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28)
俄国各界的反思(28)
俄罗斯中派政党和学者对苏联剧变原因分析的另一个论点是:
2) 没有找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模式
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70年来，苏联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但很不平衡，存在比例失调现象，经济过分垄断，包括一些小商品都由国营大企业生产，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国营大企业起主导作用，而小企业任何作用也起不了。无论是计划还是工资，都是靠指令性命令制定的，而不是通过经济手段搞出来的。国防工业、宇航工业以及基础工业等都是需要的，可是供人民消费服务的工业却没有发展，因此没有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苏联虽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潜力很大，但却很贫困。长期以来，苏联主要是发展国有企业，没有利用其他所有制形式所蕴藏的潜力。
在1998一1999年曾担任过俄罗斯总理、又被叶利钦解除职务的叶.普里马科夫曾经是俄罗斯国家杜会(议会)中的“祖国一全俄罗斯”议员团的领导人。他指出，苏联在经济建设中脱离实际地追求大的规模。建立了一座座巨大的工厂——差不多是国内某种产品的惟一生产者，认为这样能赢得劳动生产率，并且自以为缺乏竞争是一种功劳；而那时西方早就懂得了分散于全国的中小企业的优越性。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中国一些学者对经济根源的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他们认为:
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在于苏联经济模式本身，是这种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又长期未得到解决的结果。其主要表现，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粗放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危机，使联盟总体经济没有搞好；二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造成共和国经济权限过小，使联盟与共和国的经济关系没有处理好；三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只考虑全国生产专业化分工，忽视地区经济综合发展，使共和国的经济没有发展好。这一切导致社会主义凝聚力的减弱，构成经济主权要求的历史渊源，形成各共和国分离倾向的土壤。
上面所说的三个“高度集中”提纲挈领道出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这里举一个西方外电报道的事例来说明苏联经济的不正常运行:
在苏联，旷工和工人轮番劳动所引起的损失足以与美国工人罢工所导致的后果相同。即使苏联的工人们去到工作场所，据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平均也只有50%至70%的轮班工作时间。其余的时间则用来逛商店，排队买电影票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英国式的工间休息时间已完全失去了意义。加之，每个月的前十天是“打瞌睡的时间”——苏联工人自己说，由于负责供应原材料的厂家还没有提供本月计划所需要的原材料，所以还没有事情可干。第二个十天——“匆忙的时间”——工作开始。但是，计划的大部分任务却只是在一个月的最后几天完成，因为只有到了这时，需要的供应才全部到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且不仅仅是苏联一家。
俄罗斯中派政党和学者指出苏联剧变的第三个原因是:
3) 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民族政策
麦德维杰夫说，无论是旧俄国还是原苏联，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有一百多个民族。不是说党的民族政策全是错误的，因为它帮助各民族发展了文化和经济。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又压迫了这些民族，如限制他们的自决权，强行远途迁徙。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与俄罗斯之间有很多抱怨，产生了离心力。这种强大的离心力把苏联和苏共拖垮了。
普里马科夫认为，在联盟问题上，列宁反对建立一元化国家，明确强调支持联邦制。但后来实质上建立了一个绝对集中统一的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只是宣布为主权的、自治的共和国，实际上各加盟共和国的一切事情都听命于莫斯科。中央领导一切。甚至连各共和国一些企业的建设问题，常常不是在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而是依据各种政治理由加以解决。中央下达的干部政策犹如命令一般无条件执行。还想出这样的主意: 由莫斯科派出一些“全权代理人”担任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时而也向各加盟共和国派遣第一书记。而“有封号的”民族代表人物通常不会担任各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不言而喻，党的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各共和国的主人。连各共和国政府，甚至一些州的领导职务也由中央派员担任。议会系统也有这种情况，每个共和国都有苏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的通知名单，要求由莫斯科派来的人取代选自各共和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许多候选人。1990年和1991年上半年联盟内部各种关系激化，这甚至表现在戈尔巴乔夫一叶利钦的方针上。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剧了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事变进程。
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总体上归纳如下:
