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字

渝,四川重庆的简称。我之所以叫大渝,是因为我出生在重庆。兄弟姐妹六人的名字都是在出生地的简称前面加个“大”字。除了我以外,二哥和大弟,就是大蜀和大庆也出生在重庆。

以后,在学生时代,乃至来到美国,也常见到“小渝”、“渝生”之类的名字。我知道,那些“小渝”和“渝生”们也和我一样,都是被抗战时撤退到“大后方”的父母们生在重庆的。

我的祖籍是江苏苏州,虽然父亲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工作,但假如不是因为战乱的话,我绝不会得到现在这个我并不喜欢的名字。

我是父母的长女,排行老三。其实,在我上面母亲已经生过三个男孩,只是老大在三岁时便夭折了。他叫吕品,一九三五年春出生。“品”字由三个口组成,意思是:除父母外,他是家里的第三口人。如此,我现在的大哥原名“吕田”,现在的二哥该叫“吕吾”,轮到我,准是“吕晶”了。后来,因为吕品不在了,不能再按家庭的人口数目来为儿女取名,父亲便把出生在山东青岛的吕田改名“大齐”,下面的五个孩子便一路“大”了下来。而这个“大”字便是我始终不满意自己名字的根源。

我见过吕品的照片,一副很聪明可爱又瘦弱的模样。多少年后,母亲还不时夸奖“品品”指挥大家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时的音准、乐感和认真的神气。直到我自己有了儿女以后,才体会到母亲终生的伤痛。

品品葬于重庆北郊蚂蟥岭,现在,那里已经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了。品品的夭折是由于父母没有育儿经验,又书呆子气十足,一切按照书本办事,以为婴儿吃奶不宜过饱而导致他营养不良。三岁的品品大哥后来死于哮喘病。

我的母亲在襁褓之中便父母双亡,由教会养育十年之久。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小时候母亲几次和我说过:品品死前,她两次亲眼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从后门进来,那是来接品品去天堂的上帝的使者。我觉得非常神秘。

对上帝,我似乎有过一次“心诚则灵”的体验。五岁不到,我在上海虹口一所叫灵粮堂小学的教会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住在寿荫坊四十三号的弄堂里。那时我有一把红色的塑料剪刀,圆头,只有小手巴掌那么大,给小孩做手工用的,真的可以剪纸。那可能是父亲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有一天,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把塑料剪刀了,急得坐立不安。情急之中,突然想起向上帝祷告。客厅里别无他人,我双手合十,跪在地上,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请求上帝帮我找回心爱的小红剪刀。刚刚祷告完,小红剪刀便一下子在茶几台面下的格子里找到了。我高兴极了,但又非常奇怪:在祷告前,记得我曾找遍了所有的地方而不得。这件事,我从没和任何人提及过。我知道这可能只不过是个巧合,但这把小红剪刀的失而复得,令我长久不能忘记。

苦辣酸甜构成了人生。如今,年过半百,我已懂得精神有所寄托对人生的重要,特别是来到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看到一些虔诚的基督徒通过对“主”的信仰而使内心得到平静和充实,更感如此。金钱和物质绝对为生活所必需,可人生快乐的程度却并不与金钱的数量成正比。内心的安宁祥和,是金钱难以买到的。

母亲一直希望我能信“主”,我也知道有个虔诚的信仰可能会使生活轻松一些,但就是因为我搞不清楚“上帝究竟住在哪里?”而无法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许,年纪越大,有所信仰则愈发困难,可我清楚,浩瀚宇宙有很多人类的未知领域,所以,我尊重母亲的信仰,而且,由于母亲与教会的渊源,我对教会抱有好感,只是至今我还没能如母亲所愿,成为一个基督徒。

二 母亲

我的母亲王志筠,一九一零年出生在沈阳小河沿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只是个小商人,并不富有。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在许多地方都创办了教会学校以及医院和孤儿院等福利机构。

母亲仅十五个月大的时候,由于霍乱的流行,双亲相继去世,留下的五名子女,生活陷入了困顿。我的大舅去山东投靠了他的二伯父,也就是我的二舅爷。十六岁的大姨当时已在教会学校寄宿,于是,二舅和二姨也随同大姨住校,他们三人全由教会收养。才一岁出头的母亲,留在了大舅爷家。大舅爷也是小商人,已有两个儿子,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在那里只住到五岁,也由教会收养,去了坤光小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一切生活杂事全靠母亲自己料理了。

