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简介：安宁，郑州人，一九六八年生。原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一九八六年入学，一九九零年毕业。八九年，安宁是北京大学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骨干，他从始至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过程。“六四”屠杀后的清洗运动中，安宁被北京大学以参加动乱的骨干为由，给予记过处分，不作工作安排，安宁回到郑州后实际上失业了。八九年以后，安宁与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一起筹组了“中华进步同盟”“自由工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九二年六月，胡石根康玉春等数十人在北京被捕，朋友们劝安宁逃出国或躲起来，安宁拒绝。九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安宁在郑州被关押，随后转逮捕，九三年九月被郑州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起诉。但是胡石根等人审判后，安宁仍被关押在看守所，没有审判或解决的迹象，一关就是三年多。看守所的居住、饮食和看管等条件，是监狱系统中最为恶劣的，囚徒们还被迫干长达二十个小时的劳动。三年的看守所岁月，安宁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已经脱落牙齿五颗，身体十分消瘦，还有尿血现象。安宁的父母为了使儿子的问题早日解决，到处托人帮忙。九五年十月，安宁被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五年，据闻近期将押送洛阳服刑。为了逃脱看守所的恶劣环境，安宁没有上诉。安宁在法庭辩护中，主动承担了所有责任，为同案的其他两人进行了辩护。从安宁狱中所写的文章和家信可以看出，他具有坚定的理想、坦荡的胸襟和坚毅高贵的品格。在当今的中国尤其是人权民主运动，像安宁一样的年轻人是极其需要和宝贵的，同时又是极为稀少的。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得知消息，北京出事了，我正在受到调查。朋友要我出逃。至此，被捕入狱已是早晚的事，对我来讲，此时出逃海外并非很难的事，我没有听从朋友们的数次劝告，我留下了，我选择了坐牢。现在看来，留下坐牢并非无可挑剔之策，也许走了，可以保护更多的人，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保全朋友们，整夜达旦的，十几人轮番地审讯，我没有开口，省厅、市局的领导来，我没有开口：“死刑台”、“八科二楼”的威胁面前，我没有开口。但是，我保留的和交给朋友们的东西相继落在他们手中；从北京到广州，关于我的口供和材料一批批到来，来到我面前，我不得不开口了。我原先以为，坐牢只是把你往里面一关，判你几年，你坐几年。那太简单了，坐就是了。我太幼稚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种种办法让你开口，我终于开口了，这是痛苦的，虽然都是先有别人的口供再有我的交代，我不承担出卖的责任，他们也说我交代的内容都是他们已掌握的，没有新的东西，他们对我不满意，可毕竟，是我，而不是别人的交代，而在交代过程中，也难免有疏忽之处。我永远认为这是此生一大憾事，我永远不能宽恕自己，如果还有下次，我不会给他们一个字，假话也不说，真的，现在坐牢比八九年秦城难，在河南坐牢比北京要难，我要说的只是，我至死不改变自己的信仰，我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格，向他们投降，为了使中国能够挣脱一切羁绊走上富强之路，为了使中国人活得更像人——这些都是与我毕生追求的民主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愿意接受即将到来的一切命运，包括死。出逃，可以与新老朋友们重新见面，凭我的过去和努力，我相信会在海外的民主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最起码可以在海外做一个普通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过得比国内优裕得多；留下等待着我的讯问和坐牢。坐牢的滋味没有经过是难以体会的，最厉害的不是预审和监狱看守方面，那只是一时一刻，几时几刻的事，最厉害的是监号中犯人的社会。那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外界的种种道德和观念在这里统统不见了。这里的一切秩序都是靠暴力来维持的，有些号里讲道理还勉强过得去，遇上不讲道理的监号和号长那真是受不完的罪。肉体上毒打和虐待，精神上每时每刻都担惊受怕，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这些并非监狱方面所为，但监狱方面也靠这些来控制监号和犯人，这是很微妙的，提审我的干部威胁我说：“你要是惹恼了我老张，叫你一天都不会好过。”我很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朋友们，我会坚持拼死咬牙地坚持，我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到什么程度，因为关押了一个多月，忍饥挨饿，我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是我可以保证坚持到自己支持不住的那一刻，如果最后我坚持不住了，我不求宽恕，希望你们明白我处在的是何种境地，如果我坚持住了，你们应为我自豪。
自由和监牢，荣誉和痛苦，我选择了后者，不是我不喜欢自由，不喜欢荣誉，不喜欢舒适的生活，我选择后者当然有我的理由，还有更重要的。
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相比之下，海外的民主力量显得人少势单，难以对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更何况我们的祖国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度，与外界的信息尤其是政治信息是如此隔绝，所以真正起作用和最后起作用的必将是国内的民主力量。因此，除非是万不得已，我是不会离开我的祖国的，而我还心存这样一点侥幸，相信北京是因为别的事情出事的，相信不会牵涉更广，当然，我错了。
过去，多少次我们谈起理想和信仰，信誓旦旦，现在是到了考验的时候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不怕坐牢，怕坐牢就不要干。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话，总得有人坐牢，如果一有问题就走人，甚至没有问题也要走人，那还有谁会相信你们呢？谁会相信你们说的话呢？人们会认为你们的献身精神是假的，人们会怀疑你们追求的不是民主事业而是国外舒适富足的生活，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我要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这些人正名，我是北大精神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北大人，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已经铭刻在我的骨里心中，将支持我的一生，我欣赏尼采的话：“我不能做知识的圣哲，也要做知识的斗士”。这是我的座右铭，“我们是一群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金观涛先生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理想主义，那就没有什么希望了。”（金观涛先生语）我有知识份子的良心，我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我深爱着养育我的祖国和人民，我要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证明这一切，我的一位老师曾感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空虚，玩世不恭，缺乏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我要对他说，这样的人还是有的。
