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7)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19)
“古拉格”的强制劳动作为一种畸形的劳动方式产生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布哈林曾直言不讳地说:“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义务劳动，无论听起来多么离奇，但却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培养成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惩治理论的基础。托洛茨基也认为:“我们做的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大多数劳动者自身利益组织劳动的尝试。但是这并不排除各种形式的最温和的和极为强硬的强制手段。作家闻一在《“大清洗”和“直接工业化”》一文中给我们揭示了斯大林是如何将大批城乡居民作为牺牲品供上布尔什维克的祭坛。他写道:
这时，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危机时刻。由于农业人口大量减少，集体农庄的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失，农业生产萎缩，再加上风不调雨不顺，导致在1932年夏季发生严重灾荒，1932年至1933年成为苏联历史上空前的灾荒年。这场灾荒涉及到中央黑土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则是赤地千里。其实，对于这种情况，中央是知道的，莫洛托夫在8月就曾向中央报告:“在那些一惯获得极好收成的地区，存在着饥饿的现实威胁”。但是，中央严密封锁了灾荒和因饥荒而大批饿死人的消息，并且将采购粮食的指标远远不能完成的原因归结于富农的反抗和阶级敌人的破坏。8月7日，政府公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对“偷盗集体农庄财产的人”要判处10年的监禁或者死刑。根据这一法令，从1932年8月到1933年12月，有125000多人被判刑，其中5400人被判处死刑。与此同时，在1932年年底，开始了又一轮新的“迁徙”运动。1932年，被迁徙到劳改营的有71236人；1933年，官方登记的“移民”数字就高达268091人。还有其他的“犯人”，比如工矿企业中的“破坏分子”——资产阶级专家(13.8万人)，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中因“保守国防秘密”重新核发身份证而遭迁徙的人(42万人)，“游手好闲”的青少年和教会的神职人员等，都被以各种罪名送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成了那里被无偿利用的“居民”。
当时，“直接工业化”工程的蔓延和劳改营的到处建立是同时进行的事。因为，“直接工业化”的工程都是重工业——军事国防工业，因此，高度保密是它们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它们都建立在荒无人迹的地方和边远地区。劳改营大体上分布在下述几个大的地区: 北部地区劳改营，位于卡累利阿、白海沿岸和沃洛格达地区。这里的“犯人”主要从事木材的采伐和加工，以供应国家“直接工业化”所需。远北地区劳改营，它包括远北地区、乌拉尔的北部和西西伯利亚地区。“犯人”们主要从事煤炭、石油的开采和化工业。东北地区劳改营，位于马加丹北部的科雷马。开采供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黄金是这里的主要工业。南部地区，位于哈萨克的草原，主要是开荒种地，生产国家急需的粮食和原材料。极北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主要是开采那里的贵重金属。此外，还有一些流动的劳改营队伍，比如建设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劳改营工程队随即南下，到了莫斯科运河的工地上。
众所周知，苏联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辽阔、资源最丰富、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但也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因此，如何使用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来发展经济，在短期内赶超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十分难以破解的问题——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国家迫切需要劳动力。斯大林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经济在人力资金方面不可能同世界经济接轨，以避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制约。这样，在实际工作中，苏联领导人就把完成生产任务和各种计划的希望寄托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上。为此而开展了各样各样的劳动竞赛，如斯达汉诺夫运动、突击手运动、接受挑战计划运动、不间断工作运动、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运动等等。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看作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工具。
即使如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仍出现了同1928年相比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经济领域的这种状况对于完成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而制订的生产计划来说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强制劳动机构囚犯劳动的问题就具有了现实的经济意义。于是，早些时候就产生的、派囚徒到非强制劳动者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干活的想法开始落实到行动上来了。1929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使用刑事罪犯劳动》的决定。决定硬性规定，“向大规模有偿使用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刑事犯劳动制度过渡。”
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今后把集中营(即强制工作营)改名为劳动改造营。”鉴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关押地区实施大型工程计划力所不及，因此出现了建设专门的大型劳动改造营和为从农村流放出来，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分子、其他“异己分子”和“社会危险分子”建立专门移民体制的计划。于是，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在北方、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和远东地区使用在押人员劳动的决议。决议内容摘要如下:
苏维维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
一、被联盟和加盟共和国司法机关判处失去自由三年或者三年以上的犯人，送交国家政治保卫管理总局(奥格布)组织的劳动改造营服刑。
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了接收这些犯人，需要对现有劳动改造营进行扩建，同时组建新营，以便向这些地区移民，并通过使用失去自由人员的劳动，开发这些地区和开采当地的自然资源。
三、为了对将要组建劳动改造营的这些地区进行循序渐进地开发，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一道，根据下列原则抓紧制订出完整的实施措施:
1)将该区内行为上表现良好或者工作出色、但是还没有服满规定刑期的囚犯，提前转为自由居民，同时要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
2)已服满刑期，但是法律剥夺了其自由选择居住地权的囚犯，要留在该地区居住，同时分给其土地。
3)已服满刑期，但是想自愿留在该地区生活的囚犯，可以进入该区居住。
四、对正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动改造营隔离服刑的人员，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现行的劳动改造营法来处理其劳动报酬、生活费、管理制度以及内部条例等方面的事情。
五、(略)
六、建议联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后要充分利用被关押在为了减少现存失去自由地、仅仅保留其对处于被侦查阶段人员隔离或者囚犯押解站功能而专门组建的农业或工业教养院、失去自由在一年到三年以下人员进行劳动。
七、本决议要立即实施。
这个决议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转交给“奥格布”手中的所有囚犯都是刑期三年或者三年以上者，而留在加盟共和国内务部的只剩下刑期三年以下者。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施工周期长、条件艰苦、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对这些囚犯加以充分使用。
在决议批准前的组织阶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经有了隶属于自己的劳改营，其在押人员有23000人左右。实施计划任务要求集中大量的劳动力来建设大型工业和交通设施。他们应当成为新开发区移民的重点。所以，当局打算等在押人员刑满或提前释放之后，流放人员在恢复公民权利之后，以“自由居民”的身份留在开发区。于是便采取了对这些人强制移民的方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强制劳动机构的形成和劳动力分配制度的确立。
