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罪十七年——华阳河农场(下)

在几年的大墙生活中,我应该算是幸运的,其一,没有死在牛山的苦役和非人虐待中,熬过一劫;其二,在全民大饥荒中,我成了鸡冠山上特殊人物,大墙里的人上人,一天肚子也没饿过,躲过二劫。遗憾没躲过十年文革这最后一劫,加上之前的四年甄别,十多年带罪之身,对身心摧残,无异慢刀子细割、凌迟。

1962年初,各路右派纷纷回原单位甄别,我回来较晚。一句话:没有迫切感。

自1959年秋到鸡冠山铁矿开始,我管理一个中队一百多个劳改,他们巴结我,可以分配轻活,开病假条,可以从我手里得到衣、被、鞋诸多物质上好处;政府也巴结我,我可以把国家用于罪犯的物资转为民用,主要是布匹,不要布票、不花钱就可得到,让他们老婆孩子免去衣不蔽体之苦,这些东西上面没有阶级烙印,谁都可以用。我也非常熟练的利用手中权利,对农民犯宽厚,对政治犯同情,最反感同类相残,对刑事犯则毫不留情。我可不管你什么“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当时阶级路线完全相反,“敌我从宽”,“内部从严”。左派整我,我无法还手,在大墙内,我可以用我特殊身份,整整革命派的“内部”,即那些杀人,抢劫、强奸之类残害人民的刑事犯。

对劳动上积极的表场、爱护;对政治上积极的则阳奉阴违。表面上不好说什么,有时还鼓励几句,如遇到检举揭发小报告,也当面说几句官话、假话,如靠拢政府,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之类,待他前脚出门,我看都不看这些告密,就把它撕烂,心里厌恶的骂道:妈的,到这种地步还搞人。大墙里的告密与党内、机关内的告密都是一丘之狢。

当时虽身处大墙,在罪犯和政府之间两面逢缘,生活环境高于罪犯,不似政府,胜似政府。

因为与罪犯,政府均有广泛接触,对社会情况有所了解,知道当时社会上除极少数无心无肺的左派外,走到哪里都没好日子过。对自己处境的改变不存在幻想,更没有早日回到人民怀抱的迫切感,加之耳闻目睹,回去的右派生死还是控制在当年整他们的左派手里,有的右派回去像踢皮球一样无人过问,处境甚惨。

事隔多年,我与原单位早已断绝关系,有无熟人都搞不清,对回单位甄别之事,不敢冒然行事,不安地在观望、等待。此时一个叫吴拯的事务长与我交好,就是向我推荐清诗“江东余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的那位右派。他告诉我,他有个弟弟叫吴斌在华阳河农场,我如回单位可先暂在他那里落脚,找不到人,办不成事再回白湖,我觉得这是个办法。

做了几天准备,利用手中关系,搞了一些当时稀罕之物如花生、山粉、黄豆,挑了一小担上路,在芜湖、南京逗留几日,东西散完,回了趟黄家湾,到华阳河农场已是六月初了。

按计划我先找那位白湖事务长的弟弟,一打听,此人已调走了。我莫知所措,彷徨徘徊之际,在离总场北边不远的路上碰到王万茂,他原为部门领导,后打成右派,不同的是,他先是反右的积极份子,后来又被别的积极分子当右派批斗,不像我从来就没积极过,也没机会积极。见到他,我很高兴,至少可以有个打探的渠道。

我吞吞吐吐不知如何称呼,旁边的人告诉我:这是王主任,华丰作业区主任。我精神一振,他右派变成主任,我右派也坏不到哪里去。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很快找到了反右时的同事和领导,场领导李命思,张枣兰(政治处主任)夫妇,好友唐宣希,谢佑文,支书邹笑勃、鲍时中,大家见到我非常高兴。

回单位的右派们,境遇凄惨,有的几乎只穿一条裤头,形象猥琐,狼狈不堪。我竟白白胖胖,神采奕奕,出人意料。几年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整人的、挨整的都疲惫不堪,我则是例外。大家说,单位右派全回来了,就找不到我,莫非…。没死!“胡汉三又回来了”,我当然不便告诉人们我所以迟迟未回来是“乐不思蜀”。

张枣兰告诉我:我们没划右派的人比你们更苦,你们反正“人死无病”了,我们则成天提心吊胆,不定哪天就大难临头,他丈夫李命恩1959年被划为右倾份子,批斗下放,苦力干活。

当日一个姓徐的办公室主任,反右后人已调走了,华阳河农场还寄顶右派帽子、一个处分去他新单位,逼他悬梁自尽,人整人简直整疯了。

这姓徐的也不是好鸟,当日送我去劳教,就是他宣布的,一脸的正经。知道他的结局,此时同情超过积怨,千古艰难唯一死,死者为大,我还能说什么呢?

与我一同划为右派,年青干部殷成立,壮实的小伙子,年纪与我差不多大,唱一口好黄梅戏,在牛山时不堪苦役与受辱,触车自杀。目击者告诉我,他们同在收工下山的队伍里,相距不过几米,一辆矿石开过,人皆避之,他则一头钻入车下,身体碎裂,血肉模糊。

还有一位既非右派又非左派的后勤人员,在大跃进中,战天斗地,溺死于长江。

唐宣希为人仁厚老实,生性懦弱,因人缘好,又没抓得上手的大毛病。凡为右派者,是非不论,大多还是一块料子,绝非窩囊废,他不够这块料子,躲过一劫。为我这个右派朋友既不服又难受,暗地伤心落泪,被领导训了几次仍不能改变立场。甄别时一见到我,本来就纳于口的他高兴得结结巴巴一时讲不出话。久而才说出几句实在难懂的闽南话:请我在他家落脚,就是在当时政治环境较松的情况下,主动请一个右派住在自己家里也非常事。我答应了一半:吃在他家,住招待所。

