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8
2008年过去了，不过它带来的心理震撼并没有过去。发生在2008的诸多大事，让人目不暇接，紧张的透不过气。雪灾，西藏事件，火车出轨，四川大地震，瓮安民变，杨佳杀警，北京奥运，毒奶粉，乃至12月份的《零八宪章》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除了这些此起彼伏的事件，大部分国人还随着经济形势从沸点到冰点的危机轨道，感受了某种戏剧化的恐惧心理体验。在一个以转型为基本主题的时代，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将如何进一步影响和塑造中国的公众心理？从哪些迹象可以折射出社会群体心理的演变？这些心理演变反过来如何影响未来的转型？这些话题不会随着日历翻到2009年而时过境迁，这种心理发酵过程将给未来的事件发展积累必要的心理能量。
当然，要对中国社会群体心理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提供一幅全景似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显然的是，2008年的重大事件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所造成的心理后果是不同的，这种心理后果可以借助于一般性的推理和一些流行的话语对他们进行勾勒，进而探讨这种群体心态对未来的寓意。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群体心理的形成，演变和爆发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契机，2008年事件催化的社会情绪完全可能在2009年爆发出来，或者被消解下去，或者与2009年的事件进行某种心理共振。唯其如此，才显出社会心理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对当下社会中界别特征比较显著的一些群体的社会心理进行一些粗线条似的分析，然后再结合《零八宪章》的发布，探讨可能的变化轨迹。
在继续之前，需要对群体心理做一些简单的交代。根据流行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一个特定的群体心理受社会结构和各种文化规范所影响，社会结构包括职业，组织，社会关系网络。而文化规范则包括习俗，仪式，法律等集体性概念为代表的价值体系。一个群体会共享一些心理感受，比如安全，傲慢，荣耀，恐惧，偏执，非理性情绪等等。群体心理的形成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很多时候会以潜意识的方式积淀，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或者展现。比如，公务员，医生，教师等很容易获得与其社会角色相关的心理感受。当然，群体心理并不是说所有的群体成员都无差异的拥有这种心态。不过根据社会心理学大师勒庞的观点，“群体中个人的异质性便容易被群体的同质性所吞没，让无意识去占据心灵的上风，并让那些为群体所独有的心理发挥作用”。因此群体心理虽然是动态的，演变的，但是却并非是不可捉摸，无迹可寻的，并且在特定的情境下，将淹没个体心理感受，为集体性事件的形成提供心理基础。这是笔者试图分析当下社会群体心理的学理基础。当然，本文只是概要性的分析群体心理中和社会转型相关联的某些方面。
如果用这种分析框架来透视中国社会，我们其实也可以感受到，从一个时段到另外一个时段，中国社会心理还是呈现出某种相对典型的特征。以89年之后“求稳”的社会心理为例，由于政治发展空间被镇压，而经济空间则得到更大拓展，8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大众，被抛入到一个狂飙突进的市场经济浪潮中，与官方“发展是硬道理”相对应的是民间赚钱为要务的物质主义哲学，在这种浪潮中，官方反复宣扬的稳定论也在民间那里以不合作的方式得到了认同，使得大部分公众哪怕反感专制统治安排，也并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同时那些真正有挑战意愿的民主斗士们也被边缘化，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在这样一种社会叙事下，尽管民间社会会有诸多不满，但是对于社会的变化是相当确定的，官府宣传的社会稳定是可以内化到公众心理，从而成为大多数人的默认心理状态。
2008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以其强度，广度，深度和高频率冲击了89年后延续多年的社会群体心态，片面强调稳定的群体心理结构终于彻底瓦解。异质性社会群体开始出现，对于公共，正义，暴力，稳定等关键词的理解出现分歧，对社会生活和未来演变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心理预期。人们看到，无论是政治领导人，或者受过职业训练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还是无数网民意见的表达，都在讨论着未来的不确定性，表明迷惘和不安的心理开始流行，不同的群体试图通过探索和行动来重构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认知和对未来演变轨迹的判断。
