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27)
俄国各界的反思(27)
俄罗斯中派政党认为苏联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
3) 斯大林模式推行单一的意识形态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其《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一书中写道: “斯大林推行的是单一的意识形态，他把对话从科学实践中废除了。他号召创造性地工作，却不准人们进行真正的科学讨论。理论原理与实践的脱节也发挥了侵蚀和瓦解的功能。布尔什维主义无论在公众意识还是在组织整个生活方面强化极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原理已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雅科夫列夫在该书第15章《意识形态时代是否已过去？》中指出:
……共产主义思想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
是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经受着严重危机。
但是时常发生思想与实践相混淆的情况，布尔什维主义不怀好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
共产主义思想从来也没有消失。共产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凭空想象出来的。初期的基督教思想中许多方面在一些同样的或同类的概念中已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
人的天性中总有一种不懈追求社会公正、利他主义、人道主义的意愿，不能否认它们对思维和政治产生影响的事实本身。
例如，应该承认，马克思意识形态中赋予重要意义的某些思想和主张，在西方首先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事实上已经实现了。
社会保障的思想、计划经营、集体所有制形式、国家调控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些领域等，都是一些可以列举的例子，但远非全部例子。有人不承认这种同源关系，反而经常矢口予以否认。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同源关系客观上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把共产主义看作谬误大全。
但这只是一部分思想。
斯大林法西斯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赖以发展的另一部分思想，则使第一部分思想变了形，不仅如此，它并不寄生在第一部分思想上。革命，包括世界革命思想以及暴力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公民社会等思想冒了出来。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农民作为资产阶级化根源应加以消灭。知识分子变成某个受凌辱的阶层。由上级按官员等级名册委任的官僚实行的一个阶级的专政成了官方的权力学说。
那些破坏性思想的生命力是令人吃惊的。
……
好像共产主义遭到了如此打击之后，已经振作不起来了，再也不会回到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来了，这种坚信不疑的论断从何而来？
没有充足的理由确认这种论断。
……在军事上，摧毁了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主义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法庭审判了纳粹战犯。自此以后欧洲、德国本身大变样了，但是纳粹运动在许多国家、包括在俄罗斯、德国、美国依然存在。
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但是我深信，一个半世纪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强大影响的思想是不可能很快消失和消亡的。不要陷入新的幻想，新幻想如同旧幻想一样也充满诡谲。
应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苏共的重头戏之首。但就是这出重头戏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唱好，成了苏共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纵观苏联历史，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为止，其间虽然也曾有过暂短的“解冻”时期，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理论脱离实际、社会文化生活缺乏活力的状态中。长此以往，这种状况就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作了思想精神上的准备。何以为是呢？
首先，苏共高层领导人垄断思想真理，将马列主义的教条作为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内斗不休；政治与科学的界限长期混淆不清，科学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婢女；苏共党和苏联社会丧失了寻求、探索真理的权利，完全服从于长官意志；领导人的错误思维长期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奉为金科玉律，成为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精神枷锁。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苏共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阶级斗争上。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的全部论断成为评判是非、划分敌我的惟一标准和根据。这不仅限于党内斗争，而且还扩展到理论界、科技界、文艺界: 不同学术、艺术流派的争论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一些新兴学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正常的思想文化活动、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干扰破坏；许多学者、科学家、文艺工作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其次，片面、狭隘的意识形态思维影响了思想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交流，单一、教条的意识形态宣传造成妄自尊大、盲目乐观、固步自封、不求发展的心态，使苏联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缺乏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识。