早年,坤光小学是沈阳非常有名的一所教会学校,除中学部以外,还有小学部和幼儿园。母亲深感求学不易,学业自然加倍努力,成绩也相当出色。在坤光小学毕业后,她半工半读,在幼儿园帮忙并在小学二、三年级兼音乐课,还在中学部跟班读书。

坤光小学的校长是个英国人,幼教工作者,她教母亲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和弹琴。后来,很有艺术天分、酷爱音乐、又喜欢孩子的母亲,以初中同等学历及向坤光小学借贷并承诺学成回校任教来偿还贷款的方式,历时两年,得到了沈阳崇正女子师范学校幼师的毕业证书,日后,成了一名杰出的幼教工作者。

母亲的一生,得助于教会颇多,精神上寄托于“主”颇多。

“文革”中,反右时被“内定右派”的父亲进了学习班;大哥远在西安;“老三届”的妹妹大曼被分配到东北嫩江达斡尔族地区插队;仅二十出头的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进了单位的“牛棚”;刚初中毕业的小弟大谷也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拘留数年。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成了国家级的大右派。民盟负责人章伯钧和罗隆基更被打成“章、罗反党联盟”,当时,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文革”期间,刚初中毕业的小弟被分配到首钢河北迁安铁矿当装卸工。一九六八年,就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不久,小弟也突然出了事。听说因为小弟刚巧是位国家级大右派之子在北京二十五中的同学,而那位右派之子由于屈打而成招,他的许多同班同学都被供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成员”,有的还判了死刑。小弟被说成是“情报部长”的根据,仅仅因为我家有一本“文革”前在书店里买来的《情报术》,一本薄薄的译本。为此,我的小弟,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先是在首钢被隔离审查和批斗,后来又被大兴县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

我永远不会忘记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凛冽的寒风中缓缓而行,去给幼子送冬衣、送粮票、送饭费的佝偻的背影。月月年年,这一送就是四年。

在那压抑的年代,我这个“炮打”了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还被专案组归为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母亲多次对我说:“信主吧!向主祷告吧!我的朋友们都在为你祷告。”有一次,她还执意带我去了她的陈大姐家。陈大姐是位医生,她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我不懂这是在做什么,但却十分虔诚。在那无助无奈的境遇中,我真的希望有个能够救助我的“卞。

“文革”时代的中国,信奉基督教,做礼拜,可能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但母亲常去陈大姐家,那可能就是所谓中国的“地下教会”。不言而喻,帮助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母亲度过人生中一桩桩磨难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心中万能的“主”。

三 出生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和许多文教机构及大专院校部撤退到了西南大后方。日后我到电视台工作时,有一次,为了纪念闻一多,去采访了他的儿子、中央美术学院的闻教授。他在谈话中提到的西南联大,就是由当时撤退到昆明的几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

我家随父亲工作的电台撤退到重庆时,我还没有出生,但后来常听母亲讲起他们在四川躲警报的日子。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只身到达重庆。他当时是重庆电台的主管。十一月,母亲才带着两个孩子,在凤英姑姑的陪同下,离开父亲的祖居苏州,乘船到重庆与父亲团聚。

抗战初期,日本人十分嚣张,飞机对四川的轰炸也十分频繁。那时,重庆一片慌乱,甚至还发生过一万人被闷死在防空洞里的“大隧道惨案”。听父亲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本飞机又来狂轰滥炸,公共防空洞“大隧道”挤得水泄不通,一万多人窒息而死。死尸在隧道口堆积如山,不得不用大卡车整车整车地往外拉。

重庆是个山城,我家住在山脊黄家垭口的隆荫别墅。每天早上起床,母亲赶紧熬一锅粥,备点简单的小菜,便和父亲抱着孩子,提着东西,匆忙赶到山下长江边的珊瑚坝机场,钻进中国航空公司的防空洞待上一天,傍晚再上山回家。很长时间天天如此。

父亲当时负责与防空部门的电话联络,然后向航行中的飞机或腾空避敌的飞机转达敌机的行踪,忙得不亦乐乎,孩子全靠母亲操心。

有一天,由于防空洞里的空气太差,警报又很长时间才解除,大齐大哥刚被领出洞口,突然昏迷倒地。曾遭丧子之痛的母亲急得两腿发软,连站都站不稳。幸亏公司的医生也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里,大哥才及时得到救治。