二：群体心理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笔者将试图分析中共上层，官僚集团，工商精英，弱势群体以及关注公共事务的中产阶级群体等的群体心理，然后也稍带分析《零八宪章》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寓意，这种分析注定只能是勾勒式的，素描式的，并且侧重其中可能相互共振的心理区块。读者需要明鉴的是，对于这些群体的分类是粗放的，没有严格的界限，当然熟悉中国社会情境的读者自然可以找到这种分类的对应人群。
1.中共上层集团
指的是实际掌握中共机器以及对其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生，政治局成员，中共元老院，大部分中央委员以及一些关键部门的控制人都可以归入这个群体，总共人数也许就是三四百人，但是无疑他们掌控着政治机器，主导着重要的政治决策，这个群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这个群体的主要心理状态是什么呢？有几个因素是值得分析的，一个就是政治合法性的缺失，无疑给他们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让他们缺乏必要的政治底气。第二是现在的权力结构的特点，政治强人不再，政治权威缺乏人格化的代表，而权力的无规则很容易制造政治摩擦和政治焦虑。第三点是，2008年的大事件无疑让他们疲于奔命，而经济形势的过山车般的演变肯定让他们感到惊慌，各种抗争性事件的蔓延则让他们感觉到恐惧。作为这种心理的表现，这个群体的成员在公开场合普遍表现的非常刻板或者悲情，电视镜头前的笑容也总是显得很僵硬和做作，轻松幽默的一面几乎从来没有过。人民日报社论是他们的喉舌，不过其中经常强调的“严峻挑战，任务繁重而又艰巨”等等词汇也体现了他们的压抑和焦虑，公布出来的党内重要会议公报，几乎都会强调危机意识，一方面这有通过不断敲打“沉船”论调来对冲党内离心力的嫌疑，另外一方面的确也折射了中共上层集团的群体性恐惧。
但是由于长期的积累，这个群体受到的观念约束最多，思维模式僵化死板，历史负担最为沉重，作为一个实际操盘的政治群体，除了不得不面对和处置纷繁烦扰的社会事件的责任，其群体心理容易受到社会事件和冲突的反向塑造。他们不愿意对长期延续下来的“稳定论”进行调整和纠错，比如任何社会冲突都可能继续敲打他们的稳定神经。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里，老旧观念和僵化思维模式使得中共缺乏一个清晰的自身定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中共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上的那些套话可以作为证明：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因为价值混乱，所以中共统治集团拒绝正视现实，也看不清未来，这种混沌让他们焦虑；而重重危机又给中共增加了许多焦虑的压力，因此大致上，恐惧，焦虑，猜忌，犹豫等要素基本塑造了中共高层的群体心态，在这种群体心理的驱动下，中共统治集团的未来行为充满了错乱，反复，甚至会走极端。经济政策的反复，奥运安保措施的过度化，对政治异议的过度打压等等都是这种政治焦虑的反应—本文对此不展开描述，但是读者可以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事件。
2.官僚集团
这是另外一个必须要重点分析的集团，官僚集团人员庞大，占据了大部分公共职位，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以前诸多论述，往往把这个集团和政治集团混同起来进行分析，在我看来，那样容易引发混乱，使得结论失真。因为在没有同质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官僚集团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政治集团其实大相径庭。政治集团需要面对的是政治合法性，政治决断，利益平衡等诸多议题，而官僚集团按照其本来逻辑，追求行政效率，专业能力，以及职业荣誉。政治集团决定规则的产生，而官僚集团则按照规则执行过程。但是在当下的政治架构下，政治集团某种意义上绑架了官僚集团，党政不分，专业议题和政治议题相互混杂，使得官僚集团和政治集团的边界和规则模糊。但是这两个集团的博弈关系一直存在，只是在现有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下，官僚集团也没有充分博弈能力，他们无力对抗来自中共上层的种种不合理的相互冲突的政治意图，经常被迫随着中共上层的政治钟摆左右摆动。形形色色的政治宣教活动，形形色色的绩效考核制度，还有各种没有公平可言，经常选择性执行的反腐败措施和问责等等制度，使得官僚集团一直处在被折腾的状态。
