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1)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2)
农业是指把劳力与资本用在土地上，以便生产出人吃的粮食、牲畜的饲料和工业原料。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农业方面的组织建构，特别是怎样制订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以及由谁来制订。英国学者W.帕克在《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一书中，对苏联和美国在农业的方针及组织方面作出如下评判:
两个超级大国在农业方针的制订和组织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美国，农民约有三百万人(农场主、合伙人、佃户)，他们虽然为了出售自己的产品和购进所需物资而大都组成了合作社，可是各自制订有不同的农业经营方针。而在苏联只有一个制订农业方针的权威——CP，农业的发展则是通过农业部，以及下面各共和国的、地区的和地方上的行政部门，直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管理人员。
美国农民决定自己的方针是受政府的价格政策、耕地限额以及市场状况的影响。大型农业公司在某些地区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这些公司购买或租赁耕地都是尽量囊括一个地区，并且在开春后带着农机和很多雇工，从南向北穿越全国进行耕种；到了秋天，他们又照旧这样进行收割。那些巨大的纵式联合公司往往参与农业的整个过程，从生产农机和化肥一直到出售农产品。
另一方面，在苏联农业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私人成分。在1.2万个国营农场和3.6万个集体农庄之外，还有属于各个农户的小块土地(自留地)，但它们生产的东西却占市场农产品总值的13%。
美国农业方针的制订受到市场的制约，受到(经济上)是否有利可图的制约，受到世界贸易、补贴、价格和农产品是否过剩等情况的制约。而苏联农业方针受到国家要达到(经济)自给自足的支配，受到共产主义理论的支配，受到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和要求得到更多食品的购买力迅速增长而显得始终迫切的需求的支配。美国个体农民的动力是一种强烈的物质刺激力量和高度的个人利益。苏联农民除了对自留地发生兴趣外，对别的兴趣都不大。那种控制农民各方面工作的官僚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压制他们的积极性。
帕克在书中还指出了美国个体小农场和苏联集体农庄存在的弊病:
两个超级大国的农业都是不健康的，它们的病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起因于意识形态。
在美国，麻烦在于有这样一种离奇的想法，认为独立的小农场主是美国生活方式一个不可缺少的、称心如意的部分，因此必须保护其生存。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经说: “在美国，农业不仅是一种实业，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全部历史上，家庭农场给我们整个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力量和生气。我们必须使它健康和强壮。” 这种感想由于下列事实而得到了加深: 有许多美国人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都是农民的子孙，他们对于农民是留恋的、同情的。还有一点，在许多州，选区的划分就是为了照顾农村选民，给农业大量补贴已成为美国政府预算中一个经常的特点。可是，这些支出并没有使个体小农场主摆脱贫穷和债务: 他的基本问题在于大量的过剩产品使价格降低了。而这些补贴反倒使那些高度资本化的的大农场得到了好处，使它们能够在肥料和机器上进一步投资，从而提高产量。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对农业的补贴往往以减少耕地面积作为条件，但即使是在减少的耕地面积上，产量还是继续增加。结果，过剩产品增多，价格仍然被降低到小农户能够获得利润的水平以下。
而在苏联，问题在于产量不足而不是过剩。教条主义者坚持搞集体农庄，即一种共产主义的农业结构，这就妨碍农民专心致志地、有成效地去提高产量，因为这种制度不能充分激发个人的兴趣和创造精神。正像被人推崇的但难以为继的美国小农户吃了那种公司企业型的、高度资本化的大农场的亏一样，苏联集体农庄往往吃了同时并存的自留地的亏，因为集体农庄庄员是非常热衷于这种自留地的。
帕克对美国和苏联农业状况最后作出的结论是:
……美国的农业由于受到下列几种因素的限剩，没有全部发挥出它的能力来: 产品过剩，成本高，外国竞争，限额和限制，劳动力离开土地外流。如果没有政府一年给予大量补贴，农业萎缩的程度还会更严重。1968年，美国农业只收回成本的73%，其余由政府拿出补助费来弥补。苏联政府给予农业的补助更多，1971一197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总数定为1290亿卢布，而在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中，总数只是710亿卢布。
苏联进口它所需要的大量粮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也是比划算的，可是像这样依赖国外进口，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将是一种致命伤，敌对的大国就会对它实行封锁，把海洋上的一切通道都控制起来。
美国农业的麻烦主要是由本身成本高以及对世界市场的严重依赖造成的。美国是出口农产品最多的国家，出口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这样维持下去，是因为它能得到政府大量的补助。
从以上情况来看，美国和苏联政府都对农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效果却大不相同: 美国因农产品过剩而烦恼，苏联却要大量进口。这就是两种社会制度在农业领域博弈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在农业中的表现使之颜面尽失。这都是因为长官意志在作祟，强行让客观实际符合领袖的主观愿望，残忍、卑鄙、虚伪的行为必然层出不穷。红色帝国覆亡的祸根由此埋下，逐渐生长，结出恶果。
说完了苏联的农业，再说工业的情况。
