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从集训班回美院的大客车里虽然感到有些紧张，但也极力想保持镇静，一切听天由命，反正这也不是我个人的事，大家都是如此。车子到达东单转弯路口时，在儿童剧院门前停下，一位红卫兵同学在车前头拿着一张纸条大声对车里的人喊叫：“罗光达、黄濯、古元、伍必端、彦涵……下车”，这几人下车后，车子继续把我们送到学校，刚进校门，就看见门里门外，包括操场上已是人山人海，许多人手里还挥动着小纸旗，上面尽是“打倒……”的标语，我们在人声鼎沸中被拉到大操场临时搭起来的一个台子上，一字儿排开站着，等待着台下群众的批斗，开始我们还把目光望着台下的群众，接着便在一片“低头”的呼叫声中，由台上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勒令我们把头低下，台下群众有大部分都是外面跑进来的，台上是由美院的配戴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袖章的同学在掌握大会。一个红卫兵要我们每个人向大家报自己的姓名、年龄、职务和所犯下的罪行，艾中信、董希文、黄永玉、叶浅予、李可染、郭味蕖……一个个地过去了，轮到我的时候，我低头向大有说：“我是王琦，48岁，中央美院教师，我在课堂上放了许多毒，宣扬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艺术……”，台下群众照例是高喊：“让他滚开！”这实际上已经认可了你的认罪态度，不再纠缠你的意思，我庆幸自己已过了今天这一关。轮到吴作人的时候，吴走到台前向大家说：“我是吴作人，安徽人，中央美院院长……”说到这里时，台下发出一阵阵笑声，“你现在还是院长啦？”吴连忙改口说：“美院的教师。”台下又是一阵奚落的声音，乱哄哄地嚷了一阵，也叫他滚开去了。晚上的会开得不长，看来也没有什么准备，只不过是要给集训班回来的人先来一个下马威。当我们刚下车时，红卫兵还给每人戴上一顶纸做的帽子，有的是“走资派”，我戴的是“反动权威”帽子，××头上戴的是“坏分子”帽子，还有人戴的是“反党分子”帽子。美研所的老同志老革命黄铸夫，当红卫兵给他戴上“反党分子”帽子时，他不服，自己把帽子摘下，红卫兵又给他扣上脑袋，黄还对这个红卫兵说：“你给我戴上，将来你要负责啊！”黄的胆量令人吃惊！但却吃少不了苦头吃。
当晚仍然可以回家，第二天到学校去接受红卫兵的监督劳动，打扫全校的清洁卫生，包括厕所和垃圾站，有临时搬运东西的重体力劳动。每人胸前都挂上一块马粪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反动权威”或“牛鬼蛇神”的绰号。
一天晚上，劳动完了回到家里，看见屋子里满地都是撕碎了的纸张和唱片碎片，原来是侨儿所在的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的几个同学来抄了家，这几个人过去曾经到我家来看画册，现在来把我多年收藏的许多外国出版的精美画册和古典音乐密纹唱片，全部砸了精光。这些画册和唱片，平时我都不外借的，爱之如命，可是现在也得接受“革命的洗礼”，毁于一旦，也莫可奈何，还得说这是“革命行动！”家里人连忙把这次“革命行动”向学校的红卫兵总部汇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位头头还十分激动地说：“哎呀！糟了！这下子把许多罪证都毁掉了！”当时，学校便来了七八位同学，从头到尾又把家里的东西翻了一遍，把仅存的一部分画册和图片、照片、笔记、日记本都带走。一位版画系的女同学很温和地对韦贤说：“这些东西拿去学校保管起来，免得外面的人再来抄家。将来问题解决了，还是会归还的。”
有一次，要我和黄永玉两人拉着板车到宿舍去运床，因为被揪出来的教授住房都得大大减少，学校配给的木床也得退还。我们到了罐儿胡同宿舍，正是黄永玉家的宿舍，我和黄两人在院子里，看见黄的爱人梅溪从窗口在往院子里望，我见她已面容消瘦，带着一副愁苦的面容望着我们，互相不敢打招呼，更不用说寒暄了。板车上放了两三张木床，监督我们去的那位总务科的年轻工友不拉车，要我和黄永玉两位副教授拉，永玉在前拉，我在后推，我们两人终于把板车拖回学校。
过了不久，所有被揪出来的的“牛鬼蛇神”都被集中关押进学校的“牛棚”里，住的地方是版画系的石版画工作室，与水槽为邻，在地上铺上草和日本式的“榻榻眠”，一个挨一个地在地上睡觉，一间工作室大约挤了十几个人，室内还摆有小木桌若干，供每个人写检查交代材料用。我们的生活便是：白天整天劳动或是写检查交代，晚上开会总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一般批斗会都是在晚间，我在一个晚上被叫到版画系去挨过一次批斗，同学们问我的问题，我照例是一一如实回答，他们未得着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当然感到十分恼火，因而不得不大声吆喝，高呼“打倒”，有时甚至把拳头都逼近我的脑袋，可是他们毕竟还是很讲政策，没有把拳头接触到我头上，我至今仍然对这些可爱的同学们表示感激不尽。
