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周元川（左）1963年与陈文寿（右）赵立权合影
时间到了1961年9月1日，我开始干活。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溪河村以当时各家住所的位置，从南向北，分为上、中、下三个生产队，我家在中队，杨克军家在下队。四年前，即1957年9月16日，在杨岱、李学孔的煽动下，我被斗争批判，给予我的心灵留下永远抹不去的伤痕。这件事情，见仁见智，就如同赵映国、赖福陈、杨克军各执一端，有的人认为对我的教育，虽然过分，但是有好处，不打击我的桀傲不训，我将来会吃更大的亏。这话也许有道理，比起我后来所受到的打击，比起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打击，太小太小，简直不值一提。生产队的长幼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从而逐步减轻了我思想上的压力。
回到父母身边，象远航的船只回到港湾。父母什么苦没有吃过，经过艰苦奋斗置下的家业，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这样的打击都经历过了，都走过来了。伙食团下户以后面临的是如何填饱肚子。当时，父母已是六十花甲的老人，大嫂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如果没有父母的撑持，凭大嫂一人是难以度过难关的。母亲种了一块茴香，茴香本来是作蔬菜用的，母亲创造性地把茴香掺在饭里，这样可以填饱肚子。有一次，张弟来找我，给他吃这样的饭，他十分不以为然，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我的回来，给家庭增加了一名男劳动力。但是，我是一个相当不称职的农民。我对做农活素来没有兴趣。除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的灌输，想想父母艰苦创业的悲惨结局，想想杨克军父亲盖的一院瓦房，最后成为埋葬杨克军祖母的坟场。就是用鞭子抽我，我也不会卖力。如果不发生后来的变革，我注定要成为共产党的依靠对象，标准的流氓无产者，朝思暮想第二次土改。
我惟一的兴趣是读书。溪河村与牛井街近在咫尺，到县图书馆借阅图书很方便。管理员姓陈，广东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我常给他送一点酱食咸菜，颇得他的好感。按规定在一个星期中一人只能借一本书，但我可以借几本，满足了我阅读量较大的需求。但是，在阅读文学作品上，我具有极大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得那样荒唐可笑。我的目标是写点反映农村的东西，于是就找些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来读，什么《麦子熟了的时候》，赵树理的作品，完全是学校里接受的那一套，完全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那一套。乱七八糟的读了许多，没有什么提高。在这方面，杨克军的水平高多了，他读《曾国藩家书》，读罗曼罗兰的《约翰 克里斯朵夫》，读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经过他的介绍，我才接触到外国文学，后来发觉我对西方的东西，天生的敏感，至今不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宾川县文化馆在牛井街与下窝铺的接口东侧，县政府从洲城迁到牛井时，县人民医院就在这个院落里，后来医院建到新村坡，这个院落划归县文化馆使用。当时我们到县文化馆阅读报刊杂志极为方便，有时完成田间作业以后，直接扛着锄头、撮箕到文化馆，关心一下国家大事才回家吃饭。当时宾川县文化馆的阅览室，聚集了宾川县的文化精英，这里的常客，大部分是地主子弟。他们处处被排斥，处处受打击，只有这块精神领地，还没有被剥夺。有的是，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有的是在无助无望中，填补精神空虚。我却异想天开，想通过刻苦学习写作，和共产党政权亲和，别的路子走不通，这一条路走通了，也许共产党能够赏饭一碗。我受到前两种人的鄙视。我常常带着小本子，做些摘录，时间长了，居然有几十本。文化大革命开始，凭着我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销毁了所有的手迹，这几十本摘录也同时遇难。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了这多书，还算是没白读。