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它刚要度过69个年头就宣告解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因素造成的。在过去很长时间，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存在超前的认识，盲目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或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从而导致对民族关系发展的错误估计，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实现了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完全一致，形成了各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轻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他们对苏联社会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中有人要求实现民族自主权的宪法权利，维护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对苏共民族政策的不满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抗，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煽动和挑起的，进行严厉批判并绳之以法，致使众多少数民族受到迫害，严重挫伤民族感情，加深了民族矛盾。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解决好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而且又不断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致使社会长期潜伏着民族关系危机。
上文麦德维杰夫和普里马科夫对苏联民族危机的论述仅仅是一笔带过，没有深入剖析，但我们也能从这些事实列举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口虽惠而实不至，甚至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些问题早已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在国内各民族民众心中引起的积怨日积月累，犹如地火在运行，喷薄欲出。终于，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手中，地火奔涌而出。如果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国家民主化，那么，同为多民族的民主制大国美国和印度为何不解体呢？
这方面的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论证，这里先打住。
俄罗斯中派政党和学者对于苏联剧变的又一个观点是:
4) 苏共领导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普里马科夫说: “我确信，苏联的解体是一种惨重的自我否定现象。我不认为，现在去寻找这一事变中有罪过的人是有益的。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和远非一时出现的诸多因素造成的。” 普氏认为，摇撼苏维埃体制的主要力量是那些“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正是他们的积极活动，彻底促进了那些本质的变化。他们不但反对那些大规模镇压的实施，而且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教条、官方理论准则之荒谬而陈旧的观念。人们通常都强调八十年代后半期，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其实，那些企图改变苏联局势、根本修正国内局势之共产主义思想基础的力量所开展的活动，不但以前早已有之，而且实际上为后来发生的诸多变化作好了准备。这些力量之积极活动的真实时间应当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算起。
“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活动方向: 一是力图说服社会相信，斯大林歪曲了列宁，他所建立的正是同列宁的理想、思想和愿望相矛盾的东西；二是从客观思想上动摇现存制度，已经不仅仅表明斯大林背弃了列宁的原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承认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准则不切合实际。这在当时不是轻而易举做到的事: 一是因为这遭到了“来自上级”的最强烈的抵抗；二是因为已经开始同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顾虑到上级反应的同时，在其信念上仍然引证列宁的论断。党把具有不容争辩的科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宗教，宣布它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流派，而一切其他流派均为异端邪说。马克思主义被反复确认为万能的学说，对于千变万化的现实不需任何适应，永远保持着自己所有结论的正确性，而与之争辩的尝试均被宣布为离经叛道。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被神化了，实质上变成了圣像。
普里马科夫认为，党在放弃宪法保证的社会领导作用后，没有采取争得领导力量地位的措施。当时党不愿走民主道路，不同意党内存在“思想不同、但同样对改革负责任的力量”，不同意国内政治上的多元化。行动上缺乏新的思想基础也产生了消极作用。 “赋有民主面貌的社会主义”的格言不能代替这种新的思想基础。需要的是急剧的思想转变，这样的思想转变不单单在于放弃站不脚的教条，而且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影响，承认趋同性是全人类发展的主要途径。
戈尔巴乔夫的心路历程正是他对列宁的思想从遵循到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作为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安德烈.格拉乔夫在其《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对此有这样的论述:
勃列日涅夫时代晚期(决非斯大林时代)有一则奇闻几乎已被人遗忘，那就是不成文的禁忌: 列宁的晚期著作不得再版，也不准“未经批准地摘录”。列宁口授的最后一批著作甚至曾一度放在专门保存处锁起来。勃利日涅夫演讲稿写作者中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几乎把“大逆不道”的列宁语录当成地下传单塞进了正式讲话稿。理想化了的列宁，被党内秘密的民主派首先用作抵制斯大林主义复辟的工具。
……
不可忘记，在戈尔巴乔夫上学和成长为一个政治家的年代，不仅像安德罗波夫这样的党的坚强战士，而且还有他未来的牺牲品萨哈罗夫院士以及许多莫斯科的“六十年代人”都认为，苏联体制可以大大净化、改善，使之符合国际标准，它可以同自己的对立物资本主义相互趋同。戈尔巴乔夫拥有给他留下的遗产，就获得了宝库的钥匙，宝库里应当保存着他的政治前辈积攒的全部财富，这时他却发现，家业已挥霍一空，珍爱的箱子宝物全无，只剩草屑了。
由此就不难明白，为何在改革之初的三年时间内，列宁成了他的第一个和主要的权威。老实说，甚至在往后的改革阶段里，当他实际上已经扮演反列宁的角色(就其行为的实际结果，特别是为达到结果所采取的方式而言)时，也依然处在列宁的强烈精神影响之下，并经常阅读列宁著作。据博尔金(总统办公厅主任)证实，至少在头三年，总书记的桌子上经常放着夹上书签的列宁全集，他会在十分具体的辩论中最出人意料的时刻插进一段列宁语录。
当然，鉴于苏维埃国家创建者列宁的言论之丰富多彩和无所不包，这完全可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百搭”，由此戈尔巴乔夫可以在极其激烈的情况下“通行无阻”，借助列宁的权威解除其论敌的武装。然而，他与列宁遗产的相互关系，如同与整个十月革命的相互关系一样，不能仅仅归结为随机应变的摘章引句，或是用以掩盖业已开始的内心思想蜕变的礼仪上的顶礼膜拜。