如果说以上描述的还是一般性状态的话，那么2008年有哪些特别“出彩”的地方呢？首先是2008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复摇摆，让地方官僚集团特别不满；与这个相关联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萧条，许多地方依靠土地出让收入维系财政支出的模式受到冲击，地方官僚所掌控的利益蛋糕变小。还有许多灾难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政治上层摈弃了一贯对官僚集团护短做法，转而通过免职和问责的方式对低层官僚集团实行责任切割，贵州瓮安事件，山西襄樊溃坝事件，深圳龙岗大火事件都都是典型。但是这种责任切割并不公平公正，因此只会激化官僚集团的不满。比如同样是特大责任事故，杭州地铁施工坍塌事故迄今没人为之承担责任。类似事件可以说比比皆是。
对于官僚集团来说，还有一个坏消息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民意力量的崛起。在这个民意聚合的虚拟审判台上，官僚群体需要承担沉重的道德压力，对他们的各种笑话和嘲讽流传，比如城管这个职业群体在网络舆论中甚至成为现代强盗的代名词。经过不断的孕育，这种网络舆论力量已经具备点杀特定官员的能力，比如2008年的几个最牛官员，张志国，林嘉祥，周久耕等撞到了舆论的枪口。
在诸多社会情绪催化下，官僚集团逐步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境地，官僚群体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根据2008年年初重庆的一份《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据说三成抑郁，一半工作懈怠，很多接受访谈的公务员都说郁闷、想哭…有代表性的心理问题主要是抑郁、工作倦怠、人际关系紧张、职业成就期待、人格冲突等五种。
官僚集团的这种群体心理后果将会很复杂，本文不一一论述。这里仅举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隐性反抗，表现为形式主义，懈怠，职业伦理的溃败，人格分裂等等。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在私下场合，官僚集团的成员，尤其是中低级别的官员，对政治上层的不满比普通民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言论甚至比异议分子还要尖锐。另外一个是公开的反叛，对党国体制的哪怕表面忠诚也开始坍塌。“裸体做官”开始成为一种为官的规范，其中的极端者比如上海市卢湾区原副区长忻伟明赴法国考察时“失踪”，温州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则开始了“裸奔”。这是官僚系统反抗的一个典型信号。
当然还有一种心理压力的存在，不太看得见痕迹，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存在。那就是官僚集团对公共权力运行正当规则的压力和渴望。因为只有在这种正当规则之下，官僚集团的正当社会角色才能得到体现，他们的群体心理才能回归正常。
在未来的时间段，在经济危机的催化下，在各种灾难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社会矛盾催化下，官僚群体是演绎出更多的“裸奔”故事还是在群体互动中逐步成为制约中共上层集团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转型，这不但需要社会契机，也需要官僚集团的某种自觉。
3.工商精英群体。
这个群体还有一些另外的称谓，比如经济精英，比如富裕阶层。对于这个阶层，2008年肯定也是不同寻常的年份。一个因素自然是经济危机，资本市场萎靡，股市跳水，楼市低迷，出口萎缩，使得工商精英的财富大幅缩水，很多富豪们被打回了原型。不过对于经济危机，这个群体的认知会比一般学院派经济学家理解的更深入，他们对这场经济危机的内源性因素看得清清楚楚：比如垄断行业对经济体的盘剥，不断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的改革逆转，鼓励劳资纠纷的劳动合同法以及混乱不堪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这些使得工商精英成为2008年受到伤害深重的群体之一。一些标志性的富豪落马事件，比如涌金集团魏东自杀，“公路大王”刘根山被捕，金元帝国向德洪被双规，中国首富黄光裕遭调查，都强烈的冲击着这个群体的心态。其中特别具有典型的事件一个就是首富黄光裕被神秘拘押，还有一个就是毒奶粉事件引发的乳业集体性坍塌。两个都是在畸形制度条件下，成为法律和市场的牺牲品。在中国扭曲的市场和制度环境下，大多数工商精英群体也面临一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困境，缺乏道义的力量和法律上的权利来捍卫他们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虽然程度各异，但是黄光裕和牛根生等的困境都会引发某种感同身受的心理刺激，与财富增长相伴随的保守，认同，求稳的心理结构受到了冲击。
