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8)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0)

 

    苏联在1929年至1953年期间存在过476个劳改营,实际上,这些劳改营又是由十几上百个更小的劳改队组成。每个劳改营的囚犯少则成百,多则上万,总管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简称“古拉格”。这些劳改营的囚犯常年保持在二百万人左右。据《古拉格: 一部历史》一书的估算: 1800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把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其中死去的人数为2749163人。在1934年至1953年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处死的人数为786098人。这真是“杀死一个人等于杀死一条生命,而杀死一百万人那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须知,无论是关押的总人数还是死去的总人数,他们所影响的或涉及的家人、亲友或同事等等总人数远远超出前者若干倍数。因而,全苏联社会与古拉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瓜葛的总人数不会低于六千万!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当时苏联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况且,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监狱里的生活与监狱外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维埃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也正是这个原因,红色帝国的覆灭之谜尽在其中。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千百万“古拉格人”建成了无数水库、运河和企业,生产了上千种类的产品。可以说,没有古拉格廉价的奴隶劳动,斯大林完成国民经济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不可能的。古拉格是人类另类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包含了几百所劳改营和几百万受害者的巨大劳改管理系统,而且是红色帝国的生活方式。布尔什维主义因此而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作家闻一在《回眸苏联》一书中还以《“破坏者”、“奥格布”和列宁勋章》为题,继续给我们展示了“古拉格群岛”里的恶行:

 

1930年,苏联政府要将一些游牧民族定居在中亚地区。因此,需要在这些地区开凿一条运河。这是一个荒无人烟、寸草不生之处,地质情况又异常复杂。任务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责成“中亚水利局”冬天规划,春天运河就要供水。水利局的专家们抗争不成,只好去做一件根本做不到的事。结果是,运河倒是挖出来了,可就是没有水,水到沙漏,整条运河岸因泛盐碱而煞白。于是,这结果就被判定是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是阶级敌人反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于是,1931年春天,奥格布(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就罗织了一个重大案件——“中亚水利局案件”,说这些专家组织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沙龙”,在那里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奥格布所公布的“罪犯招供”的罪行是: 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孙,试图在运河建设中吸引外资,试图破坏中亚的水利设施,试图破坏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和五年计划——结果是,水利局所有的专家都被逮捕、遭到审讯、被判刑入狱。他们中有赫鲁斯塔廖夫、维尔热别茨基、日林、祖布里克、维亚泽姆斯基等。

1931年2月1日,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决议,要在20个月内建成“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条运河国防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意义。如果这条运河建成,苏联将会有一条西至波罗的海东去太平洋的直通航道。斯大林这时已断定德国是战争策源地,所以,他认为开凿这条运河将是防止德国势力从北方和卡累利阿渗透的重要手段。1930年,他把此项任务交给了奥格布,要求他们“又快又省地建成这条运河”。

这时奥格布的副主席、后来才臭名昭著的雅戈达让劳改营总局局长贝尔曼去招募劳改营中的专家,组建运河工程的“特别设计局”。于是,贝尔曼找到了“中亚水利局案件”中的专家,分别对他们说:“你是个犯人,是个破坏者、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要建设一条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跟我走吧!这是救你,是给你吃药,社会主义的现实会把你这个罪犯拯救过来的!”

于是,赫鲁斯塔廖夫等六名囚犯专家来到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工地,由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设计局”,负责运河工程的设计工作。赫鲁斯塔廖夫被任命为“特别设计局”的副主任、运河工程的总工程师。这个局实际上是个囚犯集体。他们住在木棚子里从事设计工作,由持枪警卫看守。在工作中,他们唯一拥有的自由就是按照当局的指示进行设计,能设计的要设计,不能设计的也要设计。

光有技术人员还不行,运河工程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种廉价的劳改力在苏联各地的劳改营有的是。于是贝尔曼和他的同事们——费林和拉波波尔特亲自去劳改营“征召”。他们对囚犯说:“跟我到运河工地去吧,给你自由!”于是,大量的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就这样来到了这个只有原始森林的工地上。

面对这样大量的囚犯工人和技术人员,贝尔曼等奥格布官员还是很头疼的,害怕这些囚犯怠工、闹事、逃跑。但是,雅戈达安慰他们说:“干吧!这是党中央的指示。你到劳改营去把最棒的小伙子们找来!”