十月革命后，内战结束时，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比重低于农业，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低于轻工业(为43.4%比56.6%)。同时，苏联当时是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中。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决心建立强大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实现工业化就要建立独立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建立能满足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需要的现代农机制造业，建立能抵御外敌入侵的强大的国防工业。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是高速度。苏联当时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斯大林要求在十年跑完这个距离，认为决不能减低速度，否则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或者做到这一点，或者被敌人打倒。赶超的内容，不仅是在工业发展速度上，而且要在工业增长水平上，使苏联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这就决定了苏联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即快速的粗放性增长方式，经济军事化和轻重结构失衡。同时，这也要求国家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诚然，当时的苏联经济模式也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一定成就。从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到二战前，苏联实现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为1929一193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为1933年一1937年。从目标和任务上看，“一五”是在产值上使苏联变成工业国，“二五”是在技术上使苏联变成工业国；“一五”是在工业增长速度上使苏联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二五”是在工业发展水平上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一五”是实现农业集体化，“二五”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从经济增长率看，“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02倍，年均增长19.2%；国民收入增长82.4%，年均增长16.2%。 “二五”期间，在总结“一五”出现的盲目追求高速度和轻工业发展滞后的教训基础上，把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调低为17%，甲类工业(重工业)与乙类工业(轻工业)增长速度的对比从1.75比1调低为1.2比1。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战争威胁加大，经济的发展转向了备战性质。1938一1940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3.2%，军事工业年均增长39%。
以上情况表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曾经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长官意志、行政命令驱使下，布尔什维克确实能集中力量办了许多大事。
但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展示的历史从来都是只栽花不挑刺的。实现农业集体化是以饿死上千万农民为代价取得的，那么，实现工业化付出了哪些代价呢？作家闻一在《凯歌悲壮》一书中，以《直线前进——苏联的工业化》为题，给我们展示了布尔什维克是运用什么手段实现苏联的工业化，付出了什么代价才实现的。
“苏联工业化”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概念。它指的是: 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不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并由于自己的经济增长而能够成为使各国工人阶级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革命化的强大工具。
从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国家工业化的方针，斯大林于1926年初提出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行(由于战争，第三个五年计划于1941年中断执行)，苏联的工业化过程持续了15年左右。
对于苏联工业化的成败得失，一直存在争议。但苏联官方和史学界始终坚持下述看法: 苏联在很短的时期内，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建成了现代化的大工业。由于三个五年计划的实行，苏联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取得了不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完全的经济独立。
1926年初，斯大林宣称苏联已“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他明确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业化，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尤其不是轻工业，而是重工业。他还说明了直接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一是靠本国内部的节约，特别是靠国有化工业的积累；二是“把捐税负担转嫁到有产阶层的肩上”，从而积累资金。
1926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对工业化资金来源做了明确的规定: “剥夺不生产的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废除外债，把工业、国营商业(对内和对外的)和整个信用系统的收入集中在国家手中等等，这一切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国内积累，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工业发展速度。”
所以，从1926年起，苏联工业化基本上沿着三个方面迅速发展。一个方面是，不断扩大对大工业，尤其是对新建工程的投资，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以金属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结果，工业固定资本不断扩大。这就必然要导致轻重工业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重工业在投资总额中和在工业固定资本中的比重急速增高，轻工业和农业所占比重相对大幅度下降，是这一时期直接工业化的重要特征。
