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6)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7)
作家闻一在他的《回眸苏联》一书中，以《“大清洗”和“直接工业化”》为题，再次对斯大林的高速度工业化发展道路进行了抨击。这里让我们随着他的文笔，回眸当年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过去，在苏联的官方历史上，曾经编造过不少神话。神话之一是，苏联的工业化靠的是苏联工业自身的积累，是强大的重工业的发展为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而根据世界工业化的经验，重工业提供利润的最短周期少则在五年左右，多则要到八年左右。然而，苏联“直接工业化”靠的是重工业的迅速资金积累这个神话却被许多人所相信，并且奉为不能置疑的经典。
这个神话后来写在了那本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或者是说，这种说法因为写在了这本教程里而最终变成了神话。然而，斯大林在1926年提出工业改造政策的时候，他所希望的资金也不是来自重工业。这时还没有出现“重工业”这个词。在斯大林的工业改造计划中，占据绝对重要位置的是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业、机器制造业、工业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业。斯大林知道这些工业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资金。所以，他说得很明白，工业资金的来源主要靠“剥夺剥夺者”和资金的国家高度集中这个途径。这个途径被写在了1926年4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上。
在这份决议上，列举了几种资金的积累方法，而剥夺的方法是被列于首位的。这是个很漂亮的说法:“剥夺非生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其次是“废除债务”，而这种废除实质上也是一种剥夺。而集中资金则贯穿于其他的积累方法上:“将来自工业、贸易(内贸和外贸)和全部信贷系统的收入集中于国家之手”。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在其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始终不渝地贯彻了这种“剥夺非生产阶级”的方法来积累或者是搜罗资金。
当时斯大林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来为苏联的工业化筹措资金的。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知道指望外国资金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他只好说“必须在本国内部取得资金”。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样坦白工业化资金的来源的:
而这样的资金确实也就在苏联本国内部找到了。在苏联内部找到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设想的积累来源。苏维埃国家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取过来的一切工厂、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都一律收归自己掌握。现在，从国家工厂中，从运输业、商业和银行方面所获得的利润，已不是用于供给资本家寄生阶级耗费，而是用于继续扩大工业了。
苏维埃政权取消了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过去人民为偿付这种外债的利息，每年就要付出几亿金卢布。苏维埃政权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消灭，就使农民免除了每年必须向地方交纳的大约五亿金卢布的地租。农民因为摆脱了这一重担，所以能够帮助国家来创立新的强大的工业。而农民是迫切需要获得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
所有这些收入的资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资源能够提供几亿和几十亿卢布供建设重工业之用。只是必须用经济上的主人态度来处置事情，在资金方面实行极其严格的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降低生产成本，铲除无谓的消耗等等。
而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这样做了的。
由于厉行节约的结果，积蓄起来的供给基本建设工程的资金逐年增加了。于是就有可能来着手建设许多巨型企业，如德涅伯尔水电站，连接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好几个机床制造厂，斯大林汽车工厂等等。
1926/1927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近10亿卢布，而经过三年就已有可能投入50亿左右了。
工业化的事业向前发展了。
以上各项证实了斯大林工业化资金的来源一是靠以革命的名义抢劫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二是靠赖账，拒不归还外债，三是靠“极其严格的节约”。
为了“厉行节约”，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劳动者在各机关企业和各级组织里“从上到下”建立最严格的节约制度，以便增加积累。斯大林指出，实现工业化，要走节约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要采取一系列办法保护积累起来的财富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斯大林特别指出:“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我们管理机关中的各种铺张现象，反对我们这里最近可以看到的对人民财产所采取的犯罪态度。”“我们必须和盗窃行为，和我们国家机关、合作社、工会以及其他机关里所谓‘快乐的’盗窃行为进行不断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一个运动来消灭工厂里的旷工现象，提高劳动生产力，巩固我们企业中的劳动纪律。”
看到了吧，斯大林三管齐下殚精竭虑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 一是“剥夺剥夺者”，对有产阶级抢光夺尽；二是对管理者严格管理，杜绝铺张浪费；三是对劳动者严加惩诫，打击盗窃旷工行为。既开源又节流，把革命事业的每一枚铜板都用在刀刃上。
闻一的文章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手段有这样的叙述:
