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官的互动
1991年2月2日上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1月31日签署的（90）京检分审字第544号起诉书副本送达秦城，由狱方交到我的手中。2月4日，合议庭审判长和书记员前来秦城与我见面。我问他们此种谈话的性质，他们说，这是“法官开庭前提讯”。这属于中国法院的“潜规则”，如果按照世界惯例和中国刑诉法，法官应当直接开庭审理。但是对于我的案子来说，这个“潜规则”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因为如果我在法庭上提出一些要求，他们完全有可能置之不理。
吸取了检察官在我这里碰钉子的教训，法官对我的态度一直是和颜悦色的。我向他们提出了四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不要草率地在春节（2月15日）之前结束审判。我对他们说：事情很清楚，有关方面是想利用当前海湾战争的国际有利形势，在春节前上演一幕审判走过场的闹剧，作为献给最高领导的一件节日礼物。希望你们能秉公持法，独立审判，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不要让我的预言不幸言中。只要你们尊重法律的精神和实质，我将配合法庭开创一个公正审判的范例。
审判长满口应承，为了表示诚意，还说愿意帮助我澄清一些问题。于是，我对他们说：检察院起诉书从整体上说是没有分量的，只有5月15日我在全总大楼的发言，看上去好像有点“货”，但那是假货。你们如果真的“以事实为准绳”，愿意知道事情的真相，那就把当天的录音带调出来，我们一起听一听，是不是检察院在捣鬼，歪曲篡改了我的原话。
出乎我的意料，2月7日上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位技术人员来到秦城，带来了起诉书所涉及的1989年4月23日和5月15日两次会议的录音带。我们三个人一起听了全部录音，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起诉书中的直接引语有六处故意的篡改和掐头去尾的删节，严重地歪曲了讲话的原意。我把这几处的对照一一记录下来，并请两位技术人员在记录上签了字，带回法院。
关于4月23日的会议发言，起诉书是这么说的：一九八九年四月，北京发生动乱。被告人陈子明于四月二十三日纠集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召集会议。陈子明宣布，会议主要讨论“对十年的评价和对目前现状的评价。”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在会上互相呼应，为有组织地加剧动乱、大造反革命舆论。陈子明说：“中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了，下一步它的成熟化，就是需要它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从政治上的自觉到一种组织上的变成一种有力量的一支力量”，“当前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先进分子所面临的时代性任务，是加速完成知识界的组织化过程”，“构成一种对老百姓的新的指导力量。”
听了录音，我发现这段发言被故意删掉了一句至关紧要的话。这段发言的完整内容是：从政治主体方面，现在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基本崛起了，从88年下半年开始。我认为我们这些人觉醒早一些，但这不构成一个占统治地位或领导地位的力量，一直要等到88年的北京饭店会议，到今年的签名运动，到这次的学生运动，才最终标志了中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它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了。那么下一步呢，它的成熟化呢，很显然是需要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从政治上的自觉到一种组织上有力量的政治主体。其他的一些主体呢，我觉得像企业家阶层，曾经在80年代中至少有三次联合署名性的活动，报纸上也发表了的。当然，这三次的作用不一样。但这种企业家联名，就是签名运动比知识分子签名运动实际上还要早。当然，企业家阶层是比较复杂的，它有三个来源，一个是个体户和乡村企业家，一个是从国营企业演变过来的企业家、国营的厂长、经理，另外一个就是像万润南这样的知识分子转型的企业家。这三层人的关系，它们在企业家这个大的社会阶层中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固定化，它们的力量，包括它们的政治表达能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也还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们同知识阶层的关系也未建立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阶层也是崛起。另外，我一直觉得高级文官阶层，也是在崛起……
这一年多来，我们这几个人经常提到一个口号，就是精英和痞子赛跑的问题，有许多人曾经对此表示兴趣。这个概念就是说，中国的上层文化和劣质的传统文化这两个力量的角逐是贯穿始终的，甚至要延续到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曾表示过一个观点，对精英本身的组织能力表示怀疑。那么，如果精英本身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或保障的话，可能赛跑赛不过痞子化的传统文化的复归。我觉得，这也是给知识阶层本身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在这个赛跑的过程中，你能不能加强、加速完成上层文化的重建，能不能加速完成知识阶层的组织化过程，能不能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磨合，能不能加速完成你从一般百姓的牢骚中，一般百姓打成一片的不满情绪中尽快地超逸、超脱出来，构成一种对老百姓的新的指导力量，而不是跟着感觉走，跟着老百姓一起的感觉走，我觉得这就是当前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先进分子所面临的一个时代性的任务。
