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75)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7)
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是红色帝国覆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分析这个原因应该是本文题中应有之义。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改革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试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后期则转为向西方经济制度认同。与此同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上，也走向背道而驰，从扩大加盟共和国经济权限，转为无限度承认共和国经济主权。经济改革路线的摇摆和对共和国经济主权的无限让步，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直接原因。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针对苏联经济发展中的“停滞”趋势和历次经济改革的不成功，提出了“加速发展”的战略和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思路。应该说这些思想抓住了当时苏联经济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维。但是，由于急于求成导致决策上的致命错误，造成了这两个重大的战略性行动都没有成功，结果是“加速发展”的失败和经济体制“根本改革”的空转。而经济改革的失败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最终使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坍塌。
“加速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加速发展”战略。这是到2000年前15年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
“加速发展”战略的提出是由当时苏联国内外的形势所决定的。首先，自1970年代以来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1961一1970年、1971一1980年、1981一1985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6.9%、5.3%、3.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4%、4.9%、3.1%；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5%、5.8%、3.7%。其次，反映国民经济效率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1966一1970年为6.8%，1971一1975年为4.6%，1976一1980年为3.2%，1981一1985年为2.7%。如前所述，苏联经济发展依然是粗放型的，向生产集约化转变的任务没有完成。拥有大量资源的国民经济竟然出现资源不足的困难，引起了社会需求与生产能力之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尖锐矛盾。第三，社会消极现象突出，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劳动纪律松弛，工作责任心差。第四，苏联经济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1970年代以来与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经济地位出现降为“二等强国”的危险。苏联要保持现有的国际经济地位，缩小与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维持对美国的军事战略均势，必须加速经济的发展。
“加速发展”战略是戈尔巴乔夫新官上任施行改革的第一把火，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缘起则是苏联体制在病入膏肓时找出的一位救命郎中。对此，《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一苏联体制的终结》这样阐述戈氏的出山之道: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重大的革新了。在1960年代中期微小的经济改革之后，勃列日涅夫时代逐步走入政治经济停滞时代的死胡同。高层官员们的职务实际上是终身的，腐败四处蔓延，而且得到领导层的容忍。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他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试图向该体制注入新的生命。和苏联克格勃以前的首脑一样，安德罗波夫也对苏联体制所积累的问题了如指掌。他发动了一场清除腐败、增强纪律、提高效率的运动，主持了多次经济管理新方法的实验，试图提高工作积极性，促进技术革新。也许最重要的是，他鼓励对苏联体制所存在的经济问题进行相对公开的讨论。但是，执政伊始他的肝病就已无药可救，15个月后，他在任何重大的变革都没有来得及开始之前抱憾而终。
1984年2月，苏共中央任命老态龙钟的契尔年科作为安德罗波夫的继承人，显然，他只能是一个临时过渡的人物。虽然契尔年科看起来更像是勃列日涅夫的同路人，但他并没有终止安德罗波夫的经济实验，也没有取缔关于经济的讨论。契尔年科的执政期比安德罗波夫更短。在他于1985年3月去世时，戈尔巴乔夫就接替他成了新的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善于交际，因而在苏共的统治集团中飞速攀升。他层层爬升，于1970年成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区党委第一书记。47岁时，他是当时苏联领导层里最年轻的一员。两年后，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同样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格外赏识。因此在他执政期间，戈尔巴乔夫在领导层里的地位急剧上升。当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时，戈尔巴乔夫就成了有确定继承权的人。虽然他是按照传统方式在党的机构内一步步爬上来的，但在党内人士看来，他是改革派的主心骨。在政治局，许多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希望有朝一日把他排挤出去。他们之所以没有得逞，可能是由于在更大范围的党的领导层内，改革的呼声压倒一切。人们相信，虽然大多数资深政治局委员不太信任戈尔巴乔夫，但来自各省党委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迫使政治局在1985年任命了戈尔巴乔夫为新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摆脱经济停滞状况，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根据苏共二十七大文件，加速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 第一，提高经济发展速度。规定在20世纪末的15年内，使国民收入增长近一倍，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从3.1%提高到5%。第二，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出在科技进步、结构改造和有效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全面集约化。规定在计划期使劳动生产率增长1.3 ~1.5倍，年均增长5.7~6.3%。通过采用节约资源先进工艺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单位国民收入的能源耗量降低40%，金属耗量降低近50%。第三，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计划使用改善生活条件的资金增加一倍，人均实际收入增长60~80%，年均增长3.2~4%。保证到2000年每家拥有一套单独的住宅。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苏联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首先，加速科技进步步伐，实现国民经济技术改造。苏共二十七大把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作为科技发展的目标，决定在科技进步方面，主要抓微电子技术、全盘自动化、原子能动力、新材料和先进生产工艺。
