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雪花轻飘。这时的北京,家家户户都挂上棉门帘,围着煤球炉,搓着双手,揉着耳廓,跺着两脚,对抗着严寒的侵袭。这时的南城,一个八岁的男孩背着一个比他的后背宽出半尺的木箱,穿过一条条胡同,用清脆的童音大声吆喝着:“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谁买我的臭豆腐?”他穿着一件空心棉袄和一条破旧的棉裤。脚下的棉鞋已经磨掉了半拉鞋面。棉袄袖上围着一圈旧袜套,上边糊着一层青沥沥的鼻滴胶。

上帝是公平的,大勇虽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却有一副健壮的体格。一但有个头疼脑热,含口鲜姜,喝碗热水,再睡上一觉,就会自然痊愈。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冷,背着比他轻不了几斤的箱子,不停地走着、喊着,直到把大清早趸来的货物卖完。然后把钱交给父亲,换几斤棒子面,让一家人吃饭。

大勇家在二号小院的里端,父母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家里只有三件家具,一个由长凳和铺板搭成的三平方米的木炕,一张吃饭用的短腿小桌和一个贴在墙边的长条木柜。

他父亲在解放前是位巡警,虽说算得上“车船店脚衙”的行业,但胡巡官为人忠厚,从来没有过鱼肉乡里欺行霸市的行为。因此,他在街面上中口碑挺好。邻居们见了面都跟他打招呼,还称他“胡巡官”。

1949年解放以后,巡官失业,在家赋闲。巡官的太太姓郑,原名胡郑氏,解放初期的选举运动要求所有的选民都得有个学名。丈夫给四十来岁的妻子起了个名字郑淑雯,但从来没人这样叫过。成年人提起她都说罗锅子,因为她的后背有块明显的突起,就像电视剧里的刘墉那样。不过人家刘保田那是装的,她这个可是真的。孩子们见了她都叫胡婶。

1950年国家很穷,胡家比国家更穷,在小院子里也是名副其实的穷困户。穷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丈夫无业无收入。第二下边还有四个孩子。大勇是老大,老二是个姑娘,只有五岁,小三长的像猴,被称作猴三,但属象却是猪。老四又是小子,乳名小崽,只有几个月大。

上帝爱和人们开玩笑。那些腰缠万贯的阔老爷,三妻四妾,却常为子嗣断续的事睡不好觉,一年得跑几趟妙峰山烧香许愿。幻想着抱回金娃娃,继承香火。可是送子观音偏不搭理他们。像胡巡官这样的人,从资产阶级的公务员一下子如瀑布一样直落成无产阶级的穷汉,却如打铁铺的榔头,叮叮当当,人丁兴旺,要男有男,要女有女。唯一的遗憾是他们必须得过越来越穷的日子,每天只有由窝头、咸菜和豆汁构成的三大件。

胡巡官不是不想工作,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干过十多年日伪和民国的公安,除了巡街、查户口,别的他甚么也不会干。他曾拆下屋里的铺板在胡同北口搭了个小摊,摆上几罐水果糖、几包香烟和几个腌鸡蛋,企图挣俩小钱。开始时,邻居们出于同情和怜悯,专门凑过来买几样东西。无奈当时的GDP和购买力实在太低。等那几个鸡蛋发散出硫化氢的怪味以后,用不着城管来催,自己收摊,宣布破产。

数年后胡巡官年近五十才在建筑公司找到个差事。那是他后半生最得意的时期,每天按时上下班,努力工作,见人话也多了。经常说些他们建筑公司的事。可惜他这辈子太苦太累,刚满六十岁还没来得及退休,就患了胃癌,告别了家人。他的几个大孩子这时有了工作,日子开始向温饱转型。可是胡巡官等不及了。

胡巡官临走时,握着几个孩子的手,眼睛望着屋顶说:“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好日子就要开始。爹陪不了你们了。要孝敬你们的妈,她活得太辛酸,我对不住她。我要睁着眼睛走,到了阴曹也要看着你们过好日子。”言罢,眼球凝结,呼吸终止。老伴没有扒下他的上眼皮,好让他死不瞑目。孩子们失去一家之长,大哭一场,送走了这位在贫困线上挣扎了二十年的窝头窝头奈若何的硬汉子。

