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69)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1)
一个国家的经济是赖以生产和处理具有物质价值的商品与服务的手段，即社会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活动。而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表现如何，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决策、决策者的动机、组织经济发展的能力、妥善处理产品以及产品与需求的关系密切相关。
话题回到《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在《经济: 指导和动机》这一章节中，作者写道:
人们往往说美国是一种市场经济，而苏联是一种控制下的计划经济。这意思就是说，供求规律的自由运转支配着美国经济，而苏联的经济是受由上而下的指示控制的。人们还说在美国“消费者是国王”，他通过购买力来表示他的需要和喜爱，然后销售者又告诉生产者。然而，如今美国经济中越来越大的领域不再按照自由运转的市场规律发生作用，而是像苏联经济一样受计划的支配。这是指大公司手中的那部分经济:“决定生产什么的主动权不是操在至高无上的消费者手里……它来自大生产组织。”
大公司不让它们所负责的那些门类听任市场上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摆布，而是想方设法使这些生产门类受管理和计划的支配。这些公司的巨大力量使它们能够规定价格，创造和刺激需求，控制原料和半成品材料或元件和配件的供给，不依靠货币市场而取得资本，为其本身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以及——和工会与专门协会一起——决定劳工与技术人员的工资报酬。由于美国新闻媒体主要靠广告收入来维持，它们在发布新闻时都必须记住这些企业的意图: 它们(企业)就这样，影响着社会的演变和性质。它们通过提供补助金和委托研究项目来使大学里的学者为它们服务；它们慷慨地给政党捐助经费，花言巧语地进行游说，以及采用其他许多办法来影响政客和政策。
在苏联，这样一些职能基本上是由政府和党而不是由个别企业来实行的。因此，美苏之间的真正差别倒不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差别，而是大体上和日益由巨大工业公司计划的美国经济与几乎完全由苏联政府和CP的机构计划的苏联经济之间的差别。
美国的企业在传统上几乎总是狂热地反对国家干涉和控制，尤其是反对国营企业。在西方民主政治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国有化工业的国家。罗斯福总统扩大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企图曾经遭到激烈的反对。
美国经济中由大公司指挥的主要部门实际上是和政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政府是它们的主要顾客。大多数公司都和政府政府作大笔买卖。有许多公司和政府订的合同超过所有其他的销售额。因此为了得到政府的交易而进行的游说活动以及其他活动，成为多数大公司扩大销售计划的主要部分。现代公司的经理决不像旧式企业家那样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关心采取敌视态度，而是多半表示欢迎并促进这种关心。政府的关心有一个大好处，那就是它接着会愿意对技术研究进行国家投资。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以调节需求，从而也给企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政府“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最大岁入收取者和岁入消费者……居于能够提高或降低经济总需求的战略地位”。执行这种职能意味着大企业可以预先定出计划而不必担心像1930年代那样发生需求猛降的灾难性后果。
这种情况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经济之间的差别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大。在这两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但是在苏联，这种关系不仅密切得多，而且政府完全控制着企业；在美国，这种关系不但没有苏联那样密切，而且有迹象表明大公司具有倨傲地左右政府的势力。
在两种经济体系中权力和决策的一个区别依然存在。这个区别表现为，在苏联权与决策是集中的，在美国则是分散的。当人们说苏联的经济权是由党和政府分享时，他们说的是在同一个首脑下只有两个高度集中的组织；而当人们接着说美国的经济权力由大公司和政府分享时，就公司而言，他们说的是许多企业，各有各的组织、方针和计划，并且可以自作决定。如果苏共犯了错误，其影响是全面的或者说是宏观经济的；如果美国个别企业犯了错误，其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微观经济的。这个区别的另一个后果是: 在苏联那种铁板般的组织中的一个成员要是不喜欢其组织的目的和方法，他只能服从，而美国的经理或技术人员则有较多的选择余地。简而言之，他有较多的自由权。
美国的经济权又分散给许多公司，每一个工业部门通常有若干竞争者，即使像汽车工业那样样只有两三家公司，它们也有一定程度的竞争，这是苏联制度所没有的。
国内的舆论和国外的对外贸易，以及外国的压力，都使对毫无拘束地运用经济权力的限制发生作用。在苏联，国内的舆论已促使政府把资源在较大程度上转用于生产消费品，如果没有这种舆论，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而在美国，关于污染问题的舆论已促使大公司花更多的饯去防止污染，如果没有这种公众的关心，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外贸易这个因素在美国比在苏联重要的多。在苏联，它的规模和组成部分都受到严密的控制。在美国，掌握经济权力的人对于进出口控制得不那么严密，然而这些人却能大大影响经济活动的性质和程度。对政府可以施加压力来提高关税和降低进口限额，但是在西方世界，这种行动通常是要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
苏联更经不起国际危机的影响。美国由于有庞大而未被充分利用的工业能力，能够根据经济上的理由可以进一步给以色列运去武器，但苏联只有挪用其他经济部门中那些稀少的和已有充分用途的资源，才能给阿拉伯国家增加援助。美国及其盟国还对苏联实行禁运，这使它无法通过贸易得到许多战略物资。然而也可以认为: 如果没有禁运，苏联有些部门或许仍须依赖进口，而有了禁运，这些部门却不得不实行自力更生了，从长远看，禁运反而帮助了苏联的经济。
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是指由于历史原因包括主客观条件而形成的模式本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会以各种弊病而表现出来。具体地说，主要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在七十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之后，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便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体制方面单一公有制和单一计划制，缺乏生产动力和竞争机制；经济发展方面粗放经营，科技进步缓慢；经济结构方面比例失调，产业落后。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苏联经济模式在体制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高度国有化，管理权限集中化，管理方法行政化，资源配置计划化，产品分配无偿化，收入分配平均化。由于各种经济职能都控制在国家手中，因此体制的所有特征和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经济的高度国家化。