斯大林倡导的“直接工业化”是一种短期快速，而又是要建成包罗万象的重工业的过程。这种“直接工业化”所面临的基础是，在俄罗斯还没有几家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化的工厂。1928年，苏联所生产的工业机床不足二千台。但是，这对斯大林来说就是最好的条件，就是要在这种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斯大林认为最理想的“直接工业化”模式就是“五年计划”，而在当时这种计划的特点是: 最大量地利用手工劳动、最大强度地使用劳动力和最大限度地集中资金。
所谓最大量地利用手工劳动，就是在一切工地上，工程建设以手工劳动当主。这是由于缺少机器设备的情况预先决定了的。铁锹、独轮手推车、马车和人就是生产力，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在奠基时，只有不足300人，250匹马，这在当时的工地上还是比较好的情况。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直延续着这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来建设的状态。
所谓最大强度地使用劳动力，那就是绝对的劳动强度和铁的劳动纪律。这里主要是动员欧俄部分城市里的CP员和共青团员，让他们到新工地去，以共产主义的热情来从事战斗式的劳动。而在方式上，则采取了列宁时期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和“突击队竞赛”的组织形式，不断延长工时和不断强化劳动强度。因此，可以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里，工地上的人是在一种激情状态下干活的。
所谓最大限度地集中资金，那就是把为数有限的卢布全用在以首先以国防目的为主的工业建设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工程是以水电、铁路、冶金为主的。国家把绝对多数的资金都投入了这些工程的建设之中，仅谢米巴拉金斯克—鲁加瓦亚铁路工程就占了全国铁路投资的40%。为了建设这些企业，动用了十月革命后剥夺剥夺者的库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积累。
但是，很快在上述三个方面，即在人力、资金和劳动方式上都出现了问题。所积累起的剥夺剥夺者的资金很快用完了，而且由于农民的大量外流，不仅使农村实际生产人口激减，而且使工业的原材料、新工业区中粮食、日用品和住房等的供应极端紧张。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不满情绪的有增无减，这就使那种高强度的劳动方式受到震荡。当然，人力和资金的严重短缺是首当其冲的。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斯大林显然没有想到在反对“党内反对派”的强大威力和社会主义美好前景鼓舞下的五年计划的执行会遭遇到如此的尴尬。他的宠儿——重工业没有什么积累，他的敌人——过去的地主和贵族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资产阶级也已经被消灭，没有了油水；而“党内的反对派”虽慷慨激昂，但也是囊中空空，把他们剥夺十次也没有用。那么，这次该剥夺谁呢？那就只有农村了，只有那里的“富农”还没有被剥夺。而在这时，偏偏又发生了国家从农村采购不上所需要粮食的严重情况。没有粮食，没有原料，“直接工业化”也就是纸上画的饼难以充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难以对“工业化的伟大”自圆其说了。
到1928年1月为止，国家只采购到480万吨粮食，比1927年少了200万吨。于是，1928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下令各地“逮捕投机者、富农和其他市场和价格政策的破坏者”。于是，开始了苏联官方史学中称之为“粮食采购危机”的荒唐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为了整顿工业中的“秩序”，保持官方所要求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开始在工矿企业中逮捕“破坏分子”——“资产阶级专家”。被逮捕的人数是当局预先所期待的，而对被捕人员的利用更是当局在抓紧决策的问题。从现在看到的档案材料来判断，中央政治局有关利用“罪犯”来从事无偿劳动的决策是和对“富农”和“破坏分子”的逮捕同步进行的。第一份内部决议是1928年3月26日作出的，它要求将刑期短的罪犯由监禁改为劳改。这份决议具有试行性质，并没有对“刑期短”作出肯定的解释，对劳动的地点也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中巳经看出，利用犯人作为无偿劳动力是解决人力不足和资金短缺的一条有效途径。1929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另一份决议，规定刑期在三年和三年以上的犯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移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集中营。决议还规定，三年以下刑期的犯人仍由各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但要在特别组织的农业或者工业“移民区”里劳动。
这份决议在苏联利用犯人作为无偿劳动力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斯大林对于“直接工业化”决策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如果说他过去对于农村的“富农”只是“限制”的话，只是个别或者群体肉体消灭的话，现在他要把这些“富农”加以无情的剥夺，并在工业化进程中把他们作为劳动力来无偿利用。
“奥格布”的行动是迅速的，在苏联北部的森林地区、南部的哈萨克荒野和东部的西伯利亚草原上先后建立起大量的劳改营。“移民”们被用于采伐和运输木材、采煤开矿、修路等极其繁重的劳动。1930年1月17日，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要求强化劳改营制度。他写道:“建议最大限度地发展强迫劳动的制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利用判处三年以上刑期的犯人的劳动，让他们在边远地区的专门劳改营中从事社会必需的工作。”这一年成立了“奥格布”劳改局。材料表明，到1930年5月1日，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有279个劳改营，犯人171251人，而在“奥格布”劳改营中约有10万名犯人。
这里给大家说说“古拉格”的由来。
“古拉格”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奥格布”)下属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简称。从1930年至1960年它先后多次改名: 1930年至1934年，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1934年至1938年，更名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劳动居民和关押地管理总局；1938年至1946年，则称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1946年至1953年，被称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3年4月至1954年2月，改称为苏联司法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4年2月至1959年，又易名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9年至1960年，则称为苏联内务部关押地管理总局。虽然如此，“古拉格”这个俄文缩写词的简称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