后来,为了避免山上山下往返的奔波劳顿,父亲与两个同事在珊瑚坝的山坡边盖了三间铺竹为柱、稻草铺顶、泥土垒墙的房子,三家人住了下来。父亲戏称它为“珊瑚草庐”。

再往后,父母又在北碚天生桥租了当地农民的屋子。母亲带着孩子留在那里,父亲因忙于公务,两周才能去看望一次。由于屋门紧挨着稻田和鱼塘,母亲生怕一不留意,孩子失足落水,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出生的抗战后期,日本人气数将尽,已无力似抗战初期大轰炸时那么嚣张了。那时,我家已迁至重庆郊区新市场天灯坝胡子昂乡间别墅剩余的屋子居住,和电台在一起,生活稍微安定下来。

我的父亲吕吟声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清苦。他十六岁中学毕业后当过苏州唯亭小学及平江中学的教员,负担起了全家的生计,二十岁时由于谋到一个国际电台报务员的好差事,才开始有所节余。父母婚后,虽已有了两个儿子,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他们仍把父亲尚未成年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接到青岛念书。抗战时期,我的姑姑和叔叔们也齐集重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出生在重庆一所叫宽仁的教会医院。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母亲说,我在医院诞生后,当护士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是个女孩”时,母亲那由衷的高兴令护士十分不解。她们并不知道,已经生过三个男孩的母亲,盼望的就是个女孩。自然,我也得到了叔叔、姑姑。邻居和朋友们的喜爱。

母亲雇了个川妹子专门照看我,所以,呀呀学语时,我说的是四川话。

早年,母亲曾多次提及我在学步车里“装傻充愣、骗吃骗喝”的情景。母亲说,我的性格自小就比较开朗。那时,每当母亲忙于家务时,常把我圈在学步车里,邻居的潘妈妈有时故意“气”我:“哎呀!我家邻居的那个小姑娘大渝呀,最不乖了。”这时,我一定是装作没听见,照样乐乐呵呵,满不在乎。可是,她紧接着说:“大渝,来吃口炒鸡蛋”时,我准会“噌”地一下滑过去,吃口鸡蛋,然后又“噌”地扭头滑走,学步车的驾驶技术绝对一流。

抗战刚刚胜利,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父亲考取了租借法案的一个资助进修项目,便启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去了。两个月后,母亲只身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重庆。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刚刚两岁,对那块土地自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忆,只是带走了一嘴四川口音和喜欢吃辣的四川人的爱好。东返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用四川口音“小哥哥、小哥哥”地称呼我二哥的。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开始全部直呼其名了。我那一嘴四川口音也和以后的上海口音、天津口音一样,由于八岁后在北京的定居,全部荡然无存,而改成了标准的普通话,按台湾同胞的说法是“国语”,否则,我将不会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初创时获选做电视播音员了。

随父母四处漂泊的幼年经历对我日后成为一个专业的中文播音员有着很好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普通话只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并不等于北京话,所以,如果地道的“京片子”做了普通话播音员而对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发音差异又不甚自觉的话,播音中往往会带着一股土味。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年的四大著名播音员中,夏青是东北人,林田是福建人,潘捷是江苏人,齐越也不是北京人。

我对四川怀有好感。一般来说,人们怀念一个地方,往往是和那里的亲友或在那里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当年离开重庆的时候连能够朦朦胧胧记点事的能力都没有,何以有资格奢谈怀念什么人和事?我知道,我对四川有好感最原始的理由就是出于对川味小吃的喜爱。

“文革”前,电视台播出部一群薪资菲薄又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赵忠祥、曾文济、李振立,在一天的播出结束后,只要囊中尚不羞涩,最喜欢的去处就是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小吃店了。

“文革”中,在河南淮阳“五·七”干校,每当躺在床上“精神会餐”时,我渴望将来回到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盘肥而不腻的四川蒜泥白肉。

被我漂洋过海带到美国来的一本《四川菜谱》,便是托干校的战友、录音科的叶邦伟去四川探亲时给我捎回来的。

我两岁离开重庆,三十多年后,才有机会和电视台的同事于虹一起出差,重返四川。我看了乐山大佛、杜甫草堂,登了峨嵋山,还尝了正宗的担担面、赖汤圆、川北凉粉、灯影牛肉和那麻、辣、烫的四川火锅,最后,从成都赶到重庆上船,顺长江而下,途经三峡,抵达武汉。祖国壮丽的山川河流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固然令我赞叹,但至今让我重返四川的最大诱惑仍是那美国没有的正宗的川味小吃。

四 东返上海

自重庆东返上海后,我曾去过苏州,最早的记忆便留在了那里。

人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我对苏州最初的印象,只是铅灰色的天空、潮湿泥泞的碎石小路、阊门祖居油漆剥落的大门、身后黑洞洞的厅堂、门前穿梭而过的挑夫和站在门口看街景的无聊的我。