虽然公开的职称是家庭妇女,胡婶也没闲着。冬天她挎个小篮子,右手拿把小木棍,棍端有两个铁钩,在街头巷尾从人家刚擞过的炉灰里捡煤核。她把带着热气的炉灰拨平,挑出几个还没有完全烧透的煤球。用小钩子敲掉外层烧得发红的硫、磷和硅的粉末状氧化物,如果发现了剩余的部分有颗黑心儿,那就是她要淘换的宝物,用北京话说,这叫捡煤核(HU)。一天捡上几篮,也够烧一天一宿了。邻居们家家都有个煤箱子,能装五百斤煤球,够一个月的用项。由于胡婶的勤快,她家用不着这么个箱子。还节省了一笔几块钱的开销,那足够蒸十多屉窝头了。

上帝垂爱胡家,又先后派来一位小儿子,老四。越穷娃越多,就像越渴越撒盐。这下胡巡官和胡婶都撑不住了,咋办?吃饭的越来越多,挣钱的没有。只好采取穷苦人家忍痛割爱的办法,不得不把老二,大闺女胡大玲,送给来自山西的一个商人。这在当时是孩子多的困难户常用的一种脱贫方法,就像韦达先生在旧社会导出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通解。

这商人叫张老板,妻子叫张大婶,脸上有十来个麻点,又成了麻张婶。老两口为人和善,只是膝下无儿。他们每年都到这块穷窝里住上几个礼拜,嗅一嗅龙须沟独有的人气。这次见胡婶要出让闺女,她却如水得鱼,一口应承,准备把大闺女带走。麻张婶给大丫头作了身新裤新袄,都是花布面,把原先杂乱蓬松的头发梳理成两个小辫,脸上还搽了层扑粉。大闺女这么一捯饬,又水灵,又俊俏。此刻的胡婶也动心了,谁说俺闺女寒碜,多爱人啊。可一想到老少好几张嘴在等吃喝,哪天是头儿呀?

麻张婶临走那天,大丫头死活不去。跪在地上抓着母亲带补丁的裤子,嘶叫着:“妈,别让我走,别让我走,我会捡煤核,也会卖臭豆腐,我将来还要养活您哪!”胡婶红着眼圈,背着脸在一旁抽泣着。她已经说不出话了。邻居们眼见这骨肉分离的场面,只好含泪相劝:“胡丫头,张婶带你去吃大米、白面,顿顿有鸡鸭鱼肉。”丫头说:“我不吃,我不吃。”张婶爱上这孩子了,俗话说无毒不丈夫,不狠非娘儿们。她把心一横,抱起孩子噌噌就走。上了一辆事先雇好的三轮,头也不回直奔永定门车站。毕竟是身上掉下的肉,大闺女送人后,胡婶哭了十来天,后背又驼了0.05个弧度。从那以后,麻张婶再也没踏进过这院子一步。

大闺女送人后,胡婶又先后生了两个丫头。这院子里虽说她最穷,可她也最能生。两个大人和五个孩子在一个小屋里蜗居着。孩子大点后,到了夏天,胡婶就推个小车,上边放几个广口暖瓶,四处去卖冰棍,冰棍分两等,三分一根和五分一根的。遇上炎热的天气,一天下来赚到的钱也够吃两顿饱饭了。

胡家的另一个收入来于一个麻将俱乐部。胡家在院子里头,窗子和门又对着茅房的后墙,地理位置严实隐蔽。于是有几位麻将爱好者凑足了金兰四友就到这里来推牌九、打麻将。每人都带着几块钱,筹码不多,但耍上八圈,也要几个小时的功夫。胡婶没有上牌桌的资格,她也不懂什么东风、西风、白板、三条、五万。她只管在炉子上烧开水,等牌友们口渴了呷口茶润润嗓子。牌局散后,赢家按赢的多少给胡婶撂下块儿八毛的小费。按现在的说辞,胡婶当时已经在经营第三产业了。可惜规模太小,比不得人家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罗。