自1930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的二十多年间，“古拉格”在斯大林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承担了无数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生产任务。1931年7月，它承接了大型项目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施工任务，并在两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工；1931年11月，又承接了在克雷马河上游开采金矿工程；1932年9月，承接了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工程，随后又承接了远东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工程，伯朝拉河流域煤炭、石油及其他资源开采工程，共青团城造船厂工程，以及为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采伐原木和木材等生产任务。1935年6月，承接了诺里尔斯克镍联合企业工程；7月，承接了谢格扎木材造纸化工联合企业纸浆厂工程；9月，承接了乌格利奇和雷宾斯克地区水利枢纽工程，年底承接了公路工程任务。1937至1938年承接了大量的木材采伐任务(1938年“古拉格”森林工业企业运出2290万立方米木材，比1937年多二倍)；1938至1939年，“古拉格”的木材采伐量占苏联的13%；1939年二战爆发后，苏联的大部分军工企业和国防设施是“古拉格”承建完成的，如远东和俄欧北部的庞大铁路建设工程，连接波罗的海、白海和里海的伏尔加河—波罗的海和北德维纳河水运设施、水电站和码头的建设，金、镍、锡、铜等有色金属，以及铝、磁铁、石油基地、飞机制造厂、公路设施的建设等。
由此可见，俄罗斯历史学家称“古拉格”是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不无道理。
闻一的文章还道出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内情:
当时，存在着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和“奥格布”两个系统的监狱和劳改营。6月29日的政治局决议要求内务部将三年以上刑期的犯人移交给“奥格布”。但是，在移交的过程中，内务部和“奥格布”经常发生冲突。1930年，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准备上马，负责这一工程的“奥格布”向俄罗斯联邦内务部要人，但俄内务部欲把这些犯人留给自己用，不交给“奥格布”。这时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是瑟尔佐夫。8月24日，由他负责的专门委员会对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决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考虑到被剥夺自由三年和三年以上的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最严重的危害社会分子以及‘奥格布’机构根据政府的任务所进行的工作较之俄罗斯联邦机构所进行的工作有着更重要的全国性意义，所以，认为将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移民区和工厂中利用其劳动的被剥夺三年以上自由的犯人移交出去是不合理的”。
瑟尔佐夫的立场得到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的支持。正在疗养的斯大林得知此事后，立即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对这种立场予以痛斥:“听说，有人想从‘奥格布’抢走刑事犯(三年以上的)，给内务部。这准是腐败透顶的托尔马切夫的阴谋。瑟尔佐夫也干了点什么，是李可夫在纵容他。我认为，政治局的决议应当贯彻，而内务部——关了它”。斯大林惯于一箭双雕，这次他又利用“瑟尔佐夫事件”，一是保证了利用犯人无偿劳动决议的坚决贯彻，二是对瑟尔佐夫和他的后台李可夫发出了警告(不久，瑟尔佐夫和李可夫就被打成另一个“反对派”而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三是整了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托尔马切夫。并且在12月由政治局发决议，废除了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全部权力归“奥格布”。
这封信证明，斯大林一直在关注“利用犯人”的问题，并且在关键时刻总是在保证和加快这种做法的顺利进行。正是在斯大林本人的密切关注和支持下，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挖才得以全方位地利用犯人的无偿劳动，工程才得以在强制的状态下全速推进和完成。这条运河在短期里通航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领导人相信，利用犯人的劳动力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最有效保证。于是，建设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以犯人为主体的工程队就南下去开挖连接伏尔加河和莫斯科河的莫斯科运河。同时，在所有的国防工程中大量地利用“移民”、“破坏分子”以及其他在刑期在三年以上的犯人。
布尔什维克党人常常引以为豪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看到以上事实，人们就会明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怎么回事了。其实，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早在专制帝王时代就不足为奇。中国的隋炀帝就征召数以万计的劳工修建了一条长达千里的大运河，形成贯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秦始皇更是驱使几十万军民，建造万里长城，成为拱卫中国北方重要的国防工程。作为后来的现代独裁者，斯大林在驱使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方面比他之前的任何专制帝王都高出一筹。他的强国战略使红色帝国在1950年代末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也给这座摩天大厦在1990年代末的垮塌埋下了祸根。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