自由、平等、民主、人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能够为此献出一切的人是有限的，有很多人同我们的想法一致，却缺少勇气。然而他们仍然保持着理想和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还有我们这些人在奋斗，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些人如魏京生、刘青、何求、任畹町、王军涛、陈子明、刘刚，即便是坐牢受难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们是他们信念的寄托，我们是良心的象征，如果连我们也垮掉了，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成功是没有指望的。需要有人扮演受难者的角色，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我愿担起受难者的角色，我不愿自比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因为我不想做英雄，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一些普通人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在中国，做一个纯粹的普通人就不容易，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不是我高大，而是别人跪着，显出我的高大。
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干了那么多事，轻率地一走了之是不负责任的。我有一群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很好的工作与前途，然而他们却甘愿冒着坐牢的危险，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为大众的利益工作着，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金钱，他们都是心地高尚纯洁的人，我爱他们，我舍不得离开他们。而且我走了，留下他们会怎样，我能安心吗？他们会怎样看我呢？进而会怎样看待我们的事业呢？我要作他们的表率，不是没有先例的：开希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是太好，不管这是不是中共方面的舆论战，确实有很多人以此来指摘运动的纯洁性，我们不得不一遍遍地鼓动唇舌去解释这些可能有夸大之处，即便是真的，也应当明白，我们参加民主运动不是为了某几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神圣的人类准则，运动的性质并不由某几个人决定……
我留下了，现在我已经坐牢了。在这里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我无怨无悔，我想起当年捷克的反对派，当要他们选择出国还是坐牢时，他们说：“我选择坐牢！”我钦佩他们的良心和勇气，他们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稿于郑州市看守所南楼十九号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日至十月八日抄改于郑州市看守所南楼十九号）
安宁信件摘录
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信：
……我几乎无法用言语向你们表达我的生活和心情，这样的日子也许还很久，也许没有多久，我想这一切还是值得的，因为做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我并没有失去，但我在这里也学会不少东西，了解了很多东西，我想这些阅历对我今后在社会中生存也是极有用的，我有时也设想出去之后的种种情景，我当然想出去，充满热情地去生活。
一九九三年六月四日信：（注：六月三日市公安局向安宁下达“逮捕令”）
你们仍然对我在短期内恢复自由抱有希望，现在你们一定很失望，也很难过，对于这种结果，我从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并不感到意外，所以我的内心很平静，也很坦然……我最不放心的是妈妈，她的感情比较脆弱，千万不要因为这事而生病，我很好，你们尽可以放心，你们也一定要让我放心……我也需要个人的事业和爱情，但是二十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已经决定了我不可能仅为个人的事情苟苟营营，对一些事情不可能视而不见，这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了……摆在眼前的，是如何渡过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我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保重自己的身体，等到自由的那一天，让你们放心，让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放心……我还年轻，我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和希望。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信：
我的事情还要再等一段，但也不可能太长了，毕竟已经一年多了。到时就能见面了。关于律师问题，我以前讲过，我的案子如何判，主要看上面精神，律师起的作用本来就有限，只不过可以与家里是通通信息，我希望律师能作为我在这里的表现的见证，这不是每一个律师都能做到的，他必须是能够理解我的人……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信：
……这一段准备开庭，基本上不看书了，今后还要看，这是我在这里能为未来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总有自由的一天的，我有一些想法，但也要等到那时才能实施，那时的人和世界都不知会变成什么模样，还有些方面恐怕也由不得我，我会努力争取事业的成功和个人的幸福，我的生活态度从来都是严肃的，我从来都不会游戏人生，我们还有希望。“
一九九四年八月九日信：
我的法庭陈述主要阐述了行为的良好动机，我以为并不能算言辞激烈，在八九以后的清查中，我是有些策略的，当时从长计议，心中很平静，这次如果仍一味地策略下去，自己心中过去，亦难使人信服，我不会接受人格的贬值。清查时，我的许多老师写小结时都坚持写上自己真正的立场、观点，当时并不太理解他们的行为，现在理解了，我同样无所畏惧，今后我仍要在朋友，师长们中间生活，我不能没有他们，历史会记住你所做的一切，因此，我不准备在态度上有根本的改变。
……开庭时我的陈述你们不必过于担心，我知道自己应当如何去做，在开庭时我想结局已定，如何陈述，我想不会影响很大，我尽力保持自己的形象，前后不一，没多大意义，自身价值也就失去了。
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信：（注：当时得知北京一案重判）
同样一件事，总是有好坏两方面，悲观软弱的人会觉得很悲惨，有思想的人却能看到它的意义，它的价值，我希望你们能多从好的一方面来看我的问题，我们一起坚强地渡过这段艰难的岁月，我为你们骄傲。
我知道自己的阅历很浅，思想难免有幼稚和脱离实际之处，但是我相信一切人类美好的价值，相信思想对于人类、民族的重要性，大是大非上，我决不屈服，如果背叛了灵魂，我的精神也将死去，我也简直不知失去灵魂的肉体如何在世上存在，也许别人能做到，可我办不到，正如您所说，精神垮了，身体也会垮的，爸爸、妈妈，还请你们原谅我，我爱你们。我等待着开庭，等待着新的开始，我做好了准备。
一九九五年七月九日信：
……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差，我只想着快点开庭判下来立刻送去到新的环境中好好看点书，在这里，时间越长，耽误的时间越多……关于法庭上的陈述，我当然是经过考虑的，这不仅是我的思想的表露，不仅是出自良知，也可能关系到我的一生，我会慎重对待的，我做这些事本来也不是逞一时之勇，匹夫之勇，所以你们也不必过于担心。
（《北京之春》199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