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雪花轻飘。这时的北京，家家户户都挂上棉门帘，围着煤球炉，搓着双手，揉着耳廓，跺着两脚，对抗着严寒的侵袭。这时的南城，一个八岁的男孩背着一个比他的后背宽出半尺的木箱，穿过一条条胡同，用清脆的童音大声吆喝着：“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谁买我的臭豆腐？”他穿着一件空心棉袄和一条破旧的棉裤。脚下的棉鞋已经磨掉了半拉鞋面。棉袄袖上围着一圈旧袜套，上边糊着一层青沥沥的鼻滴胶。
上帝是公平的，大勇虽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却有一副健壮的体格。一但有个头疼脑热，含口鲜姜，喝碗热水，再睡上一觉，就会自然痊愈。他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冷，背着比他轻不了几斤的箱子，不停地走着、喊着，直到把大清早趸来的货物卖完。然后把钱交给父亲，换几斤棒子面，让一家人吃饭。
大勇家在二号小院的里端，父母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家里只有三件家具，一个由长凳和铺板搭成的三平方米的木炕，一张吃饭用的短腿小桌和一个贴在墙边的长条木柜。
他父亲在解放前是位巡警，虽说算得上“车船店脚衙”的行业，但胡巡官为人忠厚，从来没有过鱼肉乡里欺行霸市的行为。因此，他在街面上中口碑挺好。邻居们见了面都跟他打招呼，还称他“胡巡官”。
1949年解放以后，巡官失业，在家赋闲。巡官的太太姓郑，原名胡郑氏，解放初期的选举运动要求所有的选民都得有个学名。丈夫给四十来岁的妻子起了个名字郑淑雯，但从来没人这样叫过。成年人提起她都说罗锅子，因为她的后背有块明显的突起，就像电视剧里的刘墉那样。不过人家刘保田那是装的，她这个可是真的。孩子们见了她都叫胡婶。
1950年国家很穷，胡家比国家更穷，在小院子里也是名副其实的穷困户。穷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丈夫无业无收入。第二下边还有四个孩子。大勇是老大，老二是个姑娘，只有五岁，小三长的像猴，被称作猴三，但属象却是猪。老四又是小子，乳名小崽，只有几个月大。
上帝爱和人们开玩笑。那些腰缠万贯的阔老爷，三妻四妾，却常为子嗣断续的事睡不好觉，一年得跑几趟妙峰山烧香许愿。幻想着抱回金娃娃，继承香火。可是送子观音偏不搭理他们。像胡巡官这样的人，从资产阶级的公务员一下子如瀑布一样直落成无产阶级的穷汉，却如打铁铺的榔头，叮叮当当，人丁兴旺，要男有男，要女有女。唯一的遗憾是他们必须得过越来越穷的日子，每天只有由窝头、咸菜和豆汁构成的三大件。
胡巡官不是不想工作，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干过十多年日伪和民国的公安，除了巡街、查户口，别的他甚么也不会干。他曾拆下屋里的铺板在胡同北口搭了个小摊，摆上几罐水果糖、几包香烟和几个腌鸡蛋，企图挣俩小钱。开始时，邻居们出于同情和怜悯，专门凑过来买几样东西。无奈当时的GDP和购买力实在太低。等那几个鸡蛋发散出硫化氢的怪味以后，用不着城管来催，自己收摊，宣布破产。
数年后胡巡官年近五十才在建筑公司找到个差事。那是他后半生最得意的时期，每天按时上下班，努力工作，见人话也多了。经常说些他们建筑公司的事。可惜他这辈子太苦太累，刚满六十岁还没来得及退休，就患了胃癌，告别了家人。他的几个大孩子这时有了工作，日子开始向温饱转型。可是胡巡官等不及了。
胡巡官临走时，握着几个孩子的手，眼睛望着屋顶说：“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好日子就要开始。爹陪不了你们了。要孝敬你们的妈，她活得太辛酸，我对不住她。我要睁着眼睛走，到了阴曹也要看着你们过好日子。”言罢，眼球凝结，呼吸终止。老伴没有扒下他的上眼皮，好让他死不瞑目。孩子们失去一家之长，大哭一场，送走了这位在贫困线上挣扎了二十年的窝头窝头奈若何的硬汉子。
