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5)
俄国各界的反思(35)
回顾苏联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在于苏联经济模式本身，是这种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必然结果。其主要表现，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危机，使联盟总体经济趋向衰退；二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造成各共和国经济权限过小，使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三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只考虑全国生产专业化分工，忽视地区经济综合发展，使各共和国的经济长期处于附庸状况。这一切导致苏联社会凝聚力的减弱，构成各共和国要求经济主权的历史渊源，形成各共和国分离倾向的土壤。
这里举一个实例佐证以上论点。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开始就回想起他在196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的所见所闻。他对当地盛产棉花的情况提出了以下评论:
我认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我们的官方东道主否认这一点，但对未被意识形态观念蒙蔽的旁观者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不是由当地人民自己作出，而是由莫斯科的“计划者”作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上面的指示。“上面”就是莫斯科，它是至高无上的。
对于中亚而言，生产一定数量的棉花并以国际市场价格销售或供给当地棉纺厂，是有利可图的(我们不敢肯定，因为它从未被允许过)，但建立一种单一经济以便为苏联其他工业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这肯定不符合这一地区的利益，也不会发生在考虑成本和效益的市场经济下。
只有在计划经济下、当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被视为殖民地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有在没有土地私有的国家发生，因为私有者对保护其资本——土地自身的质量——有巨大的兴趣。国有财产理论上属于每一个人，实际则不属于任何人，至多是属于那些只对大规模生产感兴趣的中央计划制定者。
由于这一“体制”为棉花生产制定了越来越高的目标。因此不得不将日益匮乏的水资源用于棉花生产，而对基本的经济因素(如资本投资的适当回收)或其对环境的影响则不加考虑，这样，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准和健康条件开始下降。此外，年复一年对产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为谎报材料提供了刺激因素，日趋严重的腐败使弄虚作假既可能又有利可图。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需求棉花的苏联纺织工业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且不愿用硬通货从国外购买(实际上这更为经济)。当你能迫使你的“领地”上的人为你生产廉价的原材料时，为什么还要花费硬通货去买呢？当局不准人们问: “谁因廉价而收益？”
俄国右翼对苏联解体又一个原因进行探讨的结论是:
4. 苏联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声称，马列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在许多方面遵循马列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现代化的召唤是不相应的，不能够抵抗西方的现代心理战和信息操纵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之上的苏联国家行政体制，给少数民族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国家体制，是残缺的、不能生存的和发展的，孕育着国家解体的危险。布尔什维克早在20一30年代实行的民族区域划界在俄罗斯的国家体制下面放置了一颗或早或晚都会爆炸的地雷。根据主观意志划出的界线割断了先前统一的国家整体，把国家公民划分成了本地人和非本地人，这就蕴蓄着未来冲突的危险。依靠把财力从俄罗斯人那里向非俄罗斯人重新分配，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把“民族地区”提高到中部地区水平的列宁的构想，促进了寄生性的和怀有分离主义情绪的民族精英的形成。苏共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国内和党内缺乏真正的民主，导致党的上层人物脱离人民，彻底腐化和蜕化。俄罗斯的敌人利用公民正当的不满，从而获得了以想要消除大家目睹的共产主义制度缺点的改革者的样子表现自己的机会。利用社会对共产主义实验成果的失望，受国外唆使的伪民主派夺取了政权，借口改革摧毁了国家，捣毁国家经济，洗劫国家财富，使大多数的居民陷入贫困。
日里诺夫斯基认为: “苏共试图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支柱来管理社会的发展。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俄罗斯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就会达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高的生活水平，但这没有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却发生了人同一切事物的全面异化，同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异化，同所有制和政权的异化等等。这导致社会发展缓慢和停滞，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毁灭。因此，马列主义并不是完全适合描写历史进程的理论模式。”
要想理解日里诺夫斯基为何认为苏联国家行政体制孕育着国家解体的危险，就得先认识苏联帝国的特征: 多民族大国和专制政体，这样才能解读它兴亡的奥秘。
还是引用小杰克.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的一段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
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完全站在一起，所有这些正是“缺席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我们通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那就是“帝国”。无论苏联体制还有些什么别的特征(它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它的确是一个帝国。
