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6）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59）
1991年12月，乌克兰在最后时刻拒绝签署新联盟条约之举，成了压垮红色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稻草”的作用也是无庸置疑的。可以说，这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劫数，劫数难逃。苏维埃帝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老账，上面已经翻了许多，这里再给大家翻一翻，让大家知道账总是要还的。
斯大林的去世，使民族问题在苏联社会逐渐显现出来，除了上文已经讲过的乌克兰，其他加盟共和国在斯大林去世到1973年的20年间，官方有关民族问题的报道如下:
1954年2月19日，为了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三百周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将克里米亚州由俄罗斯联邦划归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这就是60年后克里米亚危机的由头。
1956年7月16日，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被撤销，改为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合并到俄罗斯联邦。从此，苏联由16个加盟共和国变成15个加盟共和国。
1957年2月12日，《真理报》刊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戈尔金的文章，责备斯大林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把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人从北高加索迁往哈萨克和中亚地区，并取消其民族自决。
当天的《消息报》报道，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为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曾于1月9日宣布恢复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拉恰耶夫一契尔克斯自治州、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州。
1958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布《教育改革提纲》，强调各共和国民族学校要学习俄语。
1965年8月，苏联《政治自修》杂志第八期刊登了一篇谈民族问题的文章，说“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成分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全部生活的进一步国际化。在一些共和国里，基本民族的比重有所降低。例如，在1939一1959年这20年期间，乌兹别克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总人口的比重从65%下降到62%，塔吉克人在塔吉克共和国中的比重从60%下降到53%，吉尔吉斯人的比重从52%下降到41%”。但是， “在各族人民接近的过程和范围内，也有自愿融合的因素。在那些社会生活越来越国际化的地方，这种自然的进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认为，“有些同志不正确地评价居民活动性加强这一自然进程，表现出这样或那样地把自己封闭在本民族、本民族地区范围内的愿望；另一些同志暴露出往往同民族主义一起出现的地方主义倾向。在提拔干部方面，偏重的不是政治和业务质量，而是民族属性。”
1965年12月16日，《真理报》载文谈民族问题，说“我们有时会遇到不成熟的人: 他们把地方利益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打算从大锅里多捞点，在共同出力时少干点，主要按民族特点来挑选干部”。 “利沃夫的科学界尖锐地批评了某些为1918年建立的所谓西乌克兰共和国充当辩护士的工作人员。”
《苏维埃摩尔达维亚报》12月19日发表文章，说“在敌意宣传的影响下，人们意识中的民族主义残余复发了。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在某些庸俗的青年学生中，夸张地提出了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毫无共同之处的问题，提出了贬低和污辱摩尔达维亚人民对我们伟大国家各民族的崇高国际主义情感和兄弟友情的问题”。 “应当坚决制止把各民族干部对立起来的做法，制止个别人进行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攻击。” “把摩尔达维亚语和俄语对立起来的某些现象是存在的，这些现象不能不遭到坚决的谴责。”
1966年3月15日，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在乌共二十三大上作总结报告，说“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团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我国各族人民之间寻找并不存在的矛盾，并且竭尽一切努力来恶意抨击列宁的民族政策和十月革命的宏伟成果。为了达到这种肮脏的目的，帝国主义宣传还利用了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人民，背叛了信仰和真理，去为帝国主义服务。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应当更加不调和地进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宣传企图在社会主义各民族之间散布不信任情绪和通过复活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残余的途径来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
1969年1月，苏共《党的生活》杂志第一期刊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的一篇文章，指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要使立陶宛脱离苏联，拒绝同俄罗斯人民友好”。
《真理报》1月24日刊登《立陶宛真理报》总编辑齐曼纳斯的文章，强调立陶宛“各级党组织思想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对任何公开的和隐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表现展开斗争”。并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常常反映在对人民的历史、对人民的过去的不正确的学术观点中”，“民族主义残余的特别危险之点是常常以党的政策作为掩护”，而“克服民族主义残余需要很长时间”。强调“最危险和最有害的东西是对待民族主义残余及其代表者的调和主义”。
197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发表《关于筹备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决议，提出宣传提纲，主要内容有:
一、强调民族问题在苏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之一”，新制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正确解决”。