苏联经济模式的问题存在于三个层面: 模式、体制和决策。苏联经济模式建立过程中，模式和体制问题尚未显露，但某些决策错误是明显的，如工业化片面追求高速度，农民赋税过重；农业集体化不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是为了工业化的需要，严重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命令，侵犯农民利益，致使农业长期停滞在低水平。斯大林专断独行，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在政策层面，而且在体制层面进行了某些改革，但基本上是在体制内进行的，没有发生模式性变化。因此，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没有解决苏联经济模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
1957年赫鲁晓夫对工业进行过改组，主要内容是从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但这次改组不仅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模式的的弊端，没有突破传统体制，而且即使在传统体制范围内也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而是以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体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除了在联盟与共和国之间重新分配经济权限，使企业换“婆婆”之外，没有解决任何经济体制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965年改革，中心是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主要内容是完善计划工作，改进工业管理，加强经济刺激。1979年又在已有的改革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符合经济客观规律的新措施，因而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一度明显加快。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调整农业管理体制，鼓励发展个人副业，农产品收购实行“定额收购，超售奖励”政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等。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村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整个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突破原有的模式，加上后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就此止步，结果使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走出萧条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苏联经济却进入了停滞以至衰退时期。
谈一谈发展经济的动机问题，《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是这样阐述的:
掌握经济权力的那些人会试图按照符合自己目的的方针指导经济。美国和苏联的目的有时被简单地说成是一方力图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另一方力图扩大国家的权力。这是太简单化了。美国大公司把钱花在许多方面，如果说利润是唯一的动机，那它们像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例如，它们增加公积金，增加工资和津贴以讨好参加工人组织的劳工，促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运动，以及重要的是促进公司的发展——即使是无利可图的发展。
只要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维护“自由世界”——不受CP控制的自由世界，并在必要时用武力抵抗CP国家的侵略，那它就符合大企业界的利益和目标。美国变得越来越依赖进口的资源，所以保有这些资源的通道对它的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同样的，美国大公司正在成为多国性的，其分支和附属机构遍布大多数非CP国家。而在CP世界，则没有这种可供扩张的余地，CP世界的任何扩张都是美国可能发展地区的丧失。
在苏联，强大的经理与技术管理层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本身的稳固和利益，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力求使他们名义上的老板——社会主义的官员——相信一切都很顺利；正如美国的同一阶层为了使合法的所有人——资本主义的股票持有者——放心，编制一份报告书说目前的情况会使公司有利可图那样。
在苏联，人们公开宣布发展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的数字是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一直到车间工长人人关心的主要问题。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一度发展速度很快，好像真正出现了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美国的前景。可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是，苏联主要是关心生产上的发展。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很严重，所以无需加以刺激；工业设备能力已经被充分利用了。另一方面，美国的工业设备能力开工不足，需要刺激需求，从而增加生产。所以在苏联没有必要用技术上的进步使现有的商品过时来助长需求。恰恰相反，坚持大量生产现有类型的东西，可以迅速地取得产量的最大限度的增长。只有在能够帮助提高生产效率而不刺激需求的情况下，技术改进才受到欢迎。即使这样，技术革新也并不总是受欢迎，因为它会在短期内造成生产的中断和产量的下降。
在苏联，虽然企业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官员阶层是一股有势力的力量，他们的权力却由于分散而被削弱了。作为官方权力垄断者的CP的权力，极度集中在最高领导阶层，由他们规定目标，决定政策，建立并解散社会组织和机构。他们的动机显然是重要的，包括以下几个目的: 使苏维埃国家在国际上保持强大，在军事上不可战胜，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政治上处于党的控制之下；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不仅使苏联公民感到满足，而且可以向全世界宣传其制度的优越性的程度；这样做就是要赶上美国；最后，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于物产异常丰富，所有人的需要都将得到满足，不管他们能够作出的贡献的价值多大。