布尔什维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加分析地否定、批判，贬低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刻意报道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而对自己国内的情况则是报喜不报忧，有意塑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景像。这使得国家上层为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所陶醉，一味夸耀自己的优越性，妄自尊大，蔑视历史上和同时代的世界文明成果；同时使下层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感到厌烦，产生政治冷漠情绪。
第三，意识形态、思想宣传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以强制、行政命令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
苏联长期以来，即使是在党内也不容异见，往往把一些忠实于社会主义理想、勤于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当成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政治迫害、刑事处罚，从开除党籍公职、送精神病院、流放、驱逐出境，到判处各种徒刑，甚至处死。
在苏共领导人垄断思想真理、各级政法机关对社会严加控制、宣传部门以强大的声势对民众进行政治思想灌输的情况下，全社会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人民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已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意识形态。然而，事实上在这种一致、统一、平静下面有各种潜流在形成、涌动，一旦条件成熟，它们便会汇集起来，兴风作浪。很多普通民众对社会现实颇多不满，人们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积怨长期得不到消除，进而转化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信任危机，又逐渐发展成为对苏联政府的政策、甚至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所有这种，显然与苏共意识形态思想宣传的缺陷有关。
从总体上看，苏共意识形态、思想宣传工作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苏共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潮采取强力压制办法，结果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为日后的社会体制剧变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坚决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把党内意见分歧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处理党内所有持异见者，使很多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无辜受害，给社会留下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
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人在处理不同意见者的方法上有所缓和，不再采用肉体消灭的方法了，但对思想、言论的政治迫害、刑事处罚依然存在。而在正常发表意见、观点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各种思想流派依然存在，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出版物。他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敢于直言批评苏联党内和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向专制官僚主义宣战，并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上述种种表现都从反面印证了苏共意识形态以及思想宣传方面的弊端。这种弊端对于苏共来说是致命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上的失败是苏共政治上、组织上溃败的序幕。
下面看俄罗斯中派政党如何分析苏联剧变的第三个原因:
三、苏联剧变的原因
1) 缺乏民主使苏联社会失去了免疫力
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缺乏民主制度，拒绝外来批评，使苏联社会丧失了对疾病的免疫力。很多人倾向于把70年代看作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最平静的十年，而不是停滞时期。许多人甚至觉得斯大林的残酷体制也比现在肆无忌惮的犯罪要好。然而，现今社会所处的深刻危机，毕竟不能成为我们把过去的历史理想化的借口。过去有许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而且也是靠伪造和欺骗维持的。建立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的保护机制。它不能容忍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国家在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逐渐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别的社会制度是很容易对付的。一个大国如果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丧失了免疫系统的机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品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被打碎，社会也就开始崩溃。70一80年代苏联体制所显示的牢固性，就像玻璃罩一样，它可以经历几百年遮住我们的房子，使之免受恶劣天气的侵袭，但只要用玩具小锤轻轻一击它就会碎成碎片。毫无疑问，以苏联社会原有的形式使它再延长存在许多年本来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的国家必定会走向灭亡，即使不是在20世纪末，也会在21世纪初。原有形式的苏联只能在极权主义条件下，靠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国家安全组织的保护才能生存和发展。换言之，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只是在全面冷战的条件下才有效率，而在缓和、和平和民主的条件下即开始瓦解。
“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发表的《新社会主义宣言》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民主制的优越性。由于官僚主义的堕落，国家不再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不再促进先进技术的推广，不再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免遭野蛮的践踏。结果，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管理质量急剧下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退化成为教条、浅薄的见解、许诺和辩护术的总和。由于失去了目标，社会对随后出现的社会制度的任何变化都持冷漠态度。
