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76)
红色帝国覆亡之谜(28)
说完了戈尔巴乔夫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经济“加速发展”战略，接着说戈尔巴乔夫新官上任烧的第二把火——经济体制“根本改革”。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戈尔巴乔夫认为，以往的改革尝试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产生了短暂的效益，并未导致所需要的转折。” 这样的改革不能解决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反而把矛盾掩盖和积累下来，使它的阻碍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戈氏提出“根本改革”的方针，即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消除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应该肯定，这次改革方案确实带有某种模式性的变化，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企业的经济地位上，企业将从单纯的计划执行者变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拥有相应的权力，也承担相应的责任，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第二，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取消指令性计划制度，打破单一的计划调节的格局，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第三，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企业摆脱对上级主管机关的行政依附，国家对企业的活动从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即从下达指令性计划任务的直接干预转化为靠协调经济利益加以引导。第四，在国家管理经济的方法上，由主要是行政方法变为主要是经济方法，即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管理各种利益和通过各种利益进行管理”。以上这些方案表明，戈尔巴乔夫确实想建立一个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那么，经济体制“根本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企业是改革的出发点。这次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从经济的基本环节——企业(公司)开始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内容是企业实行“三自一全”，即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和完全经济核算制。
第二，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相适应，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计划体制的根本改革是取消指令性计划制度。企业可以根据社会需要自行制订和批准计划。国家计划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而且只制订长期计划(15年)和中期计划(5年)。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方法，通过协调经济利益来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目标。
第三，根据经济机制改革的需要，调整经济管理的组织结构。企业一级应在专业化、协作化、一体化的基础上建立“科研——投资——生产——销售——服务”的大型联合公司，同时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主管部门集中力量从事行业规划，制订和实施科学技术进步纲要，组织干部培训和进修等工作，摒弃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做法，对企业的领导应从主要釆取行政方法转变为主要釆取经济方法。在转变职能和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合并和精简机构。
1987年6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闭幕，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的决议。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这些政策的出台会产生什么结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对此这样评价:
这些措施是苏联经济改革观点的具体化。他们试图改变全国生产都由莫斯科中央详细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形式，而实行与此不同的形式。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国家经济部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和国、区和地方政府对他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订方案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在经济计划的框架内，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观点具体化了。
这些目标实行的结果如何？企业自治意味着放弃中央决定每个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计划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将颁布非指令性数字，为每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运行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部分企业生产仍然存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现象，这是由于不得不减轻从旧的中央管理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产生的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渐收缩到产量的比例上。企业的剩余产品将通过“批发贸易”而销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它们可以生产什么和把它们的产品销售给谁。
随着定价的逐渐放开，仍然有某些商品的价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合同设定。企业的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企业就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筹经费”，从保留的收入中获得资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
从上述内容来看，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按照这条道走下去，进入市场经济体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为什么没有走下去呢？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根本改革的方案，从内容上看确实比以前的改革大大前进了一步，它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樊篱，实行的实质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营机制；突破了扩权让利的局限，实行的实质是企业集体承包制。如果切实全面执行，将会对改变当时经济的停滞趋势起一定作用。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阻碍和戈尔巴乔夫决策的失误，造成改革受阻、变形、中断和夭折。
其一，保守势力的阻挡和旧体制的惯性。根据戈尔巴乔夫的部署，从1988年起占工业总产值2/3的企业和联合公司应实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按照新的原则进行工作。1989年全部企业都应完成向新的经营条件的过渡。到1990年将同时实现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货、物资供应。并制订出在第13个五年计划期间长期有效的经济指标，然后“带着新的经济体制”进入第13个五年计划。然而，由于传统的利益格局、干部队伍、工作方式和思想观念作祟，改革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困难，进度部署落空。
其二，经济体制改革变形。苏联1988年正式推行国家订货制度，于是许多部门和主管机关超出国家规定的订货比例，订货额竟高达企业生产能力的80%一90%，使得企业的自主权基本落空。改革扩大了企业的工资标准和收入分配自主权，导致职工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扩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1989年苏联工业部门的产品生产只增长1.7%，而劳动报酬却增长了7.5%；1990年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5%，而职工劳动报酬基金却增长了8%。财政上取消闲置利润余额上缴，实行预算缴款定额制，结果企业拥有相当多的闲置资金，而国家预算出现巨额赤字。
其三，政治改革冲击经济改革，导致经济改革中断。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进展缓慢，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主要在于现行政治体制，于是提出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在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方案提出一年后，1988年6月又决定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导致经济改革被激烈的政治斗争所淹没，根本无法正常进行。经济改革的中断和政治改革导致的社会动荡，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结果陷入了衰退性经济危机之中。经济改革的中断和形势的恶化，宣告这次“根本改革经济管理”方案失败。
苏联经济改革失败最大的受害者是苏联民众——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提高。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作者对1988至1989年苏联经济改革失败所引发的消费市场的危机这样评述:
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商店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日渐加重的商品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虽然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仍有所增加——1988年增长了3.9%，1989年增长了5.3%。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隐藏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不对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以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以得到的消费品和对购买那些消费品的货币需要之间出现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差距，由于苏联体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差距导致了零售分配制度的崩溃。
