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学说和民主传统相比，中国的民主学说和民主传统都要薄弱一些。民主学说可以翻译，民主传统却无法简单地移植过来，于是，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便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传统不是有形之“物”，而是无形的“理”或“道”。“道，可道，非常道。”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嬗变之中，永远处于解构与生成的张力之中。民主传统离不开历史事实，更依赖于传统承继者对历史的态度。
从王韬到梁启超，他们作为民主的拥护者，积极地从中国历史和本土学说中发掘与之契合者，这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态度。陈独秀等五四时代的思想导师，割断民本与民主的思想纽带，以“德”、“赛”两位元洋先生中国独家代理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反传统主义的态度。作为后人，我们今天不难指摘王、梁在民主理念方面的误解与偏见，但更要批评陈独秀式的独断与傲慢，反对惟我独“德”、民主正统从我开始的“革命”心态。传统主义不是全盘接受前人对传统的解释，而是面对当前的问题，创造性地重新诠释传统。
谈论“民主正统”，就不能不参照西方国家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然而，西方国家的民主观也一直是在演变与发展。在20世纪以前的普遍观点是，民主就是人民主权，就是多数统治。经历了“苏维埃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得势，“正宗”的民主见解已经发生了变化。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多数统治的理论中包含着逻辑的悖论，有点类似众所周知的“自由的悖论”——即自愿卖身为奴的悖论。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的悖论，波普对传统的民主学说进行了新的诠释。他建议区分两类政府，第一类是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而采取例如普选的办法来更换的那些政府；第二类是被统治者若不通过成功的革命就不能加以更换的那些政府。“民主”这个词是前者的简略代号，而“专制”或“独裁”是后者的简略代号。民主的价值并不出自“所谓多数统治固有的善良和正当”，而是意味着“要避免和反抗专制”的卑劣。在另外的地方，波普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话说：“什么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公民可以通过法律和平地解雇领导人的国家。”因此，广义的民主首先应当理解为反对专制暴政，其次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政治问题。
赞同民主不一定要成为民运斗士，争取自由也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者。只要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抵制暴政，倡导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政治问题，就是为积累和拓展自由民主的本土资源作出了贡献。
有的人以成败论英雄，反对赵紫阳进入民主“先烈祠”。固然，我们希望有中国的华盛顿和杰斐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的自由民主传统并不始于成功的政治家，在他们前面还有无数的探索者、失败者和牺牲者，包括苏格拉底和耶稣。鲁迅曾说，中国缺少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如果我们蔑视失败者，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本土的民主传统。
自由不是宗教信仰，民主派不需要宗教法庭来验明正身。自由民主阵营随时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不计较先知后觉或者先来后到。为苏联民主化作出过贡献的，既有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被监禁的萨哈罗夫，被降职的叶利钦，还有曾经位居权力顶峰的戈巴契夫。
无论是多次被捕坐牢的民运斗士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还是主动放弃大好前程创办民刊组织竞选的团中央委员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还是抵制反自由化运动抵制镇压暴行的执政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八九一代”的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刘刚，还是在“六四”之后坚持不懈地呼唤正义公道人权的丁子霖、许良英、刘晓波，还是以体制内身份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三李一何”（李慎之、李锐、李普、何家栋），还是“四五一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秦晖、徐友渔、朱学勤，还是更年轻的“公共知识份子”余世存、余杰、王怡……，都是中国民主化的本土资源。
自由民主的本土资源不仅来自于对传统的发掘，更来自当下的实践与创新。但是，尊重传统的人更能够从中汲取政治的智慧和灵感，获得道义的支撑和鼓舞。悼念紫阳，既是寄讬对前辈的哀思，也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洗涤，更是对民主力量的一次锤炼。
北京之春2005.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