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十世班禅喇嘛转世金瓶挚签仪式，三灵童之一坚赞诺布中签，北京随即宣布他是十一世班禅喇嘛。这一消息轰动全球，主要原因是在同年五月十四日，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另一名灵童格洪区吉·尼玛为十一世班禅喇嘛，于是演出一场真假班禅喇嘛之争。北京声明坚赞诺布的中选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进行，具有完全的合法性；达赖喇嘛的选择无效。达赖喇嘛则强调，他在选择班禅喇嘛转世正身之前，曾敬谨地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宗教仪式，其决定不可更改。与此同时，北京和达兰萨拉展开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前者指责后者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在西藏制造动乱；后者则指责前者将宗教事务政治化，后而践踏了西藏佛教。围绕真假班禅喇嘛之争，北京和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
在某种意义上，目前的真假班禅喇嘛之争，仿佛是历史的重演。我们知道，在民国期间发生的九世班禅喇嘛转世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局面。温故而知新。为了有助于认识目前真假班禅喇嘛之争的症结所在，我们不妨先较为详细地回顾一下民国期间真假班禅喇嘛之争的来龙去脉。本文资料来源主要是大陆公开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文件（《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档案选编》，北京一九九零年），凡引用此文件集者，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九世班禅喇嘛在流亡十五年后，一九三七年圆寂于青海玉树。三年后，达赖班禅和西藏高僧预测班禅喇嘛转世已在青海或康区降生，寻访灵童的活动也随之开始。国民政府起初似乎不清楚如何着手，于是责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长孔庆宗调查之。一九四一年八月，孔庆宗报告说，班禅喇嘛转世寻访之权，由札什伦布寺班禅信徒等请高僧到渠科鉴观海，以求象征；再请达赖喇嘛或其他高僧占卜，并请乃琼神指示转世方向，随后有关负责人即照所示象征方向往寻灵童数人；复请达赖喇嘛或其他高僧卜定身语意化身三人，由驻藏大臣在拉萨大昭寺主持金瓶挚签仪式，签定一人为班禅喇嘛转世真身后，与达赖喇嘛互拜，长者为师，少者为徒。孔氏指出，他参考了记载此事甚详的《卫藏通志》卷五，即乾隆皇帝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根据孔庆宗的报告和蒙藏委员会的提议，国民政府行政院于一九四二年三月通过征认班禅喇嘛转世的办法：（1）班禅转世灵童由班禅徒属寻访；（2）班禅呼毕勒罕（呼毕勒罕为蒙文，转世真身之意）候选人，准由西藏宗教领袖就班禅徒属所报灵童中负责认定三名；（3）呼毕勒罕候选人三名决定后，由西藏政府呈报中央派员在拉萨大昭寺举行挚签，签定一名为呼毕勒罕。
上述转世办法引起争议。首先，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寻访灵童。早在该办法通过之前，国民政府就任命了罗桑坚赞负责此事；罗桑坚赞是流亡中的班禅行辕堪布厅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他的寻访收获颇丰，一次就上报给国民政府十五名灵童。但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反对这样的任命，他主张组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委员会主管此事，札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尤其必不可少，罗桑坚赞和班禅喇嘛的另一名主要追随者丁杰活佛可以作为成员参加寻访。国民政府没有采纳刘氏的建议。丁杰活佛不服罗桑坚赞，他单枪匹马地开始了寻访，并且坚持他所寻获的一名灵童即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真身。另一方面，札什伦布寺也派出了一个寻访团，这批人马起先一无所获，数年后才在藏境内的康区八宿寻获一名灵童。
然而，更大的争议在于如何决定班禅喇嘛的转世真身。据孔庆宗披露，一九四零年他曾和摄政热振交换过意见，热振表示所见略同。热振是公认的亲汉派，但他在一九四一年让位于达札，形势为之一变。西藏政府扬言说：“班禅行辕依附中央，有何好处？须及早回头。前后藏之事，应自商妥善解决。班禅佛转世，勿任外人干预。”札什伦布寺代表王乐阶也对孔庆宗说：“旧制已多变迁，如驻藏大臣奏派藏官等事，中央已不能行；达赖佛转世，亦系西藏选定正身，再呈请中央派员入藏，盖选佛唯赖神力指示，非人力所能商办。”孔氏则回答说：“政治虽有变迁，宗教应守旧例，且挚签亦系神断，仍盼遵照中央决定办法办理。”面对僵局，国民政府指令孔庆宗秘密运动热振以说服达札对中国让步，并且向热振保证，等时机成熟将支持其复位。但是热振自退位后即一蹶不振，不但不能有效地影响西藏政府的决策，而且自身难保，一九四七年被谋杀，是为著名的“热振事件”。
