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7O)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2)
英国人W.帕克在他的《超级大国: 美苏对比》中对美国和苏联在经济发展中的组织和管理作出如下对比:
说到经济，可以把它看作是把技术、劳力和无生命的能量通过设备以施之于资源(未加工的或半成品的，国内的或进口的)的行为，按照市场或计划的要求提供服务工作(建筑、运输、商业、金融、教育和研究)，来取得一定产量的商品与服务以满足需求(国内和国外的)。这样一个过程需要组织与管理。就美苏两国对比来说，上述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是“按照市场或计划”。
在苏联，计划既是宏观经济的又是微观经济的，并且几乎把全部经济包括在内。不经过计划的只有这几个部分: 集体农庄的自留地(其产品可以在市场上按不受控制的价格出售)，以及少数单干户、黑市商人的活动。详细的经济计划是按年度制订的，因为所谓五年计划只是体现了一般性的方案并把意图宣布一下罢了。
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由上至下提出要求。部长会议把领导的方针和意图，比如说要着重生产汽车，那就通知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然后定出年度临时计划，把指标交给各部委，再往下通过官僚机构的下属各级，一直传达到到实际进行生产的企业。在每一级，临时计划中拟定的数字再作划分，直到最后各个工厂领导人了解他的指标为止。逐级上报的第二阶段接着开始。工厂领导向上呈报可以完成的产量以及需要投入的资金和劳力。这些资料层层上报时都经过审核，然后送到部的一级，最后送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该委员会尽力使希望达到的产量和可投入的资金与劳力相协调。最后的结果就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
在美国，对计划观念及其所包含的限制、控制和干预有一种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抵触。这妨碍了联邦政府宏观经济计划工作的开展，而各公司企业的微观经济计划则由于商业保密，大部分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但大公司必须预先作出计划，因为一种新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任其自然，开支很大。同苏联那种有限制的和常常被打乱的政府计划工作相比，美国公司结合电子计算机，使用精密的数理经济的工具来计划生产，比苏联能够达到更高的精细程度。
苏联计划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从经济上要求的产品多种多样，每一种工业都有管辖它的政府的官僚机构。怎么样才能最恰当地和科学地调节它们之间的资源和计划分配额呢？连当时的苏联总联柯西金都说:“没有一个人，甚至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自己也说不出，当时制定的新计划是否真能给各经济部门规定出适当的比例。”
苏联的计划制度存在着公认的缺点。依靠年度计划是不合适的，在实践中起的作用并不像纸面上那么好: 不是这里有过剩，就是那里有短缺。于是企业的计划只好不断地修正和调整。在奥伦堡州，“1969年头九个月，几乎半数的工厂都改变了销售计划，五分之一的工厂改变了三次，有些竟达六次之多”。
一大堆弊害，不胜枚举。这与官僚政治的过分集中和繁琐手续有密切的关系。有人指责全面计划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是“宏观经济的”，倒像是政府各部委中各种专家草拟的一系列微观经济的很不协调的综合。这些缺点造成了许多商品的低质量。其他因素则使工艺的标准定得很低，例如强调计划中的产品产量而不强调质量，造成严重的拖延交货和“突击”的现象——开始满不在乎，直到完成计划的最后限期快到来时才拼命猛赶，争取按时完成指标。
苏联经济也严重地染上了像裙带关系与徇私舞弊、贪污腐化与欺骗盗用等毛病。一年中仅被检举的盗窃国家资财的总数就达5600万卢布。各式各式伪造数据和虚报账目的事情也很普遍。
如果说苏联经济的许多问题是由于控制和限制太多，过分中央集权以及束缚了个人的主动性，那么美国的问题往往是由于配合不够和缺乏纪律，没有一项全面的经济政策和使之实现的方法。美苏两国的不同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比如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其间的差别就比人们想象的小。在苏联，汽车工业是在一个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而在美国，它几乎被三个公司所垄断，但这三个公司从许多方面来看可以算作一个。它们设计和制造的汽车规格相仿，只是每年在型式上作相似的改变，定出了可以进行比较的价格。苏联的汽车工业受到从外部来的官僚的控制，但美国的汽车工业——除了在特殊的情况下，比如立法机构要求安装安全设备或防空气污染的装置之外——则不是这样。美国公司的管理部门和工会协商决定工资数额，公司再据此确定汽车价格。而在苏联，工资和价格都是由政府规定的。
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高度集中性体现在国家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而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突出地表现在对工业的管理权限上。
1922年底苏联成立后，国家对工业实行分级管理制度，重工业由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轻工业由加盟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其他工业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
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1932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成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同时还成立了轻工业人民部和林业人民委员部。这些部都是全联盟的，管理全国有关企业，但忽视了各地方管理经济的权限。
1934年，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设立了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从此，苏联工业按企业隶属关系分为三类: 全联盟部、联盟兼共和国部、共和国部。全联盟部是只在中央设立的部，所管企业直属中央，在1934年属于这种部的是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到1939年细分为机器制造、燃料、电站和电力、黑色冶金、有色冶金、化学、建筑材料和国防工业等人民委员部。联盟兼共和国部是中央和加盟共和国都设立的部，在1934年属于这种部的有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林业等人民委员部，到1939年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分成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人民委员部，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分成鱼品工业、肉品工业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联盟兼共和国部所属的企业，其大中企业归中央同名部管理，小型企业归共和国的同名部管理。共和国部是只在加盟共和国设立的部，主要管理某些地方性质的工业企业。