按说,彻底的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但窗前连个煤箱都没配置的胡婶却什么都怕。街上一有谣言,首先传进院里的必定是她。五十年代初,街上的小贩卖一种新品种的红皮大蒜,叫火蒜。于是胡婶就忙上了,见人就嘀咕:“火蒜,火蒜,这回是要搭伙算账了。”其实不管跟谁去搭伙,她都不会吃亏,至少用不着捡煤核了。有一年她说:“神仙算好了,十年之后这里要发大水,没人可以逃脱。要想保命,必须让孩子到深山修道,十年后像《宝莲灯》里的沉香那样搭救父母。”第二天,有家儿子一宿未归,警察四处查询。他们在潭柘寺附近找到一个求仙学道的儿童,把他送回家中。说来也灵验,1963年京津地区还真发过一场洪水,但没她说的那么邪乎。

大勇虽然童年穷苦,但长得虎实,身材和肩膀都比同龄的孩子宽大。大概是因为先天营养充足。1949年前,胡巡官一人挣钱足够三四个人花销了。大勇没玩过三角,没拍过洋画儿,也没踢过小足球,但摔跤却是把好手,没人能绊倒他。这大概也是穷人的造化。

大勇属马,从八岁起开始贩卖臭豆腐的生涯。见到他流着鼻涕脏兮兮的样子,还有那身肋脦的衣服,但分讲究一点儿的,也不会出来买他的臭豆腐。只有他那清脆的童音能博人一爱。他的客户都是些老主顾,家庭条件和他们家不相上下,与其说爱吃他趸来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同情他的贫寒。这些人虽穷,但却能够设身处地地想事,我的孩子要是也在街头受冻,那又会怎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日子苦,但良心尚存。

每天路过鞭子巷三条时,总有一位穿得干净利落的小姑娘来买一毛钱的臭豆腐。小姑娘名叫孙润秋,父亲和母亲都是小学老师。有一天,小润秋见大勇的小手被冻裂,心里过意不去。她打开一盒蛤蜊油,把沤子抹到大勇的手背上。然后,一言不发,把这小盒放到大勇的棉袄兜里。回家后,大勇把蛤蜊油交给母亲,母亲如果至宝,连忙藏到枕头下边。自打解放以来,她还没用过这等护肤物。

大勇十岁那年,院里比他小的几个孩子都上学了,聪明一点的考上市立小学,愚笨一点的进了私立学校。爹妈终于感到某种社会压力,决定让大勇上午卖臭豆腐,下午去读识字班。识字班是专为家庭困难的孩子设立的,不收学杂费,还发课本。

东晓市有个一中心小学,那儿是清朝的金台书院.大红门两旁是灰色的砖墙,对面还有器械齐全的操场。里边的建筑设计介乎庙宇和宫殿之间。上下课不摇铃,同老北京的八座门楼一样,当当地敲打一块铜典。

识字班四点钟开课,要等一中心小学的正规班放学之后。大勇珍惜这个机会,他年纪虽小,但不愿意卖一辈子臭豆腐。三点多钟,他背着母亲用破衣服缝好的小书包,一个人坐在校园的大屋檐下,轻声读着课本。“拍手拍拍手,……,二人土上坐。”有一天,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书,一个刚下课的小姑娘走了过来,给他留下一只铅笔。他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又是那个买臭豆腐的女孩,他本想拒绝,可这又是他的需要。过了几年,识字班转成正规小学,大勇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学生。

小学读完后,胡巡官终于找到了早也盼晚也盼的一份工作,让大勇考到娘娘庙的附近的第四十九中学。三年后,在自然灾害已经到来的时候,大勇又考进位于南口的铁道中专学校。每个星期一的大早,他就起身到西直门坐火车去学校。不到一年,一来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地严重抗议,二来基础差,学习遇到困难,他决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那时候,毛主席还没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老百姓还停留于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胡同的前后左右很少有人参军入伍,最不济的也得进厂学徒。大勇成了这个地区的爱国先驱。