西藏政府不愿让国民党政府干预班禅喇嘛转世事宜，而罗桑坚赞也主张不让西藏政府插手此事。一九四三年十月他致电南京，建议将青海的三名灵童定为正身候选，并按照七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坐床的先例，在此三候选人中选择一名坐床，届时国民政府指派大员前来主持。这一建议得到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但是国民政府则持保留态度。同年十一月，蒙藏委员会考虑变通的办法，即如果西藏政府不同意一九四二年三月公布的办法，则拟采用修正办法，即由西藏主持坐床典礼，如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所做的那样。如果西藏政府对此也不接受而自立班禅喇嘛，那么国民政府将采取最后的办法，即应罗桑坚赞之请，在所报灵童中由以宗教方式遴选三名候选人，中央政府将派员在塔尔寺举行挚签仪式，决定一人为班禅喇嘛转世正身，就近暂安禅榻，以后再护送入藏，定期正式坐床。但是行政院否定了蒙藏委员会提议的两项变通办法，坚持按既定方针办。
国民政府固执己见，罗桑坚赞遂决定自行其是。一九四四年春，他私自拥立青海灵童之一宫保慈丹在塔尔寺坐床。国民政府不承认这一冒昧之举。西藏政府也表示了强烈抗议，同时打破沉默，于五月底通知国民政府说，达赖喇嘛已经在九名灵童中卜定三名候选，他们依次是：（1）循化的宫保慈丹；（2）塔尔寺附加的切穹札喜（此人也是由班禅堪布厅寻获）；（3）八宿拉玛（由札什伦布寺寻获）。在三灵童齐集拉萨后，将在大昭寺用西藏摇（展巴图）方法拈定其中一人为班禅喇嘛转世真身。所谓西藏摇，就是把三灵童名字写在三张纸头上，分别包在三个糌粑丸中，再从中拈出一丸。这样的挚签方法显然不同于国民政府要求的金瓶挚签，而且西藏政府也没有邀请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西藏主持抽签仪式，因此国民政府拒绝了西藏政府提出的尽早使青海二灵童到拉萨的请求。相反，军令部责成马步芳严密监视青海二灵童，未奉中央政府的命令，阻其出境。顺便指出，在十四世达赖喇嘛于青海被寻获时，国民政府也曾给马步芳下过同样的命令，目的都是扣住灵童以迫使对方作出让步。
时光在僵持中迅速流逝。一九四六年初，西藏政府派出以王乐阶为首的迎接青海灵童入藏代表团抵达西宁。这时，罗桑坚赞报告南京说，达赖喇嘛卜定的三名灵童中，切穹札喜生年有误，因为他生于民国二十五年，而九世班禅喇嘛圆寂于二十六年；另外，他还说八宿拉玛已于前年因疾病故；所以班禅灵童转世真身非宫保慈丹莫属。蒙藏委员会立即向西藏政府核实这个消息，后者答复说，切穹札喜生年无误，而拉玛身体非常健康；因此，三灵童必须按原计划迎至拉萨以选班禅喇嘛正身。是年底，达赖喇嘛亲自致电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人，催请将青海二灵童迅速送到拉萨。与此同时，罗桑坚赞和马步芳也敦促南京早日承认业已坐床的宫保慈丹。国民政府坚决不偏袒三灵童中的任何一个，坚持按照旧制办理此事。
转眼间又是一年多过去了。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导致中藏关系恶化的事件，如一九四七年“热振事件”和泛亚洲会议上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各国的事件等等。而随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西藏政府在班禅喇嘛转世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听到国民政府打算武装护送宫保慈丹入藏的消息后，西藏政府增兵边界，不惜兵戎相见。而且西藏政府控制下的灵童拉玛在一九四七年被迎入八宿寺，风闻如果青海灵童不能到达拉萨，拉玛将被立为十世班禅喇嘛。另外，拉萨的部份藏官主张废除班禅喇嘛，永不转世。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在呼吁西藏当局尊重旧制并保证不派兵护送宫保慈丹入藏的同时，还致电马步芳劝导班禅堪布应与后藏迎灵童代表王乐阶协商解决问题。
王乐阶要求会见国民政府有关领导人，当面讨论解决方案。国民政府不顾罗桑坚赞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邀请王乐阶进京。这时，灵童之一切穹札喜夭折，候选人只剩下两名。在京期间，王乐阶与蒙藏委员会商定了如下协议：（1）在青海灵童启行前，中央先行颁布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会同西藏摄政达札主持班禅喇嘛转世事宜之明令；而事实上该委员长因公事繁忙而不能赴藏，将委托驻藏办事处处长就近代表会商办理一切手续。（2）青海灵童入藏时，中央政府绝不派兵护送，仅由青海省政府派员一人代表陪同；届时班禅堪布厅人员如果愿意随同入藏，中藏双方应给予便利。（3）灵童抵藏征认时，如照前辈班禅喇嘛旧例办理，则于大昭寺由中央所派人员挚签决定；如果有关方面认为宫保慈丹灵异昭著，也可援引现世达赖喇嘛转世办法，中央下令免于挚签而批准其为转世正身，再由中央所派人员依例照料坐床。
这个协议遭到西藏政府的反对。十二月西藏政府答复如下：（1）宫保慈丹和拉玛二灵童迎至拉萨后，由摄政达札亲手捧持桑打虔求，所得者定为转世正身；而在此过程中，为中藏亲善计，驻藏办事处处长也可参加。（2）同意宫保慈丹仅由青海省政府派员一人护送，并乐意给予随同入藏的班禅堪布厅人员便利，但是该灵童一入藏境，当由西藏政府迎接护送。（3）金瓶挚签的方法不合西藏人众之意，当按第一项由摄政达札棒持桑打虔求决定班禅喇嘛转世正身，然后由西藏政府将正身迎入札什伦布依例吉庆，照料坐床。
在确定西藏当局拒绝中国派员主持挚签或坐床仪式，并获悉拉玛已被迎入拉萨即将坐床的消息后，蒙藏委员会决定先下手为强，遂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向行政院建议：（1）明令公布宫保慈丹为十世班禅喇嘛，并在塔尔寺先行坐床，由中央派员主持办理。（2）关于护送班禅喇嘛入藏事宜，等时局平静后再为筹办。六月十一日，行政院批准该建议。八月十日，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的主持下，宫保慈丹在塔尔寺第二次坐床。
