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1952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接近尾声。国家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物价也趋向稳定了，制定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事已提上日程。报纸上登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苏联将帮助我国建设一百多个大型重点厂矿。一幅美好未来的图画在我们面前展开：祖国走向工业化，城市里大工厂烟囱林立；农村田野里奔驰着拖拉机和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就像苏联电影里看到的一样。那时有一首歌响彻全国大地：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
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矿藏。
多装快跑，快跑多装。
把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进农庄。
我们的力量移山倒海，劳动的热情无比高涨。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走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那时人心是普遍安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和打击的是恶霸、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以及人数极少的国民党暗藏特务，这都是得人心的举动，至少没有伤害到绝大多数人。“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少数贪污分子和不法奸商，有利于维持解放以来的干部朴素廉洁风气，堵塞了国家经济浪费和损失的许多漏洞，这也保证了物价的稳定，利国利民。虽然在运动过程中“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第一次让许多人尝到了共产党的运动中令人胆战心惊的“过火行为”，但是那时一个运动的持续周期不长，高潮过去之后及时降温、纠偏、安抚，一度受冲击而最后“解放”了的人也感激不尽。何况他们严格说来或多或少是做了点不大规矩的事，挨一顿没有更多好埋怨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亮出一切隐私，对自己捶胸痛骂，还要接受群众的追究、斥责，斯文扫地，脸面丢尽。但已被开导这都是“为了革命”，何况见到大家也都“彼此彼此”，每个人自己过关之后算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松了一口气，庆幸还来不及，有什么怨言可说？这好比“棍棒底下出孝子”，被痛责一通，最后还是受到组织上的安抚和信任，更是心悦诚服，感激涕零。
而总的背景则是整个国家在进步向上，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那时心中的比照系统只有旧中国百年来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满清王朝统治下的内忧外患、丧权辱国；南北军阀的飞扬跋扈；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异国奴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腐败。现在，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已见端倪，“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电影和文学作品中“苏联老大哥”光明灿烂的样板鼓舞人心。
这时的气氛与抗美援朝初期和“参干运动”的时候有所不同了，许俊生在一次团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一个新的口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主要是把“建设祖国”提上了日程，作为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了。我在会后立即在团支部大会上兴奋地作了宣传鼓动，并在新学期教室布置时“指示”同学用腊光纸剪了八个大大的美术字把这句口号贴在教室后墙上方正中两侧。第二天团委会、学生会干部们巡视参观了各教室的新学年布置以后，许俊生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们支部“政治敏感性强”。