二、宣称联盟带来了“丰硕成果”，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 “民族对抗已经消灭”；各民族的语言得到“全面发展”，并且“自愿选择俄语作为民族之间交往和合作的通用语”；各族人民生活的“国际化”、“相互影响”在加强，已出现“苏联人民”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历史共同体”。
三、宣传民族政策已取得“完全胜利”，联盟的成立和发展具有“巨大国际意义”。
四、说民族问题是国际上和思想领域的“尖锐战线”，“资产阶级宣传企图利用民族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及时从政治上对复活民族主义情绪和观点的企图作出评价，坚决揭露反共思想家、‘左’右倾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2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全党全民的事业》的社论，强调要“同民族主义残余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问题”上，“不容许表现有丝毫的民族主义局限性、地方主义和沙文主义”。
1972年3月27日，苏联内务部副部长舒米林就苏联犹太人移后以色列问题向苏联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他说，1971年约有一万名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二战后移居以色列的约有2.1万人，认为申请出境者的数目是“微不足道的”。舒米林解释说，允许出境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幼，“受过军事训练及工作涉及到国家利益的人”限制出境。
3月，苏共《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强调“不能形而上学地把各民族的繁荣同他们的接近对立起来。造成这种对立的是，把民族繁荣不正确地解释为只是发展民族特点的特殊性方面，而把民族接近不正确地解释为只是民族之间的一般关系”。说“并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人民是一个新的人种”，“苏联人民是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
3月17日，《真理报》载文强调苏联各民族的“接近是主要的趋向”，“苏联人民正在向完全的社会同一性过渡”。指责“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把统一的苏联人民的形成过程同帝国主义世界进行的强制同化过程相提并论”。说为了“实现大小民族融合”，“必须进一步拉齐这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但是，不能把拉齐“理解为使他们的经济指标，尤其是文化发展机械地保持均匀”。
1972年7月27日，乌克兰一中央举行全会。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在会上作报告，批评一些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缺点”，在宣传民族政策的成绩时“没有必要的深度”，在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时“缺乏进攻性”。
1972年9月，立陶宛《共产党人》杂志第九期刊登两篇文章，攻击“民族主义”理论——“合流论”。称这种理论“流传甚广”，“在文化界、青年和部分干部中都有不小的影响，在中学课本和教学中也有表现”。说“合流论”主张民族一体思想，号召“全体同胞在统一的民族基础上联合起来”，“与俄罗斯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赞扬“本民族的历史和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称赞“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是“无限热爱本民族”的“崇高的爱国主义者”。
1972年11月29日，苏联文学、电影、音乐等创作团体理事会举行联席会议。
会议强调“民族团结”和“国际主义”，反对在文艺中“把民族的东西和民族友爱对立起来”，说“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是“进一步完善各民族文化所必须的绝对因素”，声称要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接近”。
1972年12月11日，《真理报》就苏联成立50周年发表社论，指出“只有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以及地方主义的各种表现持不调和态度，才能对大小民族保持深刻的尊重”。强调各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都在对“煽动民族主义观点和情绪的任何敌对做法进行坚决的回击”。
1972年12月15日，《苏维埃吉尔吉斯报》谴责吉尔吉斯历史学家努尔别科夫和图尔贡别科夫教授，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因为他们对目前宣传的“民族自决权”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强制改变疆界是“侵略行径”，是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践踏”。
1972年12月21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联合举行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谈了民族问题，说十月革前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但是民族关系仍然“是个现实问题”。 “民族主义偏见、夸大或歪曲民族感情的现象是极难消灭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往往同民族主义的同类——地方主义交错在一起”。还“存在着一些客观问题”，“如寻找发展各大小民族的最正确的途径和使各个民族的利益同整个苏联人民的利益最正确地结合起来”。他还说，“各大小民族的接近是一个客观过程”，“党反对人为地加速这个过程”，“也不能容忍以种种借口干扰这一过程”。他说，“对小民族的民族感情必须表现出耐心和温和”，但CP员“要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明确的原则性立场”。
1973年1月28日，《苏维埃吉尔吉斯报》载文批判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塞迪克别科夫等人，说他们对吉尔吉斯语充斥着“外来语”(指俄语)表示不满，提出“民族语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善”，要“为其纯洁性而斗争”，指责他们“企图将本民族语言与伟大的俄语对立起来”。
8月4日，格鲁吉亚《东方曙光报》报道格鲁吉亚CP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俄语学习》的决议。决议说，“不明白掌握俄语的必要性会导致民族局限性和落后性”。
1973年3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给各民族共和国颁发“人民友谊勋章”。
三月、四月间，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举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思想政治工作和国际主义教育问题”。其中，在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兹别克、乌克兰的会议上，都指名批评民族利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指责一些历史学家把“过去理想化”，“背离阶级分析的立场”。
