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员刘翔获得奥运会金牌之后,展开事先预备好的中国国旗兴奋地蹦跳和奔跑。中国电视台将这样的镜头反复播映,不断闪回,借此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运动员将个人的赛事跟国家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符合国际奥运会规定的原则。许多运动员获得奖牌,会有各种兴奋的举动,有的跟自己的恋人狂吻,有的取出妻子或母亲的照片端详,有的痛哭流涕,有的狂笑不已,有的(美国黑人运动员)甚至故意诋毁本国的国旗。对于这些言行,奥委会都视之为个人行为,不加干预,既不提倡,也不禁止。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公布的奥运原则Principle of IOC明确规定:“奥运会比赛仅仅是运动员个人之间的比赛,而不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比赛。奥运会授予冬季和夏季运动的举办权也是仅仅授予个别的城市,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民族)。运动员参加奥运的权利决不能因种族、宗教、政治原因被剥夺”。

2008年主办权授予北京而不是中国。北京获得主办权,只是跟北京市民有关,跟全国各地,跟中央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各地可以乐观其成,也可以要求竞争。从基本原则上作如此明确的规定,就是强调奥运的个人竞技性质和完全“非政府、非民族”的根本宗旨,避免运动赛事被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各种意识形态所左右。

中国的体育工作从中共建政开始就转入了追随苏联模式、偏离奥运原则的错误方向。运动员的培养和训练由国家一手包揽,从基层建立体校,省队、国家队,形成金字塔体系。从少年时代就逐渐令运动员走上职业化的道路,也直接违背了“奥运会运动员必须业余”的规定。运动员是从尖子中发现出来,脱产培养,他们脱离一般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在基础科学和人文常识的学习方面降低标准,脱离升学、高考的压力,使运动员成为社会中的边缘化异类,成功者辉煌一时,失败者或伤病者都或多或少面临重入社会的适应困境。例如1998

奥运会女子举重冠军刘菲就哀叹自己是“文化知识废人”,退役后无固定职业,无医疗保险,困坐愁城,离退休年龄还有大半辈子,却没有任何科技文化竞争能力。

另一方面,职业化的体育人才培训造成了人民与体育事业的脱节。中国城乡有限的体育馆场或体育教育设施绝大部分服务于专业体育人才,普通人民没有机会享受体育竞技的权利。中国农村的青少年尤其普遍缺乏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运动馆场更与人口不成比例。中国在奥运会上金牌数一数二,可是国内从未触摸过乒乓球台,从未下过游泳池的成人和青少年何止成千上万。

中国在关于奥运和国家体育的宣传上,也是长期故意违背奥运原则的;而且从来不正面介绍奥运原则。国际奥委会IOC的文件历来并不保密,从互联网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都可以查到。原因就是中国党政当局不希望人民了解奥运的基本原则,要尽量利用奥运和体育赛事夹带狂热民族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的宣传,借此强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运动员教练员成为当局宣传的傀儡。民主国家的新闻界也介绍运动赛事,例如德国,也是奥运金牌大国,但是绝对没有中国这样狂热的民族主义体育宣传。德国报刊也注重体育新闻,也有狗仔记者追踪体育明星,报道球星八卦新闻,可是他们决不会把体育人物往爱党爱国的“政治秀”上面死拉硬拽。1936年纳粹奥运会的党国喧嚣和后来的疯狂覆灭,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中国的报纸、电视广播不断地在强化这类宣传。名将之约、体育在线,主持人就是党化宣传的诱导人。获奖立刻展开国旗狂奔,就是长期诱导的结果:“把个人的荣誉归功于党,归功于祖国”这类套话长期流行,体育明星们发现,凡是这样表现的人,往往获得表扬和嘉奖,于是就逐渐蔚成风气。而且体育运动队也确实是国家编制,奖励确实由国家颁发,促成他们向党政领导感恩戴德,而忽略了畸型金字塔体制掩盖了不公平竞争的虚伪性。乒乓明星孔令辉在“名将之约”节目中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时表示,他最崇拜的人是邓小平,因为邓领导了改革开放,使得他有机会出国参加了比赛,获得了成功。这是中国运动员典型的糊涂观念。奥运精神张扬的就是普遍的人权,就是人的天赋权利。每个人都参赛权和竞争权,不用感谢任何人。邓小平当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感谢过当时的军阀执政当局吗?中外明星的区别还在于崇拜偶像的不同。孔令辉说他崇拜邓小平。经常出国的他竟然不知道邓小平形象在国际上的争议。邓是八九六四屠杀平民的下令者和责任者,是典型的冷血屠夫。作为和平友谊象征的青年体育明星竟去崇拜一名沾满青年鲜血的刽子手,给世人的印象简直是佛头着粪。西方的青年很少崇拜政治人物。法国足球队的队员,有的崇拜著名画家,有的崇拜哲学先贤,泱泱不失欧洲大国之风。试想如果一位民主国家的运动员说他拿到金牌后,感谢执政党(例如社民党),感谢党中央(例如施罗德等人),立刻会引起哄堂大笑,甚至觉得他神经有病。而在中国,“感谢党,感谢某某某”之类的套话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谦逊本份。两相比较可知,专制统治下中国整个社会的意识已经呈现病态。