由此可见，苏联1930年代形成的部门管理体制在管理权限上是高度集中的，重工业部门的所有企业、基本消费品工业的大中企业都归中央直接管理，只有一些没啥油水的工业企业才归共和国管理。1936年，中央企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89%，共和国工业产值只占11%。后来中央逐渐分权，把一些企业下放给地方，但直到1950年，中央企业的产值仍占工业总产值的67%。
这种管理体制对加盟共和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 一方面，通过资金和人力物力的再分配，对发展落后地区和民族共和国经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利于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的综合发展，严重地妨碍了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作用越来越突出。
再回到美苏比较问题:
美国经济之所以往往会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境，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非生产性的军事和宇航空间事业的开支，特别是当时用于印度支那战争的大笔资金的不断增加。这样，经济危机就以一种和苏联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对苏联来说，给北越提供武器是个大问题，因为它涉及到要缩减其他一些重要部门的生产。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意味着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而没有相应地增加生产率，这就造成通货迅速膨胀和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不像苏联的体制，美国的经济容易受政治家选举图谋的影响。1971年初，尼克松政府表明它将放弃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转向全力以赴地达到较高就业水平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如果在1972年底不能把失业率降到一个低点，他就会面临大选失败。他在当选后执政的头两年采取了“压缩”和紧缩通货的方式，在其希望再度当选的前两年却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尼克松遵循了西方政治民主国家所熟悉的做法。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家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美国的经济困境，那么，苏联的经济学家却主张对苏联的经济体系进行积极的改革。有些改革方案自1965年以来已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府所采纳。至于这些已经付诸实施的改革是否足以消除苏联的经济弊端，专家的意见还不一致。
然而，改革并不总能带来预期的结果，还有不少使人失望的地方。许多苏联企业，由于社会原因把价格或收费定得很低，所以都有亏损。它们因此不能分享物质刺激的好处，因为不管多么努力，它们也赚不到利润。有迹象表明，许多工厂厂长和集体农庄主席都不想承担这种新的广泛的责任，宁愿有人准确地告诉他们该干些什么。而与此相应的是政府官僚和党的干部不愿放弃他们的控制权。“计划和管理当局常常非正式地但是有效地妨碍企业领导作出选择，哪怕是表面范围内的选择。”
影响改革成功的主要障碍，大概是在于缺乏大量多样化的吸引人的消费品，使人们不能感到多挣些钱是值得的。实际上，把利润分配给工人的主要结果是使得银行的存款大为增加，尽管只有年息二厘的利率。与此同时，工厂继续生产无人问津的消费品，这样，货币与货物不是彼此互相交换，而是分别聚集到闭塞的两头——银行与仓库——去了。
人们通常把苏联的体制和大批的官僚联系在一起，但是经过对比，好像使人觉得美国的企业更加官僚化了。在大多数美国大公司里，近年来白领职员人数的增长比其所属工厂里的蓝领工人人数的增长快得多。在美国工业的劳力中，白领职员超过25%，而在苏联仅占15%左右。这就使人得出这么一个意外的结论，即“不管苏联的集中计划工作制度会给苏联工业造成什么问题——这肯定是很多的——吸收大批苏联人力的巨大官僚机构的形成似乎不像是这些困难问题之一”。
下面说说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赫鲁晓夫1953年上台后，于1957年对苏联工业进行了改组，废弃了部门管理体制，改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撤销了10个全联盟部、15个联盟兼共和国部，以及116个共和国部。与此同时，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每个区设立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改组后的工业管理结构为: 苏联部长会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局——企业。
这次改组大大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缩小了中央的权力。由于绝大多数全联盟部和所有联盟兼共和国部都被撤销，所属企业全部转归加盟共和国管理，结果中央直属企业所占比重大大缩小，加盟共和国企业所占比重急剧增大。1959年，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2%，地方企业占22%，而中央企业只占6%。
这次改组，对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综合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过度削弱了中央的集中领导，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产生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引起了经济的混乱，导致工业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1964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针对部门管理体制会导致本位主义，地区管理体制会导致地方主义，于是实行了部门与地区相结合，而以部门为主的管理体制。以部门为主，是指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总的按部门原则管理。这一方面指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按部门管理的同时，兼顾地区管理原则；另一方面指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使其在管理经济方面享有比1957年以前更大的权力。