近四十年后,作为中国中央电视台专题部的编导,为拍摄第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的三集专题片《故乡行》,我才有机会重返苏州。东道主带我们参观了苏州园林。那秀丽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虽然和我幼儿时期对苏州的印象大相径庭,但我相信那都是真实的苏州。

离开大后方重庆,我家在上海虹口天同路寿荫坊四十三号安顿下来。

那座房子的大门是黑色的,门里是个被上海人称为天井的极小的院子。天井的右边有棵琵琶树。房子是个两层的建筑。一进小楼,一层是客厅,穿过客厅右前方的房门便是灶间,灶间有个后门。楼梯夹在客厅与灶间当中,上楼右手是灶间上面的亭子间,左手是客厅上面的一间大卧房。

父亲的伯父和伯母,被孩子们叫作“阿爹”和“好婆”,这是江浙人对祖父和祖母的称呼。他们无儿无女,一直由我父母赡养到终老。最受“好婆”宠爱的大弟跟“好婆”和“阿爹”住在亭子间,我和大哥、二哥跟母亲住在大卧房。

抗战刚刚胜利便去美国进修的父亲,一九四六年冬天才回来。从我记事起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父亲似乎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不是很多。

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八年底,我从两岁长到五岁。在上海寿荫坊居住的日子,并没有给我留下很多童年的欢乐。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又打了四年。寿荫坊房子的玻璃窗上,贴满了米字形的白纸条。长大了我才明白,这是怕玻璃碎片横飞时伤了人。

那时,能买到大米似乎是家里的一件大事,而米饭又都是有霉味的,还尽是砂子和稗子,所以,天天看见“好婆”在窗下的红木饭桌上拣米。每天都有来要饭的叫化子敲门。

北方的冬天,即使外面冰天雪地,可一进到屋子里,因为有火炉、火炕或火墙,总还是暖和的。而江南的冬天则阴冷潮湿,屋里又没有取暖设备,晚上,只能靠个黄铜的“汤婆子”或热水袋暖暖手脚。

不过,对江南难熬的冬天,我是到八十年代初才真正领教。那次是电视台专题部的摄制小组去常熟采访,正值严冬,工厂领导盛情地请我们吃“大盘子”,刚出锅的热炒,一端上桌子就成了冷盘,我浑身发着抖吃完了那顿冰凉的午餐。晚上,在招待所里,我把一屋子六张空铺上又冷又潮的棉被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直到早上仍手脚冰凉。

内战时期的上海,能升得起炭盆的家庭就算得上家道小康了。那年月,大人常讲马路上又冻死了人,所以,每次上街,只要看见斜靠在路边的人,我都以为是冻死的“倒卧”,害怕极了。

但是,童年总有童年的欢乐。一九四八年夏天,有一次,因为暴雨成灾,马路上和弄堂里都变成了“河”。娘姨把我和二哥放到大木盆里,推着我们去上学,像坐船一样。中午,她还用一格摞着一格的手提铝饭盒给我和二哥去送饭。

放学回家,我光着脚丫到弄堂里去淌水。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里,脚下的水看上去似大海,像天高一样深,我生怕“掉”进去,既紧张又刺激。弄堂里有一个坑,但发大水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我“噗通”一下掉了进去,着实吓了一大跳,又弄湿了裙子,怕回家挨骂,只好跑到弄堂尽头一个高高的废墟上,坐在那里晒太阳,晒干了衣服才敢回家。

早年,在上海霞飞路黄陂路口有一家红叶照相馆。那是我的小叔叔和父亲出资开设的,解决了我的堂姑、三阿爹、阿爹的就业问题,也帮助了父亲一个陷于困顿的老朋友的家计。

我的一张手工着色、被卷了头发、像个小大人似的大照片陈列在红叶的橱窗里。当时,我并不认为那是我的照片,更不会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拍的了。每当我被带到红叶去玩的时候,总会有人间那是不是我的照片。和生人说话的感觉很新鲜,又都问我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很高兴去红叶,而且,总是在橱窗前晃来晃去的,活像如今服装表演时伸展台上的模特。

离开上海后,我便淡忘了红叶照相馆。

一九五六年,中国进行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造之势,使全国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纷纷向党“表忠心”,“自愿”公私合营,还敲锣打鼓,高举彩旗,在大街小巷游行。我见到这次轰轰烈烈的场面时,已经定居在北京了。

