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大流派和两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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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苏联解体前，这些国家都按斯大林模式，经济上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除上层保有一定的等级制和特权外，群众中多实行平均主义），国内商品短缺，对外闭关自守，但也都有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意识形态上实行严格管制，禁止争鸣。因此，它们的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成熟，政权不稳定，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自行崩溃的，而不是由于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邓小平也说，中国如不实行改革开放也一定垮台。事实确实如此。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越南由于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就得到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但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权力垄断没有及时大力改革，所以问题还很多，社会不够稳定。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这主要指二战前的瑞典、芬兰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和二战后工党、社会党几度执政的英国、荷兰、奥地利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目前学界谈论时已通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这里也就把两者合在一起来讲。不过细分起来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都不尽相同。1951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会议，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方面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通过的宣言中正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是“扩大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为自己规定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国家适当调节的市场经济，建立体现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上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在淡化。虽然各国的社会主义化进度参差不齐，执行和实现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就做得比较好些，其他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做得差些。但是它们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也都在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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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实践，两种结果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竞赛和比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程度不同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开始于1936年社会主义建成，中国实行于大跃进时期）遭到失败。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里就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和苏联作点比较。
瑞典、芬兰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自然条件恶劣，但到1970年代，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1980年瑞典人均产值达一万五千多美元，超过当时的美国、西德等大国），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道德良好（清廉居世界头几名，贪污腐败和犯罪率最低）、人人平等（除政治上以外收入差距也最低）。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整个国家，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级待遇”这些规定。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等等。
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标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成绩不小。这些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有定期选举。这是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的好形式。有时人民不满社会党的政策，也会通过选举更换政府。但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一般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所以上台的无论是右派还是中间派，都不能改变社会党的福利政策，也不能改变人民取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结果就自然改变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瑞典中右派几次短期执政都是证明。
相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原本就走错了路，不但离“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还导致经济落后（以前公布的许多数据弄虚作假，水分很大。1967年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与加拿大相当，实际上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苏联当年统计的水分之大。俄罗斯官方承认，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垮台时还没赶上沙俄时的水平）、政治独裁（专制程度和滥杀无辜超过沙俄）、文化凋敝（文学就赶不上十九世纪），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终于被人民抛弃。当然，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如提高和普及了社会福利，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希特勒等，但这些都付出了很大代价，且没能避免崩溃。
现在中国有些人还坚持唯心史观，把苏联的垮台完全归罪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但据我所见所闻，苏联人民并不这样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二战前的经济水平不低于瑞典、芬兰等邻国，地理条件还优越些，但加入苏联后很快就落后了。1980年当瑞典、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时，它们只有四千美元左右，还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高的。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谈不上了。所以还在苏联解体前，立陶宛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就通过决定，宣布脱离苏共和苏联而独立。
在苏联解体期间，我有一次去了列宁格勒，那里正酝酿投票这座城市改名的问题。我曾问到坚决主张改名的一位二战中卫城英雄，为什么要换掉列宁这个光荣的名字而恢复旧名。他以沙皇时物质文化生活在欧洲的地位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无限伤感地认为苏联的革命搞错了，说二月革命后要是也实行民主、发展经济，俄国现在决不会处于在全欧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后地位。我们争论许久也说服不了他（其实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设想，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主要任务也应当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和为资本主义发展开通道路）。
据最近（2007年初）我国权威报告所提第一次（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和第二次（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现代化标准，北欧各国不但早已是发达国家，而且第二次现代化的世界头十名中就有瑞典（第一名）、芬兰（第三名）和丹麦。无论按文明和现代化的哪条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的国家都大大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决不能以起点低、底子薄为借口，看一下南北朝鲜的差距就行了。所以两相比较和衡量，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则是错误的失败的，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作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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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两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大体总要具备（或正在积极创造）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社会主义本来就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应继续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那些原先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使社会享有丰富的产品尤其是公共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条件，如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2，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初期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然后逐渐发展到集体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占有）和按劳分配为主。
3，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自由则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说：“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法治的自由民主，又会成为没有正常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而法治又必须排队等级制和特权，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和社会责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4，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完整的社会保障。那里有发达的科学文化，人人都有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良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造成人际间公平、正义、互信、互助，清除腐败、愚昧、迷信、造假。社会讲求公开性和光明正大，反对暗箱作业和阴谋诡计。根据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人享受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
以上四条也许有重叠和遗漏，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些重要标志，缺少一条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例如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就是近百年实践取得的重要教训。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迟早要垮台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涵义上几乎等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讲自由，只讲愚民政策和镇压，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不管用多少社会主义词句，在人民心目中和历史上仍然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至于改变后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还可用上述标准来衡量。
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始终只认一个标准，就是只看它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但不是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狭隘宗派主义。必须改变这种只看标签的办法，而应按客观标准评定一个国家的性质，看它所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多的国家，不管它是由什么党领导和人们怎么称呼，都应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离上述标准太远的国家，即使一切完全由共产党控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才能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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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的变化早已尘埃落定，变不回去了。如何评价这一事件，至今众说纷纭。坚持原国际共运观点的人，一直把这看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历史的倒退。持社会进化观点的人们却认定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因为它结束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模式、专制体制和思想禁锢。看来，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中许多人在一定问题上，特别是对当年苏联，留恋过去也很自然）是基本上同意后一种看法的，否则他们也很容易再和平演变回去，只要选举那些共产党人执政就行了。这也不是空口宣传哪个制度优越性大的问题，而是完全可以由实践逐步证明的问题。这些国家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绝大多数已开始显示出比变化前要优越。不但建立了民主制度，经济发展快了许多，而且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得到保留，不少国家还有所充实和增加。
就拿变化中走了较大弯路的俄罗斯来说，现在情况也已好转。2006年世界银行先后公布了两份有关俄中经济情况的报告。4月17日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俄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起飞，年均增长6﹪，到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人均实际收入却大大超过这个增量。联邦主体和各地方政府，以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报告预测，2012年俄可成为发达国家，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接近三万美元。去年10月普京访问德国回答采访记者时也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还说，“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应该承认，俄国多数人民和普京的想法是一致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曾有幸在苏联工作四年，九十年代又曾三次访俄。所闻所见也使我认同普京的谈话。一些俄国学者早就乐观地说，他们现在才是在真正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叶利钦当政时冒出来的那几个寡头是翻不了天的。把苏联东欧巨变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否妥当，起码还得看下去。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