第二个方向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捐税负担转嫁到有产阶层的肩上”，为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提供资金。1926年6月1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议，对工商企业的超额利润征收临时税，税率为65%一70%，其目的就在于从私人经济中没收高额市场利润，而从1927年起改为定期征收。1926年9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又作出决议，对所得税税制进行改革，再次加重了对私营业主的税务负担。一方面降低起征的收入数额(原来500一300卢布以下不纳税，现在改为400一250卢布以下)，另一方面取消纳税的固定标准，提高税率，按收入多少分级征收(年收入一万卢布税率为20%，收入二万卢布为30%，收入2.4万卢布以上为50%)。此外，地方还要征收所得税附加税(24%)。1926年底，实行新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再次提高税率，并且要按当年周转额计税。同时，对私营业主征收高额房租和子女受教育费。结果，城市有产者的纯年积累从1924/ 1925年的9亿卢布下降到1927年的2.5亿卢布。1926/1927年，私营商业的约三分之二的纯收入要作为税款上交给国家。到1928年，对有产者的征税率最高，私人几乎的全部积累都要上交国家。
在农村，税收政策是逐年扩大减税和完全免税的中农和贫农的数量，把捐税负担转嫁到富裕中农和富农身上。1923/1924年，占总数9.6%的富裕中农和富农户要承担全部税收的29%。以后几年，富裕中农和富农户纳税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贫农和中农的年纳税额则逐年大幅度下降。1928/1929年，全部农户中减税和免税的就达到40.8%(其中减税4.1%，完全免税36.7%)。
第三个方面是，开始大力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控制和高度集中的领导。这是为了筹集工业化资金，并把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集中到重工业部门，必然要采取的强硬措施。1927年，颁布了《国营工业托拉斯新章程》。这一章程和1923年起执行的老章程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这就是过去托拉斯和企业的活动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计划任务。
1927年8月9日，联布(布)中央在有关1927/1928年度的经济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了“控制数字”这个概念。确定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保证最高速度的工业化，二是保证工业化的重点——重工业。从此，“控制数字”成为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代名词和同义语。
在上述三个方面下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手段，通过对有产者收入的干预，对所有居民收入的干预(1927年首次发行工业化公债7.26亿卢布，约为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50%)和对企业利润的干预(规定企业必须将一定数量的利润作为长期信贷存入专门的银行，控制百分比为9%)，实行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积累直接工业化的资金。
尽管如此，直到1928年，苏联的金属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仍很落后。生产的工业机床不足二千台，每天只能生产二辆卡车和三台拖拉机，大量的设备还得靠进口。在1927/1928年，有半数以上的汽轮机、67%以上的工业机床、69%的拖拉机和25%的纺织机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这时，直接工业化的进程面临两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一是工业发展速度问题。1926一1928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1.7%，大工业为26.6%。这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还能不能和要不要按照这种速度进行下去？第二个问题是积累，即资金来源。1927年发展速度之所以骤然下降，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积累几乎中断。作为这一时期资金主要来源的对非生产阶级的剥夺，已经失去作用。而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这时还不能够提供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工业化面临着两种发展前景，一是根据苏联的国力和各种现实的可能性，放慢直接工业化的速度；另一个是另辟财路，继续保持这种发展的高速度。
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昏聩无能的酒囊饭袋，在他们执政的74年中并不乏辉煌业绩。其中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堪称奇特而雄伟，很难用一个非常准确的政治经济性的语言来概括它。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布尔什维克举全国之力，使苏联在短短的十年间就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大中型企业工厂遍布全国各地，新建工程的地区遍及苏联西部、乌拉尔、哈萨克和阿塞拜疆等，国民经济体系稳固地建成了。这应该说布尔什维克还是有一定的能耐的，也只有这种集权体制才能创造出这种成就——在十年间走完西方国家几十上百年走完的道路。但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往往是复杂的，以至于在这种胜利和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危机和灾难，以至于成功者在畅谈辉煌成就的时候，看不到成就背后的缺点和弊病。苏联工业化进程的本身就包含着苏联体制所固有的负面效应，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渊源。这就是，苏联在进行工业化时，将特殊环境和情况下采取的决策方针固定化，理想化，夸大了成就，掩盖了缺点和弊端，而这种经过美化、固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体制带来的消极后果日积月累，导致最后不可收拾，让红色帝国轰然坍塌。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