黄光裕案件的一些操办手法尤其具有标本意义。贵为中国首富，一旦东窗事发，政治上层就通过内部批示的办法指示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他连获得基本的正当法律程序救济的权利也给践踏了。而媒体披露，他的妻子杜鹃也很快被“控制，然后又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些措施，几乎和《零八宪章》的推动者刘晓波先生所享受的待遇如出一辙，真是一种极大的冷幽默）。对工商精英群体来说，这些信号无疑像嗖嗖冷风，让他们脊背发凉，谁知道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什么落下呢？
简单的说，工商精英群体的社会心理已经受到震撼，如果原来的默认心态是求稳的话，那么这个默认值可能已经向求变位移。这种变化会以很多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资产转移，商业行为短期化，或者寻求更强大的政治保护伞等等。当然还有一种变化是，试图通过公共规则的改变，来约束政府这个庞大的列维坦，工商精英群体在求变的心态下可能会有哪些行动轨迹，这些轨迹在多大程度上能和《08宪章》所展示的图景相互契合，这需要细致的分析。后文将会涉及一些。但是笼统的说，由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工商精英群体的求变心理将对民主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4.中产阶级
在中国中产阶级的群体像相对模糊，因为他们还处在不断发育和成长之中，他们的社会结构还没有稳定化。不过总体来看，这个群体已经日益显山露水，他们的观念，价值体系，职业特性都显著差异于其他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在文本中，将侧重于其中关注公共事务的群体，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他们的很多特质得到了展现。这个群体人数庞多，内部充满着各种异质性的子群体，不过基于类似的教育背景，重合的公共偏好等因素，依旧可以把他们归入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典型成员是专业人士，公司职业，媒体人，法律人等等，他们是网络上对公共事务最关注的一个群体，他们是股民中的大多数。他们感受着社会的不公，感受着自己的无力，同时又不甘心轻易接受。当然，他们的参与并不激烈，同时他们对于未来又缺乏明确的预期和共同行动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对于现存秩序的认同已经式微，他们是社会变化的活跃载体。
那么2008年的诸多事件在何种意义上塑造了他们的群体心理呢？重要的也许有几点：一个是这个群体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因为经济危机对他们的影响是直接的，比如薪酬的降低，工作的丢失，房贷的压力等等。其中的股民群体，感受尤其鲜明，因为2008年让他们的大部分损失惨重。二是这个群体对现有政治秩序的反感已经接近引爆，无论是言论权利，参与权利，对公平和公正的感受，他们都感觉受到了极大的冒犯。股民中流传的“股市有政府，入市需谨慎”和网络中对公共权力的各种揶揄嘲讽等等都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还有一点是这个群体发现，在影响公共事务的进程中，他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以媒体人，法律人，社会活动群体为代表的中产群体，已经在多个领域实质性的影响了事件的进展，。这种成功的激励将强化他们的公共参与热情，并且催化出一些社会活动家。
由于这个群体的社会结构，这个群体的社会心理很容易和其他群体发生振动，或者融合，或者影响。总的来说，关注公共事务的中产阶级群体是躁动不安的，是渴望变化的，而经过几十年的启蒙，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基本价值已经在这个群体中有了深厚的心理基础，因此对于《零八宪章》所展示的社会图景，与他们的亲和力最强，他们最能感受到这个图景和他们的相关性。《零八宪章》一发布，正是这个群体积极参与，四处传播，使得《零八宪章》迅速的在网络世界传播。
5.弱势群体
让我们再分析下弱势群体的基本社会心理。在中国的语境下，弱势群体也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低收入阶层，而是指结构性的弱势，他们承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公共话语权有限，又无法得到正当的权利救济渠道。
