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是二十世纪最关健的一刻，坦克碾平了学生的肉体，但确震醒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谎言从此被揭穿，继而被唾弃。
但中国共产党确眼睁睁地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溜掉，继而抓着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东山再起。六四大屠杀之后，共产党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把有关六四的证据埋藏，也把躲在人们头脑的记忆洗掉，把公民变成植物人。现在年龄大的中国人提到天安门事件便会感到恐惧，如果你和中国青年了解这段历史，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你在说谎。直到今天中国人已接受了“镇压换来了财富”的说教，政府还是在提心吊胆。
今年二月，我再次来到北京，想走回二十年前那场民主运动的记忆之中。
一场大雪把天安门广场盖在一片耀眼的雪域之中，绿树映着阳光，令人神往。我拿出相机想拍照，出租司机大声说：“嘿，公司领导传达了，路经天安门广场必须把玻璃窗关死，这儿是政治敏感区。”
我就感到了风还在，阳光也在，那些挥手呐喊，那些没有声音的神秘语言如白雪的记忆，在复活，它向你述说的比你看见的还要多。因为提心吊胆的中国政府明明知道天安门是死不瞑目的。
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我写了十年，但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写，而是困挠在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像中：一个裸体的男人躺在铁床上，没有了时间也没有死亡，一只麻雀蹲在他胸前，阳光极端冷漠地照着，仅仅是一点光而己。那十年的写作就是为了证实这个记忆的能量。当海明威描写了老人拖着一条巨大的鱼刺返回海岸时，那鱼骨证实了他是个悲剧英雄。但我的小说主角只能在记忆中搏斗，如鱼刺在肉中钻扎着，而肉又是他唯一的船……谁又能看得见崇高？
“为什么有了天堂人们就把它变成地狱。”我自言自语地闭上了漆黑的眼。
司机是住在郊区的农民：“这点雪算什么，我们那山沟里……”
“不下车了，调回头，去草场地。”我说。
继七九八艺术区成了举着小旗的游客吃喝玩乐的北京文化旅游热点之后，草场地又成了艺术家们的落角地。在八九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对着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放了枪的肖鲁，刚把她的作品从“回顾中国现代艺术展二十周年”的展厅拉回画室：是一具黑棺材。当年她那一枪也把自己打昏了。从公安局放出来的她，不久就远赴澳大利亚，从艺术界消失了。
“我穿着婚纱从棺材里面复活，然后和自已举行婚礼。”她穿着中式绣花上衣笑着又说：“我开枪的回顾资料和作品全部被公安警察撤下，录像资料干脆警察在放：一有政治敏感镜头就快进。因为赵紫阳的女儿要在开幕式讲话，公安局就把农展馆的主展厅查封了。他们唯一怕的就是枪声和六四大屠杀。没想到二十年之后又是查封。”
天安门镇压使共产党也尘封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悄悄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甚至扔掉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要建立“和谐社会”了。艺术家们也是在充满了政治矛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画家陈光《极端冲动》网上展览，发表了大量描写天安门清场的油画作品，就代表着艺术家与记忆的真实矛盾。他在考入艺朮院校之前，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军不久即随部队进入了北京镇压学潮。
“二十年过去了，你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问他。
前几年，画家舒阳带我去他画室，曾记得他的一幅叫《感情与性》，一张集体合影照，几十位裸体女人围着他，令人感到他的性意识后面的情感压抑。也是借助“性”对神圣观念的反叛。开始画天安门系列时才陈光才公开了他那场恶梦般的经历，也像回放记录片般挑开了六四的恐惧记忆……停在广场中的坦克、打扫广场的士兵和摔碎的自由女神像……“就是绿色。那几天除了一次北京市民送的面包，几乎没吃过东西，一块方便面三十几个人分着吃。发枪要镇压时，大家都紧张的发抖，不时地听到有人走火打死打伤了战友。”
“你画的这些场面，正是我的小说里没有表现的。巧合的是都是用了绿色的感觉。我是想用绿色表现军人的统一表情。”
“当时大会堂驻满了军人，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也带着家属跑了，经常看到留下的猫和狗饿死在家门口。从那天起，我饿了眼前就发绿，紧张和恐惧就来了。”他坐在画架的前面吸着烟，背后是个姑娘搂着胸下装着不锈躯体的陈光本人的油画。
