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26)
俄国各界的反思(26)
闻一先生在他的《降低物价的许诺和现实》一文中对斯大林晚年用降价忽悠苏联人民、肆无忌惮地盘剥苏联农民的恶行进后揭露后，又将一次降低物价的真相公之于众，让读者体会口口声声说为人民谋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究竟是怎么给人民谋利益的。
二战后第五次降低物价同样说明了苏联降低物价的实质——不是经济发展、物质极大丰富，而是粮食和工业用品再度匮乏，苏联社会主义面临新的危机，不得不采取政治措施来拯救的现象。1952年3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作出了第1558号决议，即《关于再次降低粮食制品国家零售价格》的决议。宣布从1952年4月1日起降价，降价的理由是: “由于1951年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取得了成就、劳动力增长和产品成本下降。”根据这一决议，面包、肉和肉食制品、奶、食油、糖、饼干点心降价的比例在12%~15%之间，茶叶、乳酪和禽肉的降价幅度在20%。
对于这种降价，莫斯科这些大城市居民的反应有两种: 一种是高兴、欢迎，他们大多数是低工资人员，因为他们寄希望于这种降价，以便使有限的工资可以买到更多的食品。一位居民的反映是: “物价降得不少，我们现在可以每天至少节省五个卢布，一个月下来，有150~200卢布，这可是笔不少的钱。”但是，在高兴中还有担心和新的希望，一位居民表示:“我希望工业品的价格也能下降，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怎么能穿得更好一些，而现在还不行。”另一种反应是怀疑和否定，这些人大都是政府机构和熟悉国家权力运作机制的人士。莫斯科法院的一位专家说: “这是十足的假相。首先，在外省依然是什么商品也没有，也不会有，而面包的供应是按名单清册进行的；第二，居民什么实惠也得不到，因为节省下来的钱总会以其他的借口、以另一种途径从我们这里弄走。” 机械制造工业部的一位成本核算师说: “这次降价归根结底不会有什么好处。去年，降低零售价格的同时就提高了认购公债的数额。而今年，根据内部计算，零售价格下降将造成约280亿卢布的节余，但是，1952年认购公债的数额是420亿卢布。结果，对劳动群众来说，非但没有节余，反而会损失约140亿卢布。” 一位航空工业的工程师揭示了这种降价过程中的花招: “比较便宜的商品在降价后应该更便宜，可是它们却从商店完全消失了，而比较贵的商品，在降价后却比以前更贵了。然而，国家却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在苏联，降低物价首先并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也就是说，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这些考虑就是: 苏联消灭了失业现象，工资在不断上升，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苏联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还有一个重要、关键之点是，到20世纪50年代初，苏美两个大国从战时的盟国转变为以实力相对抗国家的继承已经结束，开始了一个“冷战时代”。在军备竞赛中战胜美国，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国家，一个拥有强大、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的国家，甚至是一个霸权国家就成了苏联的追求。这种追求所张扬的一面文化旗帜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面旗子也就一直飘扬在“降价物价”的历史进程之中，尽管在降低物价的同时是商品的短缺、物价实际上的上涨、货币的贬值。但就文化而言，“降低物价”的措施与其说是真要、真能降低物价，不如说是要竭尽全力让人们接受和认同一个概念: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制度，苏联的一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在《苏联CP历史》(1972出版)中，有关这次货币改革和降低物价的情况仅用这样的寥寥数语描述:
由于工业迅速增长和农业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党使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1947年底，用全面开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办法代替了产品定量分配的办法。同时还实行了币制改革。在1947一1950年期间，日用品的价格降低过三次。工人、农民和职员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苏联劳动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但是，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首先遇到了农业落后的阻碍。
看到了吧，在苏共的笔杆子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生活万事如意，只是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遇到农业落后这块绊脚石。那么，苏联农业为什么会长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短板呢？大家接着看闻一先生的文章:
将一个经济措施贴上政治标签，并赋予特定的文化概念，这就必然在人们的认识和思维中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在二战后实施“降低物价”的进程中，关键的场所是农村，关键的人物是农民。因此，在文化上对农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颂扬和宣传就成为推行“降低物价”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降低物价、生活水平提高、支持政府措施的“群众来信”，小说、诗歌和电影则不遗余力赞美集体农庄。那种“红莓花儿开”的充满玫瑰色彩的乡野景色，那种歌声不绝于耳的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就被编排和制作得五光十色，似乎苏联的农村到处都是温馨的、浪漫的、田园诗般的天堂。因此，“集体农庄文化”也就成了苏维埃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现象，一种被人为地涂抹了虚幻色彩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用我们时下时兴的话来说，就是“泡沫”、“泡沫经济”、“泡沫文化”。这种“泡沫”促使人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具有“泡沫”性质，从而把为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当成社会主义发展的真正规律。