父亲后来说,一九五零年初,他曾考虑让红叶停止营业,但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力图整顿经济上的烂摊子,不准关张造成失业。

我家定居北京后,小叔叔来找父亲提及过红叶的事。我听说,他们决定将全部资产送给职工,由一位沈姓职员负责经营。我猜,这一定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那次运动前不久的事。

我的那张大照片,早年曾在北京家中挂了好一阵子,后来在装箱托人带往美国时,连箱子一起丢失了。

我的求学生涯,是到上海一年后开始的。三岁那年冬天,我被母亲送进了幼儿园。

在那所幼儿园里,小孩子们每天都不给脱去厚厚的棉袍,就让在地铺上睡很长时间的午觉,睡不着也得硬躺着,一出声音就会被老师“吼”。老师则扎堆在一旁大声聊天。我觉得老师很不喜欢我,因为常常在她们聊得正欢的时候我要“坐马桶”。老师很不耐烦,给我穿裤子的时候,像提着口袋想往里多塞些东西似的使劲地“蹾”。每次要“坐马桶”,我非得憋到忍无可忍时才敢说。我觉得自己总要“坐马桶”是很不“乖”的事。我怕极了老师那恶狠狠的训斥和又推又搡的动作。

十五年后,我已去了电视台,有一个春节,全家团聚,父亲调侃我:虽然我现在“人模狗样、头头是道”的,可小时候,连“早”和“晚”都分不清。每次他和母亲去幼儿园接我,我嫌接得太晚,想表达的是:“叫你早点来,早点来,你偏要晚点来。”可带着哭腔说出来的话却是:“叫你晚点来,晚点来,你偏要早点来。”这时我才说出当年“坐马桶”的不快。母亲说:“家里那时不是没有人带你,送你去幼儿园原来为的是让你好玩,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不送你去了。”

母亲大概感到我在幼儿园很不快乐,所以没有多久便给我退了学。我“失学”在家,“自由”了好一阵子。在热水瓶盖里种西瓜、往乌龟背上敲钉子、蹲在泡菜坛子边吃泡菜,我常常是二哥的好伙伴。

更有甚者,我还和二哥一起,趁着阿爹睡觉时,到他的钱夹子里去“拿”钱买棒棒糖。阿爹睡在亭子间,他总是把自己的长衫盖在被子上,而钱夹子就放在长衫的口袋里。是二哥先发现这个吃棒棒糖的“资金来源”的。前两次,都是二哥动手,我在旁边“观战”,然后同享“胜利果实”。第三天晚上,我去“独立作案”了,可刚一伸手,就被装睡的阿爹逮了个正着。他也不是个富人,可能接连两天发现钱夹子里本来就不多的钞票有所短缺,于是便计擒小贼。

虽然母亲对两个学龄前“小贼”未加丝毫挞伐和训斥,但却想到是该送我和二哥进学校的时候了。那时,小学并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中国的歇后语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我在家里也是瞎玩,莫如让我跟二哥一起去上学,跟得上班就学点东西,跟不上班,只当换个玩的地方就是了。于是,我一度成了二哥的同班同学。那年,我快五岁了。

其实,二哥小时候绝少有特别出格的行为。一般来说,能够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小孩都是“机灵鬼”,但二哥并没这份福气。他七个月早产,出生时不过三斤,放在暖箱里才得以成活。初生的二哥被父母叫作“三斤子”。长大成人后,二哥之所以是四个兄弟中个子最高的,完全是由于母亲注意到他先天不足,对他格外照顾所致。母亲曾让当时在美国进修的父亲给他寄回不少大钙片和含钙的“大力果奶粉”。正因为吃了太多的钙,他的骨头特别硬。小时候,从来不打孩子的母亲常说:“我可不愿意打大蜀,打了他我的手疼。”但是,二哥的智力毕竟还是受到了早产的影响。

对二哥来讲,“功课好”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在二哥成长的过程中,我“抢尽风头”,虽然没有我的任何错误,但长大以后,总使我对他怀有深深的同情。

我和比我大两岁八个月的二哥同班,自然令他感到很没面子,放学回家,便天天向母亲告状,说我什么都不懂,上课还乱动。

对那段学生生涯,我只记得我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面。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口只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学校里也不会人满为患。我们教室后面的两、三排空位子,都成了我的地盘。上课时,我常在空位子上窜来窜去,挺自在的。现在想想,我该是班上最矮的,理应坐在第一排,何故把我放在最后面?或许母亲是这样对老师要求的?可能老师也没把我当回事?没准二哥告的状基本属实?

