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患难姐妹的悲惨命运
做临时工的，大多数是受人歧视的五类份子家属，相处之间，也不能放心倾吐，怕的是说错话，招来横祸。也有同命运共患难的好姊妹，互相帮助，心投意合，两不猜疑，无话不谈。李云霞的丈夫原是宜宾贸易公司经理，在三反运动时，被打成大贪汙份子。他没贪汙一分钱，只是得罪了领导，就定为贪污犯，开除留用，当勤杂工。五七年鸣放，他贴了大字报，要求复查。领导说他否定三反运动，划为极右派份子，判了三年徒刑。李云霞拖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为了生活，和我一样，当佣人，做苦工，卖血为生。我们一起抬石头，修铁路，建河堤，汗流在一起，心交在一处，同甘苦，共患难，互相帮助，亲如姊妹。我们是劳动求生的夥伴，又是倾诉衷肠的知己。常言道：雪中送炭真君子，锦上添花是小人。我们穷在一起，少衣缺食，谁有困难，一元、两元钱，一张、两张粮票，却能解燃眉之急。一九六一年春节，卖血度日的徐祖英，年三十晚，没法给孩子们买肉吃。李去霞带我去牛肉舘买牛杂，到菜地捡些青菜头，拿到徐祖英家煮了一锅，大家围在一起，也算团了年。
比我更苦的是唐家英。
唐家英的父母是贫苦农民，生下她不久，父亲去世。她十二岁时，母亲改嫁，把她送到城里高家做童养媳；十六岁和丈夫圆房，生了一儿一女，她第三个儿子生下不满月，正逢“三年特大灾害”，她的丈夫高志明在船上做工，眼睁睁看着一船接一船的大米运到重庆装上大轮船运往苏联，而自己一家人连米的样子都见不着，等着饿死。他悄悄把每次卸货后掉在船底木板缝中的大米一粒粒的捡起来，拿回家中救命，每次也有一斤两斤的。书记说，高志成把捡到的粮食不交公家拿回家去，就犯了盗窃粮食的大罪，捆绑送公安局。法院以盗窃罪判高志明五年徒刑，送劳改。她丈夫押走后，就来工地和我们一起做临时工。因为她多次卖血，身体虚弱，微薄的工钱难以养活儿女和老母，只好跟着别人跑到云南买点粮票到四川来卖，赚点钱，以活家口。事发后，政府说她投机倒把，破坏统购统销，判她刑期五年。可怜她的儿女饿死街头，无人收屍，惨不忍睹。她刑满后，又和我一起做临时工。我们是共患苦难的姐妹，知底知心，互相帮助，交往二十余年。改革开放，她做小生意起家，辛勤发富，却因积劳成疾，患骨癌死去。
小引：祭文一则
唐中英是我妻子的患难姊妹，她俩是同一命运，同一性格下的知己之交。是一对与暴政博斗的战士——倔强的女人。她们一起流汗、一起流泪、一起买血、一起倾诉对暴政的愤怒、一起为孩子们吃穿病痛而担心、一起盼望丈夫归来团聚。互道思念之情，共诉离别之苦，互慰悲痛之心，同向苍天祝愿：暴君早逝，出头有期。
唐中英之一生，比我妻更为悲惨，她出生农村，十岁时，遭遇荒年，父母将她送到高家作童养媳，十五岁圆房，生下一儿一女，丈夫是川江航运工，尚能维持父母和妻儿六口人的生活。五八年因检举支部书记贪污运费，克扣工资，被报复，反右打成坏份子，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五九年灾荒中，他把运粮时洒落在船板上的粮食，扫回家充饥，被诬以盗窃国家粮食，破坏统购统销，判劳改五年，被捕送走时，第三个女儿刚满月，她便作临时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丈夫因思念父母和妻儿，两次逃跑回家，挀回后加刑十年，当他第三次逃跑时，被追捕的狱警击毙。她只好改嫁。第二个丈夫相处甚好，生有一子，可惜不久死于暴病。一人含辛茹苦，哺育四个子女，六零年难度灾荒，去云南买粮票，到四川出售，少有微利，又以倒买粮票，破坏粮食政策罪，捕后判刑五年，儿女流落街头。刑满出狱，找回儿女，仍靠做临时工为生，七二年时，因系劳改释放人员，全家无正当职业，强行上山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劳动力弱，长期生活在半饥不饱的日子里。幸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返城经商，始致小富，但积劳成疾，死于花甲之年。我妻赴丧，万分悲痛，举家嚎淘，声震云霄，目不忍睹，余亦甚悲，故代其子女书此祭文。
正是：
都为暴君刀下鬼，
亿万冤魂怨同声。
天地不管人间事，
但待如云世事新。
慈母唐中英仙逝祭文
唯公元二零零六年，春回大地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泣血痛心之时。仅备香烛纸钱，三牲果品，致祭于慈母唐中英之灵前而奠以文曰：
呜呼！五十年代，我母正值芳华，夫婿蒙冤，牢狱他乡，二子二女，嗷傲待哺，母以一孤苦无告弱女子之身，外承荒唐社会之岐视压迫，内受骨肉分离之惶然凄凉，四十余年，忍辱含垢，饥寒交迫，风霜历尽，艰苦备尝。幼女满月，便下苦力于临时上中，翠屏山簏，盐水溪旁，几多慈母泪痕。千方百计，废尽心机，寸断肝肠，育儿女于垂危之中。
曾记否？难忘的一九六零年，因昏君之罪恶决策，人为灾荒岁月，饿殍遍地，处处哀鸿，白骨盈野，无力掩埋，天愁地暗，谁敢举哀，朝不保夕，人人自危。一勺菜汤，分作五份，但求活命于乱世，半锅清水，数粒霉米，倒悬家口于日时。乞讨无门，借贷无路，外援无人，内助无力，我母无奈，买血于医院，解一家断炊之危。力尽计穷，求活无方，继而奔走于川滇之间，经营粮票，微利之图，几入不毛之地，然“苛政猛于虎矣”，又啮母于牢狱之中。几度风刀霜剑，雨暴风狂，欲夺慈母之命，坚强挺拔，立志求生，我母不弱女中豪傑。