虽然公开的职称是家庭妇女，胡婶也没闲着。冬天她挎个小篮子，右手拿把小木棍，棍端有两个铁钩，在街头巷尾从人家刚擞过的炉灰里捡煤核。她把带着热气的炉灰拨平，挑出几个还没有完全烧透的煤球。用小钩子敲掉外层烧得发红的硫、磷和硅的粉末状氧化物，如果发现了剩余的部分有颗黑心儿，那就是她要淘换的宝物，用北京话说，这叫捡煤核（HU）。一天捡上几篮，也够烧一天一宿了。邻居们家家都有个煤箱子，能装五百斤煤球，够一个月的用项。由于胡婶的勤快，她家用不着这么个箱子。还节省了一笔几块钱的开销，那足够蒸十多屉窝头了。
上帝垂爱胡家，又先后派来一位小儿子，老四。越穷娃越多，就像越渴越撒盐。这下胡巡官和胡婶都撑不住了，咋办？吃饭的越来越多，挣钱的没有。只好采取穷苦人家忍痛割爱的办法，不得不把老二，大闺女胡大玲，送给来自山西的一个商人。这在当时是孩子多的困难户常用的一种脱贫方法，就像韦达先生在旧社会导出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通解。
这商人叫张老板，妻子叫张大婶，脸上有十来个麻点，又成了麻张婶。老两口为人和善，只是膝下无儿。他们每年都到这块穷窝里住上几个礼拜，嗅一嗅龙须沟独有的人气。这次见胡婶要出让闺女，她却如水得鱼，一口应承，准备把大闺女带走。麻张婶给大丫头作了身新裤新袄，都是花布面，把原先杂乱蓬松的头发梳理成两个小辫，脸上还搽了层扑粉。大闺女这么一捯饬，又水灵，又俊俏。此刻的胡婶也动心了，谁说俺闺女寒碜，多爱人啊。可一想到老少好几张嘴在等吃喝，哪天是头儿呀？
麻张婶临走那天，大丫头死活不去。跪在地上抓着母亲带补丁的裤子，嘶叫着：“妈，别让我走，别让我走，我会捡煤核，也会卖臭豆腐，我将来还要养活您哪！”胡婶红着眼圈，背着脸在一旁抽泣着。她已经说不出话了。邻居们眼见这骨肉分离的场面，只好含泪相劝：“胡丫头，张婶带你去吃大米、白面，顿顿有鸡鸭鱼肉。”丫头说：“我不吃，我不吃。”张婶爱上这孩子了，俗话说无毒不丈夫，不狠非娘儿们。她把心一横，抱起孩子噌噌就走。上了一辆事先雇好的三轮，头也不回直奔永定门车站。毕竟是身上掉下的肉，大闺女送人后，胡婶哭了十来天，后背又驼了0.05个弧度。从那以后，麻张婶再也没踏进过这院子一步。
大闺女送人后，胡婶又先后生了两个丫头。这院子里虽说她最穷，可她也最能生。两个大人和五个孩子在一个小屋里蜗居着。孩子大点后，到了夏天，胡婶就推个小车，上边放几个广口暖瓶，四处去卖冰棍，冰棍分两等，三分一根和五分一根的。遇上炎热的天气，一天下来赚到的钱也够吃两顿饱饭了。
胡家的另一个收入来于一个麻将俱乐部。胡家在院子里头，窗子和门又对着茅房的后墙，地理位置严实隐蔽。于是有几位麻将爱好者凑足了金兰四友就到这里来推牌九、打麻将。每人都带着几块钱，筹码不多，但耍上八圈，也要几个小时的功夫。胡婶没有上牌桌的资格，她也不懂什么东风、西风、白板、三条、五万。她只管在炉子上烧开水，等牌友们口渴了呷口茶润润嗓子。牌局散后，赢家按赢的多少给胡婶撂下块儿八毛的小费。按现在的说辞，胡婶当时已经在经营第三产业了。可惜规模太小，比不得人家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罗。
按说，彻底的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但窗前连个煤箱都没配置的胡婶却什么都怕。街上一有谣言，首先传进院里的必定是她。五十年代初，街上的小贩卖一种新品种的红皮大蒜，叫火蒜。于是胡婶就忙上了，见人就嘀咕：“火蒜，火蒜，这回是要搭伙算账了。”其实不管跟谁去搭伙，她都不会吃亏，至少用不着捡煤核了。有一年她说：“神仙算好了，十年之后这里要发大水，没人可以逃脱。要想保命，必须让孩子到深山修道，十年后像《宝莲灯》里的沉香那样搭救父母。”第二天，有家儿子一宿未归，警察四处查询。他们在潭柘寺附近找到一个求仙学道的儿童，把他送回家中。说来也灵验，1963年京津地区还真发过一场洪水，但没她说的那么邪乎。
