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不过,有些往事却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也不应该忘记的,因为它是那样刻骨铭心。1965年冬,汪璧在来信中告诉我,她准备和五哥离婚,双方已商谈过并已取得协议;如果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打算分别向各自的组织打报告。不过,信中还说,只要五哥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以立即复婚。言外之意,仿佛在告诉我这是出于无奈。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复信云云。读信,我并不感到太突然,在我心里倒是觉得可以理解。我心里明白,导致离婚的原因与不久前发生的那件事有关。也就是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来信说,某日晚上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五哥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不知道。对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惊。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共和国也会发生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了)。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我无法向五嫂说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同样一筹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接着,警报又从我大姐那里传过来,在清华读书的她的次子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家里把她儿子的来信全部交出来。大姐来和我商量,我考虑为了不要把顾准牵连进去,出了一个不高明的主意,主张信不要交出去,结果,当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么,大姐的儿子在学校里究竟犯了哪一条,要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些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这件事传到了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场。经过严格的隔离审查,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无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过了大约四个多月,五哥给我来信,说已经回到家里,在隔离期间,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认下来以外,他没有做过任何交代,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组织毫无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对于难以容忍的逼供行为,他曾经以绝食抗议过;现在在等待处理,大概国庆以后可以作出决定。不久,决定下来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去京郊房山大韩继劳动改造。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从上海接到解放区,曾经在战争环境中辗转流徙、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这次只能送到太原妹妹处,让她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不至于为儿子担惊受怕。

这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根据我的政治经验,预感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虽然我无法预知这场风暴将持续多久,范围多大。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是五嫂决心离婚的一个因素。当时她内外处境艰难,困窘和难以明言的复杂情况,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严重得多。对此,我完全能理解。我深知,从1934年他们结婚,三十多年来,真是两情相笃,患难与共,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五嫂是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看来绝情的措施的。对此,我当然只能表示同意,虽然我内心深处并不赞成。我没有想到五哥家庭的这种裂变,以后会成为碎片,再也未能复原。

五哥到房山大韩继劳动改造,通信好像还有自由,还能和我通信。因为已经办过离婚手续(实际上不过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没有经过法院,并无法律效力),他觉得不便和家里直接通信,要我作中介,代为转信,我自然一口应承了。1952年“三反”以后,他先后在上海(建造二万户公房)、洛阳(当时156项国家重点工程中有几个在洛阳建设),有过一些搞建筑工程的实际经验,因此,对当时正在建造中的工程,常常还多嘴多舌,提出这样那样他认为必须提出的意见,还是那样不安分,不避嫌疑,不顾别人会有什么看法,完全忘了自己当时的身份,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责任。

离婚对他实在是一件不堪重负,令人心酸肠断的事,他丧失了可以向之倾诉一切的妻子,丧失了孩子,丧失了家庭这个惟一可以让他稍稍休息、得到一点温暖的存在,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孑然一身的孤独的“寡人”。这时他在给我的信中经常出现“丧家之犬”、“白虎星”(言指害了他的孩子)这类自嘲自责的字眼。

1966年冬,红卫兵运动的狂飚从城市到农村席卷祖国大地,近在京师近郊的房山当然不会例外。开始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公开,后来,终于被红卫兵知道,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身上。在一封信中,他告诉我,红卫兵将他一顿痛打之后,还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满头满脸全是血污。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经济所只得把他们全部调回北京城里。从此,通信中断,音讯隔绝。一直到他生命终结,再没有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老母亲见一面,生死两茫茫。