这个群体包括大部分的底层抗争群体，包括失地农民，城市被拆迁群体，下岗工人，城市低端收入人群，比如出租车司机。访民群体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由于长期的被剥夺和被侮辱的经历，使得这个阶层积怨深厚，并且有强烈的抗争意识。虽然他们对政治事务的思考相对有限，不过由于切身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于现存秩序的否定最为强烈，愤怒和绝望等情绪笼罩在这个群体身上。
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虽然从纵向来看，弱势群体的绝对收入也有所提高，但是他们的相对被剥夺感却日益强烈。由于毛时代的罪恶没有得到清算，而弱势群体很容易被左派对毛时代的平等假象宣传所吸引，在民间逐渐形成一个毛崇拜.这个群体往往也是弥漫在各种民意中仇富情结的源头。
弱势群体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体现，不过这些社会心理能量却可能因为其强烈的暴力倾向和简单化的是非观和正义观，使得社会变革更加风险重重。
杨佳杀警事件强烈的舆论激荡折射了这种群体心理。杨佳悲剧的起因无疑和上海公安部门的作为失当有直接原因，而后续公检法一系列违反程序的做法则在舆论领域火上加油。但是在网络舆论中，杨佳迅速成为侠客符号的转变过程说明了社会群体心理中粗糙的是非观和对暴力复仇的群体渴望。当一个畸形的司法制度无法产生正义的时候，那么杨佳的名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就自然赢得了那些被剥夺和被压迫的赞同。弱势群体的这种社会情绪如果在更大范围内蔓延，无疑会给现有秩序带来过度的冲击，容易陷入暴力循环的历史宿命。
站在社会转型的角度，上述约略提到的社会群体心理的登场是震撼性的。这意味着从心理层面，多元化的事实已经出现，这种群体心理分化或迟或早必定要和金字塔式的专制权力结构正面冲突。站在政治集团的角度，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他们通过教育，媒体和舆论等工具进行的群体心理塑造功能开始失效，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权力结构再造，意味着他们将面对无穷尽的治理危机。异质性的群体心理已然形成，其中的碰撞和共振开始取代模式化的单一心理结构，极权主义的心理基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到了在一个新的核心共识下重建心灵秩序的时候了。
三：群体心理共振
根据我的有限阅读，分析中国社会演变的论述，往往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范式。一个是从观念或者启蒙的角度，从话语体系的演变来分析社会演变；一个是从经济自由化的角度，以国家控制经济体的消减来预测社会演变；还有的是从社会结构或者利益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描述精英结构状态来分析社会演变。这些视角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社会现状以及未来的社会趋势，都是有价值的思考。不过如果从短期来看，或者从特定事件来看，群体心理无疑是一个更为直接更为显著的原因。象贵州瓮安和甘肃陇南之类的群体性事件就很难套用观念和利益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有些论述采用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视角来分析，我觉得不如说是群体心理共振更为恰当。在群体心理的共振下，集体行动可以爆炸性蔓延。
本文中社会心理共振指的是两类现象，一个是群内心理共振现象，往往是同质化和强化。同一个群体内部的共同感受受到情境的催化和激发，不断强化的现象。比如网络舆论中的聚集效益，参与人肉搜索而共享到的那种成就感等等。另外一种则指群际心理共振，这种群际心理共振可能是相互消解，对撞或者冲突，对一个政权软化，价值失范的社会构成强大的冲击。
根据上述分析，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群体，包含了紧张，恐惧，郁闷，不安全感，求变，无助，愤怒，绝望等等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虽然对于这种心理状况缺乏有效的测量，也很难判断这些社会心理的强烈和群际分布，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社会群体心理状态和一个稳定形态的社会心理状况所表现出的自信，乐观，幸福感，充满期待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社会情境塑造了社会心理，社会心理反过来影响社会情境的演变，中国当下的社会心理状况构成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影响着事件发展的轨迹。这里仅以一些简单的描述来进行分析。