我的活动半径狭窄，无非是家里，田里，文化馆，邮电局，新华书店，别的没有什么去处。我的几个朋友，都是在这些场合结识的。宾川县文化馆阅览室，除了地主子弟，来得最多的要数太和农场的右派，但是他们要星期天才能来，来的次数多了，一个同样做点摘录工作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个子不高，与我不相上下，前额特高，红光满面，穿一件皮茄克。凭我的直觉，这是一个有知识，独立不羁的人。我被强烈的求知欲驱使着，主动上去跟他打招呼，翻开《大理日报》我发表的文章，请他指教。他也把《大理日报》上的一首诗歌翻出来， 署名“未熟”，表现得特别谦虚。他觉得在阅览室交谈不便，我俩走了出去。在田间小径的漫谈中，我毫不隐瞒地主子女的身份，他只告诉我他姓陈。我邀请他到家里吃饭，他谢绝了。过了几天，我收到他给我写来的信，大意说，邂逅相逢，在他的心海里，搅起了情感的狂浪。对于我在逆境中尚能刻苦学习，努力奋发，给予充分肯定。并且指出，只要具有这种精神 ，前进中的困难就能够踹开它！他的信，文笔干净利落，简洁明快，显然是出自一个青年诗人之手笔。这封信寄自太和农场三队，我了解到三队在新罗城村附近，就径直去找。
新罗城村距离溪河村5公里，那时不象现在交通方便，要靠脚走，如同共产党干部的话语，坐11号汽车。我到达三队时，被强制劳动的人都到田间干活去了。我试着向一位马车司机，打听这个队有没有一个叫陈未熟的人，我还主动介绍，这是一个写诗在报纸上发表的人。马车司机带着鄙夷的笑容说：“陈文寿在割马草，一下就回来了。”在马车司机眼里，我毕竟是个孩子，也没有怎样为难我。隔了一阵，一个人挑着青草来了，他带着草帽，我没有看清他，他倒看清我了。我的出现，他感到吃惊。因为他有言在先，关于他的情况，以后他会慢慢告诉我的，鉴于他的处境，我不能去找他。我的幼稚无知，使他十分尴尬。他跟我打招呼以后，更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他和马车司机吵起来了。他割的草，其中有马不能吃的植物，马车司机指责他“钻空子”，他的反驳，艺术性很高，他说：“你应该把空子堵塞好，我就钻不了啦！”我在旁边也强词夺理，为他帮腔，马车司机的口气更鄙夷了，他说：“你俩什么关系？师徒关系。”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俗语说“吵架无好口”，双方对骂了几句，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我就住在陈老师那里，他终于向我谈了他的身世。他是四川省双流县人，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他生长的锦江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衣食是富足的，他的家庭是贫农，他的父亲患眼疾，谋生能力差，他的母亲改嫁，造成这样一个悲剧家庭。他的继父愿意供给他读书，他拒绝了，他是靠国家给的人民助学金上完大学的。他就读于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时被划为右派，组织上念其出身好，他被分配到祥云县第一中学，在工作中查看。现在不让他教书了，把他发配到农场当工人。听起来，身份比右派高一点，右派是敌我矛盾，工人是属于人民范畴，但是自己仍然带着右派帽子。可以想象当时右派概念，在逻辑上混乱到何等地步。除了毛泽东，谁又能够说得清楚。他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对他来说无所谓，但对于被处理的人却是致命的。陈文寿的工人身份，丝毫没有使他的待遇，比其他的右派有所改善，工资反而少了五块多，相当于一个月的伙食费。记得我在宾川一中上学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就是六元。他和我推心置腹的交谈，使我感动。
他还写有一本诗稿，有六、七十首诗。说明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仍然在努力写作。他向我朗诵了雨果的诗《最后的话》。1852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式成立以后，巴黎盛传拿破伦三世，即将颁行赦令，凡因反抗“政变”而拘禁的在狱或逃亡在外者，均得恢复自由。消息传到海外，一部分流亡人士，不免动摇，有些人并已在巴黎政府的默许下，准备启程回国，但是雨果不为所动，为了表明态度，他写了《最后的话》。
雨果表达了自己的斗争决心：
“如果只剩下一千个人，
我定是其中之一；
万一只剩下一百个人，
我还是不放下武器；
如果只剩下十个人，
我就是那第十名；
如果只剩下一个，
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人！”