此后不久，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日，年仅十三岁的班禅喇嘛致电毛泽东，表示承认新政权，新政权也承认了国民政府批准的班禅喇嘛。一九五一年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提前亲政的达赖喇嘛派遣阿沛阿旺晋美作为全权代表前来北京谈判，班禅喇嘛的承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当中央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说，既然中国已经承认了宫保慈丹，所以西藏也应承认时，据说阿沛阿旺晋美反驳道：“你们承认好了，反正我们没有承认。”在随后的会谈中，李维汉声称班禅喇嘛问题不解决，就不谈别的，他解释说，早在青海解放之前，班禅喇嘛和毛泽东就已经相互承认，所以班禅喇嘛的问题关系到毛泽东和中国的面子，非解决不可（Goldstein，M.C.，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Lamaist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p761-2）。五月二十三日，双方全权代表签署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其中第五条规定班禅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一周后班禅喇嘛致电达赖喇嘛说：“愿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为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七月十九日，达赖喇嘛回电说：“此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实是前辈班禅化身”（蔡志纯等，活佛转世，北京一九九二年，页165-166）。是年底，宫保慈丹作为十世班禅喇嘛被护送入藏。至于这个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拉玛，笔者前年听说他长期居住在苏格兰，依然健在。
十世班禅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寻访，到一九五一年达赖最终认可，前后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其间并出现了真假班禅喇嘛之争。争执的焦点为是否要遵守旧制，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西藏政府争辩说，九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是现世达赖喇嘛均未按照旧制转世，事过境迁，所谓的旧制已失去意义，所以没有必要遵守之。而国民政府则坚持按照旧制办事；他们承认历史上达赖喇嘛的转世固然有例外，但班禅喇嘛的转世却无例外，所以这一次也不可例外。为此，国民政府不顾承认罗桑坚赞私立宫保慈丹的既成事实，甚至不同意蒙藏委员会提议的变通办法，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批准宫保慈丹正式坐床。此举标志着清朝的旧制在民国时期的全盘瓦解。这一历史后遗症给人们出的难题是，现在班禅喇嘛转世无一定的旧制可依，或者说有太多的旧制可依，因为除了清朝和民国的两个旧制外，西藏有其原始的旧制，即达赖喇嘛指定班禅喇嘛，如五世达赖喇嘛指定四世班禅喇嘛（四世其实就是一世，因为前面的三世班禅喇嘛均是事后追认的）。现在达兰萨拉显然想依据原始的旧制，而北京则回到清朝的旧制，但是双方的理由似乎都不十分充足。十七条协议没有对活佛转世作出具体的规定，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我们不清楚北京和达兰萨拉之间在此问题上有无君子协定或默契，所以难以从旧制的角度评判双方的是非曲直。
有关旧制之争的核心是谁有权决定活佛的转世。这个问题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政治信息，并非单纯的宗教问题。简而言之，金瓶挚签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在藏势力的强盛；而后来特别是民国时期这一制度的破坏，则意味着中国势力的衰微。就班禅喇嘛而言，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活佛系统的建立，本身就有制衡达赖喇嘛的意图。一九一零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川军入藏而逃亡印度后，清政府甚至打算让九世班禅喇嘛取而代之，主政全藏。一九二三年九世班禅喇嘛流亡中国后，国民政府也曾试图武装护送其返藏。所以，有人形容班禅喇嘛是高悬在西藏政治生活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Lamb，A.，Tibet，China and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494）。班禅喇嘛谁属，对于中藏双方在藏力量的消长毕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围绕真假班禅喇嘛之争的政治意义，难以抹煞。