幸邓公之改革开放，胡公之平反冤假错案，拨回人间正道，我母始能恢复人格尊严，发挥聪明才智，不辞辛劳，苦心经营，方能脱贫小富。眼见正应享天年之福，受儿孙孝敬之时，恨病魔缠身，卧床不起，遍求良医，换尽药石，难救母积劳顽疾之身。痛哉苦矣！我母竞丧于花甲之年。
似母这般，只管付出，无所索求的高贵品德，比之于上欺党国，下压百姓之贪官污吏和只图唯我独尊，不管人民死活的暴君，可算平凡中之伟大，默然中之巾帼英雄。面对我母遗体，纵然哭干眼泪，喊被喉咙，那能唤得我母回生，让金江滚滚怒涛，翠屏愁云惨雾，带娘早登极乐西天。
但愿那里有和谐社会，能享民主自由，安康祥和晚年。设有苛政暴吏，多一些人间欢乐，少一些灾害愁烦，永享天年。
奠曰：何处桃园埋母骨，唯盼仙风拂娘身，啼血难唤慈母应，悔不生前更孝亲。
凭吊像母亲这样平凡而善良，勤劳而坚强的女性，愿这样的精神永垂不朽！
我们疾呼，所有像母亲这样，“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的中国式女性精神，万岁，万岁，万万岁！，与日月同辉，与山河永存！呜呼，哀哉，尚向。
儿高均 高平
女正芳 正云
公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21）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春节，我揹着装满年关供应的食品和一口铁锅，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去看丈夫，在长河板小站下车，抬头望着那耸入云宵的高山，弯弯曲曲的小路，坐在路边犯难。一个中年男子走来问我去何方？我说：“这里是新胜茶场吧，可有个101队？”他说：“我就是101队的，大嫂找谁？”我说：“找管正和。”他高兴的说：“你就是住在宜宾栈房街的何大姐吧。”我奇怪他为什么知道。他自我介绍说：“我叫路涛，当右派前在中学教体育，和管正和是好朋友。他常提起你的好处，还把宜宾说的比成都好。”我笑着说：“别听他瞎吹。”路涛把他的小包放进的揹篓，揹起背筐：“嫂子跟我走吧。”我跟随路涛爬山过沟，走了十多华里，已是气喘吁吁了。到了场部所在地，道路平缓下来，四周瞭望，层层茶园，笼罩在云雾之中。路涛告诉我，沿公路走到尽头，就是老君洞101队住的地方，到那里还有十多华里。公路两旁，是见不到尽头的茶园，有人在茶林中劳动。路涛说：“山下路口都有武装看守，谁敢越出警戒，立刻击毙。”我奇怪的问，为什么上山时没见武警呀。他说：“武警都在暗处，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太阳快落山了，我们走到公路尽头的老君洞。101队队部是座小庙改建的，庙堂是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两面建了哨楼，下边四周用条石砌成围墙，中间搭的草房，就是劳教右派的囚舍。这时正是右派们收工吃晚饭的时候，我站在队部往下看，右派们都穿着破烂不堪的棉袄，狼吞虎嚥的吃着用老白菜叶子煮的红薯稀饭。路涛把我引到队部后各自去了。我走进队部一看，有个青水脸的高个子不认识，其他是打了多次交道的老熟人。岳政府还是指导员，两鬂已班白，额头上绉纹漆增多。他见到我，比过去热情一些，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这样高的山你都来看他，真够辛苦了。”我说：“这次我是辨好証明，来接他回家的，算是最后一次麻烦你们了。岳指导员守了他们二十年才是辛苦啊。”
正和见到我非常高兴，他把我引进屋子，抱起我一阵狂吻，弄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等他安静下来我对他说：“你别高兴得过余了，就是放你回家了，你还是劳教释放人员，还要接受人民群众专政，只能和我一起当临时工。你知道这个同意入户的証明是怎样才弄到手的吗？半年来，我跑派出所不知道有多少次，那个朱干事总是冷冰冰的说，联糸函到了我会通知你，回家等着吧。后来，唐家英告诉我，要找派出所朱干事办事，不上点寿是不行的。我说：‘每月找的钱一家四口吃饭还不够呢，那有钱给他上寿啊！’她说：‘你不上寿，他把你的联糸函放起不理，你拿他也没法，管大哥也回不了家呀。’我很焦急，我要做活路，回家也忙，一无时间，二无钱，三无帮忙的人，看来是只好认命了。提起帮忙的人，我忽然想起个人来，在市政修街的同班工友杨成君，她的丈夫就在公安处工作，还是个科长，找他帮忙也是个办法嘛。当天晚上我到杨成君家，他丈夫张俊林也在，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们，夫妇非常同情。张科长说：‘我会跟你们南城派出所所长打招呼，要他马上办理，过两天你去找陈所长，他会给你瓣的。’五天后我找到朱干事时，他像换了个人似的，非常主动热情，很快找出联系函，给了同意入户证明，还讨好似的对我说：‘大嫂最好亲自送去，时间会快得多。’我道了谢，就急急忙忙赶到你这里来了。”