还有一次，是在半夜三更时分，几个红卫兵把我从酣梦中叫醒，引我到楼上一间教室里对我审讯，我照例是一问一答，据实以告，他们一会儿在室内审讯，一会儿把我叫到室外去，如此连续好几次都得不着要领，大约经过个把小时，才放我回到牛棚，我倒上床蒙头呼呼大睡直到天明，很早按时起床，仍然跑去操场劳动。一天，我正在操场劳动，忽然听见从大礼堂那边传来一阵闹哄哄的声音，只见几个红卫兵（据说是从附中来的）手里拿着皮带，正在追打叶浅予和罗工柳，叶被打得遍体鳞伤，罗被打得轻一些，但脸部也划了几道大伤痕，回到操场来仍继续干活。后来听说，叶浅予被打的原因是为了在自己的画上丑化了毛主席的形象，罗是由于他有一张油画调子低沉，渲染了战争的恐怖！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版画系的一位红卫兵头头跑到黄永玉面前，拿着一张黄在香港画的毛主席像的印刷品，要黄照原样复制一幅放大的画。黄接过这张印刷品后，当然不敢违抗，用一张整张的白纸一面复制一面唉声叹气，看样子精神负担特别重，因为他明明看到上午叶、罗两人被打的原因是什么，这回轮到他了！他明知道这幅放大的主席像拿出去后将遭到什么样的后果，罗、叶就是先例。我们劝慰他也没有用，他带着颓丧不安的语气说：“这回肯定是挨打无疑了。”
第二天，我在劳动时，没有见到永玉，不知道他今天的命运如何，但估计一定是凶多吉少。不一会，永玉来了，见到我时开始默不作声，仍然拿起扫帚和平常一样地干活，等到了操场的一个角落只有我和他两人在一起时，他才低声对我说：“我挨打了！”我发现他的颈部留下多处鞭打的伤痕，我说：“不太厉害吧！”他说：“打的时候，我数了一下，一共打了一百四十多下……”这时，另一个同志推着板车过来了，永玉又把挨打的事告诉了他。这位同志也安慰他一番，劝他不要在意，这也是“革命行动”，要正确对待。
到了晚上，牛棚里开会时，这三位挨打的同志都得谈谈自己的体会，三人都对挨打一事表了态，无一怨言，只能承认自己罪大恶极，引起革命群众的愤怒是罪有应得。但被打者这样说还不能算数，牛棚里还有人出来指斥叶浅予说：“你在背上把许多伤处都贴满了橡皮膏，不穿衣服，在学校里走来走去，这明明是向大家示威，并对革命小将带有控诉的意味！”还有人批评黄永玉说：“你挨了打，还记着打了你多少下，这是什么意思？”另一位女同志接上去说：“那是记帐，准备将来反攻倒算。”
学校里贴满了揭发“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都是对外开放的。校外的许多红卫兵到美院来看大字报，可以通过管理“牛鬼蛇神”的红卫兵自由提审牛棚里的任何人。一天，两个外来的女红卫兵跑到牛棚的门口对我们高声喊叫：“谁是李×，快出来！”李×立即从椅上起来走到门口，两个女孩叫他把头低下，接着挥着皮带狠命地抽打，口里还叫：“反党分子，罪该万死！”李×一面忍着疼痛，一面叫喊：“我有罪！我认罪！”一阵皮带抽打声过去了。李×走进屋子来，在自来水笼头上洗净了额角上伤口的血迹，红卫兵在打人的时候，一般都是用皮带上有铁环扣的一端，所以容易致伤。
晚上，牛棚里开会时，管理人员主持会，他还乔装好人似地向大家说：“今天外来的两个红卫兵趁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便闯进来了，打了李×，这事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其实这样欲盖弥章的说法，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没有管理人员的许可或默认，外来的红卫兵是不可能找到牛棚里来的。这位挨了打的李×在谈他挨打的感受时说：“我在被打的时刻，深深感受到这些革命小将真是令人敬佩，她们最听毛主席的话，干革命最彻底，爱憎最分明，对我这样的人毫不留情，特别是那个抽打我最猛烈的红卫兵，我认为她将来是最有出息的，我佩服她的勇敢、坚决！”
美研所的温廷宽在劳动时忽然感觉肚疼不能支持，到傍晚时分，劳动监督人员叫我和另一位同志用担架把温抬到协和医院去，挂号处的一位戴着红袖章的女护士问我：“他是什么人，是否黑五类？”我只好回答说：“是住牛棚的。”于是这位护士便在挂号条上批上两句话“牛鬼蛇神，不予彻底治疗。”我们把温廷宽放在候诊室里，便抬着担架回到学校。