反右时他还是单身汉,此时已有家室,老婆年青活跃,与一小学教师有染,夫妻吵架时他一砖头把老婆头砸破。闹到派出所,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不料证人全都不帮她讲话,反而做伪证说:砖头是妻子砸丈夫,没砸到,从门板上弹回来把自己头打破了。这女人呼天恸地叫屈,旁观者一旁哄笑,谁叫你偷人。老唐只好自己出来作证:“我砸的,我砸的。”多可爱的老实人。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甄别不过是七千人大会后,中央高层部分人顺应民意提出来的,不久遭到决策者的反对而刹车。少数幸运者赶上挡口解决了,绝大部分直到1979年胡耀邦手里才改正。我回单位时,甄别基本已停止了,和领导谈话也支支吾吾,不得要领。经办人鲍时中也曾主动帮忙,奈何我的原始档案流失了,待到从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大墙内–普济圩农场找到时,一切都晚了。

我又想起老虎和免子的童话,对甄别本来就不抱希望,也不拿它当回事。

性格所使,甄别中我又犯了次错误,不过终身不悔。

回单位甄别的右派,每人可补助一百多元,十几丈布票,这对受苦受难的右派来说真是皇恩浩荡,感激不已:组织关心,領导照顾,“磕头如倒蒜”,叫写申请就写,叫填表就填表。

我顽劣不改,这算哪哪,无端的批斗,戴帽子,劳教,达五年之久,受尽磨难,只差一死,这精神、人格损失(当时尚无人权一说)就值这一百多元加十几丈布票!这不是糟蹋自己,作贱自己,我断然拒绝,不写申请,不填表,不给拉倒。

其实也傻,你跟谁较劲?谁划的右派,右派千千万万,你找谁去,根本就找不着或不敢找。你不要自有人要,你不谢恩,自有人谢恩。

反右时我是典型,甄别时又是个典型,落得个:年龄最小,问题最少,态度最坏的后果。

真可谓死不悔改,十七年后右派改正,我仍然拒绝写申请要求一切生活补助。

正如一个被歹徒强暴的无辜少女,还要向不法之徒写申请、填表要求一点钱和布票的补偿吗?在金钱和尊严之间,我不假思索的选择尊严。业内人士说:这样的右派,省内未见第二人。

甄别无望,云游四方,整个1962年大部时间我是在探亲访友中渡过的。

记得六月初从复兴上船时,唐宣希赶到码头追我回去,焦急而恳切地说“不要走,大家再帮你想想办法,希望还是有的,”我还是拂袖而去,谢谢友人。

中央叫停的事,下面有什么办法,其内幕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只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才向世人解密。

从黄家湾、南京、芜湖、金寨、庐山、贵阳逛悠了大半年,1963年春天从贵阳回来后,去白湖办了最后调离手续,告别大墙,回到荒湖地僻的华阳河农场,从此进入了长达十七年的孤独、寂寞、屈辱、无奈的漫长岁月,右派帽子如看不见小咬,无时不刻不在噬咬我的青春、灵魂和肉体。

在我划右派的地方,华阳河五场,我看到了我的原始档案,足有近半尺厚。从芜湖农校到徽州森工局,到省林业厅,到华阳河,可以说无一句是真话,完全从政治目的出发夸大的,歪曲的,编撰的,无限上纲的。

档案里有数不清的罪行,光帽子就有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阶级异已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右派分子、极右,“地富反坏右”占全了,根据政治运动要求,各取所需。这就是“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具体实践,想怎么戴顺手就来。

最厉害的还是1952年十八岁时在家乡宣传三反与当地干部发生矛盾定为反革命活动。根本不存在的同学录《五三通讯》定为反动组织,这就够了。“胡风为什么不去台湾”却消失了,估计我够不上胡风分子吧,不能高抬我。

1955年反胡风、肃反坐牢的材料是它,1958年反右劳教的是它,文革中戴高帽子游街还是它,这点宝贵的资源,反复利用,如果不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改正右派,恐怕真如老人家之愿: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毛纪念堂里,在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帅、伟大的舵手尸体标本前,我心中大声呼唤:你死了,我却活着。

古代死刑就是一刀,我却不知被砍了多少刀。1979年12月19日安徽省安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回避了我那些“反革命”材料是否存在,但明确表示,我被砍的刀数也太多了。判决书称:“1958年被划为右派,又联系到已处理的问题,以反革命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现右派已改正,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显属不当,故判决如下:宣告黄显炯无罪。”

法院也真会开心,要我“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起十日内,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年判我有罪不敢上诉,上诉就是不认罪,翻案,罪加一等。如今宣布我无罪岂有不服之理。

感到欣慰的是,档案里所有材料,没有一件是朋友们写的,也可以说在历次运动中,没有一位朋友诬告出卖我。所有“罪行”都是与我毫无关系,甚至互不相识的人提供的。我知道,运动中的政治表现除了批斗会上面对面刺刀见红外,背靠背的告密和小报告(检举揭发),也是极有分量的,它是与个人前途、升官发财息息相关的。友人们在前途与良心上,无一例外选择了良心,友情万岁!

互不相识的人写了我些什么呢?年代久远,当时就不往心里去,如今早就忘记了。鲁迅说过:画家是不画大便和鼻涕的。我什么“家”也不是,心里也决不掂记那些还不如大便和鼻涕的人。

也没有全忘记,有些则是刻骨铭心的。

“夜深唯有张家月,照见湖滩一帐蓬”,是污蔑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与友人仲芸信中提到她用头发把我脑后一颗肉痣扣死一事,是影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视为毒瘤。为我提供一个不祥信息:仲芸坏事了。果不出所料,她比我整得更苦更惨,家破人亡。

我的父亲换成乔大伯。

故乡黄家湾是个有枪有炮的黄家寨。

在所有材料中,看不到一份是所谓检举揭发之类,一律冠以“证明”二字,我就此请教了先是敌我,后是难友的邹笑勃。

原来反右时为每人分配任务,确定检举揭发的指标,谁敢落后?一时材料蜂涌而至,短期却又很难定案。

当时我党规定,凡属检举揭发材料都必需经过调查核实,否则只能属怀疑而不能定罪。此时反右紧迫,时间急、人手紧,不可能按常规程序办亊。

不知哪位天才想出这个好主意,何不把“检举揭发” 一律改为“证明”,证明者即亊实也,不经调查核实,即可戴帽子、劳教、判刑、枪毙,适用于一切“分子”和各种处分。

我的右派帽子就这样被一些与我毫不不相干的人“证明”后戴上了,该发明人真可得政治运动诺贝尔奖。

重回原单位,满目萧条,华阳河农场远非昔日可比,反右前技术人员多为大专院校分配来的,单纯有朝气,拖拉机手多为转业军人,吃苦耐劳,工人多为统一调配的复原军人和当地农民,真朴无华,领导多为各党政机关抽调的,全是正规军,彼此亲如家人,上下都有一心为国家建设的献身精神。我虽在省城反胡风中遭重创,在新环境里恢复也快,认为什么都过去了,一切从头开始,我的天真无邪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击得粉碎。