他说：“我明知道办这种事要花钱才快，知道你生活都困难，那有钱去为我办呢，我是不好跟你说啊！现在算是遇见贵人了。你知道吗，有了清放政策，他们就有捞钱的机会，有钱就办，无钱就看。我们队有个王力群，原来是汽车公司大队长，家中很有钱，他妻子专程来接李干事去办理，一年前就放回去了。王力群说花了不少钱，就竟多少，他也不好说，我们也不好问。”他又说：“都是关了二十年的人了，盼望能恢复自由，回到人间，是心急火燎的，那个不是度日如年呢。”右派们听说丈夫办好了清放手续，他的好同伴，王致中，王季洪，刘桂林，钟泽华，王利生，罗正伦等，晚上带来酒菜祝贺。我们住的是收生茶的房子，在冬季，无茶可收，成了来访的家属房，离队部较远，大家说话也方便，欢欢喜喜，非常热闹。三杯酒落肚，姓什么都忘了，无话不说。王季洪忽然站起来，一口乾了杯中酒，神秘兮兮的拿出一张信纸：“大家听好，我这是比清放回家更大的喜讯。党中央决定给全部右派改正，恢复工作了。我这是抄来的中央55号档，有凭有据，绝非谣传。”大家非常惊奇，催他快读来听。听完了，又不敢相信，王利生说：“这不是把反右全盘否定了吗？”王致中说：“请注意，这叫改正，不是平反，他们决不会全盘否定反右运动的，别忘了，整风报告是邓小平做的，他能全盘否定吗？用改正二字，连工资都不会给你补发，这二十年的牢你算白坐了。”王利生说：“只要能回去工作，管他妈妈的，总比在这里受他们的压迫强。”大家都同意他说的，只要能回去工作就是好啊。我们喜出望外，异常兴奋。王致中又说：“这个档还没下达到地方，昨天晚上不知道李禹伯从那里知道我有档，还找我去追查谣言。我说：”档千真万确，信不信由你，但我决不会告诉你档的来源，如果是假的，以后你可以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他当然也拿不准，不过他也知道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形势，又不敢不相信。李禹伯对我说：”不管是真是假，你最好不要在下面扩散，那是不利于我们管教的。“我看他们内心是相信的，最近不是管得宽了吗，晚上不训话了，还极积搞清放工作，我估计不到半个月，管老弟一定能回到你那心爱的宜宾栈房街家中团聚了。我高兴的对他说：”但愿如你所说，望大家都能如愿以偿，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
（22）丈夫归来
回家后，我深信王致中的话，高兴的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就要回来了。”三个孩子欢呼雀跃，叫喊起来：“爸爸要回来了！爸爸要回来了！”听到孩子们的笑声，我也感到温暖和快乐。晚上睡在床上，闭上眼睛，怎么也睡不着，想一些他回来前我应该做的事：第一件事是赶快为他做一套见得人的衣服，决不能叫人家看他像乞丐样，还要买一双像样的鞋子，走起路来才精神。还要买些好菜，一家人吃顿团圆饭。还要……想着、想着进入了梦里……看到丈夫就坐在床边，紧紧地拉住我的手，笑着说：“我已经恢复工作，你和孩子们的苦日子算熬到头了。”他身穿新蓝色毛呢中山服，容光焕发。我问他在那里工作，他说：“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我要去上斑了，向门外走去。”我大声喊道：“你回来，还没吃饭呢。”叫声警醒了二女。她问：“妈你在叫谁呀？”我说：“刚才做梦，看见你爸爸回来了。”她说：“妈妈是太想爸爸了。”我说：“你不想爸爸回来吗？”她说：“怎么不想呢，刚才我也梦见爸爸回来，还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呢。”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黄昏，我和孩子们正吃晚饭，丈夫突然回来了。孩子们围住他，高兴的问这问那，亲热极了。我烧水给他洗澡，换上我为他赶制的新衣。丈夫在布包里拿出脐橙：“这是农场引进的华盛顿品种，好吃得很呢。”孩子们说：“爸爸真好，脐橙好甜啊。”真正感到甜蜜的是我，二十年的苦难，二十多年的期盼，失去二十多年的青春年华，换来今天一家团聚，倍感悲喜交加，高兴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这是个无眠的夜晚，欢乐的夜晚，我们紧紧地抱住，亲着，吻着，狂热地投进爱河的波涛中，享受久别的甜蜜。
第二天早上，院子的老老少少都赶来问候，表示祝贺。他拿出入户证明问我：是否要找冯主任报到？我笑着说：“冯老妈子遭了报应，已经找阎王报到去了。”他感到惊奇。我说：“世上的事就是这样稀奇，恶人还有恶人收，恶鬼还有恶端公。冯老妈子是一方泼妇，仗他儿子是公安局刑警队长，对四类份子家属尤其狠毒，文化大革命抄我们的家，就是她干的，72年逼我上山下乡，我没有怕她，和她大干一场。整人的人，良心不好，不管你有好恶，到头来决没有好下场。她儿子讨个比她更恶的媳妇，闹得她日夜不安，鸡犬不宁。有时，连饭都不给她吃，骂她老不死的，怎么不早进火葬场啊。她不敢跟儿子说，她儿子在外面又养一房，也怕这个媳妇。冯老妈子前年服下毒药，找阎王报到去了。大家说她是现世报应，罪有应得。现任居委会张主任很好，和气近人，一会我给她说一声就行了。”