大勇虽然童年穷苦，但长得虎实，身材和肩膀都比同龄的孩子宽大。大概是因为先天营养充足。1949年前，胡巡官一人挣钱足够三四个人花销了。大勇没玩过三角，没拍过洋画儿，也没踢过小足球，但摔跤却是把好手，没人能绊倒他。这大概也是穷人的造化。
大勇属马，从八岁起开始贩卖臭豆腐的生涯。见到他流着鼻涕脏兮兮的样子，还有那身肋脦的衣服，但分讲究一点儿的，也不会出来买他的臭豆腐。只有他那清脆的童音能博人一爱。他的客户都是些老主顾，家庭条件和他们家不相上下，与其说爱吃他趸来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同情他的贫寒。这些人虽穷，但却能够设身处地地想事，我的孩子要是也在街头受冻，那又会怎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日子苦，但良心尚存。
每天路过鞭子巷三条时，总有一位穿得干净利落的小姑娘来买一毛钱的臭豆腐。小姑娘名叫孙润秋，父亲和母亲都是小学老师。有一天，小润秋见大勇的小手被冻裂，心里过意不去。她打开一盒蛤蜊油，把沤子抹到大勇的手背上。然后，一言不发，把这小盒放到大勇的棉袄兜里。回家后，大勇把蛤蜊油交给母亲，母亲如果至宝，连忙藏到枕头下边。自打解放以来，她还没用过这等护肤物。
大勇十岁那年，院里比他小的几个孩子都上学了，聪明一点的考上市立小学，愚笨一点的进了私立学校。爹妈终于感到某种社会压力，决定让大勇上午卖臭豆腐，下午去读识字班。识字班是专为家庭困难的孩子设立的，不收学杂费，还发课本。
东晓市有个一中心小学，那儿是清朝的金台书院.大红门两旁是灰色的砖墙，对面还有器械齐全的操场。里边的建筑设计介乎庙宇和宫殿之间。上下课不摇铃，同老北京的八座门楼一样，当当地敲打一块铜典。
识字班四点钟开课，要等一中心小学的正规班放学之后。大勇珍惜这个机会，他年纪虽小，但不愿意卖一辈子臭豆腐。三点多钟，他背着母亲用破衣服缝好的小书包，一个人坐在校园的大屋檐下，轻声读着课本。“拍手拍拍手，……，二人土上坐。”有一天，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书，一个刚下课的小姑娘走了过来，给他留下一只铅笔。他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又是那个买臭豆腐的女孩，他本想拒绝，可这又是他的需要。过了几年，识字班转成正规小学，大勇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学生。
小学读完后，胡巡官终于找到了早也盼晚也盼的一份工作，让大勇考到娘娘庙的附近的第四十九中学。三年后，在自然灾害已经到来的时候，大勇又考进位于南口的铁道中专学校。每个星期一的大早，他就起身到西直门坐火车去学校。不到一年，一来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地严重抗议，二来基础差，学习遇到困难，他决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那时候，毛主席还没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老百姓还停留于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胡同的前后左右很少有人参军入伍，最不济的也得进厂学徒。大勇成了这个地区的爱国先驱。
他到东北解放军某部，当了卡车司机。两年后由于技艺纯熟，当了班长。三年头上复员转业，中间没回过家。劳动局派他到崇文分局当司机。