此时农场一片萧条狼藉,原来学生技术干部多沦为右派,大部分领导不是右派就是右倾,少数漏网之鱼也心有余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祸从天降,彼此戒备森严。干部们言行举止都遵循两句话:走路办事要靠左。说话不谈三、六、九(三面红旗、六条标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

反右后最大受益者是普通工人,他们中间不划右派,划“坏分子”也少,是运动中主要力量,我见到不少工人此时已成为生产队长或其他基层干部,大多是正派人,他们对我都很好。

一线工人多为大饥荒后从苏北、皖北逃荒外出的农民,当时叫外流蛋子,多为本分的谋生者。1962年历次运动中被外地送来华阳河农场改造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劳力奇缺,外来人员来者不拒,缺乏起码的审查,其中难免有作奸犯科、不法刁民,几年后成为文革中的造反派主力。这些人来自社会底层,想向上爬难有机会,一旦遇到文革这样无序社会,对他们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一幕幕人间惨剧就所在难免了。

1963年初到文革开始,我以右派身份在五分场八队当技术员,书记鲍时中与我1956年就相识,第一次见面他在鹅湖作业区自己动手为我和李栋臣做山芋粉烧鱼,是当地特色菜。山芋粉稀释后下锅遇热凝成黑色胶状物,起锅后切成一寸见方小块,单烧或和其它荤腥混烧均可,有咬劲,口感好,我爱吃。

鲍出身好,聪明,有文化,有能力,熟悉官场规则,历次运动均未受到冲击,与我多年相处,感情融洽,工作配合默契,彼此都是正派人,毫无政治芥蒂,有这样一个一把手保护,虽身为右派,也受到周围尊重。生活上受到他关照,全队只有两幢瓦房,也分给我一间,文革开始,第一张大字报叫我滚出瓦房。

他不幸青年丧妻,前后两任妻子共生了八个孩子,生活之艰可以想见,穷困而不潦倒,从不以权占公家丝毫便宜。夫人田间、家务都是一把好手,我尊之为何大姐,闲闲慢慢、不疾不徐,把家中收拾得干干净净再下地、工分挣的也不比人少,能把一些普通的菜蔬加工成美味,其中以茄子为主食的一道菜印象犹深,茄子切成片,和上面粉,煎烤后饭菜合一,既当菜又能填飽肚子,很爽口,这种吃法与大饥荒年代瓜菜代完全两码事,这是享受,那是受罪。

1969年初,妈妈在无为乡下一农户屋檐下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消息传来,悲痛欲绝。当时我处在造反派极严厉的监管之下,不要说奔丧、悼念,连眼泪也不能掉一滴,否则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斗你半天,打你半死才怪,每天身上都带着批斗、游街时被打的伤痕血迹。

思母之情难忍,总想找一处倾吐之地,谁能接触,我想起何大姐,从东圩偷跑到西圩,足有十多公里路,躲在她灶下,佯装添柴烧火,泪如泉涌,继而失声痛哭,极诉丧亲之痛。她安慰我,递来热热的毛巾供我拭泪,文革中想找一个哭亲人的地方也难,感谢何大姐!

鲍时中文革中虽未受到政治迫害,但小妹金花在文革乱世竟遭几个合肥知青杀害,在田野身中七刀!案破之日,我对天怒吼。

欣闻案破泪纵横,民愤惊天云怒流。
杀尽人间几条狗,姑娘难报七刀仇。

后来对一位友人说,这吼声为金花也为我自己。

1964年9月初,鲍时中和我找个理由,好像是去九江买铁铣和木板,同游庐山,费用由他安排,导游、讲解归我,两年前夏天我在庐山生活半个多月,轻车熟路,一个共产党支书,一个反动右派共享山水之乐。

在庐山我们玩得很痛快,阶级斗争管不住我们,谁也奈何我们不得。文革中,造反派为此向他发难,他是红五类,又有政治技巧,自有办法化解。

在庐山宾館里我们与中山大学一位老师和上海一位职业画家张大昕四人共住一个套间,隔壁住一位北京某高校採集植物标本的老教授。白天画家和採标本老人各干各的,大学老师则与我们三人行同玩同逛。晚上上海画家整理素描,北京老人整理标本完毕,我们一起闲聊。

画家知道我没上过黄山,他拿出一本黄山素描对我说:黄山是好,太累,玩不动。

老教授知道我没去过北京,对我说皇帝日子还不如现在老百姓,你看故宫,卧室没窗户,门坎太高,难跨。

一日三人同逛动物园,一进门路边传耒一片鸟语:同志,您好!吃饭了吗?哈哈哈…。逗得众人一齐哈哈哈。碰上雄孔雀正在开屏,张开喏大的扇形尾巴,五彩斑烂,相比之下,几只雌孔雀灰头灰脑,形相见拙。遊客则相反:女士打扮花娋,男士一律灰、兰两色。此情此景,大学教师有感向我发问:为什么动物界雄性一律说比雌性壮美,人类也属动物,美却为女性专有,男性则少有修飾。我回答:这正体现人类女性可悲,在物种繁衍上雌性佔有绝对优势,雄性为传宗接代除一律低声下气向雌性求爱外,还在进化过程中体现壮美,吸引异性,如雄狮鬃毛,孔雀开屏,鹤类起舞。人类则不需要这一套,母系社会后,男人逐渐有了优越的社会地位,不需要靠生理优势或打扮自已就能得到异性的爱,他们靠出身成份、政治地位、城镇户口完可以代替生理优势,病鬼也能讨到好老婆。城市女知青下嫁农村贫下中农还上了《人民日报》,成了时兴。女性爱美,爱打扮,只能说明她们社会地位低下,可悲,不得不如此,时间一久就成为定势。

