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利益、喜好、认知的不同，凡有人群社会，便有观点分歧，即使残暴如斯大林、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未能“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一般政治生态下，对应社会思想的两端，会以党派的形式，形成代表两极思想的政党，如英国历史上的辉格党、托立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民进党，尽管现代政党制度的架构是多党制，但由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多党制竞争的结果，一般是形成观点分歧的主要两党，吸纳中间人群的利益和需要，从而形成有效的张力，以对立与合作的交叉，分别代表各种基本的社会思潮和利益取向。
一些当代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分别对应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实际政治运作当然会复杂得多），两党的竞争与合作，使社会在稳定中求变革，变革中求稳定，兼顾各种人群的需要，形成一种稳妥而有活力的社会结构。
两党制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政党结构，并非来自政治哲学发展的有意设计，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考察非两党制国家，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对这种张力的需要，比如日本的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可谓一党独大，但在其党内，有公开存在的派系，分别代表不同观点和利益，形同于两党制，在德、法等欧洲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一个时期内，各政党的联合与分歧，也往往是两种观点或利益驱动的结果，即使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中，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力量，往往也会体现出两种主要政治势力共存的情形，如文革前的毛刘、文革中的林江、文革结束初期的华邓以及此后的邓陈。
但是，六四之后，在官方权力体系中，要清楚地划分出两派政治力量变得困难起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了整个权力阶层的共识，原有开明派被彻底清洗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划分早已成为陈旧的标准，与此对应的，则是民间与官方的关系破裂和紧张，在政治领域，权力者自始至终是一种保守的面目，而民间对于改革的需要和呼声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现实。
八九民运以六四屠杀画上句号，这一结局表明中国的两极政治力量尚不具备对立中妥协的能力，在二十年前的那两个月中，政府始终不肯给学生和市民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台阶，甚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故意刺激民意，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则被李鹏等顽固派激怒，提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口号，最后，学生提出的否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和平等对话的合理要求，未被接纳，反而被血腥镇压，成为一场罕见的悲剧。六四之后，私有化迅速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社会的利益和观点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但宏观而言，以权力为代表的稳定派沦为犬儒主义，要求变革的民间力量因屡屡遇挫，而形成极度绝望和焦灼的心理。六四之后，越来越多的针对政府权力的维权行为绝大多数以不了了之终局，显示社会两端仍然缺少共同的沟通平台和基本价值认同。两极思维中对立过多而妥协太少。
《零八宪章》自去年底发表以来，至今仍有海内外人士继续参加签名。按照我的个人理解，《零八宪章》不是宣扬对立和分裂，恰恰相反，它是在试图寻找权力者与民间沟通的最大政治公约数。《零八宪章》当然不是跪地上书，但其表述的对象除了民间力量之外，同样也包括权力者，希望与他们建立共同的话语基础。《零八宪章》的六条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对于一般现代国家来讲，是再基本不过的常识，并无独特的创造与发挥。因此，我们可以说，《零八宪章》是一块试金石，试探中国社会和权力者是否具有接纳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对这个概念存有争议）的意愿和行动。
应该看到，在政治稳定的背后，自六四起，国人对于权力体系和中国未来走向的判断与所使用的语言，都形成了惊人的分裂，官员越来越漠视民众利益，在信仰、土地、拆迁、教育、医疗和工作权等问题上，几乎是肆无忌惮地侵害民众而基本无须承担责任，腐败成为普遍而公开的事实，弱势民众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则对政府采取了完全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针对权力者的暴力行为开始出现，这使中国社会陷入长期无法沟通与合作的危险之中，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一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景，利益、观点的分歧和长期斗争哲学的影响，使中国的一潭死水之下，实际是全社会沟通和妥协能力的低下，因为在利益与观点的对立之外，社会分裂的结果是社会成员缺少基本的共同价值观。