就在1952年，苏联各地的集体农庄庄员纷纷给斯大林本人写信，诉说生活的苦衷: “我今年工作了约五百个劳动日，却只挣得140公斤粮食”； “集体农庄到底还有多少丑事，是无法说清楚的。没有人去打谷脱粒，也没有人去收土豆，区领导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件事”； “集体农庄的困难非常严重，有时集体农庄的领导人简直无法工作”； “也许我们不是出色的唯物主义者，但我们总还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用五个面包和五条鱼养活五千人那样创造奇迹。我们不能凭空瞎想。我引用这些事例是想说明，国家计划传达到集体农庄的目的，不应是为了搞垮集体农庄经济，而是为了改善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经济状况”。诸如此类，等等。可见，“集体农庄文化”作为一种苏维埃文化现象只有在官方文化人眼里才是玫瑰色的。今天，当人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情，“降低物价”的来龙去脉时，透过这种文化现象重看历史，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在红色宣传家的生花妙笔下，苏联农民的生活是芝麻拔枝节节高，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给社会主义的说教掌嘴。下面是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在1950年的收入情况:
集体农庄的工资(劳动日报酬，附加工资) 221卢布
受雇在国营单位和合作社工作收入 220卢布
个人义务交售和向国营单位、合作社、集体农庄出售牲畜、家禽和食品的收入 35卢布
在市场上出售牲畜、家禽，从集体农庄分得的产品和自产的产品 487卢布
国家发放的养老金、补助金和其他收入 114卢布
从亲戚朋友那里得到的钱
56卢布
1950年所有货币收入
1133卢布
从上表可以看出，集体农庄的工资(劳动日报酬、附加工资)在经济上对于集体农庄庄员来说是次要收入。上述统计数字显示，这个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劳动211天所得的报酬还不到他在自留地和打工所挣到钱数的25%。
这个数字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看来，肯定是令人伤心的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除了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还能说明什么呢？
俄罗斯中派政党对苏联模式的第二点看法是:
2) “革命救世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俄罗斯学者尤.克拉辛在《革命救世论寿终正寝》一文中说，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意识里深深地刻上了苏联是被压迫民族救世主的思想。七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以前的殖民地国家以及后来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密切关注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这一经验鼓舞着他们探索快速有效的道路，以摆脱经济和文化落后面貌，改变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得不到承认的体制。十月革命一星期后通过了《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苏联从宣言的原则出发，向殖民地及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并支持他们争取解放的愿望。在激烈的族际冲突和殖民统治的条件下，这无异于一线希望的曙光。然而70年过去了，这一线希望破灭了。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反而披上了不信任以至排斥的色彩。
克拉辛对苏联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 1) 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思想是革命救世论思想。布尔什维克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开辟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向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新纪元。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军。虽然苏联的救世论观点在国际事务中一变再变，但在70年的时间里其内容实质并未改变: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极矛盾坐标体系中极力克服欠发达状态，社会主义向第三世界施加争取解放的影响，应优先帮助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势力。阶级对立的方法论在理论和政策中占了上风。
2) 现实对不切实际的政策实行残酷的报复。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就是如此，目的与结果大相径庭。首先表现在，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导致对这些国家不能一视同仁，只能把赌注下在那些高喊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领导人身上。但在他们这些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掩盖的是极权制度，其领导人所追求的是自私的、小团体的甚至是个人的目的。其次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逐渐具有了军事化特征。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第三世界国家所施加的影响，从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来看是微乎其微的。总之，历史经验公正地批驳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向前发展的观点，并表明这一观点是不符合20世纪欠发达国家的基本生活方向的。
3) 近几十年来，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的力量持续减弱。曾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成就的苏联各共和国现在被源于亚洲社会结构特点的种种困难所困扰。苏联各欠发达地区的历史经验以及第三世界的全部经验促使我们对社会经济形态更迭的单一历史模式进行思考。这一模式大体上接近欧洲技术文明，但显然不符合东方国家所发生的那些进程。将第三世界复杂而矛盾的进化过程塞进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的尝试是行不通的。
俄国的救世主思想集中体现为15世纪俄罗斯东正教提出的“第三罗马帝国”的理论。它认为，在东正教的拜占庭(第二罗马)灭亡后，俄罗斯人成为上帝的选民，是真正的上帝意志的体现者和捍卫者。俄罗斯现在应该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和世界性的国家(第三罗马)；俄罗斯人的责任是取代那些曾经发挥过领导作用的民族，展示得到神启示的灵魂，拯救已经腐朽、没落的欧洲和世界。而沙皇也将因为一切基督教国家统一于俄国，而成为全部基督教国家的皇帝。
