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73)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5)
苏联经济的短缺性和衰退性危机是由苏联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首先是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
在这种体制下，生产的目的理论上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质上只是为了完成计划指标，特别是总量指标。资源配置的依据不是市场，而是国家计划。由于国家计划具有指令性，企业的生产和运营必须按照计划规定进行，企业领导的考核也以计划完成情况为标准，因此企业的目标只是完成计划任务。而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需要、国家需要和军事需要，忽视了民众的个人和家庭需要。长期以来，苏联一直把总产值作为计划经济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具有两个明显的缺点: 一是包含生产资料转移价值，不能确切反映企业的成果和绩效；二是它只是产品进库值而不是销售值，不等于产品最终实现其价值，因此不能反映满足市场需要的情况。后来改为下达销售指标，这虽然可以克服总产值指标的后一个缺点，但不能克服它的前一个缺点，所以不久又改为下达定额净产值指标。定额净产值纯粹是个计算指标，而不是实际实现指标，因而仍不能反映满足市场需要的情况。这就是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在体制本身内形成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的运行机制。
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主要形式是国家所有制(苏联全国固定资产的90%为国家所有)。在国家所有制下，企业产权模糊虚位，“所有者”对资产的收益和增值关切度很低，领导者与企业经营状况没有利益和责任关系，与劳动者的收入与个人工作状况关系也不大。因此既缺少资本增值的动力，也缺乏劳动激励的机制。企业运行靠行政命令、政治动员和思想觉悟。然而，这种非经济因素的外部支配力量只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暂时起作用，不可能在正常的政治经济中长久地发挥作用。因此，当战争和革命的高潮过后，中央计划经济的运行必然会出现体制的内在动力不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导致体制功能衰竭，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主要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认识不到经济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即企业经营和劳动者的动力不在体制内，而是来自外部条件。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证明，经济效率来自市场竞争，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价值规律只承认社会价值这个唯一的标准，促使企业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同时，价值规律还通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调节市场的供求，强制企业产品要符合市场对品种、质量和技术性能的要求。而中央计划经济使价格成为计划的工具，排斥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阉割了体制的技术进步机制和效率功能，自我否定了促使企业考虑市场需要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强制能力。
计划的指令性和财政的统收统支决定，计划任务是硬约束，经济核算是软约束，而计划任务中，数量是硬指标，效率是软指标，因而必然导致数量型经济。数量型经济形成的按消耗计算原则和“资源廉价”政策，以及投资的无偿分配制和物资供应的调拨制，必然导致无限扩大投入而不管产出效益的耗费型经济。
综上所述，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在体制内形成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的运行机制，体制本身又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久而久之导致功能衰竭，加上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必然形成短缺经济。而短缺经济加数量型耗费型经济，即短缺型经济与粗放型经济共存，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停滞和衰退，最后短缺性经济危机发展为衰退性经济危机。
关于苏联经济的停滞问题，《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在指出苏联经济存在的普遍问题后，对于苏联经济的“停滞”作出如下论述:
苏联在战前所取得的迅猛增长，日子一长就必然放慢速度。与后工业化国家不可避免的日渐缓慢的增长相比，苏联经济在1970年代中期所走的路似乎更富戏剧性。此时，苏联经济运行的关键指标突然变得停滞不前。经济不仅增长变慢，而且掉到很低的水平。不管是与此前的苏联记录相比，还是与美国相比，这种停滞都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苏联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1960~1965 1965~1970
苏联 4.8 4.9
美国 4.6 3
1970~1975 1975~1980
苏联 3 3.4
美国 2.2 1.9
1980~1985
苏联 1.8
美国 2.5
从上表来看，1975年后，苏联经济的增长突然慢了下来，并掉入到很低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说，称1975一1980年这一时期为“停滞期”不无道理。想一想经济快速增长曾在苏联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缓慢对苏联的领导层来说就预示着潜在的危机。突然间，社会主义就无力带来快速增长了！苏联与美国的差距现在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
苏联经济在1970年代的突然恶化，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有证据表明，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在此期间慢了下来。虽然技术进步的速度一直没能满足苏联体制奠基人的高期望值，但从1928年以来，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显然在缩小。在少数领域，苏联甚至达到或超过了西方的水平。然而，到了1970年代末，技术差距和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一样也开始扩大。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吸收到由电子和计算机带来的通讯和信息处理方面的革新成果，而恰恰是后者在1970年代之后迅速地改变了西方经济。
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一样，这些数据也没有表明技术进步就停止了或者技术退化了。但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极大地减慢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经济产值和技术水平的差距日益缩小的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
