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

   俄国各界的反思(6)

戈尔巴乔夫反思的第三部分是:

三、认为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它不是不可避免的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解体对全体苏联公民而言的确是一场悲剧。他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说: “目前国外许多学者也好,干实际工作的政治家也好,都承认谁也未能预见到苏联会解体。可以认为,除了露骨的反共分子以外,谁也不愿看到这种结局。这一悲剧性的转折震惊了整个世界。现在我怎样评价这一事件?我现在的评价和六年前一样。这是真正的悲剧,对于全国大多数公民,对于加入苏联的共和国来说都是悲剧。我当时无法同意肢解国家,瓦解国家,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 苏联本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苏联解体彻底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局势,打破了地缘政治平衡,1991年底世界中业已显现的一些积极进程也未能实现。他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不可避免的。1994年7月5日,他在俄罗斯议会就独联体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说,苏联的崩溃是由于别人的错误造成的,并不是他推行的改革的结果。

他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外一些人则不惜一切手段来攫取权力。” 他在这里指的既有发动“八一九事件”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又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自由派。

2001年2月26日,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在改革中犯有错误时,他回答说: “错误是后来发生的。……石油价格的下降和酒类销售收入的锐减对改革和五年计划是沉重的打击。那时我们为了不修改五年计划,不得不出售黄金和借债。当时流通中的卢布投放量增加,而商品生产速度却大幅度下降,商品短缺现象严重。首次出现供应中断。” 记者接着问: “人们认为所有这些灾难的罪魅祸首是戈尔巴乔夫,您不觉得委屈吗?” 他回答说: “哭泣和抱怨是政治家吗?我们确实没能预见到所有情况。时间表明,不应该这样剧烈地改变这样的国家。”他最后说: “我只对1991年改革发生那样的变化感到惋惜。”

2001年8月19日,在“八一九事件”十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表示: “作为一名政治家,你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包括成功,也包括失败。但对于苏联最后的这种结局,我还是觉得很遗憾。”他批评叶利钦滥用胜利后得到的权力。他说: “由于我改革的失败,才导致了这场权力之争!”

关于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一说,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一文中这样为戈尔巴乔夫辩解:

在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的意识中,在政论性演讲中,有时在学术著作中普遍认为,联盟的解体是改革的直接结果,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联盟解体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联盟的解体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中断的结果。改革本身的目的是通过对联盟进行改革来保留联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在国家民主化和改革的情况下要保留原来形式的联盟是不可能的。

的确,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依靠原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联系而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业已形成的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是联盟的基础,联盟的核心是俄罗斯……但联盟的联邦原则只是徒有其名,其实这是一个严格实行中央集权的、实质上的单一制国家。它的统一建立在政治制度,首先是政党以及强力机构的坚固结构之上。宪法中规定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具有种种外部特征。应当承认,对联盟的族际关系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一下子就少被认识到的,苏联的民族问题曾被认为基本上解决了,各族人民的友谊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但实际上许多问题被深深地压住、掩盖住了,随着民主化的进行和公开性的扩大,这些问题开始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后来,事态的陀螺开始越来越猛烈地旋转起来……

……我们低估了保守力量和激进力量利用俄罗斯问题搞投机的可能性,结果,俄罗斯问题在党内被保守力量所驾驭,他们成立了以俄罗斯CP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抵制改革的反对派中心。在俄罗斯国家系统中,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占了上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其他共和国的民族运动的激进行为开始迅速升级,他们已不再客气地提共和国经济核算的口号,而是要求重新审议联盟条约,后来又展开了争取完全的民族国家主权和退出苏联的斗争。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者起劲地赞成俄罗斯的主权,俄罗斯的叶利钦一伙主权论者则想方设法支持这些人,于是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统一阵线。