1973年4月17一18日，乌克兰CP中央举行全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在会上作报告，指责“某些领导人对民族局限性和地方主义的表现采取无原则的容忍态度，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声称要“坚决制止任何企图宣扬民族主义观点的行为”。
1973年9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出现“武装匪徒”，打死了了一个民警，打伤了一位民警和一位内务局长。
1973年11月13日，据塔斯社报道，《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作者伊凡.久巴由于认罪和“真诚悔改”，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进行“赦免”。久巴在《乌克兰文学报》上发表声明，说他对苏联的民族政策的“理解极为错误”。
西方媒体一直对苏联国内存在的民族问题予以关注，虽然消息来源比较困难，但仍然披露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除了上文已报道过的消息，下面是当时西方的一些媒体新闻:
1965年2月18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特稿说，伦敦收到的消息说，苏联政府正在把比萨拉比亚州的罗马尼亚族人送到西伯利亚去。拒绝迁移就意味着要受到迫害。
1967年9月1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登一篇报道，说位于苏联哈萨克共和国、有20万居民的工业城市奇姆肯特于“6月10日成为大规模流血骚乱的地方”。 “事情是以警察的野蛮行动开始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阿法纳西耶夫由于稍微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捕，他被拘留在派出所，遭到了有组织的痛打。” “不省人事的阿法纳西耶夫被送交给他的妻子。两小时后他死去了。” “愤怒的人们立即把事情通知该城其他地方的同事。一群人聚集起来——突然间，多年来压在心里的对警察的仇恨爆发成了暴力行动。工人们袭击了市民警总部以及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克服了一定程度的抵抗之后，他们抢劫了上述两处建筑物，然后把它们烧毁了。”
“于是，这次暴动成为政治示威，每分钟都在增加的人群开始向当地监狱进行长达四英里的进军，目的是要释放狱中的人。” “害怕了的当局向70英里外的塔什干发出了紧急的救助呼吁。” “坦克和装甲车火速地开来了，他们不发出警告就开了枪，并连续射击。几十人被打死了。” “到傍晚时，奇姆肯特恢复了平静，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队在到处巡逻，逮捕幸存者。”
1969年3月29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了苏联克里米亚鞑靼族人民斗争的情况。说克里米亚鞑靼人曾于去年7月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公众的呼吁书”，有118人签名，呼吁帮助他们返回克里米亚。去年4月，克里米亚鞑靼人举行公众集会，当时有三百人被捕；5月，他们又派出五百人的游说团去莫斯科(领头的遭逮捕)。该刊还报道，大约有十名克里米亚鞑靼人不久将在塔什干受审。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斗争的有前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孙子巴维尔.李维诺夫和前苏军少将格里戈连科等人。
1969年7月27日，美国《明星晚报》报道，乌兹别克人于4月份在塔什干一次足球赛中打死了15名俄罗斯人。该报根据乌兹别克报纸的报道说，事后对那些被指责为有“流氓行为”的人进行了审讯，三名主要被告被判五年徒刑。(另有报道说，在塔什干的骚动中，当局先出动警察，后调遣军队镇压，有150人被捕，其中有乌兹别克CP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女儿。)
塔什干市党委于6月4日举行会议，讨论“对流氓行为加强斗争”问题，拉希多夫出席。乌兹别克党中央于6月12日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加强维护公共秩序的措施”。
1970年10月，西德慕尼黑苏联问题研究所《公报》第十期刊登一篇谈苏联民族问题的文章，说在民族问题上，苏联现在“有一种动荡的气氛”。 “不同类型的民族政策提倡者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官方提倡“各民族的融合”，建立一个“讲俄语、以斯拉夫文化特色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国家”。但这一政策“在一些共和国遇到很大的抵抗”。亚美尼亚一位学者表示，“民族不能在没有‘兴旺’的情况下‘同化’ ”，各民族“经济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对抗情绪”。格鲁吉亚一位学者则撰文强调“各民族的自愿融合”。
慕尼黑研究所的这篇文章还举例说明，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重要部门和职务，如党的组织、国家安全部门，军队指挥官，多由俄罗斯人执掌；各共和国管辖的部门逐步减少，司法、教育、社会治安等先后划出共和国职权范围，中央直接控制的企业百分比上升，使有的共和国“被置于像‘非自治领’那样的行政托管之下”。
1971年8月，美国波罗的海研究会刊物《波罗的海研究公报》第八期刊登一篇题为《苏联少数民族的处境》的长篇文章。文章说，苏联的民族政策“几乎在所有非俄罗斯共和国内部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而在波罗的海、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尤为突出。认为苏联采取的“非民族化”政策在七十年代成功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一旦发生“中苏大战”，被压迫民族“将构成对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政治威胁”。
1972年6月21日，美国报纸报道，苏联地下刊物《时事纪事》第25期透露，苏联存在一个名为“爱沙尼亚民族阵线”的组织，该组织主张就爱沙尼亚自决问题进行公民投票。
英国报纸7月7日报道，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理工学院学生最近举行了一次反俄示威。
1972年12月21日，英国《苏格兰人报》刊登一篇文章，说苏联许多共和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紧张局势。文章援引苏联一位匿名作家的话说，苏联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说，在苏联民族的对抗已经消除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真实的”。
英国《冲突研究》杂志1972年第30期刊登《苏联种族压迫》专辑，介绍了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以及乌克兰共和国中反对苏联的民族政策的一些组织、个人和活动以及当局的迫害活动；还介绍了中亚各共和国抵制俄罗斯化的情况。指出苏联国内欧亚两部分的非俄罗斯族共和国国内民族情绪高涨，苏联当局近些年来加强了镇压，“1973年将继续加紧镇压”。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