以社会稳定而言，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符合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共同目标。不过由于政治上层对未来的恐惧，很容易转变成对稳定的过度需要，再通过官僚集团的压力系统向整个社会传递，在实际操作上，很容易增加中产阶层的压抑感，同时弱势群体正常诉求渠道被堵塞，从而导致更多的愤怒和抗争。而这些迹象反过来又强化了政治上层的恐惧感。可以说，上述群体心理的存在，使得很多政策被扭曲，完全背离了政策制定者的本意。
在这种社会群体心理下，社会冲突取代了社会粘合，每一个群体都处在某种紧张之中。中共上层没有一个基本信念，他们的说辞甚至在官僚群体中都失去了市场，中共上层和官僚群体在工商精英，中产阶层以及弱势群体中也都声誉不佳。作为工商精英阶层，也同样为恐惧不安的情绪所裹挟，行为短期化，同时他们也承担了不当的道德和舆论压力。商业规则中的讨价还价，互利互惠等规则无法在其他公共生活中得到展现。中产阶级向来是社会稳定之锚，但是在压力和多重挤压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滑向弱势群体的危机，因此缺乏保守现状的意图，反而成为催化变革的力量。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认为群体心理之间相互纠缠，甚至相互强化，滚动挟持了更多的社会进程。中国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统治集团和民间，同时被挤压在一个隧道，任何小小的纷争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出口，从而导致整个隧道的骚乱。在这么一种结构下，统治者没有安全感，往往神经过敏，把来自民间正常的权利诉求视为政治性的挑战，从而反应过度。而广大的民众则更是被恐惧笼罩，对于未来是一片茫然。这种制度性的困境就是一个压制型体制的稳定悖论，通过压制寻求稳定，越不稳定；越不稳定，越希望通过压制获得稳定。而公众也好，统治集团也好，都被这个悖论所裹挟，对于未来缺乏一个清晰的认知。从而使得焦虑，沮丧，郁闷等情绪流行，这些情绪在社会底层可能表现为暴力和高企的自杀率，在知识群体中，可以表现为犬儒主义或者对暴力革命的呼唤，而在官场，则表现为腐败，道德沦丧，或者干脆裸奔，而在中共上层，则表现为政治紊乱，失去政治远景。中国社会需要寻求新的愿景，在这个愿景的引领下，走出这种群体性的困境。或者换种说法就是，社会群体心理的冲突需要一个包含核心价值的有关公共生活的规则，依靠这种规则来设定冲突轨道，提供冲突解决方案。而这种规则本身也需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积累公信力，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穿透力和打动力，并逐步内化为不同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重叠共识。
四：《零八宪章》
在2008年的岁末，《零八宪章》应运而生，其推动者并不讳言这是一个基于重叠共识的面向未来的愿景努力。正如许多论者已经提及的那样，《零八宪章》内涵本身并没有新意，所阐述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常识，倡导的是现代政治框架，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零八宪章》的出台能引发那么强烈的轰动呢？这和《零八宪章》直面政治的表述模式有很大的关联。
在所有影响人类社会心理的因素中，也许有一个因素最有代表性和持久性，那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在影响未来的不确定的因素中，政治危机的影响面又往往最为广泛和惨烈，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这点尤其明显。《零八宪章》中提到的49年以后，反右，大跃进，文革和六四等事件就是政治权力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戕害。人类迄今为止的智慧就是以宪政规则约束公共权力，通俗的说，就是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零八宪章》代表了这个努力的理念层面。《零八宪章》通过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对政府行为的规束来提供一个确定性。应该说，几代知识人一直在做这种努力，不过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努力要么被包装成一种谏言性的话语，那么更加晦涩而难以传播。《零八宪章》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并不试图隐隐约约的说话，它试图通过符号的强化，以异乎寻常的政治性语言，提供一种清晰的指向。