为了彻底砸烂旧的教学制度和方法，扫除封、资、修艺术余毒，所以画石膏像的一套教学方法也在废除之列。一天上午，红卫兵们从学校教具室搬出了许多石膏像，包括大卫、拉奥孔、荷马、亚波罗等头像和半身像，都一起集中到操场上。中间用木柴一大堆点火燃烧起来。然后把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放在火堆的四周，要我们目击这场精彩的表演，红卫兵轮起铁锤和铁锹，对准那些石膏像砸去，一刹时石膏片四面横飞，然后又把破碎不全的石膏投入正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卫兵还把一些石膏支架套在我们每人的头上，命令我们围着火堆转。当我们正走完两三圈时，一位红卫兵、雕塑系的同学刘林忽然把我和董希文叫出来，要我们两人去锅炉房抬开水来供大伙饮用。我很理解刘林同学的一番好意，这明明是特殊照顾我和董希文，用这个办法让我们两人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我慢吞吞地去到锅炉房，又慢吞吞地打水，目的为了拖延时间，可是老董却不懂得这层意思，还催我要动作快点，我只好听他的话，连忙把一大桶开水运到砸石膏的现场，又投入围着火堆转的行列，直到红卫兵喊“停”为止。
事后得悉，砸石膏像的行动并非美院革命群众的意思，而是迫于外单位红卫兵的压力，不得不这样做，但那些最宝贵的全身石膏像未拿去砸烂，仍保留在库房里。比起校外的红卫兵来，美院的红卫兵总算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文明之师”，这在当时我便体会到。
一天我们正在操场劳动时，从广播里传来一项通知：说今天下午在体育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全校师生和“牛鬼蛇神”们都必须前往参加。我们去到体育馆时，管理人员叫我们集中坐在预定的范围内。夏衍由两个红卫兵带出场，站在下面球场的中央，背上挂了一大块黑牌。上面写有白色大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然后发言人一个个在喇叭面前揭发批判夏的罪行，夏一面听一面不断低头认罪。批判的人在发言中点到某一位与夏有关的人名时，这人便从人群中站起来，低下头接受批判，被点名的人大多是从集训班那堆里站出来的，我一看集训班的坐席上，好像不足200人，其它400余人都被揪回本单位去了。批斗会结束时，广播里有人大声说：“现在请集训队的人先离开会场！”这时，场内一阵喧笑声，人们明白这样安排也是为了照顾集训队的人，以免他们受到革命群众的伤害或侵扰。
我家的住房被封去大部分，只给我留下一大一小间，全家十口人都挤在一起。我们在钢琴上盖上三条棉絮，防止被校外红卫兵看见，以免砸烂之灾。美院红卫兵头头之一韩乐基平时和我的关系很好，但此时此刻他也感无能为力。有一次他一人到我家来，我不在家，他和韦贤在谈话时，十分关切地问道：“钢琴砸坏没有？”韦贤指着棉絮覆盖着的情况对他说：“还好，他们没有发现。”韩才放心了。有一次，要把所有的“牛鬼蛇神”都放在卡车上去游街，事先韩乐基便在会上提出：“我看王琦是否不要他去游街了，因为他腰有毛病，算了吧！”可是版画系里一位红卫兵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我参加游街的行列。在操场上集合时，我看见卡车的两旁都已用纸贴上每个“牛鬼蛇神”的名字，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我们被推上卡车，监督人员也一同上车，这时正是隆冬时节，我们一出校门，沿着马路慢慢行驶，一路上管理人员高呼“打倒”的口号，车子在路旁停下时，马路上的行人便不停地往车上扔废纸和石头，有时还向车上吐唾沫。车子曾经开到工艺美院广场上和文化部大门前，先后接受工艺美院和文化部革命群众的批斗。在路上，我为了挡住凛冽的朔风，有时把棉帽拉低以遮住大半个面孔，可是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厨房的工友却把我的棉帽往上推，有意要我露出面部来，好让大家认识我是谁。
在游街后不久，便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美国的一家刊物登载了叶浅予游街的照片，在日本的一家刊物登载了李桦在游街的照片，而且这些照片都是当游街的卡车刚驶出学校大门时拍摄的，不知照片的提供者到底是谁？而且他又了解叶浅予曾经访问过美国，李桦曾经留学过日本。这两张照片分别在美日两国的出版物上刊出，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看来照片的提供者一定是熟悉美术界情况的人。同时，在美院校门内的墙上，还贴了一份马思聪在美国发表的一篇报道，内容是写他自己在文革中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他所见到的一些红卫兵的暴行。原来马已潜逃出国外，在美国还举办了个人演奏会。美国的一家刊物就把马在台上演奏时的照片和叶浅予在游街时的照片在同一期上刊出来，形成鲜明的对照。过了几天，马思聪的这篇文章从操场上消失了，人们估计是由于它在群众中已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所以又把它摘下了。
