失约为3O%。在采购和运输的过程中，牲畜的损耗量为10万吨，土豆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甜菜的损耗量为150万吨，鱼类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由于缺少必需的包装材料，造成了大量水果及蔬菜的腐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仅俄罗斯就有二亿平方米的住房急需大修或者拆除。大量的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三百多座城市根本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各城市的街道与马路几乎有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
看了这些材料，就可以了解人民大众的情绪以及那些蛊惑人心的改革反对派的叫嚷:“一切都很好。”而戈尔巴乔夫把一切都破坏了，摧毁了。事实上，当“领导”正视现实的时候，国家已经陷入了困境。
当时的“结论”是采取完全传统的做法: 对在场的部长们训斥一顿。戈尔巴乔夫还表示要撤销他们的“特供”待遇，好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不得不常跑商店的妻子了解一下“现实情况”。
“不能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了。”老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必须开辟新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向全体苏联人民呼吁: 改革！改革！改革！
(未完待续)
荀路 2O21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