在庆祝新学年的晚会前，团支委和班委联席会决定命名普三丙班（这时学校决定取消理科和普通科的区别，原先的理二甲和乙两个班升级后分别称为普三甲和乙，我们原普二班就成了普三丙）为“高岗班”，并以全班名义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我们无比振奋的心情和努力学好知识本领迎接祖国建设高潮的决心（两年之后高岗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子，因此“反右”的时候我为自己当时发起的这个举动做了交待和自我批判）。班上的两位小画家庄元贞和吴宗铎用几张大图画纸拼起来画了比真人还高大的苏联女英雄卓娅.柯斯莫捷米杨斯卡娅的彩色画像。在晚上庆祝会开始的时候全班同学唱起了那时我们最喜欢的一首苏联歌曲，一边唱一边把英雄像贴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标语下面。那首歌的歌词是：
我们生活在金色阳光下，亲密友爱。
我们骄傲自己的祖国，亲爱家乡。
我们骄傲自己的祖国，青年人的前程无限远大。
光辉的祖国，我的祖国，你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要和平，人民都立下誓言。
我们要和平，让新生的幼苗成长。
我们要和平，自由的旗帜在飞扬。
青春在奔放，青春在呼唤，青春正在向前进。
那时候还有一首清纯抒情的苏联歌曲，也是一首舒缓的舞曲，特别和我当时年轻的心起着共振，翻译的歌词是：
我们走在那绿色草地上，新的树叶在沙沙地响。
我们青春中充满了热火，我们青春纯洁像歌唱。
大好春光灿烂又辉煌，一切的道路齐开放。
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人能有幸福像我们一样。
2、青年学生为什么喜爱苏联艺术
晚会上许多同学表演了节目，初来不久的男女华侨同学也热情参加了。我们还跳起了交谊舞（解放前叫“交际舞”，解放后因为“交际”两个字涉嫌“资产阶级作风”，就改称“交谊舞”）。我们年轻人那时在革命的、艰苦朴素的大前提下，还能够有人性化的，保留较多色彩的生活，这还得感谢苏联老大哥。
许多从老解放区农村来的普通干部，进入大城市以后看不惯（或假装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城市旧生活中的东西，特别是沾上点西方色彩的东西，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与革命作风不相容的。“改造城市”在文化方面，在生活习性方面实际上已经有“农村包围城市”，融化城市的倾向。亏得“苏联老大哥”在大约十来年里起了一些缓冲的、“保护伞”的作用。
男人穿西装，女人穿俏丽的布拉吉（连衣裙）已经有人看不惯了，因为那是洋人穿的东西，旧社会资产阶级穿的东西。但是电影里看到苏联“无产阶级”男女也有不少穿西装、夹克，穿布拉吉的，所以还是有一些人有勇气穿。我的个子已经长得和爸爸一样高了，那时家里经济上仍旧比较紧，妈妈从箱子里把爸爸早先的一套藏青哔叽家常式西装翻出来给我。只要穿上衣的时候穿别的裤子；穿裤子的时候穿别的上衣，不要成套地穿，那时人们看起来还并不刺眼。一位解放前不久从东北战场逃下来的国民党军官留在我家的美军夹克和衬衫我也在穿，因为苏联电影里当过兵的干部和工人也穿着和这很相似的衣服，一点也不“反动”。
跳交际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解放前上海的舞厅夜总会，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大庭广众，男人随便搂着女人的腰，来自农村的人看着这简直太“资产阶级”了。但是在苏联电影里这也是司空见惯的，在《桃李满天下》（《乡村女教师》）和《光明之路》（描写一个女劳动模范的成长，其中穿插着她和一位“红色工程师”的爱情，里面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里面，都有渲染得气氛浓郁的盛大交谊舞会，它和电影的革命的、爱国的主题都非常协调，都是非常“无产阶级”的。所以交谊舞从1952年到1957年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缓解后到伟大领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的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时期，在全国都曾畅行无阻并且蔚然成风。
那个时期的大多数青年学生和苏联歌曲（也包括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今天这还是我们这一代人怀旧情结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和许多同学喜爱苏联歌曲甚于我国“自己的”歌曲，后来我知道不仅上海的学生是这样，全国许多地方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也是这样。这现象也许有些费解，我自己觉得我们“国产”的许多歌曲总好像有点“干巴巴”的。且不说那些配合群众运动赶制出来的旋律粗糙的政治口号歌，就是一些在艺术上刻意加工了的创作歌曲，也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叫人觉得里面的“感情”有些隔靴搔痒，总有些什么东西在那里规范着、拘束着。