1965年9月3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关于改进工业管理的决议》。10 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改变工业管理机构系统和改组某些国家管理机构》的法令，撤销了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苏联部长会议下面重设9个全联盟工业部，11个加盟兼共和国部，并建立了各部所属的总管理局等一整套部门管理机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改归苏联部长会议直接领导，并重新设立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在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下，设立共和国一级相应的联盟兼共和国工业部及共和国工业部。
1965改革以后实行的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比过去的部门体制和地区体制有一定改进，它既保持了中央的集中领导，又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限。从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看，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已不算小，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条件的限制，则加盟共和国的这一权限还应打折扣。首先，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归加盟共和国管理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中央批准的计划规定，加盟共和国不能自主决定，因而难以进行自主经营和综合发展本地区经济。其次，改革后苏联在物资供应上实行的是，物资分级计划管理、供应指标按主管系统下达、调拨量由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统一实现的制度。按照规定，通用物资由苏联国家计委和国家供委管理和分配，加盟共和国有权管理和分配的只是本共和国企业生产并在本共和国内消费的产品，以及位于本共和国境内的中央企业超产产品的50%。这样，虽然加盟共和国管理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低，但加盟共和国有权支配的产品的比重却只有10%左右。因此，虽然1965年改革后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对工业的管理权，但实际上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仍然比较狭小。
苏联经济管理权限高度集中还表现在财政资源过分集中，地方预算规模和权限过小。
1926年苏联形成了由联盟预算、加盟共和国预算和地方预算的三级预算体制。
1950年代中期以前，在整个国家预算支出总额中，联盟预算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所占比重不断缩小。1928年，联盟预算占46.8%，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占39.3%(此外还有社会保险预算占13.9%)；1940年，联盟预算上升到75.8%，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下降为24.2%；直到1955年，联盟预算仍高达73%，而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只占27%。
在预算使用上，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支出由联盟预算拨款，加盟共和国预算支出主要用于社会文化措施费用。1940年，加盟共和国预算中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拨款只占20.3%，而用于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占66.5%；直到1955年仍然保持着这种格局，两方面的支出比重分别为36.9%和56.4%。这种预算支出的结构显然是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较小的一种反映。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批准苏联预算时，对各加盟共和国预算不仅规定其支出总额，而且规定各项具体支出限额。预算执行过程中获得的补充收入和年终结余，加盟共和国也无权留用。结果是，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资金过少，使用权限过小，使各共和国既无权力又无能力发展本地区经济，难以改变经济落后状态。
赫鲁晓夫时期，随着工业管理体制的改变，财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这集中表现为联盟预算在预算支出总额中的比重大大下降，而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所占比重大大提高。1960年联盟预算的比重已下降到41.2%，而加盟共和国预算上升到58.8%。
与此同时，加盟共和国预算的支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60年加盟共和国预算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支出占支出总额的55.3%，而用于社会文化措施的支出占40.4%。
勃列日涅夫时期，针对存在的问题，又实行了中央财政为主、兼顾地方财政的原则。
首先，在预算所占比重上，调整了各级预算的相互关系。从1965年改革以来的平均数看，联盟预算约占一半多，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不到一半。其次，在预算收入来源上，明确划分了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算的固定收入。联盟预算的固定收入是联盟所属企业上交的利润、关税等。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的固定收入是共和国及地方所属企业上交的利润，以及农林牧渔业税及地方税等。
最后在预算支出权限上，联盟预算负责联盟所属企业和经济单位的拨款，以及国家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的预算拨款；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预算则负责共和国和地方所属企业和经济单位的拨款，以及当地的社会基础设施拨款。加盟共和国预算支出中，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支出比重，高于斯大林时期，低于赫鲁晓夫时期。预算执行过程中获得的补充收入和年终结余，留归共和国使用。
从上述情况来看，苏联在经济发展中之所以问题多多，困难重重，其主要原因是，在长官意志主导下经济建设瞎折腾，朝令夕改，唯意志论大行其道，教条主义盛行。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的高招，但谁也解决不了苏联经济的“多快好省”问题，以致于让天下人贻笑大方: 农业大国粮食需要进口，工业大国消费品短缺。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都搞不掂，枉为超级大国也！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