我想，陈光试图用性发泄来掩埋记忆，但多年之后，天安门恶梦依然缠在他的肉躯。他的作品能够使人感到在谎言之下的生活，那种被压抑的恐惧感。这是一位敢面对“六四”事件来进行创作的画家，让我感到有了知音。他的网展在我见他那天被封了，而我的《北京植物人》更不会在北京出现。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人也悟出一条生路：要民主自由，不如过富自已的日子，别再管人权政治了。人们的能量也都投入到了发家致富的竞赛之中。发财的欲望战胜了道德，人们更像过上了一种不准表达悲苦的富有生活。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也纷纷抛弃理想，多数成为了暴政下的附庸，诗人艺术家也很快适应了市场。八九学潮的学生精英张晓刚成了中国最富的流行画家，天安门学生联合会主席孔庆东成了中央电视台名嘴。而拒绝被金钱收买的文学艺术家依然在寻找着地下生存空间，死难者、受害者以及逃亡海外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就迅速地被边缘化了。寻找受难者家属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天天生活在警察的监控之下。极权专治可以拥有一切物质财富，但在精神领域就完全不自信，惧怕人们在表达思想，所以，思想专治越走越极端，可以说只要在网上写过“天安门事件”的作家或诗人，大都逃不过牢狱之灾。
我走进离中南海仅一个街口的西单图书城，想买一本泽尔巴特的小说《奥斯特里茨》，他描写了忘记过去的奥斯特里茨在寻找自己的过程。我也是一直在被自己需要多少记忆而困绕着，不，是多少红色记忆。因为写完《北京植物人》以后，我不但没有抛掉天安门记忆，反而陷得更深。这座人山人海的五层大楼可能是世界最大的书店了，每天销售的图书达十万本。年青人在这里可的买到现代科技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书，奥巴马微笑的广告肖像也挤在大门口。人们可以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人物，但在所有的近代文史书籍中，给今天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天安门事件就都消失了。人们必须习惯沉默或者习惯谎言，而且还会把这种生存方式再传给孩子们。
我的手机响了，很快电话里的声音和玻璃窗外的中年男人对在一起，不会错的，因为人群中只有他失去一只胳膊。我向他招了手。
长安街上风很大，积雪被铲到了冬青树里，夕阳正映着古朴的中南海红墻。我和刘华来到了他被坦克压掉胳膊的路边：“就这儿，还是这白铁栅栏。”他是北京大学教授的儿子，六月四日凌晨陪着两位女学生走到了离中南海一百多米的路口。前几年，为了描写发生在这儿的惨案，除了來拍照，还专门去美国香港等搜寻各种目击者证词。惨案过程和现在刘华描述的相同：一辆坦克边发射催泪弹边飞快地沿马路牙子冲进人群，碾死约十三人。
“当时手抓着栅栏，还把毛巾掏出递给学生……我看她跪了下去，来不及反应就听着坦克从头顶轰隆隆地压下来。”他低下头，双眼浑浊地看着那片柏油路又很快地扫了扫不远处的警车和武警。正是上下班时间，大小车辆和人群都在快速地走过。
“你当时害怕了吗？”我双手抓着白栅栏问。
他吸了口烟说：“真正害怕是看了邓小平时对戒严部队的讲话，他说国外说我们开枪了，我们承认，但说我们用坦克压人，那是对我们极大的污灭。看完后头皮都炸了。我就是证人，万一来个杀人灭口……那两年晚上根本不敢出家门，更不敢去公布这事。警察倒是三天两头来查询，大家都闭嘴不提坦克。六四一周年时，怕我联系外国记者，警察干脆住进家里了，在我的床下搭个地铺睡了好几天。”
我俩进了一家饭馆坐下，窗外的噪声和寒风一下子就不见了。远处的中南海红墙己变暗，里面的共产党头目们也许正在和家人聊天吃饭，逗着猫狗宠物滿地跑。
“我真恨这共产党，凭什么压了我胳膊，残废二十年了。我就不信，这辈子等不到平反，咱到法庭上把事说清楚。”
“你把证据、还有当年的病历都留好，这一天肯定会来的。”我说完就问他要了支烟抽起来，心想：这个国家到底该相信法律还是道德。
如果没有了证人，时间越久我们离真实就越远了，也越淡漠，就像所有的历史。尤其在中国，人们早忘了那些用生命改变历史的人，甚至连他们的罪名也被消毁了。天安门一代辉煌了之后为何如此地落败。共产党为了把谎言铺满如此多渠道的信息时代，每天动用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和老人在各个宣传部门拼命地工作着，仅仅为了把人的激情弄麻木。参与了那段历史的人都还在，但多数人的理想巳死，还有人來承担这沉重的历史吗？
那么，写作不仅是守住记忆，也是在怀念亡者的幽魂了。也只有活人才能让死人复活，才能传递真理，从而激活人们的良知，活人在想什么才是重要的。
很多六四的受难者不是无辜地被枪杀了，而是选择了枪口。我想在子弹射出来的一刹那，他们唯一的信念：这是最黑暗的时刻了，之后光明将來临。不自由的躯体倒下是为了让更多人自由地站着，从而把罪恶踩死。牺牲的唯一意义就是令作恶的人背着有罪的包袱。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城市已建设得焕然一新，步入了“杀贫济富”的极端权贵主义时代。但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低于贫困的人口近一亿，不到0.5%的城市富人，确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高楼大厦和私人骄车载满了现代人富甲天下的梦想。同时，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工人农民积满了被压榨的仇恨。
当年学生们为了反贪污而惨死街头的历史已被更腐败的现实压得无影无踪了。但我相信，历史与真相会重合，中国必须从历史教训中找回希望。因为只有记忆才不会使我们被变成植物人。而是一个带着记忆的活人。
马建 2009.5月，写于伦敦
自由时报2009.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