斯大林的苏联对文艺无疑也是有政治干预的（例如二战后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批评等），但是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干涉和“规范”得那么系统、深入。关于在延安搞了些什么我只学习过毛主席的著名报告，报告后面的动作我不甚了了。在新中国初年声势浩大的文艺批判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听到一些创作歌曲受到批判与指责，说是“情调不健康”。例如抗美援朝时广泛传唱的抒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深厚感情的：“慰问信呀飞满天哪，一封一封紧相连呀。心里的话说不完，心里的歌儿唱不完，亲爱的好弟兄啊！……”就因为曲调婉转柔绵，在报纸上被人说成是“靡靡之音”。还有一首歌颂伟大领袖的：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怕黑暗无边夜雾茫茫。
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从北方到南方，从中原到边疆。
你响亮的声音，鼓励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你是光明的象征，你是胜利的旗帜。
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歌的内容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也被批判说语言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味太浓，不是工农兵大众化语言，所以也是“情调不够健康”。
这的确是一种怪现象，按照当时国内的评判标准，我们在苏联电影、苏联小说、苏联歌曲、苏联舞蹈里看到的许多东西，如果不是打着“苏联老大哥”的牌子，都可能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有的还可以说“太不像话了”。芭蕾舞剧“天鹅湖”比过去的“大腿舞”还要“大腿舞”，那像话吗？但那是苏联的，毛主席号召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敢说那不好？所以说在许多年里文化生活上还没有搞得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彻底枯萎荒芜，这要感谢苏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改造得还“不够深入彻底”，使需要享受一点人文精神和生活乐趣的普通中国人有了“空子”可钻，可以拿“苏联老大哥是这样的”来做挡箭牌。也许这是因为斯大林还没有想到去做一篇那么长的什么“莫斯科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算是做了，有大剧院的莫斯科和只有秧歌腰鼓的延安毕竟不同。
3、红色柏拉图式的初恋
初中的时候，清心中学是个“和尚”学校，没有女生。到上中和女同学相处，便有一种新奇感，也有点兴奋，觉得生活更富有色彩了。那种感觉是朦胧的，我也曾注意过女同学这个长得怎么样，那个长得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又怎么样呢？还说不上有更多的想法，我只在自己心里察觉到一点，就是在女同学面前会不由自主地增强自己的表现欲。自己的表现如果能得到女同学的赞赏比起男同学的赞赏更鼓舞情绪。所以有的教育工作者说中学时期男女同校能激励上进心，按我的体会至少对男生来说是这样的。在上中的头两年，班上还没有哪个女同学引起我特殊的关注和更多地去接近的愿望，虽然她们中间确有三四位长得清秀一些的，言笑间也不乏女性的柔媚。但是很可能是因为我处于团支部书记的地位，带上一种“职业眼光”，对人的“思想状况”分析得太多了，某甲政治上不开展，老落后；某乙多了点“资产阶级情调”；某丙个人主义比较突出；丁某有些“少年世故”。倒是有两个理科班的女生团支部干部曾经暗地成为我心里的偶像，她们都漂亮、活跃、洒脱。其中一个在一次全校学代会上，双手撑着鲜花簇拥的讲台发言时那高雅雍容、落落大方的风采真把我迷住了。但这些都不过在我心里擦起过的一星火花而已，我既没有机会和这些外班的同学相处，也从来没有学会专门去和别人“搭讪套近”。加之那时年龄还小，有这种情思也只能放在心里。