听完,大学教师略一沉思,问了句题外的话:“你,什么职业?”“农民。”(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专政对象,”)对方眼神表示怀疑。

在庐山宾馆早餐,一位客人说他买了两份,服务员只给他送来一份,追问之下,服务员不买帐,说只收到一分单子,客人咆哮起来,直闯售票处找卖票人算帐,满歺厅人都等着看热闹。这时一位不太年青的宾馆大姐,和颜悦色拦住他,用极温和的家庭口语对他说:“两份就两份吧,她(指卖票人)脾气不好,吵起来大家都吃不安,我再给你拿一份是了。”几句话化解了一场本来与她毫不相干的矛盾。当时我就想:谁能娶这位大姐为妻太幸福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日子里,居然还有这样和事佬。一件小事,使我至老难忘,当场心里就套用了荷兰名导伊文斯在电影《激流之歌》里的一句话:如果世界由她来主宰的话,人间将永远没有仇恨。那年头,见到一点人间真情都被我无限放大。

文革前几年,右派帽子虽在,环境还不是太严酷,像干部吧不在编,像工人吧不干农活,类似当年在江南鸡冠山上的混子,哪里几百个犯人中就我一个右派,比谁都大,一身匪气。如今,虽说回原单位,几百个干部工人中就我一个右派,比谁都小,可怜巴巴,反动思想有时仍不免要冒出来。

一个淮南下放的小姑娘,叫郑奉贤,才十六七岁,出身不好,父母或死或关,够可怜的,要命的是性格却桀骜不驯,全不把身边贫下中农和工人老大哥放在眼内。革命的大妈大婶对这孤苦的女孩也毫无恻隐之心,有时还要在她身上找一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常羞辱她,摆一摆贫下中农的架子。

姑娘生性活泼,能歌善舞,虽衣衫破旧,声如莺,腰如柳,饭前饭后空碗、筷子就是道具,不自禁就:“手拿碟儿敲起来,好曲好唱口难开”,引人注目。

可能为发泄内心郁闷,竟然将黑色上衣前后襟前各缝一块碗大的白补丁,在人前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用今天的话说:十足的另类。在广大革命群众前毫无自惭的感觉,更不用说什么再教育了,理所当然引起人家革命义愤。

冲突爆发了。

一次小组会上,革命的婶婶大妈们再次帮助他,说她整天疯疯颠颠,出身不好,还洋洋自得,全不把贫下中农们放在眼里。往日凡在这种场合,小姑娘不言不语,听不听只有她自己知道,事不过三,一再追逼她对贫下中农的态度,她内心火种终于燃烧爆发了,竟回了一句让革命同志几辈子也想不到的话:

“给我当佣人我也不要!”

这还了得!大家懵了,竟一时转不过神来,无人作声,太伤人革命感情了。小姑娘太小,又无家长可追査,关、斗、杀都抓不上手。

我真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有了知音,愤怒出诗人,专为她写了两首诗表示同情、支持。

补衣黑白任倒颠,落泊姑娘不计妍。
昨日人前一句话,野狂似我十年前。
洒脱远离闺秀行,漫将歌舞寄疏狂。
休惊尘俗多流语,不望苍蝇识凤凰。

在田里,四下无人,我读给她听,并作了注释:你就是凤凰。她深深弯腰向我施礼,说声“谢谢”,泪水夺眶而出,马上用手捂住嘴,转身离去。

那时经常出现特务、反标,闹得人心惶惶,有时半夜起来抓特务,而且是空投的。当时我就怀疑,特务空降到这个穷乡僻野来干什么,破坏你几棵棉花还是几棵玉米,反正我没见过,也可能是政治演练,苏修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嘛。

反标我到真见过,生产队临路的一方墙上原是一句: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万岁。时间长了,口号也残破了,共产党三个字也看不清,队里叫人重新粉刷,正商量第二天写什么内容,我拟好了内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空是空点,但不血腥,也没火药味。谁知这块标语阵地,当夜无产阶级没去占领,却给资产阶级占领了。一早,人们发现有人用黄土块在上面写了两行大字:合作化不能走,毛主席老狗。惊动了各路人马,议论如何保护现场,如何侦破,我冷静在思考,妈妈的,还真有不怕死对着干的。像老师改作业对这两句进行品味:第二句颇有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味道,人家那么一把年纪,骂人总是不对的。第一句则是大实话,为实践证实,不算反标。

露天电影是当时最大的文娱活动,有时连放几部从晚上放到天亮,内容无非是好人和坏人斗,好人取得胜利。工人们常就电影内容向我作些提问,其中有两个问题当时我回答不上,现在也仍然回答不上。

一个姓戴的拖拉机手问:不是说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吗?那为什么历朝历代,人一犯法就送去劳动,让他光荣;一当官就不劳动,让他可耻。

一个姓窦的河南女工问:地主那样坏,见东西就抢,见农民就打,见漂亮女人就想那个,这样的坏人,一出门不就被人打死了,世上怎么还有地主?