1987年改革以前，中央计划制定者们使家庭收入和可以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自1988年国有企业法生效后，家庭收入实然迅速增加。虽然可以得到的消费品也增加了，但家庭对货币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
家庭收入和消费品的增长率
名义上的家庭收入(%)
1986 1987 1988 1989
3.7 3.8 9.1 12.8
消费者实际支出(%)
1986 1987 1988 1989
1.9 2.7 3.9 5.3
从上列数字我们可以看出，1986年和1987年(如早些年一样)，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保持在可以得到的消费品的增长线以上。二者的差异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样微小的差别足以被苏联零售价格每年1%~2%的通货膨胀所抵消。可是，1988一1989年家庭收入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可以得的消费品的增长速度。消费者对超出可以得到的消费品的过度需求的增长，引起了从正常的零售渠道得到的商品的短缺和匮乏。从1988年和1989年的数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1987年经济改革的缺点正好解释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增长: 由于企业可以不受中央的控制，它们就为自己的职工大大增加了工资。
消费品短缺恶化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增长，这是由于1987年的改革导致了税收下降的结果。在1985年以前，苏联的预算赤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1986一1987年，当反酗酒运动大大减少国家酒类销售收入时，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1988年和1989年，国有企业法的生效使预算赤字变得更大了。当国家职工工资部分由印刷新货币来解决时，消费品的过度需求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放开价格，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过度的货币发行并没有立即产生显著的通货膨胀: 据官方统计，零售价格1988年仅上涨了0.6%，1989年上涨了2%。相反，这个差距导致了消费品分配体制的崩溃。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现在变得对利润十分敏感，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他们使产品转向高质量、高价格，这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样，部分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难以买到。只好通过有门路的人的“后门”渠道，或通过高于官方价格秘密地买卖(这一直是苏联体制的特点)，商品的销售开始明显地被排除在公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把商品储藏在家里。这种储藏行为从消费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商品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1989年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经济最糟糕的一年，生产停滞，消费品空前短缺，财政巨额赤字，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不平衡，外债数字庞大。为了扭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1989年底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制订的经济健康化计划。计划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一1992年)，实行一整套扭转经济形势的重大措施，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第二阶段(1993一1995年)，主要解决改革的任务，建立有效的“计划市场经济”新体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实现财政健康化和消费市场正常化，并把1990年作为转变经济形势的关键性一年。然而，1990年第一季度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社会生产总指标和主要经济部门的生产均降为负增长，消费市场供需缺口继续扩大，预算支出比预算收入仍在超前增长，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外贸下降而逆差增大，整个经济陷入空前衰退的危机之中。苏联领导人认为，社会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是旧的经济体制已失去生命力，为了走出困境必须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1990年5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提出了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这个过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年以前)，形成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第二阶段(1991一1992年，实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大步骤和措施，包括改革价格形成，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统一税收制度，进行信贷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调整生产结构，改善消费市场状况。第三阶段(1993一1995年)，加速市场机制运转。进一步减少行政限制，加强竞争，实行积极的反垄断政策，加强经济刺激因素，建立新的合理的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和摆脱危机创造现实基础。
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标志着苏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1987年六月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根本改革”，沒有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但从改革的内容看， 所要建立的实际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经济健康化计划提出的“计划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但仍没有明确两者的主次关系。“可调节市场经济”则明确指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节。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说，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是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最大的转折”。
在可调节市场经济下，国家调节的形式、内容和手段将发生重要变化。国家调节的形式将分为信息性调节、间接调节和直接调节。对社会生产总量、速度和比例，以及企业的基本生产，国家计划将从指令性的变为信息性的，计划的实现将靠行政手段直接调节改为以经济手段间接调节，直接调节只保留对重要产品的国家订货和某些资源的国家集中分配。国家计划的重点从规定社会再生产任务转为解决战略性任务，包括实现重大科技纲要、发展基础设施、制订财政信贷政策、稳定货币流通、实施自然保护措施和人的社会保障，等等。与此同时，政府的机构和职能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价格改革是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环节。苏联现行价格既不反映真正的生产费用，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更不反映世界价格水平，总之不反映任何一个经济范畴。为了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拟从两方面进行价格改革。第一步是对整个价格体系进行一次全面修订，包括: 调整工业品批发价格，平均提高46%；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上一年提高粮食采购价格一倍的基础上，1991年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55%；提高消费品零售价格和服务费率，其中食品零售价格平均提高一倍，某些非食品消费品价格提高20%一50%，服务费率提高50%一70%。通过上述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价格扭曲和比例失调。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在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要把固定价格、调节价格和自由价格灵活地结合起来，实行三重价格体制。随着市场关系的建立和市场的充实，国家控制价格的比重将逐步减少，自由价格形成并逐步扩大，最终过渡到由市场定价。
政府提出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在最高苏维埃讨论时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这一方案不是“完善计划制度”，有的又批评这一方案“不够大胆”。特别是改革方案中关于一次性大幅度提高消费品价格的措施引发了莫斯科等大中城市的大规模抢购风潮，市场形势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责成政府在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经济改革方案进行修改，在9月1日前提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修改方案。
综上所述，苏联当时的经济改革是在不断恶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这是导致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社会动荡、经济恶化使任何经济改革的设想成为泡影。戈尔巴乔夫推翻了一直实行的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无力建立起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结果在一片抱怨和批判声中威信扫地，令不能行，禁不能止，已无力组织和领导改革。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