不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它们都是因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而产生的。结束于1917年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侵略国成为其殖民地所依附的“宗主国”。
与之相反，苏联帝国则是政党入侵的结果，该政党将官僚和意识形态合而为一。所谓宗主就是共产主义统治阶级，即官僚阶层，它没有国籍之分。正是CP将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等都殖民化了。
然而，有许多人仍视俄罗斯人为殖民者，其理由是，俄罗斯人比其他民族的人数都多，他们占据了CP中央机构，还是迁入非俄罗斯地区的主要移民。许多非俄罗斯人认为共产主义统治是俄罗斯统治的一种形式。此外，苏联帝国继续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历史。它将俄语作为一个统一要素。在许多人看来，以牺牲其他语言为代价扩大俄语的影响，这同俄罗斯的扩张并无多大区别。
相反，一些俄罗斯人因怀念已被碾碎的传统，开始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名言产生共鸣，即没有人比俄罗斯人自己更多地经受了共产主义统治的磨难。
尽管俄罗斯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历经折磨，但他们内心的痛苦也够多的了。在斯大林时代，他们同样生活在专制统治的恐怖之下，所谓的富农或政治犯并不因其是俄罗斯人而受到庇护。斯大林式的恐怖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为了支撑CP的官僚机构和军工企业，税收负担很重，这无疑影响到每一个人，而俄罗斯人因其作为一个民族人口更多，因此比其他民族遭受到了更大的掠夺。
俄罗斯人既是殖民者，又是被殖民者，因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并无明确态度，直到1990年时，还很少有人特别关注如下问题: 究竟是苏联等同于俄罗斯帝国呢，抑或俄罗斯只是苏联帝国的一个殖民地？
1990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后，俄罗斯开始向摆脱苏联帝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了。
墙倒众人推。作为原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上将也对马列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说，导致苏联体制全面危机的的深刻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天性的原因: 列宁布尔什维主义的破产是由一些先天性的原因决定的。就其基础来说，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因素绝对化，追求作为包罗万象的理论的地位。“具有无限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以其巨大的精神上的虚荣心声明在地球上具有“建立”没有贫富差距的公正社会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即建立由著名的《CP宣言》所宣布的共产主义社会规定了一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说这一目标“只能通过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制度”才能达到。移植到俄国土地上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其变种——列宁主义，这是“共产主义改造世界”最荒谬的形式。CP及党的七位领袖追随着列宁主义的逻辑和词句。但用列宁的钥匙所打开的大门，并不能通向真理。
第二，政治原因: 列宁体制破产的政治原因是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持阶级的偏执态度和社会敌意。这种社会实践的深刻冲突后来孕育出极端的斯大林制度，马列主义的所有主要罪恶经常同这一制度联系在一起。
第三，精神原因: 列宁体制破产的精神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自以为是，好像人类的真正历史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列宁主义的方法论，这本质上是“被中断了的历史”的观点。布尔什维主义否定了几千年来世界文化和俄国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实际上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神话变成苏联人民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曾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也认为苏联意识形态的变化对苏联解体起了作用。他指出，由于斯大林时期有一层意识形态的防腐层，使斯大林体制得以长期存在，但即使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制度“一年年地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制度在自己胜利后无情地消除了意识形态中的革命精神，意识形态迅速僵化，变成一种对外的宗教仪式，失去了内容的形式不再认为是神圣的，它貌似的重要性也开始发生动摇”。盖达尔认为，(列宁之后)新一代的官僚没有意识形态的信念，有的只是俯首听命，只是对斯大林的恐惧。斯大林死后，这种恐惧就不存在了。他认为: “在50一70年代公民社会开始形成并成熟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形势，缓慢增长的生活水平都导致单独的社会团体迅速地具有了固定的形式。共产主义制度的力量及其内部的一元性的逻辑完整性可怕地遭到削弱。制度开始不断地、不可逆转地发生倾斜。当意识形态越来越无法防腐时，‘过程’开始了。首先腐蚀触及制度的支柱——政治专政，虽然保存了外部固有的属性，但本质发生了原则性的改变。”
盖达尔认为，苏联得以和平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国际因素。和平的欧洲没有产生憎恨和侵略的土壤，而产生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战时期却有这一土壤。东欧革命表现得很温和，即使罗马尼亚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大革命的地步。“西方的风”对俄国的影响是良好的。1988一1991年在俄国最风行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自由，争取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口号是“消费社会”的口号。我们的选民天真地、甚至性急地希望实现这些口号，从而使他们达到同西方世界比肩的生活水平。
第二，俄国的历史经验。对革命的恐惧和对革命所产生的灾难的恐惧在1988一1991年影响着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意识，虽然他们普遍对制度表示不满，但始终谨慎从事；这种恐惧也影响着多数选民的意识。人们虽然可能不了解细节，但本能地感到没有什么比暴力革命更坏的了。在这场新的俄国革命中，任何知识分子、任何人民都不会充当性急的杀手和极端分子。这里应该充分重视叶利钦的政治负责态度，他在当时能够领导起运动，坚定地把运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没有使暴乱扩散，并在1991年文明地完成了制度上的更迭: 形式上是革命的，本质上是妥协的。