姓戴的叫戴能友,为听敌台遭单位逮捕,关押中半夜利用专政队打瞌睡之时,把枪偷跑了,被四处追捕,他无路可逃,在一棵树上吊自尽。我当时认为他是明智之举,把看守的枪偷走了,大灭了无产阶级的威风,出了它的洋相。当求生无望,选择离开人世,以免羞辱,否则活了比死更难受千倍万倍。

那个问世上怎么还有地主的河南姑娘叫窦红珍,如果不是后来文革,很可能成为我的妻子。

一天河南姑娘在棉花地里拾到了一只瑞士三度士手表,一听,小东西还嚓嚓响,又高兴又新奇。女工们轮流贴在耳朵旁听,轮流放腕上戴,夜里醒来也听听摸摸,怕丢了。谁的呢?几百人生产队,干部没有一块表,工人更莫谈有表,有表又下地的只有技术员。

小窦是劳动能手,全场拾棉花竞赛第一名,上报的劳动事迹就是我写的。她拾棉花时从不伸腰,像绣花一样轻盈,无声无息,看不到人,听不到声,,收工时扛回来几大包棉花能吓倒人,经常一个人拿不动还要找人帮忙。本来我们两人印象就不错,加上拾表的事一促,关系更进一层,劳动好手和技术员相好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我能接受她,健康、直率、热心而泼辣,“政治条件”特好,心里根本不知道阶级斗争为何物,她在我眼里是个好姑娘,我在她眼里是个好男人,这就够了。我曾向她提出我的右派之事,她竟莫明其妙,很不理解说:谈对象是找个好男人过日子,与右派不右派有什么关系。多单纯可爱的姑娘,什么伟大的人物,高深的主义,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

她符合我当时择偶的条件:

一字不识,免去了读书人文字狱之累。

温顺、耐心,纳双鞋底坐下来大半天不吃不喝,完成方罢。

长相大气不俗,体态匀称,身强力壮,干活不逊于男子。

惹起火来,骂人粗野、泼辣、生动、形象,说人家缺德是:父母睡錯了时辰。无论男女老少,都爱听她骂人,谁也不是对手,都怕她几分。这样的姑娘正弥补我性格上不足。

再优秀再厉害的人也斗不过老人家发动的文革,蒋介石、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是他对手,何况一个农家小姑娘。

跟我成家,用莎士比亚的话:是生存还是死亡。我决定不让她受累,文革开始两人商量结果:分手,各自另选生路,临别,她许诺:以后年年给你寄河南大枣,文革不久她离开农场,未知所终,大枣没见寄,倒是我每次见到大枣就想起此亊。

陈晋珩,五场团支书,很帅的小伙子,叙起来还是我前后同学。以前彼此并不认识,平时少言寡语,与我很少交流。也是甄别班子成员,应该看过我档案,知道我“罪行”的,但丝毫感觉不到对我疏远。每次我到场部办事,开饭时他总出现在我身旁或跟在我身后,悄悄的对我手里塞几张饭菜票,够我一顿吃的,“成交”后,彼此一声不响,各干各的。次次不少,时间长了,难免有些不过意,想避也避不掉,这算哪!施舍吧,我虽困难,肚子还能吃饱,礼遇吧,和右派还有什么礼遇可讲。

他和鲍时中、邹笑勃等老友不一样,他们在反右前与我就有交往,知道我为人,看到我档案,全是些狗屁。彼此性格直率、工作认真,为人处事有许多共同之处,志趣相投,用得上那句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大凡知道我底细的人对我都恨不起来,不了解的人跟着起哄,瞎恨,间或有之。

这持之有恒,百赠不厌的饭菜票出意何在?冥冥之中似乎得到一个信息:这是善良的人们对待不幸无辜者所的一种心态:同情、不平、憐慏均有之,陈晋珩就代表这种社会心态。

五场领导老红军张必少,自幼苦大仇深,战场上刺刀见红,阶级觉悟不谓不高,他在我身上一点也找不到右派的感觉,每逢他下来开会,我都回避,他总拦住我:“别走、别走,留下来听听、听听,”我只有留下来“听听”。改正后我成家之日,他十分高兴对我说:你的喜糖我要多吃几份,为你我在文革中不知多站多少次、多斗多少回。

多好的张老红军。

回单位后毎月工资二十元,是我在劳改队里一半,想起来毫无逻辑可言,也无处申诉,比起周围也不算少,生产队长们养家糊口每月工资也只有二十元,而且温饱无虑。

政治压力当然存在,革命同志们日子好过吗?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情难觅,假话连篇,社会上和我同样戴帽子的人回单位挂起来的有的是,每想及此,只能忍气吞声,強压积怨,这日子何时是了!

那时工人们只要肯累,日子还是能过的,可以种菜、养猪、喂鸡、鸭、鹅,就是不能种粮食,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战略物资,让私人种岂不要天下大乱。

干部们生活更好过,农场生产什么家里就有什么,不用买,只要“搞”,这决不同等於日后贪污、私吞,是具卜有当时社会特色的分配方式,和权势、关系、脸皮挂勾。为避嫌,一般不吃窝边草,甲队到乙队“搞”,乙队到丙队“搞”,丙队到甲队“搞”,也有互相“搞”的。有人下队工作,随身就帯有油壶、口袋。碰到干部身带农产品,不要问在哪里买的,要问在哪里“搞”的,这习惯一直“搞”到不吃大锅饭才慢慢消失。

改正成家后我也“搞”过,第一次印象尤深,一天我因公去三场,顺便到一个熟悉的生产队买点鸡饲料,先由仓库保管员开票过磅,中规中矩,及至付款,被告之会计不在,下次再付,我明明看见会计在家,正不知所措,驾驶员小邓对我叹口气,摇摇头说:“哪有总场人到生产队“搞”东西给钱的,下次再付就是不要钱。”啊!原来如此,领教了。

私家养猪很少用饲料,有的人家把买来小猪身上做个记号,赶进玉米地里就不管了,到年底都变成几百斤的大肥猪,野性十足,很难捉到,没劳力的,只有请民兵用枪打,有个眼睛不太好的老太太竟对是否是自己的大肥猪表示怀疑:这是我家的吗?