到东晓市西头的精忠庙派出所转回户口时，大勇看见一个姑娘，觉着眼熟，又叫不出名字。经过部队锻炼和学校的开化，这对金童玉女已经消除了当年的羞涩。还是姑娘眼快，指着大勇说：“你是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也想了起来：“你是送给我蛤蜊油的。”当年不懂事的两个小毛孩，一个成了虎背熊腰健美英俊的小伙，一个出落成如花似玉秀外慧中的大姑娘。姑娘说：“我叫孙润秋，家住何处你知道。我毕业于护士学校，分配到蒜市口旁边的第四医院。”大勇也勇敢地报了名姓，告诉他家住西园子边上的二巷胡同。前世的缘分把他俩撮合到一起，经过这次摩擦起电，两个人各自携带了0.5库仑的正、负电荷，开始以偶极辐射的方式，释放出青春的火花。
大勇复员回家，成了闯荡江湖凯旋而归的英雄。吃过晚饭，同龄的伙伴儿就搬个小马扎围着大勇坐成半圈，听他讲述那些动人的经历。这东北还他妈贼冷，这尿（SUI）刚尿（NIAO）出去，立马就成了抛物线形的冰柱。这屎刚拉半截就冻成了小豆冰棍。摘了皮帽子，耳朵就会冻掉。脱了手套，手指就会粘在枪栓上。没见过世面的小伙伴琢磨着，还有他妈这么冷的地方，我以为三九天金鱼池一冻冰就是最冷了，幸亏我没去。
大勇还讲述了修车和开车的故事，在荒郊野外，开辆大卡车疯跑，追赶狍子，别提多开心了。他开的车不管出了啥毛病，停在路边，他都能修好。有时，大勇也讲些部队里学来的不三不四的荤段子，这些不开窍的毛头小伙子咋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玩艺儿啊。
北院老王家的大女婿用哥哥被撞伤的一笔赔偿，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胡同的老乡们叫它电驴子。这摩托经常出毛病，一出毛病，大女婿就推着电驴来找大勇。大勇只用一个改锥，一把扳手，鼓捣几分钟，电驴就又突突突突地叫了起来。大女婿于是驮着大勇，找个小酒馆一起喝两盅。大勇性格开朗，侠肝义胆，本应是天生的酒仙。可是偏偏天不作美，用不了二两，他就会醉卧如泥，嘴里喊叫着莫名其妙的词句。大女婿还得用绳子拴着把醉汉驮回来。爱喝酒的人沾酒就醉，这的确是个天大的遗憾。就像喜欢大海的人晕船，一辈子也领略不到它的雄浑。
大勇和润秋从理论上讲相互认识以后，周末常来常往。大勇和她一起逛商店，压马路。有时还开着汽车带着女友兜风，两人沉醉于初恋的幸福之中，幻想着美满的家庭，携手开创阳光灿烂的人生。
两年后，大勇的单位分给他一间位于红桥商场右边的小屋，小屋在一个死胡同的小院里。两人开始筹办婚事。几个月的功夫，床、衣柜和桌椅板凳都凑齐了。1969年，正当林副主席被钦定为伟大领袖接班人的时候，大勇和润秋喜结良缘。邻居们搭帮送来被面、暖壶、洗脸盆、插花瓶，白糖罐、小闹钟等日用礼品，给小夫妻带来衷心的祝愿。他们虽不能说是青梅竹马，但也算得上心有灵犀两小无猜了。婚后小夫妻卿卿我我，相敬如宾，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越明年，大勇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为了记住幼小送人的妹妹，起名胡晓玲。两年后，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和大勇小时候一样，虎头虎脑，结结实实，起名胡小虎。胡婶忙着为老大看孩子，孙女刚会小跑，孙子又爬着来了。邻居们不住称赞着，一儿一女一枝花，真有福气。大勇六十多岁时，不幸患上肝癌，不久离世。此时，他的闺女、儿子都已经参加工作。
胡婶在孩子们都有了饭碗以后，生活开始富裕起来，每天乐呵呵地拿把折叠伞，走西串东，周期性地拜访着四分五散的老街坊。每个孩子给她五六块钱，加起来就是二十多。工资高、需要带孩子的还得多付十几元的家税。她神情舒展，往日的愁容变成了微笑，破旧的衣衫也换成了的确良和人造棉。唯一遗憾的是她的驼背，那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生物效应，驼就驼吧，毕竟它见证着岁月的伤痕和苦难。