……八月叛乱的目的就是反对改革联盟,叶利钦则利用叛乱的失败来颠覆中央,使其失去实权。在最后时刻给予保留改革后的联盟的努力最强烈一击的是乌克兰为共和国独立举行的全民公决。可见,当时所有反改革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联盟,而且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直到最后仍在为改革和保留联盟而斗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当时有没有保留联盟的某种机会?……我想,这种机会是有的,尽管很小,因为与其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不同的是,苏联的各民族,首先是它的斯拉夫骨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地缘政治(欧亚大陆)、经济和社会文化空间之中。这一机会就在于根据各民族真正平等、在切实可行的联邦框架内实行自决的原则来对联盟进行民主的民族国家改革,而改革的失败使得这一机会彻底消失。

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苏联积累了许多问题,但都没有得到解决。问题在于决策权过于集中。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加盟共和国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中央并未对职能实行有利于各共和国的重新分配。这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这一矛盾导致了冲突,且冲突日益激烈,这是其一。其次,整个管理机制过于庞大,它无法使我们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科技革命的要求。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被延误了,而其他世界仍在前进。因此,客观地说,旧的联盟已经过时,或者说当时是过时了,也许它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但局势要求我们进行彻底改革。假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话,康庄大道不应该经过分裂和解体,而是应该经过改革和权力下放,这样才着手制订新联盟条约。我们的改革战略,即把苏联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国家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的。这一战略作的是长远考虑,考虑到了一代乃至两代人。这就是所说的‘优柔寡断’,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的谨慎。而叶利钦是想很快地做完所有的事情,使改革一蹴而就。但他和他的班子是尝试在联盟范围内独自地进入改革,结果他们一无所获。……他们不是与联盟中央相互协调,而是指望他们单独进行的改革成就来瓦解苏联。他们认为,卸下了加盟共和国这个大包袱,他们就可以独享一切资源,成功登上‘天国’。”

但戈尔巴乔夫认为,俄罗斯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 对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首次实行了民主选举,人们开始运用公开性、言论自由、经济和政治多元化,新思维在国际事务中的应用使冷战得以结束。总之,当时国家正逐步从极权走向市场、自由和民主。然而,这些进程由于叶利钦和他那伙人执掌政权而中断了,他们在俄罗斯强制推行的那种冒险主义方针先是导致苏联灭亡,然后又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潜力和科技潜力遭到破坏。

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成见很深,但他如果能深刻了解叶利钦的性格就不会这样耿耿于怀了。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写道: “叶利钦的性格本质就是发难、冒险、斗争和最后胜利,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他打排球是这样,在政治生涯中沉浮也是如此。就心理状态而言,叶利钦完全属于运动员类型。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投入党内权力之争就如同打排球一样,要接好球,经受住打击,又要大力扣杀,爆发力要强。’ ” 当年戈尔巴乔夫将叶利钦逐出中央领导圈时对他说,“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的。” 可是不到一年,叶利钦就重返政坛,而且在两年后成为俄罗斯联邦领导人,进而又在一年后成为摧毁戈尔巴乔夫权力的巨人。

这真是既生瑜,何生亮啊!

戈尔巴乔夫反思的第四部分是:

四、苏联解体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在不同场合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认为苏联解体主要缘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族际矛盾没有得到解决

戈尔巴乔夫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谈到苏联存在的问题时指出: “我国所有的种种问题中也有民族问题。……我懂得不同民族的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共处乃是我国社会真实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十分明白,慎重仔细地对待这一敏感的问题是多么重要。” 戈尔巴乔夫坦陈,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制定了这样的原则: 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乃至分立权,把建立平等的联邦共和国作为保留多民族国家整体性的手段。但斯大林粗暴地违反了这一方针。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联邦,但各共和国的独立性仅仅维持在一般自治的水平上。联盟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而在国家范围内,中心(实际上就是党)可以为所欲为: 自由划定边界;粗暴破坏一些民族的权利;在战争年代以至战争过后,许多民族被镇压,他们被赶到偏远地区,离开世代生存的土地,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当时官方的舆论认为,国家的民族关系相当和睦,基本上不存在重大问题。在民族关系上所犯的错误被掩盖起来。改革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中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所以,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二十七大作出的结论是公正与及时的,但是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我们终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这与我们的动作迟缓有关,有时也与错误的决策有关。这毫不奇怪。因为我们需要走一条从摆脱传统立场到制定一种旨在将官僚单一的联盟改造成独立国家的民主联盟的政策的道路。……事实上生活和事件进程已经表明,民族问题亟待解决。” 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民族问题被纳入经济和政治改革政策的总体框架内来讨论。一方面,我们尊重各共和国民族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对联盟进行深入改革,使其变成真正的联邦来达到巩固联盟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2001年8月15日发表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的文章中说: “改革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领域也激起了汹涌波涛,提出了联盟国家的命运问题。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立即估计到在这方面所积累下来的问题的全部尖锐性。但是我们承认(虽然是迟了一些): 苏联按其过去的形式并不是真正的联邦,它已经已时;只有通过对它进行深刻的改革,使之成为独立国家联盟,才能保持联盟。我今天仍然相信,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本来可以保持联盟。”但是,这一立场遭到来自各共和国的分立主义者和俄罗斯的那些想单独进行改革的人的反对。