但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决定权是否等于主权呢？国民政府显然作如是观。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声称他主持了一九四零年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所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此完全恢复（对此，除了当时的藏人和英人有不同的看法外，马步芳和罗桑坚赞均认为中央政府受骗上当）。在九世班禅喇嘛转世问题上，国民政府也以为如果不能主持其抽签或至少坐床典礼，那么中国就要失去在西藏的主权。这样的想法幼稚可笑。众所周知，主权的主要标志是国防和外交，在西藏政府拥有军队并开展外交的情况下，即使国民政府能够如愿以偿地决定班禅喇嘛甚至达赖喇嘛的转世，难道中国对西藏就有主权了吗？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全面负责西藏国防和外交的今天，即使让达赖决定班禅喇嘛的转世，对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又有什么损害呢？现在的真假班禅喇嘛之争上纲上线到主权和独立之争，未免小题大做。
比较这两次真假班禅喇嘛之争，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次中藏双方虽然有斗争，但是也有合作，而这一次基本上只有斗争，没有合作。国民政府坚持按照旧制办理，但总的说来相当尊重西藏当局特别是达赖喇嘛的意愿，如让达赖喇嘛等指示班禅喇嘛转生的方向并卜定三名候选人；另一方面，西藏政府反对所谓的旧制，但并非排斥班禅堪布厅寻获的灵童，相反，青海二灵童被卜为候选的第一和第二名。而在这次真假班禅喇嘛之争，北京从一开始就不让达赖喇嘛插手，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不久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其转世问题的决定中，只字未提达赖喇嘛。由札什伦布寺主持负责的寻访团开始活动后，达赖喇嘛表示了协助寻访灵童的意愿，但遭到拒绝；他也曾通过中国驻印度使馆邀请札什伦布主持访问印度以共商大计，也没有回音。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根据札什伦布寺主持提供的有关灵童的消息，率先宣布格洪区吉·尼玛为班禅喇嘛转世正身。北京对此作出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重组寻访团，重新确定三名候选人，格洪区吉·尼玛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而且连同札什伦布寺主持一起下落不明，据说均遭软禁。最后又选出坚赞诺布。如果双方多一点对话与合作，真假班禅喇嘛的尴尬局面并不一定不可避免。
目前剑拔弩张的形势，也许是北京和达兰萨拉都不愿看到的。对于北京而言，虽然十一世班禅喇嘛被如愿地选出，但是代价不小。在西藏，许多藏人相信达赖喇嘛所选而怀疑北京所选，尽管现在在日喀则等城市已经实行宵禁，但据说还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北京的标语，真假班禅喇嘛之争势必激化原有的种种矛盾。另外，在国际上至少在西方，舆论总的说来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由此将更引人注目，而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是北京一直力图避免的。另一方面，对于达兰萨拉而言，真假班禅喇嘛之争，其实是纸上谈兵，因为两个班禅喇嘛都在北京的控制之下，达兰萨拉鞭长莫及。这不同于民国时期的真假班禅喇嘛之争，因为当时双方手中都有一个班禅喇嘛。达赖喇嘛现在呼吁国际社会对北京施加压力，使格洪区吉·尼玛获得自由并受到作为班禅喇嘛应有的宗教教育，但是如同达赖喇嘛在十月请求江泽民承认他所宣布的班禅喇嘛的亲笔信一样，北京对此会不加理睬。最后班禅喇嘛事实上将只有一个，即在大昭寺中签的坚赞诺布。
当然，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北京现在强调它是严格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选择了坚赞诺布，但是该章程也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互为师徒关系，即现在年幼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必须拜年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为师，如果师傅不承认徒弟，则拜师不成。换言之，根据旧制，达赖喇嘛对班禅喇嘛具有最终的承认权；没有达赖喇嘛的承认，班禅喇嘛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在十七条协议谈判过程中为十世班禅喇嘛的承认问题大费口舌的原因。可以预料，为了给予十一世班禅喇嘛绝对的合法性，北京将千方百计地劝说达赖喇嘛承认坚赞诺布，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他手中无疑多了一张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目前的真假班禅之争，固然给北京和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它对于双方未来的对话或许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或至少一个新的话题，如同俗话所说，危机中孕育着计划。笔者衷心祝愿北京和达兰萨拉双方能够理智和平地解决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真假之争，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藏问题。
（《北京之春》1996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