他的朗诵，语音铿锵，声情并茂，仿佛向我表明他的心迹，如果有一天，居庙堂之高的最高领导人，要召唤他回去工作，他会象诗人雨果一样，是最后一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当然，我们也谈到白天不愉快的事情。要不是“未熟”、“文寿”谐音，我还不一定能够打听得到，要不是碰上这个马车司机，我还不一定能够找到。在这个意义上讲，象我这样贸然而来的造访者，还得感谢这个马车司机。马车司机叫陈开杨，他原是下关市人民法院的干部，1957年被划为右派。赶马车，掌握运输工具，如同现在的小车驾驶员，在那交通工具较为贫乏的年代，应该说，身价远远超过现在的小车驾驶员。从陈开杨对陈文寿的态度，可以推测右派们，对陈文寿这双重身份并不看好。后来，我了解到陈开杨的身世，对后代人认识共产党政权有警戒作用。陈开杨的哥哥叫陈开板，建政初期任祥云县公安局局长，为了表明他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忠于党，祥云县第一个被枪毙的就是陈开板的父亲，按照祥云人的说法，陈开板的顶子是用他父亲的鲜血染红的。陈开板后来调到大理州公安局任一名科长，1957年，和他的弟弟，就是我遇到的这位赶车人，在同一个地方同时被划为右派，一起被遣送到太和农场监督生产。枪毙他的父亲，反倒成了伪装进步，钻入革命阵营的罪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朋友戴如光老师来怒江州找我，说要去看一个曾经在过他们村里的女知青。我想我不会知道这些人，后来，戴老师又来了几次，每次都去找。有一次无意中说到她的父亲是陈开板，戴老师以为我不认识，其实我太熟悉了，连她的叔叔陈开杨，我也知道。这位女知青叫陈云芝，何许人也，怒江州委书记和化龙的小舅子的妻子，多少人要巴结权贵而攀附无门，陈云芝不正好是一块理想的敲门砖吗？不过，当我知道这一政治格局时，和化龙已经调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我错过了一次攀龙附凤的机会。在我看来，一个州委书记，在怒江州147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党政军民学，他全管，他说了算，有什么事情办不通。但是陈云芝在怒江州卫生学校任校医时，她到州卫生局上访，申诉她的技术职称评定问题。令我大惑不解，和她一起毕业于大理卫生学校的，几年前就解决了的中级技术职称，怎么她还没有解决？我只说了一句：“你姐夫在的时候不办，现在来求人。”这时，我才弄明白，陈云芝和她的父亲，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她不善于投机钻营。结论是，如果真的要把她当一块敲门砖，那一定是一块不理想的敲门砖。过了几年，听说他调到昆明去了，无须问，那是和化龙的小舅子上调，她随迁罢了。否则她是不会提出这种动议的。
1962年，有的摘帽右派回机关工作，我大哥就是在彭荆风走后不久，被大理地委组织部宣布回机关工作的。但他子女多负担重，怕养不活自己的孩子，申请办了退职手续。有句俗话说：“有人辞官不愿做，有人漏夜奔科场”。象我就属于那种钻头觅缝，想和现政权亲和，向共产党讨一碗体制内的饭吃，对体制外的谋生，始终怀着一种恐惧感。就拿陈文寿来说，虽然口头上高唱“最后一个”，内心里也在想：“周锦川这样的好运气，我陈文寿怎么就碰不上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文寿的几个大学里的同学，也要回校了。他们从宾居农场来到县政府所在地，准备启程。经过陈文寿介绍，一位是赵立权，一位是韩寿康，另一位是钟道容，都是四川人。当年，云南生员不足，四川学子，怀着对云南美丽风光的向往，考进了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孰知是祸是福，年纪青青，成了敌人，成了专政对象。钟道容相对有名一点，因为陈文寿保存的《昆明师范学院院报》上有揭发他的材料，他是学中文的，我和他交谈得多一些。在这三位准备回校的学生中，惟一走掉的仅仅有他一个，另外两位为什么没有走成，至今我也没有去深究。据说钟道容是调干生（在职人员考入大学，拿着工资上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右派林希翎一类。），入学前已经结了婚。1967年我去北京上访，还去昆明师范学院找过他。钟道容划右时就要毕业了，劳动了四年，回校后又从头读起，1969年才分配。从1955年到1969年，经过十四个年头，钟道容的大学才算毕了业。1976年我在永胜县做手艺，认识一位姓杨的老师，她和钟道容一起分配到昭通地区一所中学，钟道容的信息至此无下文。韩寿康是名士派，未进行过深谈。右派改正后，和他的妻子到了下关，退休后，与一班人拉二胡，唱京戏，自得其乐。只有赵立权，和我开始了旷日持久，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留到后面专章叙述。
诗人终究是诗人，陈文寿天生浪漫。为了物色对象，我还同他去过农场附近的村庄。他看上了某姑娘，并不是直接去进攻这个姑娘，去追求这个姑娘，而是先去拜这个姑娘的妈妈为干妈，企图通过这个干妈招他我女婿。结果是单相思，是一相情愿，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成为农场老右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别人笑话他，他不能容忍，他认为这纯属个人隐私，别人侵犯了他的人权，跟人家干架，与他在同一个运动中戴上了同一顶“帽子”的人，为了这鸡毛蒜皮的事情搞得不欢而散。