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要超速发展作为现代技术手段提供者和实现科技成果物质化的机器制造业，规定在“十二五”期间(1986~1990年)机器制造业要增长40~45%，比整个工业平均增长率高90%。在机器制造综合体中，首先加快发展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现代化加工中心、柔性自动化系统、计算机等产品的生产，其增长速度要比机器制造业的平均增长速度高30~60%。加快机器制造业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的年更新率由1985年的3.1%提高到1990年的13%，符合世界先进水平的产品比重相应从29%提高到80 ~95%，以便用最先进的设备重新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
在加快技术设备制造部门发展的同时，要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现有企业全面进行技术改造，规定“十二五”期间用于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拨款要增加70%。同时，提高设备更新系数，整个工业设备的更新系数要从2.5%提高到5%~6%，“十二五”期间至少更新1/3，到2000年现有企业设备要全部更新一遍。
其次，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改善甲类和乙类工业的比例关系。苏共二十七大指出: “始终不渝地实施1986~ 2000年发展消费品生产和服务的综合纲要，是我国所有共和国和所有地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规定“十二五”期间，整个工业增长21~24%，乙类工业增长22~ 25%，其中非食品商品增长30%，文化生活耐用品增长5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要超过甲类工业。“十二五”计划规定，整个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4.6%，其中甲类工业为4.4%，乙类工业为4.9%。以此缓解“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局面，解决消费品不足的困难。
加快农业发展，改善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规定“十二五”期间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要提高一倍，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的差距要从“十五”计划期的2.67 : 1缩小到“十二五”期间的1.74 : 1。为此将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规定“十二五”期间要把投资总额的1/3用于农工综合体。同时要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和畜产品率；利用生物工程，特别是基因工程，使产量成倍地增长。实现国家食品发展纲要，解决食品不足的困难。
加快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方面发展生产性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发展社会性基础设施。加快重工业重点部门的发展，实现结构升级和保持其先进性。苏共二十七大还提出，在产业上要完善重工业结构，提高决定技术进步的那些部门的比重，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原子能动力工业、天然气工业、化学和石油化工业与先进结构材料的生产，以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的电子化、自动化、化学化、电气化和热力化。
第三，根本改革经济体制。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批判了苏联经济体制“基本适应”和“自动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观点，指出现行经济体制是在“经济粗放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逐渐地“过时”了，已经“开始丧失刺激作用”，成为一种“阻碍机制”。因此，他认为必须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建立起新的“完整的、有效的和灵活的经济管理体制”。
这个“根本改革”是指要改变经济机制的作用和方向。第一，经济机制不应主要面对追加资源投入，而应主要面向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经济机制应从“耗费型”变为“效率型”，它所刺激的不是靠增加耗费而是靠提高效率来扩大生产的规模。第二，经济机制不应主要面向增加产品数量，而应首先面向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应该从“数量型”变为“质量型”。第三，经济机制不应只面向解决纯生产问题，而应把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应从“纯生产型”变为“综合型”，应面向综合解决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病是拎得清的，他所开出的药方也是基本对症的。但为什么就治不了病呢？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以局外人的立场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期政策演变作出如下评论:
戈尔巴乔夫初始的经济政策是相对正统的。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打着“加速”的口号，这一口号由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经济顾问阿甘别吉扬所提出。其主要目标是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的低速度，使年均GDP增长率从1980年至1985年低速增长的2%翻一番，到1986年至1990年达到4%。
此时，苏联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生某些根本性变化。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依然是提高增长率的基础。面对诸如工人纪律松懈、重要装备过时等问题，计划体制呼吁要加强工人的纪律和增加投资，以取代国家老化的生产设备并使之现代化。
计划之一是发动反酗酒运动。酗酒被认为是影响工人纪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防止这点，政府将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大大缩减了。这项运动就像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有害后果。非法的私人酿酒满足了国家无法满足的需要。私人酿酒导致了食糖严重的短缺。据估计，在1986年至1988年间，酒类销售方面的税收收入有二百亿卢布流失了。改革将产生消费品更严重的短缺和预算赤字。