总之,那段学生生涯的烙印是,我从滑梯顶上栽下来,在左腿的膝盖上留下个一寸长的伤疤,至今清晰可见。那段学生生涯的收获是:我对国语注音字母一窍不通,似乎从来没学过,而这正是那个年级该学的。现在,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在美国办的中文学校,仍然使用国语注音字母教学。

五 下南洋

我与二哥做同班同学并没有多久,便因全家移居泰国首都曼谷而作罢。

一九四八年六月,父亲出任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处长,先行前往,母亲在年底才带着五个孩子去泰国与父亲会合。

去曼谷的时候,抱在母亲怀里的妹妹才几个月大。在上海出生的妹妹名字是大曼,这与父亲按出生地给孩子取名的原则不尽相符,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他的疏忽。上海的简称是沪,如果我这个惟一的妹妹名叫“大沪”的话,日后也许得步大哥的后尘,被他一帮高中同学发明的“吕大齐,骑大驴”一样,整天被同学戏滤“吕大沪,吃大户”了。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惟独妹妹大曼没有以出生地命名,实在是父亲的“远见卓识”。

初到曼谷,我们住进了月光胡同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房子类似美国的sing-lehouse,但是,多了院墙和大门,车房不与小楼相连,厨房也不在小楼之中,而是悬空架在小楼后面小河的下游。厨师有时会把脏水直接倒进河里,所以厨房周围的河水漆黑浑浊,不似架在小河上游小亭子下的河水那么清亮。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何以对那河水的色彩及成因有着如此深入的观察和记忆?只因我在这条小河里有过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

曼谷地处热带,不只植物种类繁多、四季常青,小动物也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家里有个园丁,花园自然被他收拾得琳琅满目、整齐漂亮,但我最喜欢看的却是他爬树砍芭蕉。芭蕉树沿河栽种,芭蕉短小味酸,不如香蕉好吃。

车房正对大门,那里面住着一只“多给”,模样是鳄鱼、晰蝎或四脚蛇那一类的,一尺大小,色彩斑斓,浑身长满了疙瘩,令人恶心。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多给”是它的叫声,晚上叫得最欢。在我家帮工的阿姆是个华侨,她说,“多给”一叫,家里就要来客人。不过,我倒觉得“多给”和来客人没什么关系。

车房里的“多给”长相不讨人喜欢,河里的小鱼却很可爱。我最喜欢玩的就是到河里捞小鱼了。厨房下的河水里小鱼最多,一寸大小,和水一样黑。一块木板架在不宽的河面上,可能是为过河砍芭蕉而设的。木板上长满了青苔。这是捞小鱼的最好位置。

和往常一样,有一天,我又去捞鱼了。那天的小鱼特别多,还有几条一寸半的大小鱼混在当中。它们挤作一团,好像在抢东西吃。脚下有些滑,我很小心,可是,一条小鱼还没捞上来呢,我这条“大渝”却掉下去了。我不会游泳,正在瞎扑腾的时候,一只手把我提了上来。

以后,在我少年时代看过的电影里,英雄们在临死之前都会说“不要管我,救人要紧”、“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请把它交给党”,然后,头一歪,就死了。可我在这第一次“大难”的临死之前,什么都没顾得上想。

母亲听见了我的哭声,从楼里赶了出来。阿姆说,她刚巧在厨房里,听见外面“噗通”一声,出来一看,是我掉进了河里,就把我提了上来。母亲很紧张,她说,万一厨房里没有人,我就没命了。

说的也是,早饭刚刚过后,厨师外出买菜去了,阿姆并不是厨师,只是照顾妹妹的保姆,那时妹妹刚刚会爬。阿姆去厨房纯属巧合,万一她晚两分钟去厨房,就根本没有人会知道我落了水。

第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王赣骏也有过童年落水的经历。一九八五年七月,他应邀访华,在西安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谈起过他三岁在江西落水的事。那是战乱的逃难途中,他家正在船舱里,当他掉到江里的时候,被漩涡一下子就卷到了对岸。一个艄公正在拉起一根泡在江里的竹竿,不料,跟着竹竿还拉起了一个小孩。

万一那艄公当时不在那里呢?万一那艄公没有泡那根竹竿呢?万一那才三岁的男孩没有碰到和抓住那根竹竿呢?当时,人们都说王赣骏命大。

我并不迷信,但直到如今,每当听说或见到一些神奇的事,我往往会抱以敬畏的态度。我所知太少,万一冥冥之中真有点什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话,我可不敢得罪任何神灵。