安德烈.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对苏联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解读:

保住联盟的问题以离奇的方式,也许正好以合理的方式在改革首倡者以及这个进程本身的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恰恰是因为最初的改革计划中没有预见到联盟国家的改革: 以为“改革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受到米哈尔科夫国歌歌词熏陶的改革者一代,真心诚意地相信“牢不可破的联盟”的确坚不可摧,相信民族问题在我国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可是,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将会发现,在极权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中,冲到表面上来的,不仅有此前受到镇压机关抑制的主张自治和分离主义的思潮、“民族主义者”的反俄情绪以及民族之间的积怨,而且改革所唤醒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也都穿上了民族的外衣。在苏联制度的强力支柱倒塌后,出来取代装潢门面的行政的族际主义的,并不是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内喷泉所体现的各民族友谊的和谐统一,而是无法遏制的民族综合症和民族激情的狂潮。而主要的“改革者”,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对此毫无思想准备。

他忽视日趋激烈的民族问题,时间过长地试图坚持“分阶段计划”,根据那个计划,要在政治阶段和经济阶段顺利结束之后才轮得上联盟的改革。当各共和国精英希望“一下子全都得到”时,他感到困惑不解,十分恼火,他依然相信俄苏帝国的整个多民族的五彩缤纷可以借助新联盟条约来个“一刀切”。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顺势疗法显然并不奏效,他却依然要自己和其他人相信: 在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和中亚的辽阔大地上,“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不会支持“民族主义者”。

对于民族因素,对于与其是作为居民情绪与愿望的自发流露、倒不如说是作为夺权斗争的政治杠杆的民族因素估计不足,这使戈尔巴乔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共出于意识形态上的教条自信,长期以来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所以民族问题也就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了。作为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深信这一点,对苏联的民族问题估计不足,认识不深。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新苏共纲领中,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大言不惭地宣布: “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在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 “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 这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看到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长期积累的许多问题。在改革的开始阶段,他认为苏联在民族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民族自我意识提高,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等。这时他要反对的是民族局限性和民族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的任何表现,加强族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

俄罗斯学者梅杜舍夫斯基把“多民族大国”作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但一个民族并非要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并非要由一个民族组成。相反,在当今世界上可称为单一民族的国家不到20个,90%都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在世界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民族以它征服的地域组成多民族的国家屡见不鲜,一个强大的国家因国内民族纷争而被分割瓦解也时有发生。于是,伴随着新国家的产生和不间断的征服,一个强大国家的主体民族与弱小民族之间必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极易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出现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从近代以来,这种斗争往往伴随疆域和主权利益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它表现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是单一或主体民族占绝对优势,这两个认同就容易成为一个认同;如果是多民族或几个强大的民族并存的国家,这两个认同就会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敏感境地。它或许会使国家与民族利益统一起来而同仇敌忾;或许会使国家与民族利益尖锐对立而分崩离析。结果,或许会导致一个强大的国家出现,或许会使原来强大的国家陷于分裂。世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当代政治民族学形象地把民族主义作比双刃剑。它会把多民族国家引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条是和谐的,一条是动荡的。

当代世界上多民族大国有好几个,为什么别国能维持下去而苏联却分崩离析了呢?这个问题留着以后细说吧。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525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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