贝尔曼这样干了。一本书里这样描述:“贝尔曼周围的人都在胸前挂着‘荣誉契卡人员’的牌子。”贝尔曼对这些小伙子说:“给你一千名身强体壮的人,他们都被苏维埃政权判过各种刑期。带着这批人,你应该干出番事业来!”于是,整个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就组成了一个“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劳改营的正副营长由贝尔曼手下的奥格布劳改营总局副局长费林和拉波波尔特担任。担任运河工程主任一职的是一个叫卡冈的“荣誉契卡人员”。于是,这个名副其实的“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就运转起来了。

《古拉格: 一部历史》一书多次、多层面地把20世纪两大极权主义的象征——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红色帝国的“古拉格”加以比较。虽然后者比起前者历史更加悠久,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古拉格及其历史现象的反思和审判远远不及对于纳粹集中营的揭露和谴责。而该书指出:“实际上,在阅读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其中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都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苏联,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于毒气室;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甚至,连臭名昭著的苏联索洛韦茨基劳改营门口所写的“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都与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的那条“劳动使你自由”的标语惊人地相似。这里,毫无疑问,无论是纳粹集中营的“劳动”还是古拉格的“劳动”,都是无一例外的几乎近于死亡的劳动。

在闻一先生的笔下,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就是一条使人折寿的死亡之路

 

在整个工地上,唯一的口是:“更快的速度!”设计要快,结构要坚固又要用不值钱的材料。施工要快,完工要快。设计人员就尽量选择木头和石料为基本材料,尽量选择那些直线距离作为运河的走向。这就给施工带来极大的难度。有难度吗?这不要紧,有的是廉价劳动力。契卡人员在工地上巡视时的鼓动词是:“莫斯科不睡觉!克里姆林宫不睡觉!中央领导人不睡觉!斯大林不睡觉!”于是,运河工地就要不睡觉,囚犯工人就要不睡觉,就得认命只有义务干活而无权利领取劳动报酬的囚犯地位,就得没日没夜地延长工时,就得去完成“不睡觉”的高速度。尽管工地上的速度已经快得令人难以想象,强度已经大得弦绷易折,但奥格布的各级领导人仍然不满意。工地负责人卡冈曾多次发布命令要求提速再提速,而他同时也不得不提出对囚犯工人实行物质奖励,以便保证上面所要求的高速度。1932年6月29日,雅戈达巡视工地后,指令“确定一种方法,对从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中释放出来,并在劳改营服刑期间获得专业技能和专业证书的犯人,根据他们的专业和熟练技巧发钱”。

为了刺激囚犯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劳改营还选择了一些“表现好”的犯人作刑满释放或者提前释放,从囚犯转为“自由雇佣人员”,他们可以从劳改营的棚屋转到工地的棚屋。但他们不得离开工地,仍得按照劳改营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从事高速度的劳动。事实上,无论是囚犯还是“自由雇佣人员”,他们在契卡的眼中都是同一类的人: 在政治上,他们永远是犯人,都要在监视下劳动,而且要时刻警惕他们的反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地是个不设防的劳改营,因为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北方地区,漫漫雪原和无边无际的森林就是天然铁丝网,任何人都跑不出去。所有这一切都为奥格布的“囚犯工业”管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正是这种条件保证了在运河工地上最原始、最简单的手工劳动。一切的速度、强度和效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的。而他们在劳改营或者工地上的生活也是最原始的、最简单的,是一种仅能维持生存和从事高强度劳动的生命的延续。

随着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清洗”的实施,古拉格大力加速运转,高效地配合并且疯狂地加剧着这种遍及苏联社会各个层面的清洗。《古拉格: 一部历史》指出:“在古拉格的历史上,1937年的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是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死亡的监狱转变为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名符其实的死亡营,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进行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其实,古拉格还不只是一个死亡营,它逐渐地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苏联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活动内容。古拉格经营的项目从飞机、枪炮等武器的设计、配件生产到运河的开挖和铁路的建设,从农牧渔副业的运营到森林的采伐,从在苏联最恶劣环境地带的安营扎寨直到在全苏联拥有12个时区的各个时区的分布设点,古拉格的角色和功能几乎无法超越、无法替代。所以,《古拉格: 一部历史》认为:“劳改营进化了。如今,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管理方式独特的劳动场所,而是一个个羽毛丰满的‘劳改营工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管理规则和习惯性行为方式,还有专用的配送体系和特殊的等级制度。”由此看来,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带有着特定而又浓重的古拉格因素,甚至借助古拉格经济的支柱性功能来持续发展下去。

再回到闻一对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建设的叙述:

 

政府规定20个月内运河必须建成,而运河的设计1931年7月才定下来,11月25日劳改营管理处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工程才随即开工。所以,实际上从一开始,速度就成了运河工程中最严重的问题,执掌生杀大权的雅戈达被速度问题搅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知道,这20个月的期限是斯大林亲自定的。而在这种劳改营机制下,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劳动生产率却是远远达不到奥格布的要求的。工地上经常出现群体的不满甚至怠工现象。到了1932年6月,这种情况就变得相当的严重。卡冈发出命令,要求全体人员“在高质量和高生产率的旗帜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关键的七八月份,向完成任务和计划发起冲击”。

1932年12月下旬,雅戈达为此给工地副总指挥拉波波尔特发去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12月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你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整顿劳改营中的劳动纪律,使它恢复到6月的状态。坚决制止数千人无所事事地闲逛,完全恢复劳改营中的秩序。”雅戈达还派出一组“优秀的契卡人员”到工地去加强工作。于是,大批的契卡人员在工地上采取了契卡传统的工作方法,当时布满工地棚屋的标语揭示了这种方法的核心内容:“超额完成指标是通向自由的最短道路”、“光荣和自由在等待每一个人”、“想自由吗?你就从事突击劳动吧!”