很快又是寒假时期，可是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根本谈不上什么假期了。师生们借这个时候，正好响应上级的号召，到全国各地去大串连。一时间学校的人几乎走光了，只剩下牛棚里被关押的人和少数留守人员。我们的管理人员对我们的看管也相对地放松了许多，我们可以天天晚上回家，白天仍去学校参加劳动。这时，社会上普遍响起了“造反有理”的口号，而且这个响亮的口号也波及到牛棚里，在被揪出来的人当中，有的人也大胆地写出了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发表了“造反声明”，声明自己不是牛鬼蛇神，自动脱离牛棚，回到原来的系科去。美术史系的冯湘一和雕塑系的滑田友便是这样干的。我见他两人的造反行动，深深地佩服他们的勇敢，我也不甘落后，立即效法他们也写出了造反声明，走出牛棚，也不去考虑自己这番行动的后果是如何。我把这份“造反声明”张贴出来后，随时在留心革命群众的反应，我看见版画系的同学在看了“造反声明”后，毫无表情地走开了，事后也未见到对我采取什么行动，但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随时等待着事变的来临。
我独自一人回到版画系办公室，没有人理睬我，原来十分支持我的毕成同志，见了我也不和我交谈，她坐在自己办公桌前看书，我坐在沙发上望着墙上挂的毛主席像发愣。一会儿，毕成才开口冷冷地问我：“你写的造反声明算数吗？”我回答说：“我既然写了，当然希望它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毕成冷笑了一下，不再发问了。又等了一会，宋源文进来了，他现在是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又是系的临时领导成员之一。我主动向他说明我写了“造反声明”的原委，他听了后并不对我发火，反而以温和的语气对我说：“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现在要解决你的问题还不到时候。”我当时觉得他这样的态度仍是通情达理的。
我又去找陈播，向他说明我已作了“造反声明”的事，希望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更希望他以院领导的身份同意我回到系里去。可是陈也一时作不了主，仍然劝我回到牛棚去。我再去找原来的系主任×××，他一见我走进家门，便表示不愿和我交谈，只问了我一句：“来此干什么？”我说明了来意后，他以十分严肃的口吻对我说：“我看你最好还是回到老窝子牛棚去，除此没有别的路子可走！”我只好怅惘地离开他的屋子。我没有别的去处，又不好意思再去牛棚，于是干脆就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的安排。
这时，在上海的老友姜立桂也参加大串联从上海来到北京。他到我家来看望老朋友，他现在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革命群众，向我谈起上影的许多名演员名导演都一个个被揪出来了。他来北京后曾去看望过董希文，董和他提起过我写“造反声明”的事。董表示为我担心，恐怕美院的革命群众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姜说他曾去看望过老朋友黄织，黄的丈夫是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孙孚凌，黄向姜哭诉，附近的红卫兵经常到她家里来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要钱索物，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时，便掏出匕首扔到他家的钢琴上或家具上，真是无法无天，人身安全毫无保障。我听了后还十分庆幸自己尚未尝到过这样的滋味。小姜在离京回沪以前，再三安慰我不要为此焦虑不安，他相信我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以后自会得到妥善解决的。我十分感谢老朋友对我如此的关心，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刻，这种温暖的友情更是令人感到它的难能可贵。