落实好户口，丈夫和我一起到天原化工厂做临时工，我们一家五口，只有三女儿在技工校读书，全是临八天。那时己经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弦没拉那么紧，当临时工也没人歧视。丈夫体力不强，也没有什么劳动技能，大组长张绍武叫他当计分员，向厂方报个四级石工领工资，每月四、五十元，是相当照顾的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丈夫看不惯厂方施工鬍子彬克扣临工工资，调戏女民工，飞扬跋扈的样子，就跑到管永年厂长那里去告他的状。胡受了批评，对丈夫恨之入骨，他说：“右派不是好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不久，他到施工现场宣布，新来的技工要考级定工资，指定丈夫在石头上以一个工的时间开两米长二十公分宽，十公分深的石槽。奸笑说：“这是四级石工很基本技能，是难不倒管师傅的。”丈夫硬着头皮说：“胡施工放心，到时候你来验收好了。”我和张斑长在一旁暗自为他着急，眼看这个冒充四级石工的定要出丑。他却不慌不忙拿起手锤、钻子在石头上敲打起来。吃中午饭时，他向保管领了四个雷管。下午四时，大家正在休息，听到一声闷响。丈夫笑着对大家说：“大功告成。”我们看见，石头上出现了两米长的石槽，战胜了胡施工的刁难，同时更增加了胡施工的忌恨。不久，全厂进行安全大检查，鬍子彬找藉口把丈夫所在的小组全部下了。
幸好没多久，传说的中央55号档真的执行了，丈夫的右派身分得到改正，一家人欢天喜地，期待着美好的未来。
（23）落实政策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中共宜宾县委发[79]第209号文称：“现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档精神进行了复查，管正和同志有错误，但不应划为右派，经县委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研究同意，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结论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请宜宾市安排适当工作，工资按省委[79]5号档精神办理（从七八年十月计发），对其家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抽出销毁。”
丈夫面对文件，沉思良久，毫无喜色，十分忧虑地对我说：“玉清，你看这文件字里行间隐藏多少叫人忧伤的问题啊？”我说：“有什么可忧伤的，右派改正了，恢复了工作，总比做临时工强吧。”他说：“不然，右派改正本身就是个政治大问题。戴上右派帽子叫戴帽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叫摘帽右派分子，给右派改正了，就叫改正右派分子，在那些左棍们眼里，右派分子永远都是他们歧视的人。你看，档中不是说该同志有错误，但不应划为右派吗。改正是形势所需，给右派分子留条尾巴，以后有机会，再整。至于工作问题，他们推给宜宾市安排。现在的单位都是人浮于事，谁会接收我这个改正右派分子呢？还有，冤枉劳动教养二十年，他们只字不提。你受株连失去工作的问题，他们闭而不谈。整我们的人还在台上，还掌握大权，他们是人还在，心不死啊。如果自己不争取，这张改正决定书就是一纸空文。”时间过去了三个月，丈夫的工作问题没有资讯，市推县，县推市，谁也不愿接纳。我特意为丈夫做套蓝呢子中山服，对他说：“不要再做临时工了，抓紧时间催他们落实你的工作。自古都是狗眼看人低，人看衣衫树看皮，你穿上这套呢子衣服也好进出衙门。”市委统战部答复我丈夫：“你能在市内找到工作单位，我们可以介绍你去。”在共产党主宰的社会里，一个改正右派谋求一职谈何容易，明摆着市委统战部的态度是不解决。时间又过去两个月，眼看年关逼近，县委派了个姓杨的干部来，动员丈夫回喜捷区供销社工作。我好酒好菜招待他，三杯过后吐真言。他说：“我也是右派，是改正后回县委统战部的。”他满有诚意的对我们说：“县供销社的领导是彭琳的手下俞均诚，干部科长易心容是他的妻，都是你俩过去的死对头，你们回到他的部门会有好日子过吗？”丈夫说：“在改正档案中看到送劳动教养的那张铅字条子，宽不过五公分，字不到三行，上写着：‘右派份子管正和，抗拒劳动改造，企图谋害下放干部邓某某未遂，送劳动教养×年。落了日期，没填年限，没有批准机关，更无批准机关公章。二十多年青春便葬送在这张小小的纸条之中，真叫人痛心疾首啊。我气愤地对宛部长说：你们宜宾县整人就是这样狠毒，连名都不留一个。今后，我管正和撒尿都不朝你宜宾县的方向。”老杨说：“你还不能这样说，你还有两个重要的政策没落实呢。笫一、是你劳教问题没平反，现在你还是劳教清放人员，更重要的是嫂子当初被株连失去工作的问题没解决，你还必须抓紧时间去找他们。至于工作问题，迟早会落实的，最好不要回宜宾县。此话千万不能说是出自我的口，万望老兄切记。”