中派学者尤.克拉辛在《通向民主和市民社会的漫长道路》一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并未制定发展市民社会的纲领。布尔什维克方针中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点中对市民社会的错误认识。这种观点认为，在实现人的经济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真正的人的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但由于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俄国来说这一观点则显得很不现实。这里只能说，市民社会前提条件的成熟要有一个拥当长的阶段。布尔什维克不是集中精力形成基层民主机构(没有这些，社会主义价值就失去了精髓)，而是试图以阶级对抗的文化精神，通过巩固自己的专政来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借助全面国有化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造。严格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制约着市民社会及公民和谐这些民主文化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播下了极权主义的种子。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发展的轨道转向的可能性丧失了。在斯大林专制的年代里，甚至早期出现的一些市民社会的成分，像市场结构，农民经济，独立的工会组织、企业组织、宗教组织及其他团体及协会，均被彻底铲除了。形成社会集团利益及得到下层信任的相应非国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再存在。制度只能在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行极权国家监督的纵向联系中维持。行政官僚的上层建筑排除了任何表达和协调社会集团利益、在协商的基础上解决矛盾的民主机制。所以，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俄罗斯团结党(统一的俄罗斯党)纲领中在有关党的组织原则部分尖锐批评苏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这个原则“在历史上已经声名狼藉，因为这个原则意味着多数人的专断和单一的世界观”。
克拉辛所说的“市民社会”其实应该是“公民社会”，在民主国家它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形式。公民社会当然需要“公民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极权社会的成员所匮乏的。这种匮乏与极权体制呈相依相存状态: 极权体制加重了公民意识的匮乏；公民意识的匮乏又加强了极权体制。苏联改革时期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H.莫伊谢耶夫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此路不通殿堂，还要它做什么？》的文章，其中就苏联社会“公民意识”为什么匮乏提出了自己的高见:
到处都可以看到种种令人担扰的迹象: 对工作和政治消极淡漠，丧失主动精神，尤其是没有“公民意识”。报纸上常常刊载一些对工艺操作越来越粗心大意的事例，产品的质量越来越难以达到应有的水平。“马马虎虎”或者说“凑凑合合”的原则达到愈发危险的地步。真正的行家能手越来越少。我们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最复杂的现代技术上已经远远地落后了。
这些还只是在生产、社会生活和知识领域中某些普遍过程的个别表现。这些现象的根源早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就已经种下，因为那时就已经开始建立起目前通称为“命令经济”的那种经营方式。现在正在就这种经营方式进行广泛的讨论，它的特点、它的经济后果和生产后果是大家都清楚的。然而，在“命令经济”，或者更恰当地称为“兵营经济”的形成中还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腐蚀道德的病灶转移。“领导最明白”的原则成为一条规范。而且不单单在经济中确立了这条原则，它还渗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智力活动的所有毛孔之中，像一道铁箍，在行动和思想的一切领域中无一例外地紧紧束缚着主动精神、意志和才干。
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观念: 表现主动精神(确切地说，是未经上级认可的或者是未奉上级命令的主动精神)是危险的——此乃真正是危险的！如果这种主动性还追求自己的某些利益(但愿不是物质利益，甚至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集体)，那么，无论这种主动性能为国家带来多大利益，其后果可能完全是悲剧性的。现在报刊上有多少这样的事例！所以，在“命令经济”中，人不是在为事业服务，而是在为大人物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主动精神就是把人变成一种十分容易受害的脆弱的生物。
然而，马克思就曾经说过，人的活动总是同他的某种利益相联系的。这个论点现在已经成为公理！就是说，人在接受那个“领导最明白”的原则的同时，也就保障了自己的一定利益——自己的安稳，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按照生物学家的说法，保障了自己的原状稳定。“命令经济”归根结底并不像通常设想的那样，能够使人们为了崇高的国家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命令经济”造成了一些特殊利益，从而导致人们的行为不仅要能保障他们自身的稳定，而且要能保障产生这些利益的体制。因此，现在应当讨论的不只是对个别局部的改革问题，而应当是改革国內现行的那些“比赛规则”，……
人的意识是很保守的。一旦他懂得了“什么好，什么坏”，那他就会长时间地乃至于终生地保留这种评价。即使他身受其害也会如此。所以，阻碍改革的不仅仅有几十年前确定的“比赛规则”，而且还有人们自身养成的意识。
我们的思想受到教条主义的禁锢并非几年，而是几十年。我们总是要看人脸色行事，甚至于在科学技术上也不例外，因为，“领导最明白”嘛！我们丧失了精神上的自由。而没有精神自由，真正的革命性改革就不可能实现。
诚然，精神和思想获得自由将会动摇一大批人的立场，使人们对许多习以为常的似乎是最基本的东西发生怀疑。起初获得这种自由可能会像害一场疾病，会出现许多错误和挫折。但是，我们伟大的国家需要自由，我们伟大祖国的各族人民需要自由，犹如需要空气一样。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莫伊谢耶夫是个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他在文章中流露出对苏联社会唯长官意志是从的强烈不满，希望公民树立公民意识，从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自由。他认为整个社会体制的变革有赖于每个人的思想意识转变，批判了苏联所谓“领导最明白”——上智下愚的社会潜意识。他在文章中指出:
实行了几十年的“命令经济”，实际上是“兵营式经济”，灌输一种似乎有人通晓一切的观念，长年培养当“螺丝钉”的心态——这一切都不会不留痕迹，都产生了各自的后果。当然，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变成螺丝钉，可是也不会真正地工作了。而且形成了一些——鬼才晓得是什么样的——“世界观”。
人是万物之灵。一个企图把人变成螺丝钉、老黄牛的社会注定会走向穷途末路——苏联的剧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