大串联的热潮过去了，在春节前夕，出去串联的人都纷纷回校，学校的空气又开始恢复到夏天那样的热火朝天，喇叭声又开始活跃起来。牛棚里曾经写过“造反声明”的三个人，只有冯湘一的“造反声明”由于得到一个战斗组织的支持而得以成功之外，我和滑田友两人的“造反声明”却遭到革命群众的回击，宣告无效。而且还把我揪到系办公室去狠狠地批斗了一遍，然后揪回到牛棚，罚我两周不能回家，并负责管理牛棚的两个大煤炉。我只好晚上独自一人睡在牛棚里，最小的儿子王倬晚上还跑来守在我身边，他担心管理人员会煽动红卫兵晚上来迫害我，我估计美院还不至于出现此类事端，我好言把他打发回家去了。我在牛棚里平安地度过了五个晚上，由于我管理大炉的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保证了大家的取暖，我鼓起勇气向管理人万××写了一纸报告，请求他提前解除我不许回家的禁令，他通情达理地同意了我的请求，使我出乎意外地感到高兴。
到了1967年，文革运动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一些早期未被揪出来的老教师如彦涵、蒋兆和、夏同光都被批斗，揪入牛棚和我们同等待遇。蒋兆和不了解牛棚里的规定 “不许互相交谈”，他刚进牛棚，在写自我检查材料时，还向我搭话，称呼我是“王琦同志，你看我对这个问题这样写法合适否？……”我立即回答他说：“这里规定不许你我互相交谈，你自己写吧！”他才恍然大悟！不再多说话了。由于他身体实在不行，管理人员未分配他参加重体力劳动。
夏同光一贯过的比较舒适的生活，现在揪入牛棚，和我们一同劳动，当然很不习惯。我见他一人推着小板车也感觉非常吃力，连小半车的煤也推不动，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但也不好上前去帮他拉一把。他辛苦多年靠稿费挣来的一百多元存款也交了公，老俩口每月只准领24元的最低生活费，他感到受不了，而且对运动的前景如何，心中无数，自觉前途暗淡。命运未卜，便突萌轻生之念，和老伴双双悬梁自尽。由于老伴体重，掉下来被人救活了。夏本人则永别人间，当时还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
在美院所有的教师中，只有古元、王式廓、曾竹韶、文金扬四位教授未被揪到牛棚。但王式廓由于一派保他，另一派揪他，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古元到后来也经常被一派叫去写交代揭发材料，也曾被短期关押，我在院子里扫地时，便看见他在楼上凭着窗口的亮光在伏案写材料。当中也曾经有和我们关在一起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没有被批斗过，算是十分幸运的。
在1967年有一段时期，由于学校里两大派不断地打派仗，“牛棚”没人管，我们感觉十分清闲，各人都找点书来阅读，这时已不限制大家非读毛著不可，马、恩、列、斯和鲁迅著作也可以看了，我便把苏联出版的《马恩两卷集》带到牛棚里去，认真地看了一遍，其中特别精读了《法兰西内战》和《论权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三篇著作，自觉获益匪浅。这时我想起在30年代，我党一位领导人在国民党监牢中，以充裕的时间精读了《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的故事，在任何情况下也应充分利用时间努力学习，不能让大好光阴白白度过。
在我们学习的大教室里，有一位油画系的同学王××，他在一旁正在画一幅巨幅的毛主席像，有时还向老师罗工柳、董希文等请教，态度十分和蔼，还带点尊师重道的意味。可是当他画完这幅作品以后，管理人员分配他带我们到京郊房山去参加劳动，我们到了房山一间庙宇的屋子住下，每天上山收玉米秆时，王××作为监督劳动者，对待我们的态度便一反常态，温和的面孔收起来了，常常是声色俱厉的责骂喝斥，活像是一个劳改犯的监工，加上还有一个位置在他之上的姚×，原是学校政治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也同样摆出一副监工头的模样，动不动就向我们训斥一通。有一回我因为腰疼，在背玉米秆时少背了一点，被他发现当时便训斥了一顿不说，回到住地时还罚我挑两担水。原党委书记陈沛私下里对我说：“运动已到了这个时候，还这样对待我们这些人，说明美院这些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是如何了！”
国庆节快到了，红卫兵刘林同学向我们宣布说：“在国庆节期间，同志们可以放三天假，这三天大家可以不到学校来参加劳动了。”刘林的话刚说完，当时我们当中便有人起来发言说：“刚才你的讲话中，不应称呼我们这些人是同志，我们是牛鬼蛇神！”刘林同学听了只笑了一笑，并不收回自己的发言。