我在曼谷第一次落水的“大难”,是阿姆帮我料理的“后事”,她带我去冲凉,洗去了浑身的黑泥汤。

此后不久,我又一次“遇难”。

大齐大哥比我大六、七岁,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不多。在曼谷家中小河上的木头亭子里,他有时带着我和二哥玩“过家家”。

做饭需要水,我奉大哥之命到河里去舀水。我拿的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杯。河岸用木板搭了两层台阶,我自然要到下面一层才能舀得着水。我拿着杯子去够水时,一探身,屁股碰到了上层的木板,就栽进河里了。

我已有过一次落水的经验,脑子便不似上次那样一片空白,在挣扎的时候,我紧抓住红杯子不放,心里想的是:不能松手,“没命”的时候,杯子还会在。当然,究竟“没命”是怎么回事,我并不了然,只知道不是好事而已。

大哥在亭子里“掌勺”,我正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跳进水里,把我托举上岸。那年他十一岁。多亏他水性不错,我才又一次得救。

这次我没有哭,母亲闻讯赶来说了些什么,也一点没记住。此后,我一直为自己在那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能思想,还能作出“抓紧杯子”的决定而沾沾自喜。就像我后来常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说“报告首长,阵地与我同在”一样,在落水现场,当我向母亲报告红杯子与我同在时,并没捞到一句夸奖。对此,绝不是因为我的境界不如英雄们那样高尚,除了“要财不要命”之外,母亲还有什么话好说?

两次“大难不死”之后,父亲曾带我去游过泳,至于在那海滨游泳场,我究竟干了些什么,毫无记忆,反正我没学会游泳。我只记得在开车去游泳的路上,两旁高高的大树都弯弯地向路中生长,到了中间便连接了起来,整条马路都覆盖在树荫里。我还记得,我站在更衣室里等着父亲和两位哥哥的时候,很多人都怪怪地看着我。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一定是父亲把我和大哥、二哥一起带进了男更衣室,那些对我“另眼看待”的人,一定觉得我很“流氓”。

长大后我学会了滑冰,而两次落水不能自救的经历,使我认定游泳比滑冰更重要,因为除去“锻炼身体”的共同功能外,游泳则多了一项“保命”的实用价值,但我至今仍不会游泳。实际上,我有着游泳的“悠久历史”,从小学生时代的暑假去北京什刹海游泳池开始,到“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下河“纲举目张”,二十多年中,我都是憋着一口气在水里作出个游泳状,扑腾两下而已。我不会换气。

在曼谷,捕鱼捉蟹的快乐时光,淹没了我对求学生涯的全部记忆。但我确实是泰国留学生,物证则是一张我捧着幼儿园毕业证书的照片和一件小小的绿纱舞裙。据母亲说,那是条毕业典礼上表演用的舞裙,它一直被我保留到“文革”前。至于那张照片上的樱桃小口,我倒能说出个名堂。我长了一张轮廓很清楚的大嘴,小时候因为太瘦,这张嘴就显得格外大,我认为很丑。那次照相,我把嘴喝成樱桃小口,以为这样便变美了,结果得到了一张装腔作势的照片。

注意到我小时候那张大嘴的还有人在。想当年,我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少儿组导演果青就曾和我开玩笑说:“小刘菊光长个大嘴了。”刘菊是我在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中扮演的角色。

六 回国

一九四九年九月,父亲奉命兼任中国航空公司卡拉奇办事处处长,又只身去巴基斯坦开辟新航线了。母亲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留在曼谷。那年十二月,我的小弟大谷出生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躺在那里大哭的情景,因为我坐在一旁看着小弟“痛哭不已”,觉得他很可怜,便陪他一起哭了起来。

母亲在曼谷去学了洋裁。她的作业本有半页报纸大小,蓝皮,里面净是用薄薄的牛皮纸剪裁和折叠的小连衣裙、褶裙、小衣服和小裤子,真是精致。我很喜欢她的一本美国儿童服装的大画册,小时候翻看了多年,里面画的小孩都可爱极了。母亲的这点宝贝可惜都在“文革”中“破四旧”时付之一炬了。