为了使设备现代化，为了开发新技术，苏联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成立了23个新的科学技术研究联合体。在1985年至1987年间，新机器的生产增长速度比十年前翻了一番。但是，在持久影响的经济运行上，不管是提高新机器产量还是使它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取得成功。虽然GDP在1986年实现了增长4%的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但随后两年，它却降到每年1.7%，相当于改革之前(1985年)第一个五年的速度。
初期的改革并没有减轻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为进一步的放权作了准备。严格的中央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计划和庞大的市场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所取代。然而，这种改革的方案也产生了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没有创造出一种体制来协调新近独立自主的企业的行为。企业从中央绝对命令到相对自主经营的转换，都需要为已适应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运作方式。但这些新的方式以及必须给予支持新的制度更为分散化的体制并不能迅速地、自动地产生。于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大企业自治的迅速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混乱。
第二，允许企业有更多的决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将潜在地产生经济的不平衡。企业的短视行为可能使企业在超出其生产能力以外来提高企业的收入。而且，如果国家收入从投资转向职工工资和福利，这将破坏加快经济增长的计划。
第三，在旧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获得财政收入以供给支出方面存在困难。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种税收都可以轻易地向企业征收。但是企业的自主意味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实行，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
戈尔巴乔夫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加速发展”战略为什么会失败呢？
这是因为，虽然加速发展战略的提出适应苏联当时的经济形势，本身具有明确的目标和实施措施，措施中突出了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但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战略的局限，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断，使战略措施未能贯彻始终和真正实施，结果导致加速发展战略的失败。
原因一: 加速发展战略依然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放在首位。在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战略中，速度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在集约化经济战略中，突出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率；在加速发展战略中，在强调质量和效率的同时，速度问题重新居于中心地位。戈尔巴乔夫在阐述加速发展战略时说，“加速”首先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尽管加速发展战略中包含加快科技进步和全面实行集约化的内容，但是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它们或者是居于次要地位，或者只是实现经济加速增长的手段，而速度才是战略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战略在新形式下的翻版，是一种变相的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战略。
在以速度为核心的战略下，当速度与效率、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发生矛盾时，必然是后者服从前者，导致经济继续走粗放经营的老路。而在粗放经营的潜力已经耗尽，不可能再继续进行大量投入的条件下，走老路就意味着经济将沿着加速发展战略提出之前的趋势继续下滑，即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
原因二: 加速发展战略仍旧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加速发展战略既有明确的数量目标，又有明确的效率指标，它要求在全面集约化的基础上来实现，因此关键是加快科技进步。而加快科技进步，从转化为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应该采取的决定性措施就是加快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戈尔巴乔夫认为，“机器制造业使基本的科学技术思想物质化，制造出那些决定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进步的新的劳动工具和机器系统”；“奠定广泛采用崭新的节约资源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因此“”必须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
可是，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主要问题是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矛盾。由于加快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甲类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在“十二五”计划的头两年继续上升，从1985年的74.8%升至1986年的75.3%和1987年的75.1%，1988年才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与此同时，农业投资的增长仍低于工业，从1981~1985年的18.5%下降到1986~1990年的17.1%，严重地影响了工农业比例关系的调整。其后果是食品和消费品短缺日益加重，导致消费市场危机。反转过来又制约了加速发展战略的实施。
原因三: 加速发展战略实际上仍是在旧体制框架内运行的。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思想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来的，但是改革的具体构想和系统方案则是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确定的。而且仅仅实施了一年，到1988年6月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社会动荡，造成经济体制改革中断。1990年又提出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由于随后掀起的改革方案之争而未能实施。由此可见，虽然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实施加速发展战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然而由于改革受到种种阻力，特别是受到改革制定者本身政策多变的干扰，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真正实施。这就证明，加速发展战略实际上是在旧体制框架内运行的，这是加速发展战略失败的体制原因。
穿新鞋走老路焉能走向新路。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