文革已进行了一年多，我已写了无数次检查交代、数不清的外调材料。其中特别是我在香港时期的有关友人，都有人来找我了解他们的情况，而且总希望从我这里捞到“他们是特务”的证明，可是这些人都一无所获。
一个战斗队把我叫去，要我谈1938年武汉三厅时期有关黄鹤楼大壁画的情况，我照例是如实以告，我快要离开三厅去延安之前，黄鹤楼大壁画的起草构图尚未完成，我未参加起稿工作，也未见到过这幅壁画完成的画面。战斗队把一张从画报上拍摄的壁画全图给我看，我才第一次看到黄鹤楼大壁画的全貌。画面中央位置的蒋介石披着斗篷，戴着军帽，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佩剑指向前方。画面的上前部分是抗日军队在奋勇作战，下后部分是许多老百姓在出钱出力支援前方。这幅作品是由当时武汉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组织在三厅工作的一部分画家完成的。众所周知，三厅是由当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实际领导的。因而，文革时期有人要调查黄鹤楼大壁画的问题，实际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难怪当时我们在牛棚时就听到学院里有人放出一种怪论，说是“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能干，他借用一部电影《清宫秘史》便打倒一个刘少奇，他也同样可以借用一幅画《黄鹤楼大壁画》便可以打倒另一位党内的大人物。”可是戚本禹一伙人的阴谋尚未实现，他自己却先栽了个大跟头，被人赶出了中央文革，进了监牢。
我的清晰无误的记忆力使我少吃了许多苦头，成千上万的外调材料，我都按照外调人员所提出的问题，尽可能如实地详尽地提供了材料。绝大部分外调人员是感到满意的，只有极少数人由于他们是带了框框来向我了解的，未满足他们的主观愿望，当然感到十分恼火，但仍未对我有过火行动，没有动手打人。后来才知道，凡是来找外调材料的，事先均得和管理人员接触，了解牛棚里被采访人的情况，未得管理人员的许可，不得随便打人的，看来我在牛棚里还是属於另眼相看之列。
使我体会到记忆力好的优越性，还有另一桩事可以说明。有一段时期，牛棚里的人放工要走出校门回家时，校门口便守着几个红卫兵，要我们列队在那里等候放人，每人必须先背诵三条主席语录，才能通过。有位国画家×××头脑不大清楚，老是把语录的内容背错，甚至把“共产党”背成“国民党”，不但挨了骂，而且还迟迟不能得到通过，在他身后排队的人感到十分着急。当轮到我时，我一口气背诵了好几条语录，只字不差。黄永玉后来对人说：“你站队最好站在王琦后面，切莫站在×××后面，王琦能背出200条语录！”200条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但百来条却是无问题的。
到1968年，学校两派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双方互相抓人，而且一派还占据了南楼的美术展览馆，在四周布置了防线。一时剑拔弩张，大规模的武斗随时均可发生，两派都顾不上对我们的管理。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工革会”，以伙食工×××为首的战斗组织，其中还有一名国画系的同学××。此人以热中武斗著称，他是“工革会”里的学生头目之一。在U字楼上把我们这伙人又集中起来管理，这里不但有我们这批老“牛鬼蛇神”，还揪进一批新的年轻教师和干部，包括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头头。这位自封“革命”的头目是毒打人的老手，被他毒打过的有邓澍、韦其美、侯一民等。侯一民最后被他禁闭在单独一间屋子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平时都被锁在房内，偶然间在厕所见到他时，头发蓬乱，两脚发肿，走路都很困难，令人目不忍睹。这时两派斗争已达白热化的程度，两派都把各自对立面的头目抓了起来，韩乐基先被抓，附中的同学赶来救驾，和另一派大打出手，从院子里打到屋顶上，结果又把这一派头头闻立鹏抓去关在南楼。学校里形势非常紧张，更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扩音器里频频发出双方互相攻击和叫骂声，我们都以十分惶恐不安的心情担心着不幸事件的爆发。
这位打人的老手×××已把注意力转向我头上。他已叫我去审问过两三次，提出的都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是当我说的和他希望得到的对不上号时，他便恼羞成怒，我预感到他的毒手会敲打到我头上来了。正在这紧急关头，天外飞来了救星，上级派的军工宣队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进驻美院了。