同样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停滞的同时，苏联体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它们是否和经济萧条存在着联系，不是那么容易断定。但是在这一时期，苏联人民的疏远感和失落感越来越强烈，腐败和牢骚遍及苏联社会的各种机构。酗酒率上升，而且小型的、但不可小视的非主流政治运动开始抬头。
是什么在1970年代导致苏联经济停滞？西方专家对此意见各异。要用某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一次重大经济事件无疑是很困难的，苏联的停滞也不例外。
大约在1980年代初，许多人就注意到了苏联的停滞，他们提到的主要原因有:(1)中央计划越来越难以有效执行；(2)劳动纪律松弛；(3)计划机构在1975年后有意降低经济增长率；(4)经济的关键部位出现瓶颈，特别是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6)糟糕的气候条件；(7)西方国家1973年以后增长减速的消极影响；(8)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以上所列包括了四个方面的潜在原因。第一项和第二项涉及苏联体制的结构问题。第三项和第四顶主要是政策错误。第五项和第六项涉及苏联历史中的不可控因素。最后两项牵涉到的都是苏联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下面将讨论这四个方面的潜在因素。
苏联巨大的军事负担显然不是1970年代中期停滞的相关原因。为了与美国竞争，苏联花在军事上的GDP比例比美国大得多。根据西方的估算，1950年，苏联大约有17%的GDP被用于国防，约为同期美国的三倍。不过，1950—1980年期间，苏联的国防开支有所削减，其比例下降到16%。虽然这一时期苏联的国防开支急剧上升，但它的经济反而增长得更快些。为什么到了1975年后，在没有加重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它反而破坏了增长，令人摸不着头脑。
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与民用经济落后到底有多么大的关系？这里还是用相关数据来予以澄清吧。
苏联对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实情长期讳莫如深，官方公布的军费数额一直为每年不到200亿卢布(1985年为191亿卢布，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代会上第一次承认苏联国防总支出为773亿卢布；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进一步透露苏联军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5%。苏联的国民经济军事化还表现为军备生产的高比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苏联军备生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专家学者估计为25%。某些部门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机器制造业的70%都服务于军备生产。
苏联经济的军事化格局是在二战期间形成的。这种格局长期保持的原因，主要在于苏联领导人对于时代的认识和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斯大林继承列宁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否定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有一定发展的观点，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理论，实行两个阵营对抗的战略。赫鲁晓夫认为世界进入了核时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对外路线，但认为和平的保证是核优势，展开了与美国的核竞赛。勃列日涅夫虽然提出以“缓和”代替“冷战”，但总的来说奉行的是霸权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与美国展开了全面的军备竞赛。这一切导致了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格局的长期存在。
经济军事化的严重后果，不仅造成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衡，而且造成资源和经济力量的过大耗费。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40%，国民收入相当于50%。在综合国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长期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使经济承受过重的负担。同时，在经济军事化格局下，不是军事和政治为经济服务，而是经济为军事和政治服务。而且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对军队和军工优先充分保障，从不讲经济核算。军事工业还集中了全国最主要的科技力量，垄断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毫不重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这便从资源、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限制了民用工业的发展，导致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形成军事技术与美国争先、民用技术普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差。
说了苏联经济军事化的问题，再说西方经济萧条对苏联的影响。《来自上层的革命》对此只是一笔带过:
苏联在1970年代开始依赖从西方进口新技术，以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进口粮食。随着西方经济在1970年代中期步入严重萧条，许多非西方国家已很难向西方国家出口商品以赚取进口所需的硬通货了。然而，苏联向西方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石油，该商品在1973一1974年期间，其后又在1979年，数度经历价格攀升。因此，苏联在1970年代后半期并没少赚硬通货。显然，西方经济萧条对1970年代的苏联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消极影响。
要解释苏联的停滞，必须把目光转向苏联的内部因素，而不是它与西方的关系。糟糕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变化的趋向，糟糕的气候状况，在1975年后确实给苏联带来了问题。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速度在1975年略有下降。1980年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总体上也下降了。而且，1970年代末又遭遇多年不同寻常的坏气候。但这些因素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减速的问题。
……不管是国民实际收入，还是工业品生产，首先是在1976一1980年里，接着又在1981一1985年里，其计划的增长率都有所降低。