一九七九年腊月三十晚，是全家团聚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准备了酒菜，希望能欢欢喜喜的团个年。丈夫一早出去，到晚上七时不见回来，孩子和我都等得十分焦急。他是去找宜宾县委，也不会这样晚不回来呀。刚从贵阳回来的三女儿更加着急，不断的跑到大门口张望。我想，怕是出了什么事吧，忐忑不安。直到晚上九时，他才回到家中，一脸余怒未消的样子，知道他又是去和他们吵架了。笑着说：“年三十晚，图个吉利，先吃年饭吧，孩子们都锇了。”丈夫平静下来，喝着酒，一家人闹闹热热的围在一起。夜深人静，他才告诉我，你一九六三年株连失去工作一事，他们也承认属实，但中共中央[55]号档中规定，工职家属因株连的可以恢复公职。因你仅是县供销社仑库的临时工，不算有公职，但是你工作了十年，这种特殊情况，还要请示地委才能决定。谈到我送劳动教养问题时，宛希伯部长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说：“这事是彭特坚副县长坚持搞的，只有找他才说得清楚。我打听到彭县长的家，找了去。他们一家正吃团年饭，我不客气的直呼其名说：‘彭特坚，你二十年前做的亏心事，今天该有个交待了吧？’他慌忙中请我坐下喝酒，笑着说：‘大家都是老同志了，有话坐下来慢慢说。’我气愤的说：‘不敢和彭县长称老同志，当初开大会宣布送我劳动教养的是你。现在我才知道你们诬陷我企图谋害下放干部邓某某未遂，请问邓某某是谁，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敢写出来呢？既然不是事实，我这二十年的牢不就白坐了吗？你知道我这二十年是怎么活下来的吗？’彭县长忙说：‘我也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下放的，没有权利，整你也是上面的意思。他们怎么说，我们只好怎么办。材料是个姓钟的支部委员搞的，我只是照本宣科，确实不瞭解内情。’我说：‘那也好，明天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姓钟的弄个明白。’他劝我说：‘送你劳动教养，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你是被诬陷的，但是在那个年月，谁敢为你说句公道话呢。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敢开腔。现在好了，党中央有档，是你该说话的时候了，不过还是最好不要计较个人恩怨为好。关于你送劳教的冤情，我负责在短期内还你一个公道。’”
那些日子里，我们夫妇为了落实政策，整天焦急万分。那些执掌大权的官员们，摆起架子，冷冰冰的面孔，毫无同情之心，任你说得口乾舌燥，他却无动于衷。市委统战部的吕朝玉说：“我们同意你自己在市内联系工作，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难道还要我们给你安好椅子，请你上坐吗？”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难过，想当初你们整右派时，一夜之间，整出五十几万，何等的雷厉风行；如今落实政策你们拖拖拉拉，冷冷清清，真叫人寒心。
当时我在十中做炊事员，和总务刘克常讲起些心里话，他很同情，问我丈夫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他，是宜宾财经校学会计的。过了几天，刘克常给我说：“目前有个机会，能解决你爱人的工作。学校的梁会计年纪大了，爬真武山到学校上班，十分吃力，要求调到市区。领导告诉她，能找到一个接替会计工作的人，同意她调走。她的丈夫是市委党校校长，只要他找统战部去说，把你爱人调来当会计，不就成了吗。”我回家给丈夫说到此事。他说：“管他什么工作，只要在市内就行。”刘克常找粱会计说了。没几天，统战部便发来通知，叫我丈夫去十中报到。我也安心下来，抽时间去落实我受株连问题。以前的工友杨成君给我说，她丈夫公安处的同事刘绍模调到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当主任。她带我到他家，把受株连的详情给刘主任说了。刘主任向省委电话请示，省委同意按特殊情况处理，恢复我的工作，地委同时通知宜宾县委落实我受株连的政策。我按照刘主任的通知，去宜宾县委找到宛部长。他说：“我们执行地委的决定，同意办理，但我们这里没有你的档案材料，你到县供销社开个证明，证实你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确在该社工作就行了。”我去县供销社办公室，坐在那里的正是二十年前的死对头易心容。我把县委的意见告诉她。她冷冰冰的说：“县委刚才在电话上已经给我说了，这不符合中央[55]号档精神，当时你还不是我们的正式工人，不算有公职，这个证明不能开。”我气愤的问她：“在你们单位仑库工作十年不假吧，易股长还曾经有过不准我过三八妇女节的事，这些你忘了，我可是永世难忘你的恩典。还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右派份子的家属不能在仑库做工，将我下走的。难道这些被株连的事实你都忘了吗？”她说：“那是当时的政策，你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易心容股长大人，管正和已经改正了，不再是右派份子，恢复了工作，这不是用今天的政策翻了过去的案吗？”易心容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气得语无轮次：“总之这证明就是不开，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气愤地说：“你这个小小的股长连芝麻官都不是，你能一手遮天吗？自然有人能叫你开的。”