军工宣队一进校，各种战斗组织都宣告瓦解，在军工宣队领导下实现全院大联合。把两派的头头都吸收到大联合的临时领导小组里去，协助军工宣队进行工作。
我们这批被揪出来的人仍然集中关押在一起，地点是过去住过的版画系教室，在教室的两端增设了牢固的闸门。被关押的除了美院的教师和一部分干部同学（红卫兵头头）以外，还有美协的一批人也一同被关在这里，算起来总数达130余人之多，相当于部队里一个加强连的数目。这时我的人身安全虽然有较好的保障，可是所受的限制更多，更不自由了。所有关押的人都不允许回家，每个礼拜天允许家人来探视。许多人的家属都迫于某种压力不来看他们的亲人，可是韦贤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来看望我，给我送来香烟和日用品。同在一屋住的张安治带着开玩笑的语气对大家说：“只有王琦的夫人每周礼拜日必来，风雨无阻。”其实来牛棚探亲的也不只是韦贤，有时我也曾看见李苦禅的夫人李慧文也来过，还给苦禅老送来几个红薯。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方式又有些改变，有两三个工人师傅负责管理我们，早上起床后，由工人师傅率领我们在毛主席像前请示，念语录或最新指示，晚上劳动以后，也在工人师傅带领下在毛主席像前汇报，同样是念语录或最新指示。批斗会暂时停止了，每个人从新写自我检查交代，一次比一次详细。我每次写自我检查或外调材料，都用仿宋体正楷，每个字的大小都一样，整张纸上字的排列，上下左右都按印刷厂排字房的规格，工人师傅曾在牛棚里当着大家的面表扬过我。他说：“我看头数王琦材料上的字写得端正好看，王琦将来不愁没有出路，他可以当很好的抄写人员吗！”但红卫兵的看法不一样，有一次当红卫兵在提审我时，以质询的口气对我说：“你在材料里不交代实质性的问题，尽管把字迹写得这样工整，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不是要看你的书法表演！”
这时和我们一起关在牛棚的还有原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闫明奎、邓林等。在小组会上，工人师傅要我们民主推举一位组长，一些人推举邓林，她表示谦让，主张推举我担任组长。邓林说一口的四川话，她的父亲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同被揪出来后，她当然也受到牵连，被罢了官，揪入了牛棚，和我们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学习。那位工革会的×司令还训斥过她说：“邓林！你老子犯这样大的错误，你应该站稳立场，好好揭发他的问题，争取出路！”在我的印象中，邓林为人态度很好，在身居红卫兵头头时，也未见她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后来进了牛棚，也从未听见她有什么怨言。
在操场劳动时，看见从地下室放出来的韩乐基和张为之，他们都是涉及“二流堂”专案事被对立面一派抓去关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由于长期不见阳光，面孔显得和白毛女一般的白皙而无血色。侯一民被军工宣队释放出来时，两脚已发肿，走路都觉十分困难。如果不是军工宣队进驻学校，这些同志的命运就令人难以想象了！
军工宣队进校的初期，力求实现大联合，美院两大派的矛盾暂时缓和了一阵子，后来日子长了，运动逐步深入，学校存在的问题愈来愈暴露，是非曲直也愈来愈清楚，军工宣队比较倾向于其中一派，因而引起另一派的不满，而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是学校的党员教师和部分同学加上大部分工人，他们开始和军工宣队采取对抗的态度。军工宣队支持的一派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教师和行政干部。于是两派的斗争又重新上升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我们从牛棚里出来的人，早已参加到群众行列，在军工宣队领导下一同闹革命，已不像过去在牛棚时那样的处境。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拥护军工宣队的，因为，正是由于有军工宣队进校才解除了我们的困难处境。从1969年新年以后，我们已从牛棚里释放出来，加入到群众行列，在小组里共同学习，共同写大字报揭发问题。