第三，上层官僚在完成他们的任务时善于随机应变，他们比预想的更灵活。实际上在人民面前并没有一堵要推倒的墙，墙已经倾斜，因此没有必要采用暴力行动，相反，“温和的”革命则是自然而然的。
俄罗斯激进的经济改革倡导者亚夫林斯基认为，1917年革命和国内战争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中最重要的是丧失信任。起初是对君主独裁政权、对沙皇丧失信任，后来是对俄国、对教会丧失信任。俄罗斯精神空虚了，产生了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政权对俄罗斯国家存在的精神基础，对俄国各民族的内心支柱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千百万受到欺骗的和愚弄的人民被引诱加入消灭自己同胞的进程，成千上万名国家最优秀的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坐牢，或不经过法庭正常审判就被枪决。虽然苏联赢得了一场历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胜利，尽管它给人民提供了良好充分的教育，尽管它成功地为国民经济和现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苏联解体的发生。
那么，为什么这一切都不能阻止苏联解体的发生呢？
1987一199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小杰克.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第一章就以《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题。他这样写道:
毕竟，苏联拥有地球上最大的军事机器，该机器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制性的、一党专制的政治权威所控制，它的官僚机构遍及和深入其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的意识形态旨在揭示如何利用历史潮流的秘诀。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会轻易自取灭亡呢？
如果一定要找出答案，我尽可以轻描淡写地这样说: 苏联制度本身有毛病，迟早是要灭亡的；苏联领导人对人类犯下了淊天大罪，历史是有办法讨还血债的；苏联的经济制度不合理，难以在当今世界中竞争；苏联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对人们的信念的控制；苏联试图用武力建立霸权和“威望”是在自取灭亡等等；等等。这些看上去都有道理，每一点都能很好地构成答案的一部分，但它们都不能确切地解释这一切是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发生。
随着苏联成为历史，我在考虑如何为它发布讣告。如果一个品行不佳的人去世，我会这样说，“人无完人”，回避客观的评价。但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一个人，对苏联帝国的消亡，没有理由悲哀。
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数以百万的、只有小小过错的人都被杀害，农民的土地被没收，牧民的牲畜被占有，农业的衰落引起饥荒。成功的农场主要么被处死，要么被关进近乎死亡的集中营，只因他们曾经卓有成效、富于创造，并因此给集体主义社会树立了坏榜样: 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专制海洋中的自治岛！
全部民族被放逐，只因怀疑他们不忠(如朝鲜人或伏尔加河的德意志人)或有朝一日试图不忠。
苏联政府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强制工具，但却无有效手段去防止他们滥用职权……
正当我在内心酝酿讣告时，一个我不能准确回答的问题产生了，即已经崩溃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旧的、没有几个哀悼者的苏联，还是有许多哀悼者的另一类国家？
但有一个问题我很清楚，即苏联帝国是邪恶的，但它不是由邪恶的人民组成的帝国。在俄罗斯人和前苏联其他民族之间划分好坏，很有可能类似于在其他民族和社会之间划分好坏。
苏联体制会在其人民中间产生败类，但它不能阻止勇敢和高尚行为的出现。这一体制虽是苏联领导人推行不人道政策的工具，但它不能消灭正义和道德，阻止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很少有人像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那样，有勇气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统治者——尽管有许多人曾冒险作过惊人之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不愿冒巨大的风险去支持堂吉诃德式的目标，但他们是在心照不宣地做着无声反抗，这比起积极支持现政权者，自然显得不同寻常。
当变革由可能成为现实时，促使苏联体制崩溃的大多数人(虽然不是所有人)，曾是这一体制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一些还是高层人士。前面提到的问题这里再一次出现: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执政党怎么会在未作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就自行灭亡呢？一个尚未在重大战争中失败过的强有力的军事机器是怎样土崩瓦解的呢？
当我赴莫斯科就任大使时，我的首要职责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利益，这些利益在那时与苏联制度及其政府政策有很多冲突，但它们同苏联人民的真正利益没有冲突。我们的目标是防止苏联侵略，消除引起东西方紧张的根源，而非现象。一个能对其人民负责、保护他们权利的苏联政府是我们未来拥有和平的最好屏障。我认为，也希望过，专制的苏联帝国最终会从世界舞台消失，但它来得如此迅速，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个基于协议、而非武力建立起来的苏联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自愿性联盟也会为参加者带来好处。
虽然我同情被兼并进苏联帝国的各国，但我从不反对联合的主张。独立不一定是发挥一个民族潜力、保护其自由的唯一方法。基于自愿成立且有民主机制有效加以约束的联盟，能够提供自由并建立起更加有效的经济发展结构。
我还感到，如果一个民主的苏联或俄罗斯繁荣兴旺，美国将会从中受益。我从不赞成一些观察家所说的俄罗斯衰弱符合美国利益的论点。即使我们这样希望，我想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还认为，让俄罗斯衰弱下去是愚蠢的。如果民主取胜，那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有益于我们大家的；如果民主失败，那么俄罗斯就会经历导致苏联灭亡的那许多弱点的折磨。不管怎样，这是俄罗斯人必须作出的选择，美国人不能为他们作出决定。
看到马特洛克大使上面的言论，那些说美国对苏联解体起了重大作用的人不知有何见解？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