我把详情告诉丈夫。他说：“不怕，我们找她的领导。”事也凑巧，我们打听到星期五要召开全宜宾县供销社主任会议，我决定在会上去找俞主任讨个公道。那天，我向学校请了假，早上九点便直闯会场，找到正在大会做报告的俞主任说：“请先解决我吃饭的大问题，你们再开会不迟。”他当然已经听他妻子的彙报，对我要说的事一清二楚。他说：“你个人的事等开过会再说，现在不能影响我们的大会。”我振振有词的说：“目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才是头等大事，你们夫妇想一手遮天，拒不落实我受株连的政策，也是头等大事。”俞主任红着脸说：“易股长已经给你说得清楚楚了，怎么还要无理取闹呀？”我指着他说：“你们夫妇阻挠落实我的政策，怎么是我无理取闹呢？有种，你打电话叫公安局来抓我，又诬衊我破怀你们的会场吧。今天有中央文件撑腰，我也不怕你们打击报复了。”几个区社主任前来劝说：“何大姐受了二十多年的气，发一发也好，我们都能谅解，事情在理，缓一步自会解决的，你回去歇口气再说吧。”
找了俞主任，我虽然出了口气，但是，他们却铁下心来，坚决不开证明了。县委干部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开个证明，何玉清同志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确在你社工作了十年就行了。其工作安排等问题不要你们管。”但县供销社就是不办理。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丈夫在十中任会计，和领导之间又处不好关系，杨校长说：“夫妻同处一个学校不好，就把我辞退了。”没有工作，我心里更加烦躁。一天晚上，丈夫的右派朋友胡昆生来我家，我向他诉说委屈。他气愤地说：“这些左棍们那有好心办事啊，你还是再去找地委陈诉才对。临时工作不必担心，明天就到我管的工地上班吧。”胡昆生是重庆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右派改正后在市糖酒公司负责基建，安排个临时工当然不成问题。后来他们伙食团缺炊事员，又把我补了缺。工作算是暂时解决了。由于我有炊事方面的经验，加之卫生做得好，又勤快能干，深受领导和大家的赏识，还得到了表扬呢。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送来一纸公文，是宜宾地区公安处《关于撤销管正和同志劳动教养的决定》，称：“原定抗拒改造，企图谋害下放干部不实，应予否定，现决定，撤销宜宾地区劳动教养工作五人小组原对管正和同志实行劳动教养的处分。”拿着这张荒唐公文我夫妻真是哭笑不得。我弄不清楚劳动教养五人小组是个什么东西，他们竟然如此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不调查、不研究、不审判，就把我夫送了劳教。二十年后，轻描淡写的说个不实，撤销原决定就万事大吉。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不认错，也不补发二十年扣发的工资，厚起脸皮说：国家有困难，你就向前看吧。翻遍中外古今历史，能找出这样的理由吗？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命一钱不值啊！胡昆生看了文件问丈夫，说你谋害下放干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丈夫沉思良久，道出了蒙冤真相：“二十年前，我下放宜宾象鼻乡，同组的有对年轻夫妇都姓邓，名字忘了，他俩可能是因右倾问题下放的。我们一起劳动，相处不错，有时也开开玩笑散心。当时正是大跃进时代，党号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推广密植。我们一天十六个小时弯着插秧，到晚上收工，腰杆痛得难受，伸不起。姓邓的妻子问我，腰痛有什么妙方可治？我开玩笑说：葱花炒鸡蛋，再加二两白酒。第二天，她记不清楚我说的‘方子’，去问一个姓彭的下放组长：‘老管叫我用葱花加什么给老邓吃，是治腰杆痛的妙方，我记不清了，你知道吗？’彭组长阶级斗争观念强，事事不忘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她说：‘你千万不要上右派份子的当，他可能是叫你用葱花加蜂糖给你老邓吃吧，这可是毒药啊！吃了要穿肠而亡。’这么一说，邓妻吓得张嘴结舌：‘老管与我们无冤无仇，怎么这样狠毒呢？’