不仅在成为总书记著名纪念讲话的由头的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还是在多年以后他已退休之时，已经不必虚应故事地对着圣像画十字了，他仍然固执地反复说道，他认为1917年十月革命并不是一场国家悲剧，而是他的计划源头之一。他写道:
起初我们都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我也这么说过。现在我要说: 这个论断既包含了真理的成分，也包括了谬误的成分。说它是真理，因为我们力图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古已有之、却始终未能实现的思想: 消除人与权力和财产的异化，将权力交给人民(从高层官员手中夺过来？)让民主扎根，确立真正的社会公正。说它是幻想，因为当时我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这些可以通过完善现有体制来达到。”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甚至依然认为，改革不过是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总的说来完全值得尊重的高尚思想的另外一种现代、灵活、总之更加有效的方式。就是说，目标表述得还不错，但是方式出了问题。尽管如今尽人皆知，他的活动的全部历史结局，就是试图克服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后果，试图矫正由此引起的俄国历史的悲剧性脱位，而他却依然固执地、不顾任何政治局势地断言和提醒: 我们全都跑不掉，我们出身于十月革命。他额头上那块鲜红的胎记在这方面颇独象征意义。
在这种坚定不移的背后，似乎不仅是一个人的固执，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即使那些观点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这里还可以发现他在试图保持住对那个叫米沙(戈氏名字“米哈伊尔”的昵称)的大学生的忠诚。米沙同千百万自己的同胞一样，在1956年之前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一度又曾是真诚的赫鲁晓夫分子，直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才开始成为他自己。其中也许还有古朴的、具有农民渊源的对于自己的祖辈父辈的观点和谬误的尊重。
在列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无论思想开放的助手们怎样再三请求戈尔巴乔夫快刀斩乱麻，同那个已经向总书记举起革命司法的惩罚之剑的“列宁式政党”划清界限，无论人们怎样劝他大声承认显而易见的事情: 他早已没有资格将自己说成“忠实的列宁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早已没有这个必要。他却依然一意孤行，搞起了消极防守，有时还拿老一套的话来敷衍: “你们没有仔细读过列宁的著作。他的晚期著作蕴含了强大的改革潜力……”有时又以高加索人的方式大动胆火: “不管你们怎么处置我，哪怕把我枪毙了，我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列宁。”
切尔尼亚耶夫曾亲自目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探索过程，切氏自己则在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管的国际部多年“鼓捣列宁主义”。他找到了自己的解释，找到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共产主义主要传播人之一列宁的几近非理性的眷恋之情进行辩护的说法: 戈尔巴乔夫确曾反复阅读过列宁的著作，列宁让他着迷的，不仅是智力，而且还有令人敬仰的义无反顾地改变自己观点的本事。列宁只相信一个上帝——政治现实，为了它，可以牺牲一切理论教条和公式，包括自己的教条和公式。
我想，列宁对于戈尔巴乔夫具有吸引力的，是那个往往为戈尔巴乔夫充当“不在现场”证据的东西，他在这个不久前还毫无怨言、万马齐喑的国家里唤醒了社会势力。 “不要怕乱。” 戈尔巴乔夫有时会重复列宁这个神秘莫测的说法，仿佛在安慰自己，那是他放出的改革自发势力开始显然搞得过分的时候。这个说法听起来较为乐观，列宁的威望也应当有助于保持镇静。然而，毕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列宁呼吁大家在面临俄国爆发的社会灾变时不要惊慌失措，这种灾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布尔什维克的意志的，他们力图通过在全国整顿“革命秩序”来平息灾变。戈尔巴乔夫则是以其使社会摆脱“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体制”束缚的美好计划，客观上促成了“混乱”的出现，而且他打算仅仅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对其进行控制和调节。
以上论述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对列宁同志的教导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可是，当年年青的戈氏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时所写的文章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他认为要使苏联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就是必须遵循马列主义思想，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议以及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当时提出的具体指示。但是，为什么后来戈氏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此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的思想何时开始发生变化的也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
麦德维杰夫认为，对于苏共的垮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起了作用，但是把解散苏共组织机构、没收苏共财产仅仅看做是叶利钦的命令和戈尔巴乔夫的背叛的结果，是错误的。当时党的所有机构都服从两个总统的命令，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企业举行抗议活动，这证明党已失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信任。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书中竭力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辩护，同时也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一些批评。他认为，“令人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明确的立场。我知道，他对当时的形势也有过痛苦的思考，但是他没有能克服旧体制和原先那些人的压力，因为这是现实的压力。他辗转不安，常常说一些明显是互相矛盾的意见，今天晚上支持某种主张，而第二天早上又将其否定了。开始了某种停滞不前和空忙一气的时期”。 “戈尔巴乔夫向反革命势力作了妥协，而这在客观上导致了他在1990年秋就失去了权力。”
谁能令人信服地解开戈尔巴乔夫之谜？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