猴三少年的命运属于下下签，有点坎坷。初中一年时上了没几天课，就被学校开除，派出所送他到大兴县的天堂河接受劳教。文革时又被转移到文安洼地，插队落户。凭着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县办工厂请他作业务员，专门负责到北京发展客户，推销产品。一年要夹着皮包，跑十来趟北京。也算是半个北京户口了。
四人帮搬进秦城监狱以后，猴三凭着在北京工作的未婚妻和关系户，把户口迁回北京，并且紧跟邓副主席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几年的时间，不但腰缠万贯，还搞到几处房产，成了从二巷走出去的唯一的大款。
小崽走上和三哥不同的道路，在构件厂有个开铲车的工作，他喜欢稳定的铁饭碗。几年后，上山下乡的政策改为下山离乡，两个小妹也走进工厂，当了工人。一个在小西天的工艺美术厂，一个在朝阳区的灯笼厂。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麻张婶因病身亡，死前把二巷小院的地址和爹妈的名字告诉了养女。虽然小院原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迁到不同的地方，派出所念她远从山西而来，帮助这位认祖归宗的中年妇女找到了郑淑雯女士的家，光明楼。
七十多岁的胡婶正和孙子们一起指手画脚地看电视剧《四世同堂》，忽然间户籍警领来一位外地妇女。胡婶虽然头发全白，但两眼好使。在来客身上盯了450毫秒，马上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大玲。大玲也隐约记得母亲的驼背，把带来的点心和礼物往地上一扔，这一老一少像N、S磁极不约而同地撞到一块，各自用双臂把对方抱紧。少的连哭带叫地说了声“妈！”，跪在地上；老的老泪纵横，喊了声：“大丫头！”弯着腰，拉着阔别了三十多年的亲骨肉。血浓郁水，民警见到如此动人的场面，说：“你们好好叙叙旧吧，我走了。”母女激动得竟然忘了说声谢谢。
大丫头拾起地上的点心，用一口纯正的山西腔说：“这是给你的。”拿着两条烟说：“这是给俺爹的。他在那儿呢？”胡婶指着墙上照片说：“你爹死了十多年了。”大丫头凝视着照片，又是一阵哭泣。埋怨胡婶当初为啥把她送人。为啥这多年不通个音信。胡婶说：“咱家太穷，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妈是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我和张婶有君子协定，从此和她断绝往来。”
大丫头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些山西的土、特产，说是送给兄弟姐妹的。胡婶马上派孙子采用烽火台传讯的方式一个通知下一个，下班后带着各自的家人到家一聚。六点钟，她的几个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饭也没吃，就赶来了。进门一看，见到了离家30多年的亲人。
大勇那时已经懂事，知道有个妹妹被人带走。猴三太小，不记事，嬉皮笑脸地对姐姐说：“我说我怎么叫小三哪，原来上边还有个姐姐。”不一会儿，妹妹、弟弟也先后到齐。猴三说：“我先到萃华楼订桌酒席，半小时后你们乘出租车到八面槽会合。
晚上7点，一家老小，连同儿媳、女婿和孩子，总共十多口在大饭桌前共进晚餐。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小崽的媳妇是语文教师，为了给大家祝酒添兴，用人艺演员的口气说了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021-12-9 01:3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