这一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也在不断地批准打算使用囚犯劳动的新建工程项目和开发国家北部地区的决议。例如，1929年11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萨哈林岛使用囚犯劳动的决议；1930年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为建设奥涅加—白海运河进行地质勘探的决议；1931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使用囚犯开采镭的决议；1932年2月23日，通过了关于在远东地区修建铁路的决议；1932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开发诺里尔斯克白金和稀有金属的决议等等。
以上这些强制劳动都发生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以前，这些强制劳动对实现“直接工业化”产生了巨大作用。延续到“大清洗”时期，这种暴政仍是再接再厉。闻一在《“大清洗”和“直接工业化”》一文最后指出:
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两种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一是国内的反抗，尤其是农村的反抗连续不断，社会的动荡使政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二是领袖们判断，国外的入侵迫在眉睫。如果内外合力，他们将有丧失政权的极大危险性。于是，他们加快再加快工业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需要更多的无偿劳动力。“大清洗”镇压了那么多的人，把那么多的人送进了劳改营，显然和这种进程有密切关系。保密的国防工程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而绝对的保密只有在严格管理和监视下的犯人能做到。而速度加快再加快的命令也只有犯人可以无声地执行。至于那种仅能维持生存的条件也只有犯人能够忍受。所以，为了这个名义上被美化为“巩固国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移民”们和犯人们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各地的劳改营。在1930年代的下半期，劳改营的人数激增。从1935年的96.5万人增加到1939年底的193万人。仅1937年一年就增加了70万人。
在斯大林时期，人们爱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就是说，斯大林工业化的重工业工程都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建造起来的，而这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恰恰是劳改营集中的地方。在苏联的官方史学中不厌其烦地重申，斯大林的工业化是广大群众高昂的社会主义热情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偏偏是劳改营中的犯人对工业化的贡献。科雷马的黄金产量在1939年达到了48吨，占同年全国总产量的35%。贯穿贝加尔湖和阿穆尔地区的铁路是劳改营犯人建造的。伏尔加河沿岸的一系列水利工程以及一些自治共和国里的国防工程都是利用了犯人的无偿劳动的成果。甚至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重工业骨干工程，都大量地利用了劳改营的囚犯。
一些典型的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33年，库兹巴斯煤矿工人中的47%(约4.1万人)是强迫“移民”，他们成了煤矿建设的重要力量；1932年，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企业中有42462名“移民”，他们占整个工地工人的三分之二。
当然，苏联“直接工业化”时期的建设不全是由“移民犯人”承担的，但至少在“A组”工业——具有绝密意义的国防工程中，对犯人无偿劳动的利用绝对是大量的。
还有一个问题: 苏联的“直接工业化”建设是不是全靠“剥夺剥夺者”，压榨农民，利用囚犯无偿劳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完全是苏维埃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干出来的，没有一点外部经济因素呢？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只是一味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的。然而，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非也。前面已经提到，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直接工业化”建设的新高潮初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红色帝国崛起的良机。
当时的苏联采取了以下对外经济政策:
第一，引进技术
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外国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一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据美国人萨顿在《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披露，斯大林承认，“在苏联，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进口机器。
这一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一半卖给了苏联。1929~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了1932年这个数字为9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30%，1931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的资金达60亿卢布。
第三，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苏联的外国专家达1919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四倍和二十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 ~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各类人员就达二千人。
第四，吸引国外贷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各国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第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
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价值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一亿美元的有色金属，二亿美元的黑色金属，一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和橡胶，约四亿美元的设备和五千万美元的消费品。
但同一时期，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新经济政策时朝，苏联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1930年，苏联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引进技术的效果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可以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结果使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经济交往之外，阻碍了经济发展。
特别错误的是，在当时世界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暴跌的情况下，却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斯大林为了准备打仗，要求全党全国必须在10~15年内完成工业化，为此大量出口农产品和原料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加。农业集体化导致农民采取“躺平”的办法消极反抗，结果乌克兰发生大饥荒，饿死好几百万人。乌克兰独立后，议会通过了“以反人类罪谴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乌克兰的政策”的法案。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苏联是那次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大赢家: 1932年底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其工业总产值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变化不仅是因为苏联工业的高速发展，也是因为大萧条造成西方各国生产率下降的结果。1933年与1928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4%，德国下降了45%，法国下降25%，英国下降20%。
挟着经济利好的机遇，当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1933年11月16日，苏联美国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
由此可见，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的苏联并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苏联官方后来却从不提及对外经济关系对“一五”计划的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为准。1960年出版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就一口咬定:“苏联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竭力阻碍和破坏我国的工业化……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的唯一方法是依靠内部源泉的资金积累。”
在布尔什维克的刀笔下，历史成了一个任他们装扮的女孩。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