二年级的时候，班上出现了两对“超过了一般关系”的男女同学，其中一对还引起了又一位男同学的妒忌，从而导致两位男生之间的疙瘩。对这些“问题”在同学中有过议论，甚至还在支委会上讨论过，我还在支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过早分心于恋爱影响学习和工作的歪风”。以上所有涉及的人名我都隐去不提了，其实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少不更事”年月里的事，如果换了是别人说我，我会毫不在意。就像前面我多处讲述过自己的“蠢事”、“蠢相”，有什么关系？那是真实的。我何必给自己制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那才是最蠢的蠢相。
在我批评别人以后不久，自己却也不知不觉打开了情窦。
我可以放心大胆说的是我自己和朱海琪的事情，因为整个过程中我说出任何细节，除了展示出她那天使般的纯真，不会有别的。朱海琪在初中已进入了团，所以来上中时是“老团员”之一。她穿着朴素，配以同样朴素的短发，性情随和，既不沉默孤僻也不热闹张杨，在班上不很引人注意。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但也记不准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时候）是班上要开一个什么文娱会，一些同学在准备节目。我从龙门搂底楼上二楼，走到半楼梯拐弯处，看见潘言瑛和她坐在楼梯坎上嘀咕着什么。潘言瑛是我们班女生中长得比较俊俏妩媚的，但那时候略有点胖，脸盘大而圆。她看见我来了就撒娇告起状来：“支部书记快来管管你的团员同志，我们在练舞蹈节目，她（朱海琪）就是不肯好好教我”。我那时正忙得很，急着往楼上赶，听了只笑一笑说了句：“好好练，好好练”就按老习惯一步跨两级地奔上去了。后来她们的节目演出了，就是伴着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新疆民歌：“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编的一个双人舞，虽然比较简单，但跳得很活泼。双臂一边舞，一边用手指弹出响声打节奏。还会新疆舞特有的那种扭颈晃头的动作。朱海琪跳得比潘言瑛更老练些，我才知道她还有这两下子。
她在“参干运动”和其他各种活动中都积极带头，为人朴实诚恳。课业学习虽然不特别突出，但自己刻苦努力，还主动积极帮助后来插班进来的和学习困难的同学。
到了最后一个学年在支部改选时，她被选为组织委员，我仍是支部书记。逐渐地，我感到和朱海琪一起共事非常默契。她头脑冷静细致，而我虽然主意多，但有时候不大切实际，所以我们之间便有一种互补。加之她对人体谅、温和、善解人意，相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这个人“好”。渐渐地，除了觉得她是个“好同志”以外，心里对她滋长出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和她在一起时，总有一种温馨的感觉，那是从再好的男同学身上也感觉不到的。以前我并没有觉得她比别的女孩子长得更动人，她身材略偏矮，看上去有点发育不足，且高颧骨突起，嘴巴也略有点宽，这些在当时都不很符合一般的“美人”标准。但是相对日久，我越来越被她那双含意幽深的、在长睫毛下忽而凝视忽而闪烁的大眼睛吸引住了。她整个的脸庞和五官在这双大眼睛的统领下，竟有一种整体的美感，而且和她的美好性情天然相通，互为表里。
那时我们有较多的机会在一起，我们就许多事情交流看法。而后发展到我们之间偶尔也诉说一些自己的事情，开心和不开心的事。尤其是当她心里感觉烦闷的时候，总是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对我流露出来，有一次她说着、说着还红了眼圈。我感到这比金子还要珍贵，因为她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她有很强的自制力，经常谈的是别人，而绝少拿自己的事情烦扰别人。我有点想入非非了。我经常夜晚在床上转辗难眠，头脑里尽是她的影子。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在“单相思”了。
但这种情思长时间压抑在心里是痛苦的，我终于给她写了一封信。我记不清是在什么假期里，信是写到她家里去的。信写得简短而拘谨，但却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紧要的一句话是我问她我们能不能做比一般朋友更好的朋友。
几天以后就收到她的回信，我的心突突地跳着展开从练习簿上撕下的一张代用信纸（我们那时极少用正式的信纸）。我永远深深地记得她的第一句话是：“看了你的信我哭了”，后面说了些什么呢？五十年了，我只记得她说她几天来心里很不平静，她还说了她年纪还小，但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我实在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经验，看了之后我不能判明她传递给我的是个什么“意思”。虽然这件事以后，她对我并没有疏远，而是表现得更知心。不过，我却再也不敢有所表示。对她后来一切友善的态度，我也只有按照她回信里说的那样去理解了。