在军工宣队遭到另一派人的激烈攻击时，我和版画系的部分教师一同研究，由我执笔起草了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很有分量的大字报，中心主题是为军工宣队辩护。这份大字报以丰富、真实的事实和透辟的说理而赢得了学校大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包括对立面一派人在看了以后，也感到无懈可击，不得不带着叹惋的口气对人说：“他们有一位高明的理论家当笔杆子，我们当然搞不过他们！”这份大字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军工宣队对我个人的看法和态度，在许多场合对我都以“同志”相称呼，有时甚至呼我“老王”。后来，当全院师生员工都去京郊东四庄参加劳动时，军工宣队的成员与我们同住一屋，还要我写了许多红纸对联，一同送到老百姓家，向老乡介绍我时，都说：“这是美院的王琦教授，给你们送对联来了。”
从东四庄回到学校后不久，外交部总务司为了要重新布置接待外宾的国宾馆，需要一批彩色版画装饰宾馆的屋子，这项任务交由版画系的几位老师来承担，我承担了一幅是《长江大桥》，黄永玉创作的是《韶山毛主席故居》，古元创作的是《延安宝塔山》，李桦创作的是《井冈山》。我们觉得这是一项十分光荣的任务，都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工作。总务司的司长随时来察看我们的工作进度，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还亲自到美院工作室里来看望大家，还以十分亲切的语气对我们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的作品完成后，每种要印十多份交给总务司司长，他还引我们去各个国宾馆参观，每幅作品都装上镜框悬挂起来。我发现我创作的那幅《长江大桥》已陈列在宾馆的饭厅和楼梯的壁上，这些宾馆都是接待各国政府副总理一级以上的，布置得十分豪华讲究。
这项创作任务完成后，按计划我们都要下放到外地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正当大家都在忙于整顿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又在大礼堂召集全体师生员工开会，临时宣布一项新的决定：上级布置要搞（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不下去了，留下来搞运动。
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进行的过程中，以“二流堂”问题为焦点，由于过去两大派组织都成立了“二流堂”专案组，都涉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这时双方都企图洗清自己，把自己一派的专案组说成是“红”的，而把对方的专案组说成是“黑”的，互相攻讦，揭发，矛盾斗争又趋激化，正在难解难分之际，上级指示：全院师生员工都将下放到部队农场参加劳动。5月6日上午，小组长张佩义传达连队会议的决定：出发前全院召开誓师大会，学校留守人员只限10人，其余全部下去，每人准备一年四季需用的物资。我们当时都估计此次下到农村劳动，大约为时一年左右，未想到一去就是三年有余！
5月9日，军工宣队老马同志向大家传达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听了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各人的心情不一样。我考虑的是将来劳动回来后，多半仍然是干本行，还不至于像工人师傅所说的改行去当抄写人员。我自信我是能过劳动这一关的，而且还自信在劳动上不会比别人落后到多远，在这一两年的实践中已得到足够的证明。至于艺术创作么，估计暂时是要停下来了，总理所说的基本功还是要练，这在下去劳动时恐怕很难兑现。我想，反正我年纪还不算怎么老，当时我才53岁，如果能活到90岁，也还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可供我在艺术上去拼搏一阵，即使现在耗去一两年时间也无大关系，何况下到农场，只要经常保持一副艺术家的心态和头脑，也可以从实际生活中得到一些可贵的灵感和素材。总之，我仍然坚信，生活只是昭示人们的前进，没落应归咎于自己意志的消沉。
我带着自信和充满乐观的情绪和大伙一同去到河北省磁县的部队农场。在人生旅途上又步入了一段新的里程。
（《王琦美术文集·艺海风云》，王琦／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