如此周折，总算在离农场较远的江干村找了一个，这人叫杜汝兰，贫农，在生产队当会计，是一个贤惠的女人。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决定下嫁右派的人，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们也不图什么，图的是和和睦睦过日子。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1978年的右派改正，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质的变化，与同一个村庄里同龄的女子比，终于从糠箩里跳进了米箩里，甚至还跳出了“农门”（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一下子又被同一个村庄里同龄的女子羡慕得不得了。再往后，她们的子女一个个上了大学，有了工作，她们得以安享晚年。
当年全国打了五十五万右派，估计要接纳一半以上的杜汝兰。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划为右派时没有结婚的，不用说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至于已经结婚了的，由于政治压力多半离了婚，也只能走这条路。杜汝兰们，本来是不怎么仇恨阳谋制造者的，但是在和右派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逐步积累的仇恨，也使这些人对发动阳谋的元凶有着刻骨的仇恨，你说，恨他的人不就成几何级数增加了吗？他的大救星地位不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吗？
后来，陈文寿从新罗城五队调到哀东十三队，我和他的往来并未因此而中断。1967年6月，我混进后来被中共中央定为“两派都是错误的”其中一派，成为里面摇笔杆子的重要角色，10月份去北京上访，给陈文寿带去申诉材料。我才了解到他划右派以后，分配到祥云一中，当时的处理是在工作中查看，这是对右派处理最轻的一种。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祥云一中党支部书记郑育和又给他升级了。收集的材料主要是，他在上语文课教大家造句时，信手拈来一个句子“同学们发出爽朗的笑声”，他是四川人，可能是发音上的差异，同学们把“爽朗”听成“双人”，于是定罪为“在课堂上公开宣扬低级趣味”，此其一；他在讲大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品《日出》时，朗诵剧中主人公陈白露的独白：“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被定罪为“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新社会，攻击……”。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与郑育和理论，郑育和叫学生用棕绳把他五花大绑，残酷到不准解大小便。就这样被押送到太和农场劳动改造。明明是右派，却不得享受右派每月21元的经济待遇，美其名曰，从轻处理，享受工人每月16元的经济待遇。那年月，5元钱可以解决一个月的伙食费。可想而知，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是怎样变着戏法整人。
陈文寿和杜汝兰结婚后，总是有许多家务要做，比如打米、磨面，当时用水作动力，宾川缺水，常常耽误几天，哀东十三队的坏头头，不辞劳苦亲自到碾房、磨坊，将陈文寿五花大绑捆回农场。这给杜汝兰等家人的心灵上带来多大的伤害。杜汝兰的贫下中农亲戚看不下去，通过大队支部不断给农场申请，以贫下中农家庭缺乏劳动力为由，终于脱离了以整人为乐的农场，回到江干村接受贫下中农专政。陈文寿从戴上右派帽子就一直到改正，因此没有享受过摘帽右派的待遇。从这一点上讲，他可以眩耀做了法国诗人雨果《最后一个》中的最后一个。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需要一张手推车，我们家里正好有一张旧车，通过更换几个部件以后，勉强可以使用，他答应补偿30元。我的岳母一再催索此款，我只好去找他。为了此事，他指责我说：“几十年的交情，毁于一旦。”俗话说，三分钱逼死一个英雄汉。他需要帮助是事实，但是，我当时的处境也实在拿不出这30元钱，交给我岳母。我只能忍受朋友的误解。说是这样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中断。右派改正后他分配到宾川三中教书，我回乡省亲，每次都要去看他。多少年来，收入有限，比起经商和做官的，显得十分寒碜，颇感忿忿不平。退休后仍旧四处找活计，弄点收入。要把自己的收入增加到经商和做官的水平，恐怕难以办到。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