在这过程中，三月份斯大林的逝世唤起了我们共同的深沉悲痛。我们早就有了将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做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愿望。我和她，还加上两个情操纯真的积极团员董畹倩和郭可謇在这个激清的时刻自发举行了一次秘密宣誓，要加紧努力争取入党，尽快由“后备军”转入“正规军”，继承起斯大林的壮丽事业。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最后一个学期准备考试比较紧张，不知不觉到了毕业分别的时刻。朱海琪被选派保送去苏联留学，要提前离校去北京参加俄语培训。她将要远远的离去了，我始终弄不清自己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我更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表达什么感受，但的确在毕业离校的那些日子里我再也无法兴高采烈，有些说不出的惆怅。
准备离校期间我们一直没有格外地多说什么话，只有一点就是终于约定彼此常常通信。她到北京后写信告诉我，初学俄语有些困难，特别是字母中的弹舌音“p”学了好久都发不准。我们在信的最后学着苏联小说里好朋友间的通信，在信尾不像中国人这样说“此致敬礼”，也不是说“祝”什么什么，而是说“握手”或“紧紧握手”。每当看见“握手”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总会跟着颤动。而实际上，在相处的几年里，我们两人的手还从来没有触碰过。
后来我到北京上学以后，我们只有在老同学聚会的时候见过两三次面。最后一次是在她们即将出国的时候，大家去到她们学校（俄专）的宿舍里。地点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一个大宅院里，可能是哪个前清王公或高官的府第，后来朱海琪的先生高晓东告诉我，在民国初年那里曾是北京女师大旧址，也就是鲁迅写《纪念刘和珍》的那个事件的舞台。那天朱海琪刚洗了头，我注意到她过去的短发留长了，披散在后面很漂亮。这次她总算专门个别和我说了一件事：她有一些新的大学教科书（那时用的都是翻译的苏联教科书），不便于长途带出国去了，想留在我这里。仿佛记得后来是她托了别人寄到我学校去的。寄来的书有一大包，全是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一两年后我写信问她怎么处理这些书，她说不用费事了，给我了。这些书我保存了三十几年，从城市搬到农村，又从农村搬到城市。直到九十年代这些书已经破旧得不像样了，才在一次搬家时将它们处理掉。此为后话。
她到了苏联不多时，就给我写了出国后的第一封信，描述了她在旅途中的情况。火车上的旅程很长，为了避免枯燥单调，带队的组织了集体文娱活动。她说她在活动中是一个积极分子，大家说她是一个“活泼的姑娘”，她还给大家表演了刚刚学会的魔术。她一下子竟会表演起魔术来，真是不可思议！她被安排去的学校是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建筑工程学院（后来据她的先生高晓东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就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她刚到苏联时，我非常想听听她亲眼见到的苏联美好情景，我在信里说，以我的也许夸张一些的幻想，苏联城市里连地上都像玻璃一般一尘不染的。她在回信中，含蓄地给我泼了一点冷水，先是说她去那里以后学习非常紧张，成天呆在学校里极少有可能出门，所以还没有能够好好看看。但是接着她又说现实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总会有许多缺点和不足的地方，“不过”她说：“从楼上窗口望出去，第聂伯河的确很美”。叫我泄气的是第聂伯河美不美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关系？
不久以后，她在用大信封装着的一封信里附来一张她自己的六吋半身像，她已梳起了两根短辫子，扎着蝴蝶结搭在肩上，穿着深色的翻领西装短大衣（我想这大概是出国时的统一制装），白衬衫领翻在外面。我可以比在她本人面前时更加大胆地凝视着照片上的她，那一双长睫毛双眼皮的大眼睛的确特别漂亮！她说这张照片只寄给了我一个人，为避免误会就不要给别人看了。这句话在我心里激起一阵涟漪，那么大一张没有其他背景的单人照片只寄给我一个人，而且叮嘱我不让别人看见……。她说这是为了“避免误会”，怕“误会”些什么是很显然的。但既然说了“误会”，那就意味着她寄这张照片原没有“那个什么”意思。想来想去我还是只敢这样去理解。她去了一年的那个暑假以后，又给我寄来一张差不多大的照片，她穿着朴素的花布衬衫和方及膝盖的深色裙子，还是短辫子，站在一套漂亮的古典花园豪宅前。她在信里说这是暑假期间在黑海附近什么地方度假时照的，还附带声明说这“只是为了让你看看那里的美丽景色”。我想，这个话的意思当然也是为了“避免误会”。