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的主要目的是永远保持独裁，利用这种最高权力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继续扩大重工业，使之成为军事侵略力量的基础。苏联领导人一再违背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诺言，把这种诺言当作维持士气的无耻诱饵。然而，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应当把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为止这一点看作是党的真正目标。其中的一个理由是，除了不断改善生活条件外，他们别无他途可循。他们一再着重地向苏联人民许下这种改善的诺言。现在如果拒绝改善，那就必须重新采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暴力与恐怖来压制人民。但这种重蹈覆辙的行动虽然能使他们服从，却会丧失他们的合作。而在现代条件下，如果得不到这种合作，CP是无法推进经济发展的。“苏联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他们的前途取决于他们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程度。”赫鲁晓夫认识到人民在这方面的失望会动摇政权的基础，他说:“如果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和精神方面给人的东西比资本主义制度还要少，那么有些人就会加以考虑并且问道:‘我们用这种制度取代那种制度到底是为了什么？’”要使其他CP国家心甘情愿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要给中立的国家以深刻的印象并使它们受到吸引，在经济方面把事情办好是十分必要的。
苏联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是无疑的。一切迹象都表明，苏联领导人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率。斯大林的几个五年计划在完成了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之后，剩下来可供消费者享受的那一部分就微乎其微了。但是1961年却有了转变，即“把最终目标从生产(通过积累)转向消费(首先要求规定一个计划形式的目的和消费规模的大小)”。人们能够由此合理地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苏联的领导不仅在考虑这种对物质改善的渴望，而且还加以鼓励，并在某种程度上给以满足。”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中有这么一段话:“在当前的十年(1961~1970年)里，苏联在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方面，将按人口平均计算在生产上超过最强大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到了1970年，苏联在生产总额上并没有超过美国，更不用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美国扩大生产以满足越南战争和中东危机的需要的结果。1960年美国由于开工不足，劳动力未充分就业，美国在这些国际冲突中所承担的额外义务就可以由过剩的生产能力来满足。但是苏联的生产能力则已充分使用，因此援助和武装北越和阿拉伯国家的需要就不能在满足了民用生产和消费之外，而只能在削弱它们的情况下来满足。赫鲁晓夫在其多次许下的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诺言中曾说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帝国主义者不把他们的猪鼻子拱进我们社会主义的菜园子里来”，这才能实现。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苏联不是被迫把更多的生产能力分散到军备上去的，才能实现超过西方。
令人奇怪的是，苏联经济模式的短缺性危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与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形成一方面是企业生产在增长，一方面是社会所需产品短缺。从短缺到衰退，苏联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生产效率下降时期。从1951年到1990年的投入产出指标对比可以看出，战后各个五年计划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1976~ 1980年例外)和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均低于相应的投资增长速度，这表明单位投资的产出率不断下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1951~1955年为9.6%，1971~1975年降至4.1%，1981 ~1985年又降至3.1%。
有专家认为，苏联生产效率下降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有一定关系，或者说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苏联生产效率下降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它的全部原因。理由是，苏联生产效率下降不仅表现为基金产值率下降，而且表现为物质消耗率上升。在六十年代以来的各五年计划中(1976~ 1980年除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物质消耗率上升的有力证明。第二，苏联不仅存在着与自身不同时期相比的效率下降，而且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效率低下。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高1 ~1.5倍，燃料和电力消耗高50%。上述情况表明，苏联生产效率下降，其实是苏联经济模式阻碍科技进步的结果。
短缺和效率下降并存，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最后转为负增长，于是苏联经济必然从短缺发展到衰退性经济危机。
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相比，如果说短缺性危机是苏联经济模式所特有的，那么衰退性经济机制则是双方共有的。不过西方的经济衰退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衰退是对过剩的缓解；而苏联的经济衰退是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衰退不是对短缺的缓解而是加重。这就是说，衰退与短缺并存，将会形成衰退加重短缺、短缺使衰退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加重了经济危机的发展。
红色帝国的覆亡一言而概之，实乃因三大危机同时爆发所造成: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而这三大危机从布尔什维克掌权伊始就已开始生成发展，七十年后终于修成“正果”，瓜熟蒂落。布尔什维克最后自食其果。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