之所以在增长率上作出这些降低的计划，其目的是通过减轻管理者集中全力迅速增加产品数量的压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然而，削减投资增长，必然伴随着更低的产值增长，同时还会引起革新率的下降，因为许多革新是体现在新的资金设备上的。原想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更糟糕的是，增长目标的降低，显然又加强了低速增长的趋势。
计划的失误同样体现在铁路运输和石油生产等关键部门。1970年代中期，苏联的铁路系统在里程上已达到极限，拥塞开始减慢运输速度。未能及时投资以扩大铁路里程，增加新的干线，形成了对苏联经济的严重瓶颈。另一个严重的瓶颈出现在石油工业。苏联计划者把投资全集中于开发现有油田，而不是开采新的油田。由于这一原因，石油生产到了1980年代初终于停滞，因为现有的油田不再能够出产更多的产品。铁路和石油瓶颈无疑对经济增长减速起了作用。
如果政策失误是停滞的首要原因，那么医治起来应该不是难事。但苏联的停滞被证明是很难扭转的。其中的缘由就是，停滞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只是政策失误，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联体制的各种主要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
苏联1975年以后发生的停滞，很大程度上不是起因于它的失败，而是它的成功。近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已经改变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破坏了曾经催生快速增长的各种独特的制度框架的持续有效性。前面所说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苏联计划的效率降低，劳动纪律松弛——均和这里的分析相符合。
苏联经济的弊病除了国民经济军事化与民用工业落后造成的失衡，还有一种就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失衡，由此造成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和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严重失衡。198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苏联甲类工业比重为75.3%，美国为65.5%，日本为66.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的比例苏联为2:2:6，而一般应为2.5:2.5:5。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考察，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存在着两个问题: 首先，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重工业的速度和比重才赶上和超过轻工业。苏联由于长官意志作祟，工业化的进程是从重工业开始，而且重工业是靠牺牲农业和轻工业而迅速发展的。因此在重工业得到充分发展，工业化完成以后，应该回过头来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补农业轻工业的不足和调整结构的失衡。但苏联并不是这样，而是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显然是领导人的一意孤行。其次，工业化之后技术进步的特点，已从主要是以机械劳动取代手工劳动，转变为主要是大机器生产和机器体系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由主要是机器数量的增加转变为主要是机器效率的提高。这种特点在进入大机器生产的第二阶段，即实现生产的综合机械化和自动化，以及广泛釆用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新工艺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又转向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大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提供了固定基金占用率和材料消耗率下降的可能，从而出现了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速度相接近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1960年代以来它们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基本上都是平行发展。
苏联在二战后既没有做到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也没有做到调整经济结构。虽然有的苏联领导人提出过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消费品生产的发展，而且有学者还具体指出，甲类工业与乙类工业的比例应当从当时的75:25调整到65:35。但是，或者由于领导人的教条主义，或者由于传统体制的局限性和科技进步缓慢，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未能转变，产品生产上的基金占用率和物质消耗率也降不下来，加上准军事经济的制约，导致两大部类对比关系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调整。苏联战后甲类工业所占比重的基本趋势是不断上升的，从1946年占65.9%，上升到1986年占75.3%。直到1989年，苏联才下决心大幅度调整甲乙类工业比例关系(增长速度比为0.44:1)，然而为时已晚，一场日益深重的衰退性经济危机已经到来，消费市场不仅没有好转，相反连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也普遍短缺，最后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
《来自上层的革命》这样写道: “苏联体制在1920年代中期诞生之后的60多年里，在经济运行方面表现出了许多弱点和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苏联的当权者，也困扰着普通的老百姓，且被该体制的批判者一再当作口实。……该体制的经济成就，是其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
回顾苏联历史，我们可以明白，苏联在经济上的问题，是红色帝国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苏联经济状况在1975年之后急剧地衰退，与十年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上台，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所以，《来自上层的革命》明确指出: “1985年新的改革派上台，既是人们对苏联体制下长期存在的问题的不满，也是这次经济减速所引发的危机意识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所推动的改革计划，本质上既源于他们对苏联体制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理解，也源于他们对引发经济衰退的原因的分析。”
但是，苏联体制此时已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无力回天矣。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