我珍藏着她的信（主要是在那三年多时间里写的），有厚厚的一大叠，除了上面说的一些至今“猜不透”的细节和话语以外，我们都没有说过一句明显的超出“一般好朋友”的话。但是除此之外的事我们交谈得很知心。她写信有一句习惯语，在说了她的什么意见和想法之后往往都要加一句：“你说是吗？”好像生怕把她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细节同样反映了她一贯地能谅解和善解人意。也由于这个，我更不敢把她任何亲切友善的表示做出格的理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毕竟在空间上相隔遥远，在离开上中前我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对她的真情吐露至少没有得到她明确的共鸣之后，在我心里一直藕断丝连萦绕着的，对她的那种说不出来的眷恋情感时间愈长愈觉飘渺 。
到大学毕业前半年多，我由于思想情绪的急剧变化，不愿意再担任团支书的繁重工作，经多次请求后，他们把我调任气象专业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是一个我可以勉强接受的比较清闲和超脱的社会工作职务。我要联系各分支的宣传委员，召开会议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其中有一个低年级的宣委，一位长得比较俊秀，在当时情况下算是穿着入时的姑娘吸引了我的注意。除了在工作中有交往，她和我一样爱好文娱活动，经常参加学校里的交谊舞会，我有意无意地邀她伴舞的次数比较多。渐渐地也是处在没有明确说出口的“友谊”中。
这段时间，我和朱海琪在通信中曾谈及许多关于我在政治方面的思想疑惑和情绪动荡的情况，其中竟也说了我对那女孩子的惶惑未定的情感。她对于我的政治思想动荡有些焦急，似乎说过：“我在这里不了解国内情况，你究竟怎么了？”而在接到我谈及那位女孩的事那封信以后，她的回信中说：“得知你对别的女孩有了不一般的感情……”我只特别注意到，因此至今也只记得这一句话。后面的话我只记得是一些口气理智的站在“真挚的朋友”的角度提出的建议和劝导。但是为什么她说了“别的”女孩子，那“原来的女孩子”是谁？我又堕入了迷雾中。这是不是意味着她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去了，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早给我一点更明白一些的示意？我长时间对她有“不一般的感情”，但总是被她仅仅允诺的：“做一个真挚的好朋友”这个框框“框”住了。如果她这“别的”确实是相对于她自己而言的话，我要感到极大的内疚，而且说明我一直在这上面太蠢笨了。但是，也许我又是在想入非非吧？你看，她后面的话是那么坦然和冷静，像一个姐姐或妹妹一样在为我结交“别的”女孩子的事给我建议，虽然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分析。
就在这不多时之后，她又来了一封信，说了她自己的事。她告诉我她最近和一位同在那里学习的知心男同学明朗了关系，那男同学一直对她很好，她也一直觉得他很好，但是一直还没有提到更进一层的关系，最近他们才决定进入这一步了。看了这封信，我难免又想到：“为什么这事恰恰发生在上次那封信过去一段时间以后？”有一点是无疑的，她和那位男朋友在一起早已互相在心里埋藏了深厚的感情。那么是不是在她心里把我和她之间一直维持着的交往（虽然在形式上总是那么含蓄）确实视为非同一般？她一直认为我们之间有着不用再明说的默契而忠实于它呢？于是，她几年来一直在压抑和抗拒着新的情感，直到得知我心里有了“别的女孩子”？
前后两封信在我心中搅起难以解开的疑团，但是，一来事已至此，根据她后一封信告知的情况，这些问题在我们之间已无法和无需再来解释探讨了，二来呢，恰好那时我已经处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思想经历着剧烈动荡，精神经受着沉重撞击，心绪翻腾，只能把关于我和她之间的这些疑团按捺和埋藏在心底了。
毕业的时候，我的“问题”逐步升级，严重祸事已经临头（虽然正式戴“右派”帽子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我写信告诉她这个情况，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还是始终不渝的“很好的朋友”。她很快来了回信，信里说她得知我现在的情况心情很沉重。别的情况她不知道，只是他们留学生可以及时看到《中国青年》杂志，她说她已看过我在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看过批判我的文章，她认为我的观点是不对的，而批判我的文章是正确的。接下来是鼓励我深刻认识错误，接受教训，尽快转变立场。她说她相信我一定能够及时回头“永远做党的好儿子，你说是吗？”她的回信我完全能理解，她是站在“党的立场”给我帮助教育，她必定只能这样做。可以是出于以下两种原因之一：一是她自己的思想还是如中学时期一样单纯，对于怎样才是“做党的好儿子”；怎样才是对党的事业忠诚，现在她和我已经有着不同的理解。她真诚地认为我是误入歧途了，那当然她会这样做；一是她自己即使对一些问题也产生过疑惑不解，但是见我在这种处境下，出于友情她必须劝我思想及早转弯，认错态度好，早日解脱，以免陷得更深，蒙受更大损害。
