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8）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61）
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的解释。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红色帝国的覆亡作出了独到的剖析。本系列文章已经引用了该书大量的章节，在下文中仍将继续引用部分内容。下面拟从苏联政治体制方面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
该书第二部《改革与苏联体制的终结》在导言中对苏联解体的缘由作了提纲挈领的概述: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同僚们试图把非民主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转变成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改革，最终激发出社会主义体制久被压抑的潜力。但是将一种非民主的体制民主化，必然意味着政治斗争。它要求放松对被长期严密控制的民众的管制。而由此导致的政治变化也许和推行改革的领导层的意图背道而驰。
从1985年至1991年，苏联一直被越来越尖锐的政治斗争所困扰。结果，共产党被击败后垮台了，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走向终结，苏联国家本身也支离破碎。对这一斗争过程的理解——谁是主要的角色，双方力量的强弱如何——被一党制的苏联国家搞复杂了。我们根本描述不出各个竞争集团之间的此起彼落。
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发生在新闻媒体中，因为不同的观点都争着为自己造声势；斗争发生在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因为知识分子们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方向问题争执不休；斗争还发生在选举运动中，其中大多数竞选人都是共产党员，很少有人有一个清晰的竞选纲领；斗争发生在新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以及新的国家立法机构中；斗争也发生在大街小巷中，因为群众游行和罢工已是苏联人民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改革年代，反对派运动逐渐在苏联发展起来。鲍里斯.叶利钦不久就成了这种运动的无可置疑的领导人。这种反对派运动开始时阵线很模糊，1989年饱受重大争议的首次立法选举进行之后，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该运动催生了许多重要的组织，例如“垮地区联盟议员团”和“民主俄罗斯”，但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在总体上代表这场反对派运动。
准确地说，在政治斗争的早期阶段，叶利钦所领导的反对派运动，其立场很难确定。它提出的主要纲领是民主、个人自由和经济改革。因此人们往往把它看作一次民主运动。但这又无法把它和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改革方向区别开来。到1990年10月，苏联创立了人民代表立法制度，取消了共产党专政的宪法权利，通过了一项给予一切党派平等地位的法律，结束了共产党对新闻媒体的垄断。反对派在推动这些改革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它还是和戈尔巴乔夫继续作对。
促使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和戈尔巴乔夫作对到底的，是他们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纲领: 改革和民主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在1991年独立后的俄罗斯掌权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任何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个人自由的进一步举措了，除了苏联后期取得的成就，一切还是老样子。苏联解体之后最大的变化是，叶利钦政府以及他所倡导的运动，推行了一项旨在迅速而根本地改变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的方案。叶利钦政府试图尽快消除社会主义体制的残余，为资本主义体制打下基础。
尽管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确实倡导民主和个人自由，但在苏联政治斗争中最终把他们的立场凸显出来的，却是他们用类似西方式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决心。这一目标把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区别开来，也把他们和保守派的只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微小的变革的主张区别开来。由此看来，把叶利钦领导的运动称为“亲资本主义联盟”，并无不当——“亲资本主义”，因为引进资本主义的决心是其最明显的特征；“联盟”，则因为运动极为松散，组织混乱，在苏联社会内部各种势力中四处寻求支持。虽然并不是每一个热情的支持者都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但到了1980年代末，该运动越来越趋向推行企业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方案，一旦它掌权，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建设一种谁都会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无意中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滋生壮大提供了方便，使其最终成为有关苏联未来之战的胜利者。它之所以赢得这场斗争，是因为它能够在苏联体制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制度之内，在社会变革斗争中的那些积极分子身上，凝聚了最强大的力量。其胜利的关键，在于得到了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们的支持。
改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公开性，即放宽意识形态控制，公开讨论和辩论文化生活。第二个是经济改变，即用改造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取代高度集权的、死板僵化的、无效率的旧经济机制。第三个是苏联政治制度民主化。
我们将会看到，苏联国家的解体，不只是民族情绪高涨的结果，也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目标，要想掌握政权，它就必须把俄罗斯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
现在回想起来，31年前，苏联布尔什维主义体制的崩溃，红色帝国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和德国的统一，似乎看上去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不可避免。东西方经过四十多年的对峙，热战和冷战，核战威胁，1989年后历史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发生了巨变——东欧仅仅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社会转型，苏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分崩离析——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猝不及防，甚至不可思议。
在这之前，几乎无人预料到这些事件会在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而且，也没有人预见到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于是，事后人们纷纷开始思考这些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和理由。
第一是回答“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将促使人们回顾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第二是回答这些事实“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将会使人们明了未来历史的脉络走向。
本系列文章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方面已经洋洋洒洒阐述了几十万言，但我认为说得还不够周全，还得继续叙叨。第二个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不够全面深刻，还得深探细研。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系列文章甫一开篇就赞同俄罗斯学者梅杜舍夫斯基的论断，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所致。在这一前提下，国家的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经济危机同时爆发，任你是谁也撑不住了。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各种原因的相互关系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即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苏联本身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是由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阴谋破坏活动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倾向于认同苏联社会本身的问题是主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是辅因。这一观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一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得到充分肯定。本系列文章在之前的内容中对此已有阐述，下面再将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揭示和剖析。