聪明手巧的母亲,用她那台美国圣家(Singer)缝纫机为我缝制的衣裙,都是照着那本服装画册里的样子做的,后来还被电影厂选用了。

虽然喜爱缝纫的母亲在曼谷去学了洋裁,但她并不快乐。我记得在曼谷住所的二楼,母亲经常唱的一首悲伤的歌曲。五、六岁的我,虽然记住了全部曲调,却不能记得和明白全部歌词。那歌词的声音似乎是“孟姜女,桃花枯,奔长城”什么的,直到母亲已离开人世三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春天,在远离故土的美国我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得知那首曲子是《月牙五更》,可我仍不知道当年母亲唱的歌词是什么。

父亲走后,母亲一人带着六个孩子居住在语言不通、人地两生的曼谷,受尽欺负,而且,我家竞两次遭窃。据说,是家里的当地男帮工与窃贼里应外合所为。我家两大箱在曼谷毫无用处的冬衣也一并被盗。记得第二次遭窃后,母亲曾说,夜半,她听见了小偷上楼的声音。我很害怕。第二天,虽然曼谷的警察来到了我家,但他们并不认真帮着中国人破案。稍长,我才体会到母亲那种没有安全感、思念故土的心情。

曼谷一年半的生活,虽然是我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但当“文革”结束,一个泰国广播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一员与我短暂的谈话,却给我留下了屈辱与无奈的感觉。

那次,我不记得是为了什么,音响组的杨美莲帮我借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楼大厅的录音间,正好泰国代表团来参观,和其中一个人闲谈时,说起我小时候曾去过泰国,这时,他可找到了“知音”,大谈起泰国比中国如何如何,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国人,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绝无歌颂的愿望。但尽管中国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也因“炮打言论”被人揭发而祸从口出,日子很不好过。可我却不能忍受一个外人来对中国说三道四,尽管他说的都是事实。“自作孽不可活”,自己的国家,被一次次人为的运动毁得连泰国人都看不起,但我的恨铁不成钢,与那位泰国外宾的幸灾乐祸绝不是同类项。

父亲离开曼谷后的遭遇,使母亲不希望再继续拖儿带女去巴基斯坦,不希望再继续远走他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入员,在香港宣布举行“两航”起义,父亲从卡拉奇直飞香港,加入了起义的行列。他让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去香港与他会合,但是,由于父亲担任了起义后的公司发言人,名字上了报纸,母亲和孩子们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便因此被注销。

怎么才能离开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曼谷,正在母亲焦急万分的时候,国民政府驻曼谷的总领事孙秉乾伯伯帮助了我们。

孙伯伯与我母亲是东北老乡,父亲还在曼谷的时候,他曾多次到我家作客,私交不错。那时我当然不懂得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个我不喜欢的客人。一看到他来了,我就赶紧跑到饭厅放芭蕉筐的方凳和小柜子之间的夹缝里藏起来,有时,吃着我并不喜欢的芭蕉就睡在了那里。我不喜欢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胡子扎人,我不喜欢他亲我。

护照吊销后,孙伯伯来我家探望了好几次,但母亲总以为他是来阻挠我们离境去与父亲团聚的,对他非常冷淡。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对母亲说:“你可以走了。”

现在看来,孙伯伯的造访,纯属顾念私交,倒是母亲多虑了。

如今,母亲已经故去,父亲也年近九十,我不知道孙伯伯是否还健在?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早早晚晚会走到一起的今天,我提起这件往事,想必不该给年事已高的孙伯伯招来麻烦。

由于英国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一九五零年二月,母亲领取了英国领事馆的旅行证,带着六个孩子抵达香港。

时值冬季,而我们的冬衣又在曼谷全部被盗,所以,一到香港,父母便把六个孩子扔在旅馆,上街采购冬衣,准备北上。大哥当上了临时保姆,担负起照顾五个弟妹的任务。我永远不会忘记十二岁的大哥抱着才两个多月的小弟,一屋子两岁、四岁。六岁、九岁的弟妹,在房间里一起大哭小叫的情景。

我们是乘火车从香港回上海的。由于当时全国铁路交通还没有完全恢复,车头和车厢都很紧张,四天三夜的行程,我们一家八口人只分配到四个座位,于是,父亲睡在了行李架上,用床单和绳子捆了个吊床当摇篮,把小弟放了进去,其余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四个座位上。

火车到达上海时,大家都跑到月台上活动一下手脚。要整队出站了,父母一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四岁的大弟大庆,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我们都慌了。后来,我往月台下一探头,发现穿着件小格呢子大衣的大弟正安安静静地趴在离铁轨很近的枕木边上,还东张西望呢。若不是被人发现,火车一来,他准给轧死了。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哭也不叫呢?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今,大弟吕大庆已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颇有成就的美术设计师了,但他仍然是个不大吭声的慢性子。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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