后来，直到我离开学校去到“分配工作考察一年”的汉口中心气象台的时候，甚至第一年下放到五三农场的时候，我们之间还保持着通信。直到1958年秋天，我已得知自己正式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我和包括她在内的所有同学都断绝了一切通信来往。我料想她后来一定是回国了，但从此至少有三十五年不知她的踪迹。
王昀他们印制第一份班上同学通信录时也没有她，后来不知从哪个线索联系上了。从新的通讯录上得知她在无锡，在一个番号为308部队的研究所里。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她，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只能简略讲到自己1958年以后的概况。但我提到她是我青春时代最真挚的朋友，我说不管以现在的眼光对那个时代的事情怎么看，但是我们自己的青春在我们一生是唯一的。那种火一般的青春激情，无论染着何种政治色彩，但对我们自己来说永远是最可贵的。前面我已提到，在1999年同学聚会前我默写寄到上海去的几首昔日唱的歌谱歌词后面也附了类似的话。她很快来了回信，也是感慨不已。她说最近陈鸿钊到她家去了一次，彼此都变得几乎认不出了，但是陈鸿钊对她说：“你的眼睛还是没有变。”我想她对这一点一定是而且应该是感到欣慰和自豪的。就在这不久以后，又听说他们一家两口先后都去了俄罗斯海参崴，于是又中断了联系。
1997年春节期间我们一家到上海，住在弟弟（季威）浦东的新居里。那两年私家电话大发展而且都开通了直拨长途，开始时兴起打电话互相拜年。我在季威家里给几个同学打了拜年电话，住在上海的同学辗转相告，所以连有些在外地的同学也得知我已在上海，也打了长途电话来。董畹倩告诉我朱海琪已经回国，还在无锡，并告知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马上打了电话去，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但是她一开始是说的普通话。我说：“你不习惯说上海话了吗？”（我先前见过面的一部分同学离开上海久了之后说起上海话来已经别扭了），但是她说：“怎么不习惯？”于是就用丝毫没有变味的上海话与我交谈起来。原来倒是她怕我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所以才说普通话的。人的话音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一生认识无数的人，但的确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话音，就像指纹不可重复那样。但指纹的差别需要下功夫鉴定辨别，话音却一听而知。从物理学上说，话音的要素无非是音量（决定声音大小强度）、音频（确定声音的粗或尖）、波形（确定音色），但却包含了那么丰富的组合，而且绝不混淆。朱海琪和我（直到那次通电话）离别四十三年，但我对她的话音“特色”印象还是深刻的。人虽然老了，但声音却基本没变。她的话音里有一种母性的温和、亲切，总像在给人以宽解抚慰。
就在这一年的初秋，圆圆（我的女儿）进入上海的中国纺织大学（后改称东华大学）。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得知该校在无锡设了一个新的校区，一年级新生都要在那里过渡一年。圆圆第一次单独在外生活，因此我早早地把这事告诉了朱海琪。季威开着车把我和圆圆从上海送到无锡，先到学校把圆圆安顿好，又把我送到朱海琪家。
他们单位的番号已经改为89001部队，就在锡惠公园旁边。在单位大院门房打电话到她家后，出来接我的是她的先生，刚见面我就感到他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进门见到朱海琪，乍一看感觉变化比较大。已听说她前两年检查出了乳腺癌，开过刀。不过脸上身上倒不瘦，只是头发有点稀疏了。我那时已经非常瘦，四十几年的分别，重逢的时候都感到了岁月之无情，但她的眼睛的确还是那个样子。
她先生叫高晓东，显然就是1957年她在信里告诉我的那一位了，我想他也是应该知道我的，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三个人一起畅叙阔别后的种种。他们回国后按“工作需要”有时不在一处，朱海琪先后在北京、四川等地工作过，一起到无锡已经多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早几年出国留学，先在比利时，不久前和丈夫一同转到加拿大；小女儿中学时执意要去她妈妈读过的上海中学，毕业后进了上海城建学院，现已在上海工作。