有个叫黄育川的当地人对我讲这个故事,湖对岸水丰草茂,牛也是放养的,自生自灭,没有人问,呈半野生状态。当地人没有吃小牛肉习惯,太小的吃了丧德,把“野牛”捉到很便宜就卖掉了,三、四元钱就可买条小黄牛。我当然不信,和他抬扛,打赌,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牛,经调查了解,还真有此事,只得认输。

三分场一生产队长夏应高是反右前统计员,也算是故交,请我吃饭,满桌鸡、鱼、肉、蛋、白酒,一应俱全,就是没饭吃,家家都统一到公共食堂买玉米饭,人们叫玉米糁子,把玉米加工成米粒大小,煮热后,黄澄澄、香喷喷,色香俱全,只是吃下肚总不如吃大米舒服,满桌美酒佳肴却吃不到一口米饭,生产队长家尚且如此,老百姓想吃一口米饭更太难了。

烧柴不花钱,棉花拾完,秸杆拔过,当地叫棉柴,散放在地里,随便挑,多少随意。有的人家看看够烧一年就行了,有的则把自己家里的棉柴垜大小当成能耐和财富的象征,和左邻右舍攀比谁家柴垜大,以求心理上满足,大多数人家棉柴烧一半烂一半。一年的烧柴在几天内搞成,地里人来车往,非常热闹。

挑棉柴是力气活,綑棉柴则要有投巧。一堆泡泡松松的棉柴,綑成一綑结实的圆筒很不容易,必需把扁担放在棉柴上一起绑,用膝盖压紧,把两道绳子扣紧在扁担头上的小木茬上,让扁担和两头棉柴连成一个整体。綑棉柴的活是一个叫张永林的苏北工人教我的,也算我的老师。他和教我子曰诗云,唐诗宋词一样让我尊重和怀念。

我一方面担任技术员,偶尔也干点农活,到不是要表现自己,说打发时间混日子更确切些。不干活,远离工人,虽有干部的感觉,也有右派的感觉,和工人在一起出力流汗,也不觉得自己是右派了。

真正的孤独、寂寞则是文化层面的。

在肃反的大牢里,在右派群体中,在劳改、劳教的大墙内,有的是秀才,天文地理、九流三教、诗词歌赋、七十二行,很容易找到交流对手,只要不触及政治,知识上有问题身边不乏解惑的。

如今“回到”人民怀抱,文化层面竟是一片浑浑噩噩、毫无生气的戈壁沙漠,干部们不是少数想整人就是大多数怕被整,工人中除极少数不安于现状,伺机往上爬的人,绝大多数追求的是挣工资养家。什么党变修、国变色、防修反帝那是谁也懒看的报纸上的事情。

文化生活对我来说如水和空气须臾不可少的东西,寂寞呀,寂寞,简直要把人逼疯,一有机会就像溺水者拼命抓住救生圈一样决不放过。

1964年夏安徽农学院一批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华阳河农场实习,带队的老师是我本家,也姓黄,农经专业,浙江嵊县人,南京农学院毕业。白天他和我与学生忙于实习专业有关的事,土肥、植保、栽培,晚上学生们成群结队,村前树下自寻其乐。他孤身一人比我更苦,我还能和工人们点点头、说说笑笑,他只有呆在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看天花板,与我惺惺相惜。

某晚,我去看他,远远传来一阵声音不大的越剧:“我家有个小九妹”,优美纯正,韵味十足,正宗傅派,我精神一振,正是从黄老师屋里传出来的,我轻轻推开半掩的门,见他背我面对后窗而立,对窗外夜空吟唱,很投入,不知有人进门。我也不惊动他,以延长这难得的享受,到“梁兄你花轿早来抬”时,我不禁跟他一齐和唱起来,声音水乳交融,他急转身,一愣,这穷乡僻圵的破地方竟然有两个大男人合唱“小九妹”。

有了共同的爱好,不打自招的互相谈起了各人越剧经历。他本越人,世代生活在越剧环境里,故乡几乎所有男女老幼都爱上这一口,迷上这一口。在学校、公园、街道等公共场合经常聚上几个人、数十人一起同声合唱,那才叫过瘾。同乡们异地相逢,寒喧之后,很自然的一同来几句“西湖山水还依旧”,“记得草桥两结拜”, 说时还不停的嘬嘬嘴,好像在品尝美味。我羡慕,也信。

十年前,我在新安江上,上班就和浙江淳安排木们在一起,小伙子们休息时三五个站在木排上,手拿木篙,插在江水里,对着一江碧水齐声高唱“一见梁兄魂魄销”。声音从江面上传过去,再被对岸青山挡回来,余音在青山绿水之间反复回旋缭绕。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美极了。当时我竟然这样想过,我如果在这样美的山水中,这样美的乐曲中死去,也是幸福的。

黄老师大学毕业调来安徽,离开了越剧环境,听不到,唱不出,憋死了,什么小倒戏、黄梅戏、泗洲戏,老土,全没胃口。

我也谈起自己当年在杭州、富春江、新安江上的风光岁月,从一张唱片进入越剧世界。彼此相对唏嘘,对他则表达我“今日听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觉。

两人不约而同,倚床而卧,他把梁祝从草桥结拜唱到化蝶,戏曲与歌曲不同,有它与生俱来的韵味,不是科班或生于斯长于斯是唱不出那个味的。他唱得幽咽惋转,楚楚传情,韵味无穷,无懈可击。但常忘词,我记性好,就给他提词。有时还随口来点伴奏过门,珠联璧合。

十多年来,让我狠狠地过了把越剧瘾。后来我写道:

自别钱塘后,此音日夕怀。听君一启口,疑似祝英台。
楼上相思泪,帘前斑竹哀。无声悲往事,夜起独徘徊。

一个叫孙云汉的1958年上海下放知青,仪表堂堂,小时候爱戏入迷,成了弱智。干农活养不活自己,一发工资,连晚跑到附近小镇上吃喝一光,半夜回来蒙头大睡,喊他出去上工,他说没饭吃,干什么都不来事。哪个工人小组都不愿要他,没法子,只好轮流摊派,夏天给他一把蒲扇,轮流给每人搧几下,让人逗乐,计平均工分。每次回家去上海,家里也爱莫能助,只能给他一些有男式也有女式的旧衣服。不论走到哪里,熟悉的人就把他拦住来几句,否则不让走。他絲毫不感觉人们在捉弄他,非常认真严谨,像模像样来几句。京、昆、越、锡、扬、淮都行,各流派都精。

这个谁也看不上眼的上海弱智青年,我却从他那里得到无与伦比的戏曲享受,对他的境遇寄以无限同情,我为他写到:

上海有孙某,学戏性入迷,堂堂一条汉,被人视为痴。
当成一臭球,踢去又踢回,飘零每一处,引得人如城。
京剧作金石,越剧若流泉,一声惊四座,颠困有谁怜。
为人作乐反遭俗眼白,我独为之暗泫然!