另外一方面，《零八宪章》出台本身就包含了上述提到的群际心理共振的因素。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群体在最近这些年，借助网络已经进行了多轮的民意动员和操练，不过多是聚焦于特定议题和事件，比如声援某个异议人士，或者对西藏事件发表独立看法等等。但是这种动员广度和深度上从来没有到达《零八宪章》的水平，这点从《零八宪章》的初始签名人数和后续签名人数的代表性上得到印证。这种签名能发展到这个程度，在一年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从目前公开的《零八宪章》一些主导者的信息来看，他们也一度审时度势，权衡更好的发布时机，但是只有到了经济危机深度演化的时候，才感觉到了群体心理到了一个恰当的融合点。
分析《零八宪章》的签署人群，我们看到这个群体涵盖范围其实相当广泛，从公共知识分子，知名作家，法律人，大学教授，异议群体，要在比较短暂的时间内，在无法公开讨论并且要保密的情况下，能吸引这么人异质性强烈的人员来共同参与这份政治色彩强烈的《零八宪章》的签署，那肯定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底色。而这种心理底色，其实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在聚合，对变化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同时对风险的评估也在下降，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内心的恐惧在降低。很多人觉得在一个社会面临动荡不安的前景的时候，他们反而需要站出来进行公开的表达。
《零八宪章》发布之后，其一系列的传播过程对中国社会群体心理的演变提供了某种独特的意味。一是《零八宪章》的符号效益。由于互联网时代快速传播的特点，和当局过度打压形成的舆论反弹，《零八宪章》这个符号迅速传播，同时由于这个符号所包涵的丰富内涵，在符号的传播过程中迅速形成观念的自我嬗变，可以很快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由于这些积累，《零八宪章》的符号效应必然将更深刻的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各个群体的认知，并逐步向共同的制度预期转化。这里可以引用《零八宪章》签署人杨光先生阐述文章里的一段话：毕竟，有了这份《宪章》的光芒照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个越来越心神不安的社会将获得稍许安宁；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宪政预期，我们的祖国也将会变得更加巩固——再也不用担心被一纸宣言“颠覆”，或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沦陷”，象瓮安那样。
二是《零八宪章》的去恐怖化过程。这点从无数《零八宪章》的签名者留言可以得到极大印证。从那些留言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把参与签名描述的过于恐怖，但是在其他观念的推动下，许多人还是克服了恐惧心态，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其中。
如果说恐惧是被感染的，并逐步塑造一个群体心态的话，那么去除恐惧化则是示范化的，只有一个人不怕，那么很快就能影响一个群体。只有一人跨出一小步，在群体心理的激化下，就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去恐惧化。
而迄今为止将近7000人的签名则给这个符号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能，互联网时代的快速传播则让这个符号迅速的进入公众视野。根据一些朋友的分析，迄今为止应该有超过千万网民已经知晓《零八宪章》的部分消息。而《零八宪章》的本身是一个自加强的过程，更多的人参与，则它的辐射范围越广，它对未来的影响力越大。当大家拥有一个对于未来的共同预期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稳固。不管是统治者，不管是民间，都可以从一个低级的稳定悖论中突破，从而向一个多中心的社会秩序演化，像现在的恐惧，郁闷，愤怒和绝望都可以在一个积极健康的群体互动中得到逐步化解。
因此，我同意杨光先生在另外一篇阐述文章里提到的一些克制的但是不乏充满乐观的描述：《零八宪章》为我们送来了一缕信心，照亮了我们的未来前程。这信心很微弱，但它若能顺利展开，必将转化为有效增加的政治内需和经济内需。保有这份信心，中国社会将在严冬季节逐渐恢复安宁，若是政府执意消灭了这份微弱的信心，恐怕内需将离我们越来越远，内乱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民主中国首发
本会网站转发200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