他们对我这个“客人”的接待体贴周到而又朴实无华，使人感到惬意而舒适。老高与我虽初次见面，却并没有什么客套话，我的洗澡（那时天还热）、换衣、洗晾、搭床睡觉等等，大部分都是他在照应。有一次他不声不响去了阳台，原来他想到我晾在那里的衣服很快就要用，想赶紧去换一个容易晾干的地方。
第二天，他们两口子和我一同去学校看圆圆，把他们家里闲置的棉絮和热水瓶都拿去了，怕圆圆在那里不够用。海琪很仔细地帮圆圆整理了一番，中午一同在学校饭厅里吃饭。他们巧妙不声张地先“埋了单”。饭后在校园里转一圈，准备走的时候我们才在一起说定了我后天才离开无锡回上海，明天还要买些需要的东西来学校看圆圆。
当时我倒没怎么在意，而我们离开圆圆走出校门以后，老高笑了，他说：“圆圆那么舍不得爸爸，在饭桌上的时候你看她愁眉苦脸，一句话也说不出，差点哭出来了。刚才一说定你明天不走后天走，还要见一面，她马上就有说有笑活泼起来了”。圆圆虽然出去多年仍旧一直非常恋家，那次老高细心注意到她的情绪变化，相比之下，我这粗心的爸爸能不汗颜？老高对人的关怀和善解人意和朱海琪非常相像，他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圆圆在无锡学习很繁重，加上她自己很忌讳给别人添麻烦，所以极少主动到他们家去，而他们两老却多次到学校去看圆圆，给她买吃的东西，有时还把家里烧的茶叶蛋和菜拿去。读完第一年升二年级的时候学生集体搬往上海，暑假我又去无锡帮圆圆收拾东西。我在海琪他们家里又住了三天。那次有机会更多的畅谈，青年时期政治上的幼稚自然是没有了，但却留下了做人态度的纯真。谈到部队里不正之风不比地方上少（这到是我早就多有耳闻的）；科技人员相对于行政人员总是无奈地处在弱势地位等等，他们说管说，但基本上能处之淡然。他们对在苏联的日子倒是颇为怀旧，且不论苏联的社会和政治，我可以听出，从他们所接触的范围内感到苏联许多人的性格比较诚挚朗爽（那当然相对于这里我们自己中国人了）。他们和那里的老朋友还保持着友谊，老高还拿出一本苏联歌曲集，中文歌词，显然是国内印的，我至少有一半能唱得上口。这次他们先后陪我和圆圆玩了锡惠公园、无锡新的繁华商业区和鼋头渚。在鼋头渚老高用他的照相机给我们拍了许多照，特别是他们两人分别和圆圆照了不少张合影。太湖边有一块自然形状的大石碑上刻着：“无锡，富有温情和水”几个大字。老高特意要圆圆在那里留影：“怀念我们在无锡的感情”。
原先我或多或少还有点担心海琪乳腺癌动手术的后效究竟如何，据说一般而言，平稳度过五年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大概已经三年了，又过了五六年之后，她的情况一直很好，在家的时候他们两口子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爬山（就在锡惠公园内）、散步。此外每年都得知他们至少有一次出去旅游，包括去外地参加老同学聚会（他们留苏同学的聚会比上中同学的聚会还多，还要盛大）。这说明她的体力和精神都很好，她倒是一直在关心我的身体，前后几次寄材料给我介绍针对性的药品。惜乎我一时也难找到她推荐的东西，主要是我吃的药已经不少，效果都说不清，身体多年就是那个样子，人家推荐的东西我都懒得到处去寻觅，辜负了她的关心。
那些年先后有好几个上中同学到无锡在他们家里住过，1999年在母校聚会以后她特意邀请了两位处境和心情不好的女同学在聚会后到无锡去玩，不仅陪她们玩了无锡的景点，还到附近的（记不清是苏州还是杭州）去玩了。她关心老同学的事例不少，这里我摘录周庆治记下的一件事：“……陈鸿钊同学“流放”到天津郊区农村劳动，后在农村成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陈的女儿面临中学入学考试时，正苦于缺少复习资料，一封未署名的信封寄去了必须的资料，真是雪中送炭。信上是这样写的：‘叔叔：听说您的女儿要考中学，急需复习资料，现将我过去用过的学习资料寄上供参考使用。’从信封上的笔迹判断，是小孩的笔迹。鸿钊同学再三去信询问她是谁？为什么会想起给他寄复习资料？后来孩子回信说：‘叔叔，我不认识您，但是我的妈妈认识您，她是您的同学，名叫朱海琪，是妈妈让我给您寄复习资料的。’瞧！多么真挚的同学情！”。
后来他们去加拿大照应外孙女，两年之后因为过度劳累，癌症复发并向多个部位扩散，就这样我来上海时他们还主动来我家看望，并策划了一个小规模的同学聚会。现在又是两年半过去，“复发扩散”后的进程可想而知，但就在这期间我们班上三位看起来很健壮的同学相继撒手人寰的时候，善良、通达、坚强的海琪在老高全心全力照料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展示着顽强生命的奇迹。（遵命将本书在网上连载的时候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但我不想再补充后面的事了，反正她还是比我们早一步走进人生最后的归宿）。
半个世纪后我又重新认识了朱海琪，我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认准了一个这么好的人而幸运。特别高兴的是，她一生和一个同样好的人在一起，这个人是最配得上她的。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