1968年4月,汪璧自杀身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传闻,还是在漕河泾原“少教所”隔离期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无法深究,直到1969年9月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这是确实的,然而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1967年11月,我曾有机会去北京,视便专程去探望过她,那时,她看来十分疲惫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仅仅半年以后,她会绝望到作出这种选择?老母亲走了,去了太原;丈夫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咫尺天涯;孩子们都给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能给她这颗孤独无告、破碎的、流淌着血的心以一点安慰,否则,也许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我曾这样设想过。五哥知道汪璧的死讯,整整迟了一年半,组织上把这个消息封锁了,不让他知道。从顾准的遗物中发现的日记可以获知,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一锅端”下放到河南息县前夕,他曾两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和妻子见一面。这时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妻子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这时组织才向他说了实话。但是,有关他妻子的死期、死况、遗言等等,他仍然一概不知。对于他妻子的死,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自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年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妻子已经永远再也见不到了,他要求和他的孩子见一面,组织上同意了,然而却遭到孩子的拒绝(现在知道,并非出于孩子的本意)。他本来还想见面后在外面招呼孩子一起吃一顿饭,也成为可悲的幻想而破灭了。他想和亲人晤见,得知更多信息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人生还有什么比丧失自己的妻子更令人心碎。深沉的哀痛难以抑制,一次吃饭时,悲从中来,他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他在日记中写着:“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指从结婚至今)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他没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只又活了五年。

这以后的几年,是彼此绝对的隔绝。

1972年初冬,我取得当时干校组织上同意,借探亲假的名义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亲外,也想趁便探寻五哥的下落,我觉得无论在道义上、感情上,这都是不容推辞的责任。说来也巧,五哥恰好也在这年夏天从河南息县回到北京,因此,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见了。在晤见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给孩子的信。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到北京时照的,哪一位看到要它,可以给他。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下面黏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的口中省下来的当时能用的油票。读信,看着照片,我怎样也难以抑制涌动的泪水。这使我联想起60年代初,他拼命笔耕(指翻译熊彼得、罗宾逊夫人的两部经济学著作。这两本书一直到他后死才由商务印书馆于80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来使家庭经济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当我想到笔耕所蕴含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赎罪”心理和一张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舐犊之情,我怎样也难以抑制自己心灵的震颤。

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去。曾经想设法让五哥和在三妹处的母亲见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两年后离开尘世也未获实现,成了无法补偿的终生遗恨。他当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们,在我去京之前,他已做了努力,都归无效。因此,话题也绝少再提及这些令人凄怆的事。倒是当我诉告在漕河泾期间,除了“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外,再也读不到其他书籍,浪费时间,表示极大的惋惜,希望读一点中国历史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劝我应当先读一点西方历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体会。身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老祖宗的历史茫然无知,当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羞辱。谈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这种洋教条,固然也应批判;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于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以及影响及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希腊文明传统一无所知,确实也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像外国人如果不懂得孔、老、墨、庄、荀、韩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憧得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一样。目前的问题是多少懂得一点西方历史和希腊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对于其中提到的市民阶级,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它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完全无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剥的囫囵吞下去。直到读过一些西方历史以后,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会有此同感。

大概以此为契机,才会有1973、1974两年间在我们两人间不间断的通信。这些通信,不是海南天北或家庭琐事的闲聊,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认真讨论,其中不少是我提出向他请教的问题(这些在通信中他所写的“笔记”,都已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见《顾准文集》)。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祖国和人类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西方文明中确实有许多为我国固有的文明所阙如的长处和优点时,凭着社会良知,他是无法不欢呼和加以拒绝的。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优点和长处,应当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虚妄的民族自大在这里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娜拉走后怎样”,是顾准借用鲁迅的命题提出的一个当代的问题,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个命题的实际的涵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这当然很好,但是“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P.330)顾准提出这个命题,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又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继东欧崩溃,建设社会主义已有七十多年历史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宣告解体。在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覆灭以后,终于从历史性的灾难中走出来,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并且有着顽固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实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创举,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清醒地看到还有哪些重大问题和障碍没有解决或需要克服,细心地寻找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盲目乐观在这里是没有根据的。

两年通信中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的领域虽然相当宽泛,但是中心只有一个:两千多年来,在皇权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压迫、奴役下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争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按照逻辑,理应是一个政治清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着平等、民主、自由,充满着希望的社会。要知道,1973年至1974年“四人帮”还没有垮台,中国人民的苦难还看不到头,在我们兄弟之间的通信中,除了对祖国命运深切的关注和忧思外,岂有他哉!要不是1974年12月顾准的生命被夺走,我们之间的通信还会非常有兴趣地继续下去。