始于俄罗斯统一进程中的救世主使命意识到彼得大帝改革后得到进一步加强。由这时开始的俄国西方化变革引发了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的矛盾，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到国家安全，俄国人直接感受到了西方的威胁。这就使俄国一些思想家既产生了保护本土文明的爱国主义情调，又不断强化了俄国的救世主责任感: “我们负有使命在无数的问题上指教欧洲，没有我们的这些指教，他们不会弄明白这些问题。总会有一天，我们将像我们已是欧洲的政治中心一样，成为欧洲的思想中心。”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更是集中在对外政策上展现了以东正教和俄国精神“解放”欧洲，首先是近东斯拉夫人的思想。
可见，建立反西方的“第三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既是抗击西方文化侵略的盾，也构成了大俄罗斯主义扩张的剑。它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一位俄国学者所说，“ ‘俄罗斯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思想。与世界强国的躯壳相应的有思想上的俄罗斯救世说。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思想，无论是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民间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或者是作为民众的‘大国’心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向往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不是在俄国产生的，但任何思想的传播都必然要受到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要从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吸取营养。这在俄国也不例外。应该注意，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俄国 “根”，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继承而来的对西方的排斥，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俄国后来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并最终导致了试图利用俄罗斯文明中的某些“优势”，跳过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问题是，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否有理性批判的态度。如果没有，势必会把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遗产继承发挥下来。具体表现是，首先，在建立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在与敌视的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保卫国家的爱国主义吸取了俄国历史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传统(包括沙文主义)；其次，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诸如国际主义、世界革命一盘棋、统一战线、支援世界革命等理论又赋予了其宗教救世主意识以新的理论概念；再次，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多民族联合形式构成了支撑霸权主义的制度保证。这样，上述主观条件在斯大林后期就已具备成熟，并在一些实践中表现出来。经过赫鲁晓夫的丰富、完善，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具备了加强和实现霸权欲望的物质基础——苏联庞大的军事机器和在一定时期内表现非凡的经济成就，世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得以最终形成。就这样，控制世界的欲望不仅是民族利益的需要，而且披上了“世界革命”的“天赋权力”的袈裟。与“第三罗马”思想不同的只是东正教的意识形态替换成苏维埃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拯救斯拉夫人的旗号变成了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恩格斯曾特别有预见地强调: “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 这就是说，俄国只要继承其文明中的“救世主思想”，就肯定走向霸权主义。
苏联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这不仅是苏共理解的社会主义，还有俄罗斯的“特殊”作用)结果使得:
第一，由于相同而又相对立的文化遗产、价值观念和使命意识，苏联最终与霸权主义的美国撞在了一起，开始针锋相对的争夺和对抗。这场持续几十年的争霸既恶化了国际环境，又削弱了苏联的经济实力，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二，意识形态的信仰、建立新世界的使命与救世主的精神结合，固化为一种思维、行为的定式。意识形态融合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革命利益就等于国家利益，而干涉他国事务、输出革命、军备竞赛、地区扩张等等都自然地被认为是国家利益、革命利益的需要。所以，在戈尔巴乔夫以前，苏联对外政策从未进行过任何反思，苏联从不承认其对外政策的霸权主义性质，领导集团、知识精英、政府部门等参予外交政策制定、实施的阶层始终意识不到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危害，当然也谈不上改变。
第三，正因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苏联的国际地位、安全、传统影响)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一旦戈尔巴乔夫试图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放弃原来的意识形态标准，旧的外交理论体系即刻陷入混乱，并导致在与西方的交往关系中全面退却。当年苏联许多外交实践(组成与西方对抗的集团、支援亚非拉国家、出兵阿富汗等)就是在保证苏联安全、维护社会主义“正统性”、防止帝国主义干涉的旗号下实施的。所以，只要修改意识形态放弃“革命救世论”，这些行动的理由立刻就不复存在，苏联必然要从与西方对抗的阵地上退却下来。
综上所述，在错误地继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文化传统和“革命救世论”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对外政策意识形态，以及由其指导的霸权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对外关系方面的深层因素。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