起诉书刻意剜去的那句话是：“能不能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磨合”。虽然经过我和技术人员的共同核实，法官已经得知这一点，但是判决书仍然沿用了起诉书的说法。因为据以判决我“阴谋颠覆政府罪”的“罪状”一共只有五点，刨去与我毫无关系的《五一七宣言》，则只有四点，如果对于其中的两次发言都实事求是地恢复原貌，判我13年刑就太说不过去了。
关于5月15日的会议发言，起诉书是这么说的：五月中旬，北京部分高等学校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动乱波及全社会。五月十五日，被告人陈子明在《中国工运》编辑部召开的名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工会”座谈会上，进一步制造反革命舆论，并出谋划策说：“五月四日新闻工作者上街了”，“形成了一支比学生更有组织、更自觉、文化程度更高、对策更高的这么一支力量”，“五？一五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教工、科研单位上街了”，“我建议，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戈尔巴乔夫来之后看中央有什么反应，再出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也就没什么威慑了”，“最好是善用威慑”。“我基本上认为这次学生运动不可能失败，只可能是得到多少分，得到多大成果。”“这次是要抛人了”，“像戴高乐这样世界级的英雄，也是被六八年五月风暴卷下去了，我们这次五月风暴卷什么档次的人，可能是三个档次，一个档次就是邓小平”，“第二个档次就是江泽民、李锡铭”，“抛出来的概念有两个：一个就是说，真正在这次被抛出来，给学生作一个筹码，谢国人的仇；另外，就是判他们死刑的时候，缓期几个月执行”，“第三个档次……就是何东昌。”还说：“我们这次出主意，要看动人动到什么程度，何东昌下台，只能确保学生利益；如果要江泽民下台，那新闻自由这条就一定得到了。”
由于在这一段话中，就有五处明显的篡改，判决书不得不作出修改：在一些人的策划、煽动下，北京部分高校学生于五月十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五月十五日，陈子明在《中国工运》编辑部召开的名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工会”座谈会上，为阴谋颠覆政府进一步制造舆论，并出谋划策说：“五月四日新闻工作者上街了”，“形成了一支比学生更有组织、更自觉、文化程度更高、对策更高的这么一支力量”，“五？一五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教工、科研单位上街了”，“我建议，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你也就没什么威慑了”，“最好是善用威慑，少用力量”。陈子明还暗示说，“像戴高乐这样世界级的英雄，也是被六八年的五月风暴卷下去了，那么我们这次的五月风暴卷什么档次的人？可能是三个档次”。在公然指明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之后，扬言“我们这是出主意，要看他动人动到什么程度”。
我在一审答辩书中，质疑了5月15日会议录音作为证据的有效性。我清楚地记得，5月15日与会者中根本就没有人录音，而且还有人问过在场的人中有没有带录音机的，因此我不知道起诉书中援引的所谓讲话是从哪里来的。我要求公诉人公布录音者的姓名及其有关录音问题的证言。因为是否录音对人们的发言内容有很大影响，关系到讲话的正式程度的不同。
我听了据说是我的讲话的全部录音（以下简称录音）。这个录音的音质很差，内容显然是经过剪裁的，没有讲话的开头部分，某些地方转折突兀，令人不解。即使如此，这一录音与起诉书中的指控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然后我一一指出了五处篡改的具体情节。1.“最好是善用威慑而少用力量”，起诉书删去了后半句话。2.所谓“抛人”、“动人”，均是我对“他”（当局）未来可能动作的预测分析（“基本上判定，虽然不一定准确”），并不是我的主观意图，起诉书却删掉了“动人动到什么程度”前面的那个“他”字。3.录音中明明是“一个档次就是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以后隐退”，起诉书简化成“一个档次是邓小平”。小平和邓小平，加减一个字，语气就大不一样。4.录音是“以谢国人的筹码”，起诉书改成“谢国人的仇”，于是在政治上宣判死刑就成了“判他们死刑”。5.录音是“另外一个档次就是不达目的不能罢休的，会成为学生一个主要目标的，就是何东昌”，在判决书中变成了“第三个档次……就是何东昌”。
2月7日下午，审判长和书记员又来到秦城。我一见面就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让我和技术员一起听了我在两次会议的发言录音，使我得以找到起诉书篡改事实真相的确凿证据。我说：我并不期待你们对于最后的判决起什么作用，这不是你们能做主的事，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像今天上午这样，在搜集证据、律师介入、质证证人证言等程序性环节上，做得漂亮一点，不要使这场审判在程序上就不合法，成为一场贻笑大方的闹剧。审判长既连连点头称是，又难掩一脸尴尬。原来，他们这次来的使命，是要把11日开庭的传票交给我签字，而我是在前一天（6日）才与辩护律师见面，仅仅签署了一份委托书，连话都没顾得上说。律师当时告诉我：这一次是办手续，还不能谈案情，必须由你本人在委托手续上签了字，我们才能去法院阅卷。
得知审判长的来意后，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这是我在整个坐牢期间惟一的一次掉眼泪。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为自己的命运悲哀，我在卷入运动之前就对于结局有所预料，现在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我是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失败、为中国司法人员的可怜而痛心。如果你们想要在春节前草草了结此案，我决不奉陪。听到我的哽噎和感叹，审判长显然也被打动了，他长时间地沉默不语。最后，他没有留下传票就返回法院向领导请示去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