他到东北解放军某部,当了卡车司机。两年后由于技艺纯熟,当了班长。三年头上复员转业,中间没回过家。劳动局派他到崇文分局当司机。

到东晓市西头的精忠庙派出所转回户口时,大勇看见一个姑娘,觉着眼熟,又叫不出名字。经过部队锻炼和学校的开化,这对金童玉女已经消除了当年的羞涩。还是姑娘眼快,指着大勇说:“你是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也想了起来:“你是送给我蛤蜊油的。”当年不懂事的两个小毛孩,一个成了虎背熊腰健美英俊的小伙,一个出落成如花似玉秀外慧中的大姑娘。姑娘说:“我叫孙润秋,家住何处你知道。我毕业于护士学校,分配到蒜市口旁边的第四医院。”大勇也勇敢地报了名姓,告诉他家住西园子边上的二巷胡同。前世的缘分把他俩撮合到一起,经过这次摩擦起电,两个人各自携带了0.5库仑的正、负电荷,开始以偶极辐射的方式,释放出青春的火花。

大勇复员回家,成了闯荡江湖凯旋而归的英雄。吃过晚饭,同龄的伙伴儿就搬个小马扎围着大勇坐成半圈,听他讲述那些动人的经历。这东北还他妈贼冷,这尿(SUI)刚尿(NIAO)出去,立马就成了抛物线形的冰柱。这屎刚拉半截就冻成了小豆冰棍。摘了皮帽子,耳朵就会冻掉。脱了手套,手指就会粘在枪栓上。没见过世面的小伙伴琢磨着,还有他妈这么冷的地方,我以为三九天金鱼池一冻冰就是最冷了,幸亏我没去。

大勇还讲述了修车和开车的故事,在荒郊野外,开辆大卡车疯跑,追赶狍子,别提多开心了。他开的车不管出了啥毛病,停在路边,他都能修好。有时,大勇也讲些部队里学来的不三不四的荤段子,这些不开窍的毛头小伙子咋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玩艺儿啊。

北院老王家的大女婿用哥哥被撞伤的一笔赔偿,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胡同的老乡们叫它电驴子。这摩托经常出毛病,一出毛病,大女婿就推着电驴来找大勇。大勇只用一个改锥,一把扳手,鼓捣几分钟,电驴就又突突突突地叫了起来。大女婿于是驮着大勇,找个小酒馆一起喝两盅。大勇性格开朗,侠肝义胆,本应是天生的酒仙。可是偏偏天不作美,用不了二两,他就会醉卧如泥,嘴里喊叫着莫名其妙的词句。大女婿还得用绳子拴着把醉汉驮回来。爱喝酒的人沾酒就醉,这的确是个天大的遗憾。就像喜欢大海的人晕船,一辈子也领略不到它的雄浑。

大勇和润秋从理论上讲相互认识以后,周末常来常往。大勇和她一起逛商店,压马路。有时还开着汽车带着女友兜风,两人沉醉于初恋的幸福之中,幻想着美满的家庭,携手开创阳光灿烂的人生。

两年后,大勇的单位分给他一间位于红桥商场右边的小屋,小屋在一个死胡同的小院里。两人开始筹办婚事。几个月的功夫,床、衣柜和桌椅板凳都凑齐了。1969年,正当林副主席被钦定为伟大领袖接班人的时候,大勇和润秋喜结良缘。邻居们搭帮送来被面、暖壶、洗脸盆、插花瓶,白糖罐、小闹钟等日用礼品,给小夫妻带来衷心的祝愿。他们虽不能说是青梅竹马,但也算得上心有灵犀两小无猜了。婚后小夫妻卿卿我我,相敬如宾,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越明年,大勇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为了记住幼小送人的妹妹,起名胡晓玲。两年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和大勇小时候一样,虎头虎脑,结结实实,起名胡小虎。胡婶忙着为老大看孩子,孙女刚会小跑,孙子又爬着来了。邻居们不住称赞着,一儿一女一枝花,真有福气。大勇六十多岁时,不幸患上肝癌,不久离世。此时,他的闺女、儿子都已经参加工作。