彭组长告诉她：‘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事你不准再对任何人提起，等我向组织回报后再说。’于是，党的各级组织层层上报，层层加码，‘葱花加鸡蛋’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我的死对头彭琳已升为地委农工部长，指令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一边派人去四川省中医学院，取得中药十八反的‘科学’依据，一边叫彭特坚下放组长召集极积份子，收集我反改造材料。彭特坚组长说：‘这是打击右派份子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犯的罪行，决不能手软。也是你们下放人员改造思想，立功的好机会。’彭部长要置我于死地，报他多年的仇恨。于是，他在极积份子会上，给我制造了以下罪行，他说：‘管正和宣传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只吃糠，不用多久变泥浆。’‘要想活，自己帮，八仙过海各想方。’是恶毒攻击我们党不给老百姓饭吃，煽动老百姓造共产党的反。管正和在群众中造谣诬衊共产党说：‘以前大战钢铁是劳命伤财，现在大办农业更是劳命伤财。’攻击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管正和在群众中煽动说：‘亩产十万斤大话说破天，谎言好升官；害得百姓死得冤。’管正和劳动中一贯偷奸耍滑，消极对抗，有力不使，还煽动别人少干。”积极份子们如此这般编造上报，我管正和抗拒改造，破壤大跃进的罪行就成立了。彭部长看了心花怒放，可置我予死地了。可惜，省中医学院否定了中药十八反中葱花加蜂糖可以致人死亡的说法，就判不了我的刑呀。彭部长另有高招，以管正和抗拒改造，企图谋害下放干部邓某某未遂为名，处以劳动教养“。胡昆生说：”一句戏言变成了蒙害罪，自古也是少有的，他们如此栽赃也太阴毒了吧；正如刘禹锡所呤：‘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啊。这些内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丈夫说：”是从彭特坚和外调的极积份子那里知道的，不然我也想不起和邓某的玩笑了。“
落实我受株连政策问题，一拖又是半年，我再次去找地委刘科长。他说：现在己到落实政策尾期，我们已研究了你的问题，决定去宜宾县验收落实改正右派政策时解决你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我收到宜宾县劳动局文件，上面写道：“何玉清经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地区检查验收组和县委研究决定：明确为固定工，工资定为工人三级，工龄连续计算。”文件拿到手，工作没落实。我和丈夫又去找到县委宛部长。他说：“县供销社易心容坚决不同意接收。”我气愤地说：“她同意接收我还不去呢。”宛部长说：“我们知道你是不会回供销社的，决定派干部去与你现在做工的糖酒公司联系。你们有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做些工作。”回到家，丈夫说：“你们糖酒公司的钟利荣书记是我的小学同学，明天我俩一起去找他。”钟书记接待热情，提到安置推口说：“接收一个正式工人，是件大事，必须经党支部讨论决定。”第二天宜宾县委派来干部联系，钟书记一口回拒，说公司已大大超编，还要裁人，根本不可能安排我为正式工。丈夫再去找他，他说：“凭我们老同学的关系，我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支部讨论大多数表示反对，主要原因是你爱人年近五十，眼看置又要顶进一个子女，公司实际增加两个编制。总支书记说：硬要把何玉清安排进来，就是反映到中央我也不同意。”看来话己说到尽头，没有回旋余地了。我丈夫根据中央[55]号文件规定，因夫妻两地分离的，应予照顾安排的政策，向市委写了申请。市委经办人吕朝玉一贯左得出奇，对被落实政策的同志没有丝毫同情心，她向市委负责落实政策的吕逢权副书记反映说：“要照顾老管同志夫妻团聚，宜宾县在市内也有好几个单位，为什么不可以安排，硬要安排到市里来呢。”经她这样一说，市委发了公文，请宜宾县收回安排。他们你推我，我推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改正右派还是受他们歧视的。一拖又是半年过去，我们一筹莫展，想不出什么法子，可以促成这些当官的发个慈悲。一天，我丈夫在街上碰到一个财校的老同学，多年不见，十分惊喜。老同学问他：“二十多年了，我四处打听，都不知你的去向，有人说你送劳教已客死他乡，今日得见，实属不易。”经我丈夫细诉，她方知我丈夫九死一生，历尽艰辛。她很同情我的遭遇，对我丈夫说：“你千万别急，我给你想想办法。”丈夫回家向给我说起此事，我不信，人家也是安慰我们啊！