1974年11月2日,我接到五哥的电报,说是病重住院,要我马上去京,我一刻也没有停留,设法买了一张车票,立即赶去了。在原协和医院的急诊观察室见了面,情况确实严重,每天咳血大半个茶缸(200~300cc),什么止血药都用上了,仍然无效(去年春天他在信上告诉我,也咯过血,拖了不少时间才慢慢停下来。去拍了X光片子,也查不出个究竟)。他神色有点不无凄然地对我说,这次竖着进来,要横着出去了。他大概已意识到这次病情的严重(不幸被他自己言中了)。当务之急是设法尽快住进病房,否则,不仅日常生活困难(医院对急诊观察室的病人不供应伙食),也不能进行正规的检查和治疗。在几位老朋友的奔走帮助下,总算很快住进了病房,经检査,确诊为肺癌。癌肿有鸡蛋那么大,长在心脏旁边,不能动手术。检查、诊断结果,我都如实告诉他,没有瞒他,他的反应是平静的。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见见他的几个孩子,还在病床上用铅笔在手纸上写了两个便条。大意是我宽恕你们,也希望你们宽恕我,祝福你们(这时他的大儿子已结婚,马上要生孩子)。对此,我作了许诺,我说我一定想法要他们来看你。我为此写信、谈话、生气,作了许多努力,结果,都未能说服他们在其父生前去见一面。我的许诺未能兑现。对于一个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妻子,已经知道活着的日子屈指可数的父亲,那种对孩子的殷切的眷念之情,我完全理解,然而这时我能做什么呢!

1965至1974,正好十年。这十年,顾准经历了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妻子无奈地与他离婚,子女离异,奴役般的劳动改造,无休止的批斗和凌辱,妻子自杀,还有疾病的折磨。这是一个常人所难以承受的重担,但是,并没有把他压垮,他要活下去,再活二十年。可惜,在他作出这样的誓言以后,只又活了五年。

在他一生中最痛苦的莫过于亲人对他的不理解。他经常以“害了他们”自责,一直到临终前还要求他的孩子对他“宽恕”。他真的害了他的孩子并且需要孩子对他的宽恕吗?

1982年,顾准的大女儿在读了他父亲和我的全部通信的手抄本后,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记》,其中写道:“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竞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这个问题提得好,无愧是顾准的女儿。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可爱的,他们都愿意献身社会,报效祖国。他们担心的倒是报国无门,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葛剑雄教授对我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平直、公允的分析,他在对发生于我国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的党锢案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评述之后,曾说了下面这段话:“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疾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这种情况,二千多年来,在我国皇权至上,政治权威主宰一切,范文澜把它称之为史官文化的传统,至今还保留着它的巨大影响。因而葛教授不得不寄希望于未来,他接着说:“如果知识分子的‘知识’不限于儒家的经典,而是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果他们不必都为‘政治’服务,而能享受不问政治的自由。从事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工作,那么党人中必定会出现不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实业家或真正的政治家,或许根本不会出现党锢案并留下这篇《党锢列传》。对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这无疑只是荒唐的假设,但对最近几十年的中国,这值得我们深思。”(《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0期)这实际上也是对顾准大女儿提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中国知识分子殷殷期盼的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气氛和环境,使每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能有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综观顾准一生,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从理想主义走出来,走到经验主义去。用他自己的话:“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按指革命的理想主义),然而,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当我仔细审视我国的近现代史,我发现我们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与皇冠落地(1911年),其间间隔不过三十八年。回顾下这三十八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五彩缤纷。其间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有军阀割据的混战,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有国共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日战争;然后是三年解放战争,可说是内战外战连绵不断,而我们的共和国恰恰是直接从枪杆子里诞生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可以在一瞬间使社会发生革命的根本变革,把历史缩短了几百年,这当然是好事,但常常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不足,旧社会留下来的渣滓来不及做彻底的打扫和清理,还常常穿起新的外衣把自己打扮得使你分辨不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人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皇权垄断一切的时间长达二千余年,影响既深且远,而近代资本主义则发育不良,先天不足,力量既脆弱其影响更微不足道。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却习惯于与资产阶级斗争。我总觉得这个历史母胎中带来的“特点”是不能忘记的。从“史官文化”传统影响中走出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不少艰难险阻要跋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选自《我与顾准》,陈敏之/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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