《零八宪章》试图超越现实政治与焦躁的理想主义诉求，以有可能被广泛接受的表达，确立未来中国的基本价值体系。在传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破产后，无论民族主义、犬儒主义还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都不符合时代精神或存在太大争议，唯独《零八宪章》系统表述的理念，有可能被广泛接纳，比如说，即使在传讯和约谈宪章签署人的过程中，国保警察也没有对《零八宪章》本身的内容予以批判，而只是以起草人的敏感身份和“险恶用心”来做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八宪章》以其没有“创新”的最大被接受程度，对每一个接触到文本的人产生影响。事实上，《零八宪章》的许多表述文字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都可以找到，不同的只是，宪章的文字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公民表达，使这些文字具有了真正的宪政含义，由于签署者的勇敢和真诚，这些宪法性文字不再显得苍白虚伪。《零八宪章》是关于政治的表达，但这不是令人讨厌的政治，也不是空泛而虚伪的政治，当全社会因多年的虚假政治话语而对政治麻木的时候，《零八宪章》试图建立一种真实的政治话语。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政治变革的艰巨性我们应有充分估计，幻想走捷径是不现实的，不从无可争议的基本理念以及对这些理念的传播出发，任何急迫的心理可能都只会事倍功半。《零八宪章》并不以激进地反政府为己任，或许，为取得民主进程的实际效果，条件具备时，它甚至需要与权力者的沟通与妥协。但有人说《零八宪章》是跪地上书，是向政府祈求和解，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宪章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发言，既不单独针对权力者，也不只是针对民间人士，民主宪政体制下，社会成员是既拥有权利也承担责任的公民，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是推进和完善民主体制的参与者，我们没有特定的敌人。
《零八宪章》没有任何组织，它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随着签署和关注人数的增加，它会形成滚雪球效应，每一次的滚动都因其外表面的增加，而粘附更多的重量。《零八宪章》不是暴烈的革命行动，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取巧行为，它应该是包容性的持续的思想启蒙和公民行动。
就其条文而言，除“联邦共和国”因内涵较少被国人理解而引起一些争议，可以说是获得了阅读者广泛的认同，就连来自官方的批评都只是针对起草人背景的诛心之论，而没有看到对其有说服力的逐句批评。而且，零八宪章没有针对政府和现实政治的具体要求，它寻求理念的认同，而不提出政治操作的方案与设计，也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试图首先确立社会基本共同价值。
今年是“六四”悲剧二十周年，在我看来，《零八宪章》恰是解决因六四导致的社会分裂的良药，我们应该学会用对立双方（乃至多方）能够听懂的话进行交流与沟通（至少是内心认同的话语）。作为共同生活的社会成员，对立之外需要有基本的价值认同与合作，在任何正常社会内，观点的差异应寻求理解与理性解决之道，而不是在过度对立中玉石俱焚。
不能否认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进步，但这绝不是阻挡民主、自由思潮的理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亦如此，人既是经济动物，又是精神存在，对很多人来说，物质富足的今天，未来却成了不去想，也不敢想的问题，麻木与沉沦中，我们是否还有自省与自救的能力？
《零八宪章》用平实、温和、坚定的语言提出了我们的价值愿景，而且在政治高压之下获得了难得的社会认同，这正是民族自救能力的体现，作为形而上的文本，它会以我们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方式传播并形成影响，而它也将持续性地，因签署者、传播者和关注者的努力，不断增添新的历史内容，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由于《零八宪章》不诉诸于权力的恩赐，因此，无论权力者如何对待宪章签署人，都不影响《零八宪章》的传播，由于没有设定有计划有预谋的操作方案，蕴含在民众中的智慧与力量才是宪章真正的精彩之笔。每一次签署，每一次传播，都必定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而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话语奠定基础。
这种具有最大政治公约数的鲜活的公民表达和行动，应该是扎实推动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可依靠方式。时间不会消磨良心者的意志，只会使人们更加乐观，并逐渐看到《零八宪章》的表述从理念到现实的政治变迁。
民主中国首发
本会网站转发2009.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