一位上海一爱好文学的青年王哲栩,原籍无为,他父亲是新四军老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下放在五场轧花厂。他怎么来的,有几种版本,一说在南昌上大学时与几个同学私自结社;一说他私自以文汇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不论何种原因,导致他被除名回家。父亲的朋友、安徽省领导人张恺帆去上海开会,见到这赋闲在家的青年,知道原委后,建议他父亲让他来安徽农村锻炼,这样五场轧花厂就多了个“阿拉”。可能心情不顺,平时不修边幅,胡子拉渣,但上海文人气质依然,他与我年龄相仿而略小,爱好文史,志趣不俗,和我一样不愁生计,只是在这文化荒漠里孤寂难耐,渴望有一个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交流对象。未谋面前,他知道八队有个曾为胡风不平,又被划为右派的坏蛋,我也知道轧花厂来了个上海落泊文学青年。

一日我去轧花厂,见到一个正在为棉花为磅的年青人,须发不整,早上好像没梳洗一般,一身随意的海派打扮。经一个姓李的无为老乡引见,彼此有“相识虽新有故情”的感觉。

他客气又真诚地说:“久仰、久仰”,立刻丢了手边工作,领我到他那半间茅屋,这排茅屋正是当年反右时斗我的地方,泥巴壁上挂了一幅他自己写的近似郭沫若体的字:“何期花洒江南雪”,为什么把鲁迅诗改了两个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问,他人所好,还是少问的好。还有一幅国画小品,一个蚕宝宝吃穿一片桑叶,身子一半在里,一半在外,题为“春”,也是他自己画的。简陋的茅屋,有一个不俗的文化气氛。

两个在文化荒漠中饥渴的青年,稍为寒喧,很快进入主题,他偏爱现代文学,感情细腻,应属婉约派,推崇郭沫若,开口闭口“郭老、郭老”。字也学郭体,虽也属犯事的人,与我性质不同,不属敌我矛盾,头上无帽子,文史上可谈,政治观点均不亮底。

临行,他要到食堂买饭,留我吃饭,还从一个旧木包装箱里拿出一瓶从上海家里带回的威士忌和几块锅巴,初次见面,不好打扰,便惋谢了。

互相有吸引力,见面次数就多了,都是我去看他,我是技术员,干部系列,不干活,平时遛遛达达,行动自由,他是职工,有固定工作岗位,不能随便离岗。

他让我看剪报,都是他在《光明》、《文汇》等报上发表的豆腐干,文笔较美,思想却不开放,也哼几句越剧,正宗袁派,说我喜欢的傅派花腔多,男人不习惯。

一天傍晚,他送我回队,走到一个叫驿里闸的荒村,村边有一简陋的独家小店,我邀他进去坐坐,店主我熟,是个戴地主帽子老人。我买了几两花生米,一人一小杯白酒,四周无人,我们浅斟细饮,酒量都不行,话却不少。酒酣耳热之际,他忽然站起身来,对我放声朗颂:

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
望你们忍耐坚持着高尚的理想,
你们悲壮的苦难和崇高志向,
决不会那样突然死亡!

我一愣,这不是普希金为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的《致西伯利亚矿工》吗?他微带醉意,用不太连贯而含糊的上海普通话对我说:“你,你就是十二月党人。”环顾左右无人,我连声说:“谢谢,不敢当,不敢当。”

在漆黑的乡间小道上,我高一脚低一脚往回走,一个响亮的声音不绝于耳:十二月党人!这比喻我愿听,十二月党人为反对沙皇暴政统治而流放西伯利亚,我不过只是一个凭良心生活,不愿做工具的小百姓,却遭受这灭顶之灾。

没有运动的日子里,帽子戴久了,人也麻木了,常自寻其乐,也有十分惬意、忘乎所以的时候。

我藉口搞副业,用公款买了一张撒网,打了一把鱼叉。春雨多时,湖水上滩淹没半截湖草, 正是魚们繁殖季节,灰灰的鲫鱼,红红的鲤鱼,黄黄的昴利,入夜上滩下籽,湖草里一片泼刺声,是捕鱼的好时机。细草微风,月光流水,蛙声一片,在温谧的春夜里,手拿一杆鱼叉,站在缺口的流水边,守候戏水游鱼,主宰鱼们生杀大权,有时干到天亮,乐不思“帽”。

《雨后》
待得春雷春雨稀,青蛙打鼓我叉鱼。
姑娘拍手齐叫好,笑我眉头也带泥。

夏天,近处碧草连天,荷花映日,远处波光万顷,湖广人稀,资源无主,鱼随捕,藕任挖,莲任採。一天我与马鞍山知青洪添贵架一叶扁舟,深入藕圹深处,採了两大麻袋莲蓬,回来众人分食。

《采莲》
听得水声响,花深不见人。
绿荷藏笑语,岸草密如城。
绿叶红花浪,水中别有天。
一声荷叶动,隔水扔青莲。

一次雨后,在众人围覌下,我一网打了两条大鳊鱼,魚在网里跳,人在岸上叫,气氛热烈,大家正等着我撤下一网,豈知我竟背了网、拎了魚收傢伙,众人不解:有鱼为什么不捕?人们哪知道两条鳊鱼已足够我一人吃了,再捕干什么?卖不能卖,送不能送。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送人是拉拢革命群众,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找死。

大忙之际,日夜不分,机械作业,质量稍有疏忽损失无法弥补,日夜跟着拖拉机转,一身泥土。忙,让人疲劳,也给人乐趣。

农场里问路远近,人家只告诉你还有几块条田,有人讽刺的说:农场里不讲理(里),只讲条田。

夜里站在播种机踏板上,1500米长条田,从这头颠到那头,再颠回来。四周是黑夜、渔火、星月,什么人间不幸都在颠簸中消失了。有时和工人们在田头草地上就地半卧,仰看星月,笑谈无忌,真不知人间还有什么阶级斗争之事。