再拿共产党东德的情况来对比。我们知道,东德党中央政治局专门有一名委员直接主导国家奥运会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造成了虚假的优秀成绩,多次赢得了虚假的奥运冠军。到头来许多运动员成了牺牲品。尤其是女运动员声带男性化,甚至不得不后来变性为男士。有关的诉讼至今仍未结束。德国统一以后,也为东德第三大城市德累斯顿申办过奥运主办权。执政当局恐怕也有借助申奥推动这座因共产党统治建设停滞四十年的历史名城复兴重建的意思。当然得到德国各州的谅解。短暂的竞争之后,柏林让位给德累斯顿,结果申奥并没有成功。

申奥的宣传和造势主要仍然局限于德国奥委会和德累斯顿市长以及市民民间社团;与联邦政府没关系,与联邦和州、市的执政党更没有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党政的体育宣传更多地对人民使用了大剂量的“精神兴奋剂”,违背奥运原则地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伪爱国主义(偷运爱党主义),从精神上毒化人民的心灵。虽然没有发生女性运动员男性化病变,但是让无辜的中国体育人士甘当政治工具,做狂热爱国主义的传声筒,让影视观众“愤青”化,放弃独立思考。历史上最明显的实例就是把政治利用体育的丑闻“乒乓外交”当作惊天伟业和历史趣闻来传颂。当事人不以为悲反以为喜,洋洋得意,无数平民虽事过境迁犹津津乐道,足见思想毒害之深。2008北京奥运会更是一帖精神兴奋剂。利用人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欲与世界全面接轨的强烈愿望,把一场大型国际娱乐活动办成党和政府的政绩形象工程。北京奥运成了中国奥运,申办成功成了政府的功劳,政府的功劳成了党的英明伟大。然后一切归功于党和领导人。在国内的党政宣传之下,人民几乎无暇思考,这种推衍逻辑是根本违背奥运原则的,说得难听一点,惟有1936年柏林奥运的纳粹宣传逻辑堪与比美。

按照以人为本的现代人本思想出发,一切文学艺术,包括体育竞技的成绩,都是个人创意、磨练、拼搏和勤奋的成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公平竞争的结晶。重点和重心都是每个个人的充分参与和竞争,而不是强调民族、国家,更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如果说国家和政府在这方面应当发挥某些作用的话,那么就是尽可能地促成每个个人都能公平地参与竞争发挥潜力;如果未能普及、还有不公平的地方,则应当引咎自责,知所改进;绝不是掩盖缺失,借运动成绩鼓吹民族意识和党政功勋。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说过: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的,本末不可倒置。

奥运原则恰恰是跟人本思想息息相通的。

说到底,体育竞技仅仅是从人类古代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体质文化,具有体格操演、意志锤炼和艺术观赏的实用价值。现代奥林匹克概括了各民族体育竞技的传统优点和公平准则,成为一切体育竞技活动的精神象征。竞技体育只是民族体格健康的表现之一,远远不是全部。金牌,可能是人民体格强健基础的集中表现,也可能是集中国力、突击训练打造出来的急就章,缺少群众基础。人民健康的指标是什么?是城乡人民的基本温饱保障,医疗保险制度的普及程度,国家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效,人民精神生活的自由程度。如果这些指标不能跟世界接轨而持平,金牌再多,也难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民主中国》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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