胡婶在孩子们都有了饭碗以后,生活开始富裕起来,每天乐呵呵地拿把折叠伞,走西串东,周期性地拜访着四分五散的老街坊。每个孩子给她五六块钱,加起来就是二十多。工资高、需要带孩子的还得多付十几元的家税。她神情舒展,往日的愁容变成了微笑,破旧的衣衫也换成了的确良和人造棉。唯一遗憾的是她的驼背,那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生物效应,驼就驼吧,毕竟它见证着岁月的伤痕和苦难。

猴三少年的命运属于下下签,有点坎坷。初中一年时上了没几天课,就被学校开除,派出所送他到大兴县的天堂河接受劳教。文革时又被转移到文安洼地,插队落户。凭着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县办工厂请他作业务员,专门负责到北京发展客户,推销产品。一年要夹着皮包,跑十来趟北京。也算是半个北京户口了。

四人帮搬进秦城监狱以后,猴三凭着在北京工作的未婚妻和关系户,把户口迁回北京,并且紧跟邓副主席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几年的时间,不但腰缠万贯,还搞到几处房产,成了从二巷走出去的唯一的大款。

小崽走上和三哥不同的道路,在构件厂有个开铲车的工作,他喜欢稳定的铁饭碗。几年后,上山下乡的政策改为下山离乡,两个小妹也走进工厂,当了工人。一个在小西天的工艺美术厂,一个在朝阳区的灯笼厂。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麻张婶因病身亡,死前把二巷小院的地址和爹妈的名字告诉了养女。虽然小院原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迁到不同的地方,派出所念她远从山西而来,帮助这位认祖归宗的中年妇女找到了郑淑雯女士的家,光明楼。

七十多岁的胡婶正和孙子们一起指手画脚地看电视剧《四世同堂》,忽然间户籍警领来一位外地妇女。胡婶虽然头发全白,但两眼好使。在来客身上盯了450毫秒,马上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大玲。大玲也隐约记得母亲的驼背,把带来的点心和礼物往地上一扔,这一老一少像N、S磁极不约而同地撞到一块,各自用双臂把对方抱紧。少的连哭带叫地说了声“妈!”,跪在地上;老的老泪纵横,喊了声:“大丫头!”弯着腰,拉着阔别了三十多年的亲骨肉。血浓郁水,民警见到如此动人的场面,说:“你们好好叙叙旧吧,我走了。”母女激动得竟然忘了说声谢谢。

大丫头拾起地上的点心,用一口纯正的山西腔说:“这是给你的。”拿着两条烟说:“这是给俺爹的。他在那儿呢?”胡婶指着墙上照片说:“你爹死了十多年了。”大丫头凝视着照片,又是一阵哭泣。埋怨胡婶当初为啥把她送人。为啥这多年不通个音信。胡婶说:“咱家太穷,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妈是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我和张婶有君子协定,从此和她断绝往来。”

大丫头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些山西的土、特产,说是送给兄弟姐妹的。胡婶马上派孙子采用烽火台传讯的方式一个通知下一个,下班后带着各自的家人到家一聚。六点钟,她的几个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饭也没吃,就赶来了。进门一看,见到了离家30多年的亲人。

大勇那时已经懂事,知道有个妹妹被人带走。猴三太小,不记事,嬉皮笑脸地对姐姐说:“我说我怎么叫小三哪,原来上边还有个姐姐。”不一会儿,妹妹、弟弟也先后到齐。猴三说:“我先到萃华楼订桌酒席,半小时后你们乘出租车到八面槽会合。

晚上7点,一家老小,连同儿媳、女婿和孩子,总共十多口在大饭桌前共进晚餐。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小崽的媳妇是语文教师,为了给大家祝酒添兴,用人艺演员的口气说了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021-12-9 01:3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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