到了1933年初,在工程有完不成和延期的局势下,雅戈达给劳改营负责人下了一道死命令:“工程的延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运河必须在5月1日前完工。”为此,他命令必须执行的措施是: 对于那些怠工和破坏工程进度的人,不管是谁,都要解除职务和送交法庭。在工程队设立监工人员,他们只管监督工程的进度和速度,并同时可享受工资、供应等方面的优惠待遇。这份命令最后写道:“要通告劳改营的全体人员,在这最后的关键数月中完成和超额完成工作定额将获得相当大的优待,直至完全获得自由,不管他们从前是干什么的。”

1933年4月23日,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终于建成。以后就是政府验收委员会来验收;以后就是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本人来到运河视察。再以后就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决议,宣布运河建成,并用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这条运河。最后是对有功人员进行嘉奖。有八人获得了苏联奖赏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他们是雅戈达、卡冈、贝尔曼、费林、拉波波尔特、茹克、弗兰克尔和维尔热别茨基。其中前五人是奥格布领导人,后两人是囚犯工程师,茹克是后来加入“特别设计室”的“自由雇佣人员”。而赫鲁斯塔廖夫、维亚泽姆斯基、日林、祖布里克也获得了级别低一级的“劳动红旗勋章”。

在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之后,还有无数这样的工程建设。这些工程组成了苏联国防工业的核心支柱,并在以后的苏联历史进程中起到了各种各样的作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的速度就提升成了苏联工业化应该有的速度: 既然连囚犯都能达到这样的速度,有觉悟的苏维埃人就更应该达到并超过这个速度。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个工程“开创”了一个以完整的劳动营的途径、方法、手段来利用“囚犯廉价劳动力”实施“直接工业化”的先例。这种先例后来被理论化为一种经典——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苏联,这是唯一正确的决策。于是,由许多这样的工程串联起来的苏联工业化也就成了经典——这是加强国防、建设优越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如今,当事实证明“中亚水利局案件”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案件都是奥格布人员蓄意编造的,当许许多多赫鲁斯塔廖夫式的人根本就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敌人,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是被关押的囚犯时,人们又该怎样去评价“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这样的“工业化”建制和“白海波罗的海工程”中这样大规模的强制劳动呢?

古拉格经济机构的产生、发展都与使用强制劳动密切相关。历史学家苏斯洛夫认为,强制劳动是以强制为主要刺激手段的劳动。如果说什么人在苏联从事强制劳动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想到的是囚犯、特殊移民、战俘、被中立国或交战对方拘留的人员、检查—审查劳动改造营的囚犯,即那些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的文件中被列为“特殊人员”(即囚犯),也就是处在内务人民部监督之下,或多或少公民权利受到限制,通常情况下被强制参加劳动的居民。“强制劳动”这一术语,狭义上指的是“特殊人员”的劳动,而不是指处在内务人民部监督之下的工人的“自由劳动”。

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即开始组织强制劳动营机构。191872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关于失去自由人员及其惩罚措施和服刑制度》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指出:“司法人民委员部关押地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劳动对囚犯进行再教育。如果囚犯拒绝劳动,则要将其全部生活费开销直接计入到其分户账上,而且这类囚犯只能在他们刑满时才能获得释放(甚至即使法庭判决规定的刑期期满也不予释放)。那些顽固不化的囚犯被视为‘死不改悔’者,对他们采取了诸如减少口粮和关入隔离室(特别监狱)的惩治措施。因此,囚犯应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补偿政府对其生活费开支的‘自负盈亏’原则,被视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关押地发挥职能的原则”。

191810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挂钩。12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劳动法典》,规定对16~50周岁有劳动能力者实行劳动义务制;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政权机关有权对他们实行强制。19192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对使用囚犯劳动的必要性问题做了如下阐述:“除了进行法庭审判外,还必须保留行政审判,确切地说,就是集中营。因此我建议,为了使用被捕人员的劳动,为那些不干活的老爷们,为那些不强迫就不干活的人留下这些集中营。如果我们以苏维埃机关为例的话,那就应该对玩忽职守、迟到等工作态度采取这种惩罚措施。我们可以用这种措施来约束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改造营系统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强迫寄生分子进行劳动”。

幸亏如今现实中不兴布尔什维克这一套东东了,要不然我们周围中的“啃老族”和“躺平族”,还有那些迟到早退的公职人员有可能会被送到劳改营去强制劳动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417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