我喜欢播种而不太钟情收获,播种充满希望、等待,有种大赛前运动员的兴奋;收获时尘埃落定,则无这种激情。

《播种》
播罢棉田泥满腰,夜来微雨细轻浇。
休看小小园园籽,将是粗粗壮壮苗。

有人说工作中乐趣能修补人心灵创伤,使人美丽,我深有此感。

不少工人,犹其是单身小伙子、大姑娘们,他们除劳动挣工资之外,没有养家糊口之累,勤劳纯朴,与我亲如家人,谈周围事、家乡事,也能帮我办点私事,根本看不见我头上右派帽子,

工人大栗子回和县探亲,我托他到芜湖五姐家带只皮箱来,谁知他在船上睡迷糊了,竟提前在华阳下船,他硬是忍饥挨饿步行五十多公里把大皮箱交到我手,好沉,里面还有不少书。

利辛人冯洪海,泗州人时喜顺,石台人苏天眷,芜湖人吴增友,江都人华仁凤、华仁粉姐妹,还有…如今你们在哪里,可好。我好想念你们。

1963年11月28日下午一时许,门外有一熟悉的声音打听我,我出去一看:哥哥!他游庐山回去,专程来华阳河看我,不认得路,从复兴码头下船,经二场、三场、四场,足足走了大半天,三十多公里路,会走的从码头有一条直通五场八队的路,不到一半路程,够辛苦的。

他是我在华阳河接待的第一位亲人,高兴自不必言,我们谈故乡,谈家事,谈庐山,谈诗,他刚开始写诗,比我起步晚几年,因用心肯钻,努力认真,遇事不像我那样随意,以后在诗文上的成就比我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西南写了几首张学良囚禁处的诗,寄去台湾,张学良很感动,回了信,还寄来他与夫人赵四小姐的合照,被当地报纸作为独家新闻在头版头条发表。哥哥为人老实,诗如其人,感情诚挚,不越轨。我则相反,性之所至,什么都敢写,弟兄间各有长短。

三日后,我送他搭运粮便车到复兴码头去九江,再趁大轮去芜湖。头一天我去农村买花生,跑了一趟空,临行早上支书老鲍要我在生产队里捉了几只鹅让他带回家,饲养员不收钱,我只捉了一只。事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多捉几只,反正不收钱。人们哪里知道,正因为不收钱我才没多捉。

回芜湖后,哥哥来信,侄女黄菊已经四岁了,不认得鹅是什么东西,可见当时生活之艰。

惊是哥哥寻我名,出迎欲语却无声。
半杯腊酒灯前话,千里长江别后心。
问罢故乡柴米价,打开新稿律音清。
雨中又别浔阳岸,满眼东归西去人。

在华阳河接待第二位家人是显琬,她聪慧和善,学习成绩好,因成分不好,高中毕业后几次考大学不成,六爷来信和我商量,能否随我到农场。看六爷面子,我一口答应下来,为自己,也为她。

为自己是久离家人,帽子在头,人在另册,生活孤独,有个家里人在一起遇事好讲话、好商量,日子应该好过一些。

为她是因为我当时处境不错,不费大力很容易就可以为她找一份工作,如教师、文员等。

只可惜她来时已是文革前夕,几个月后天下大乱,我自身不保,她只有下地干农活,这是我予料不及的,否则我决不会让她来农场受罪。据她后来说,就是干农活也比农村强,至少还有个上下班制度,农村则农活不干完不下班,何况这里还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户口。

显琬来前问我农场是居民户口还是农业户口,我竟一无所知。什么工人身份,干部身份,农业人口,城镇户口,商品粮,反销粮此类尽人皆知的知识,还是通过显琬的调动我才第一次知道,真晕!

她从南京上船去九江,在大轮上碰到从芜湖上船的长兄显安,兄妹同来,我们黄门一家三兄妹竟相聚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华阳河农场小小生产队里,真可谓人生聚散无常!

显安离去时,我无物可赠,送给他一条我自制的小竹扁担,他那时在离我不到百里、一湖之隔的九成坂农场改造。他后来告诉我,那条小扁担被他的一位领导看中了,马上收为己有,无产阶级专政真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时为1966年3月19日。

显安临行前抄了我一些诗,他说他周围有北大、复旦高手行家,让他们鉴评,几日后来信反馈说诗大受欢迎,某首酷似老杜,某首直逼剑南。不管是真是假,恭唯话总是为人所爱听,我岂能例外,这可能是我的“尿屎屁”第一次流入社会。当时是我写诗盛产期,除文革《书愤》外,许多“代表作”如《湖眺》、《闻鸡》、《端午》、都是这时所作。

文革开始,打砸抢横行,天下大乱,我送显琬去庐山显硕处避难,在江西湖口长江边分手,愤愧之至,吟道:

火云燻地鸟飞难,烈日蒸湖湖欲干。
自愧无荫蔽一妹,却将家事托庐山。

显琬目睹我在文革中遭难全过程,她自已也做了多年农场工人,直至文革结束我们境遇才有所改变。

大概是1964年冬,兴修水利,加固后湖堤身,完工后一场大雨把施工所挖的土方塘完全淹没,工地上一片汪洋,省水利部门派人验收土方,水下土方根本无法丈量,说要等明年水退后再来收方。单位和工人小组的原始记录虽有,来人又不想信这些看不见的水下数据。时值年终,马上要过春节,土方量不成钱就拿不到,大家等钱过年,非常着急。来人铁面无私,任多方说情都不为所动,按理说,这水下的土方是无法验收。

不知是谁此刻想起了打我的主意,正如每次政治运动都离不了整我一样,对省里来人说: “我们请一个人来证明,以前从省里下放来的,右派,他干事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决不会、也不敢弄虚作假的,不信你找他来问问,不信我们,右派总该信吧。”在社会上,人们总认为右派是为敢讲真话才倒霉的。

这招真行,来人一了解,虽未谋过面,但知道我。我去了,他向我点头示意,把手中一缧土方原始记录掂掂问我:“和水下实际土方没有出入吧?”我没作声,只微微点头认可。其实我也不知道实情,只想解决工人过年费再说,别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工人辛苦钱到手了,我的身价也体现了,虽是一件小事,对我感触颇深。

这种不像工人、不像干部、不像敌人、不像朋友的“四不象”日子直到文革开始。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