有个星期天，丈夫的那个同学找到我家，说她有个主意，把我和丈夫带进个大院，当她给我们介绍主人时，才知道是宜宾市委第一书记舒厚忠呀。书记的爱人很热情，招呼我们坐下，又到茶、又敬烟。她说：“老舒太忙，没主动找你们老同志交谈，不瞭解你们的困难，听了你老同学的介绍，才知道老管这么多年所受的冤曲和苦难。”她向着我说：“你受株连受的苦，更值得同情，我们都是做母亲的人，怎能不瞭解你拖大三个儿女所付出的艰辛呢。今天有什么难处，当着我和老舒尽管说出来，能帮上忙的地方，我们一定尽心去做。”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听到的充满人情味和真心实意的话，还是出自一个市委书记夫人之口，感动得热泪长流。隐藏在心里的话，像决堤的水滔滔而出。我把二十多年的辛酸，尽情地向市委书记夫妇陈诉。舒书记很同情，他说：“既然地委都支持，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丈夫的那位同学后来告诉我，市委常委开会，研究我的工作安排问题。舒书记在会上说：“落实党中央[55]号档政策中，有的同志还带着左的情绪处理问题，他们对受株连的同志，不但没有同情心，还百般苛求。有的同志自己打摆子（四川方言，指虐疾）知道打摆子的痛苦，好了后就不知道人家打摆子的痛苦了。地委决定照顾管正和多年夫妻分离将何玉清同志安排到市糖酒公司。遵照我党下级党委服从上级党委的原则，早该落实了，为何要拖到现在呢？”举手表决时，八位常委，七人举手。会后，舒书记叫秘书罗家礼以市委安置办公室之名立即行文，通知有关单位执行。
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24）我的愿望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市糖酒公司职工大会上，宣布了市委的决定，落实了我受株连的政策。这个结果是我们夫妻维护自己的权益，经过不懈努力，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啊！我们永远感谢他们。从此，我成了国家的正式工人，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一家人过上了正常生活。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是我七十岁的生日，丈夫和儿女们为我举办寿庆，亲戚朋友欢聚一堂。栈房街大院的患难朋友，全都来了。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声声衷心的祝福，我感受到无比的快乐。
庆典是隆重的，接受儿孙们的礼拜，真是百感交加啊！丈夫激动地朗读了为我写的颂词：
烛光颂——献给我七十寿辰的妻子
红烛高烧，鼓乐齐呜，鲜花绽放，嬉笑盈盈。亲友们声声祝福，一泓潺潺的温馨，迎来你七十寿辰。
你，一个天贞纯洁的少女，十六岁跨进管氏家门，担负起敬老侍夫、生儿育女的重任。
在那漫长的二十二年里，你承受着荒唐社会的歧视、迫害，忍辱负重，养育着一儿两女，无私地奉献自己的青春，流汗、流泪、流血，在苦难中挣扎，在死亡里求生。
翠屏山巅、金沙江畔，无处不留下你的泪痕和血汗。你期待蒙冤的丈夫归来，为嗷嗷待哺的儿女，像红烛般燃烧自己，坚强地走过长长的黑暗。你背负着生活的艰辛，人世的冷眼，在惨澹的人生道路上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揩乾血迹，没有呻吟。春花秋月等闲度，风刀霜剑严相逼。你挺直腰，信念坚定。展现了中华妇女不畏负重的个性。你！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亲。
春光再度家门。儿女成人，丈夫远归，迎来今日之喜庆。
没有你的付出，就没有我的今生。中华民族没有千千万万你一样伟大的女性，就没有民族繁衍，没有民族振兴。
衷心祝福你，我的爱妻；祝我们相亲相爱，相依相伴共度人生。
西元2004年4月20日于岷江之滨宜宾大茶楼
从自贡专程赶来为我祝寿的丈夫的难友，著名诗人李加建先生偕夫人陈淑兰女士送来特别贺礼：李先生撰词其夫人配画的横副。李先生怀着深厚感情，异常激动的朗诵他的祝词，赢得亲友们称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玉清嫂正值芳华，突遭横祸，夫婿蒙冤劳教他乡。一子二女嗷嗷待哺。嫂以一孤苦无告弱女子之身，外承荒唐社会之歧视打击，内受骨肉分离之惶然淒凉，二十年忍辱含垢，饥寒交迫，艰苦备尝，风霜尽历。幸赖胡公耀邦之平反冤假错案，邓公小平之改革开放。正和兄、玉清嫂始得恢复人格尊严，发扬聪明才智，脱贫致富，吐气扬眉。当此时也，回顾昔年整人害人之丑类，则己一一名崩骨朽矣。
玉清嫂七十大寿，遵正和兄嘱，仅以一技秋韵，永驻玉清嫂之高洁品格与坚毅精神。
儿女们搀扶着我，在亲友们的簇涌下我走到大蛋糕的前面，蛋糕上插满了燃烧着的红烛，儿女们笑着要我许愿，亲友们嚷着要我讲几句，把话筒放在我的嘴边。我满怀激动的心情说：愿普天下的孩子们不再有我的苦难。
亲友们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2007年5月15日初稿
2007年12月2日修改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