既然是“来自上层的革命”，首先就让我们来看这种上层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在第二章《社会主义与苏联体制》中对苏联体制的政治结构分析如下:
在苏联，政治权力由两个平行的机构来操纵，一个是国家机关，另一个是共产党机关。在名义上，党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党员选举代表，参加定期举行的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党的决议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二战后该委员会由几百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再依次选举一个由一二十人组成的政治局和一名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各种事务。
然而在实际上，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总书记是该制度的全权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则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拥有一个全职的执行机构，即所谓的“书记处”，它是政治局的执行助手。在必须选出一名新的总书记时，中央委员会就变得重要了，但通常情况下它是受政治局领导的。党代会并不拥有什么真正的权威，而普通党员的作用只不过是贯彻上层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党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行使权力。它监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门直接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同时，党也通过它自身的机构，直接制定国家政策，并参与这些政策的实施。例如，党在酝酿经济计划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地方干部要协助这些计划的落实。中央委员广泛地参与外交、国家安全、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政策领域里的事务。不过，党的权力最根本上来自于它对政府、非政府和官员选拔的控制。
党对重要职位任免权的控制，被称为“任命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决定谁将在政府、军队、安全部门、大众媒体、企业公司、科技文化等组织机构中占据某个高层职位。下级党组织任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下层职位。在党内，莫斯科的最高层组织控制着下级党组织以及各共和国、各省、各大城市的党的高级职位的任免权力。
政府拥有一个独立于党组织的结构，在名义上也是民主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一个议会式的民主政府。苏维埃的成员要通过自由投票举出来。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立法机构，任命一个部长会议，作为政府的执行和管理协助部门。部长会议主席扮演着总理或政府首脑的角色。
然而，事实与议会式政府的设想十分不同。苏维埃选举没有竞争。共产党决定苏维埃的提名人选，同时选举部长会议的成员和政府总理。最高苏维埃远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倒像是党组织的一个橡皮图章，为它早已拟定的决议加盖大印。
一些最显赫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局里有一个职位，而几乎所有的部长会议成员也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毋庸置疑的是，权力集中于这两个高层机构，它们相互渗透。“党–国制度”是它最好不过的名称。
上面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描述，指的是斯大林时期政治权力的形式，而其内容在斯大林统治下并不是这样的。从1928年直到他去世的1953年，斯大林一直以一个全权的独裁者面目进行统治。说这一时期党掌握着权力，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斯大林主要是通过秘密警察而不是党来加以统治。
1929年，斯大林发动了迫使1.25亿农民参加的集体化运动。这次运动所导致的混乱，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饥荒，1932一1933年期间，上千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在1936一1938年，斯大林制造了一系列大清洗和公开的政治迫害事件，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均被处以极刑。
1935一1939年，近百万党员被害身亡。即使到了1950年，还有一名政治局委员被判死刑。除了党的高层领导人外，监禁或处以死刑的还涉及许多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军队首长和文化人物，甚至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被判“阴谋破坏”。即使是那些执行这种恐怖政策的秘密警察官员，也不时自陷囹圄。合计起来，斯大林的统治共导致了大约二百万人非自然死亡。
其他任何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革命，都没有对自身的领导层施以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早期有利于大多数公民的法律，或被废除，或被弃之如敝屣。平等主义饱受蹂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被转变为这一观点: 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一切进步的源头。
斯大林基于恐怖之上的独裁统治，结束于他去世的1953年。三年之后，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后斯大林时代，苏维埃政治制度呈现出由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以及上述各部门统一领导的局面。它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该制度的政治敌人也曾遭受流放或监禁，但它不再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专制政体。在领导层内的争论中，那些未达个人或政治目的人，从此不再被处死或监禁，而是给予降级处分。
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政治因素则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统一的苏联之所以能够建立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苏共为核心的政治体制。而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由于苏共的衰败，原有的政治体制的崩溃而成为现实的。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在1995年10月24日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这种政治体制从形成、确定之时起就存在着种种弊病，尤其是其垄断性、强制性。这种政治体制在几十年发挥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其缺陷和弊病也在同步发展。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根溯源，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政治根源。
长期以来，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在苏联这一联盟国家中起着领导凝聚作用。因此，在揭示苏联解体政治根源时，首先要弄清的是有关苏共领导的诸问题。
苏联政治体制由三大政治组织系统，即党的系统、国家组织系统和群众团体系统组成。其中，党的系统是苏联主体权力系统和主体决策系统。苏联实际权力的重心不在苏维埃国家权力机关系统，而在党的系统。
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党是“领导力量”，是“发动机”，而其他组织，如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则是“纽带”、“传动装置”和“杠杆”。这个观点是列宁提出的，成为构筑苏联政治体制和高层决策机制的重要原则。列宁以后，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都一直坚持这个基本原则。苏共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还被载入苏联宪法，可见苏共对自己的领导作用十分重视。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情况出现了变化，由坚持党的领导转变为弱化党的领导，高层决策的重心逐渐由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系统。
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将批判的重点放在斯大林模式上。他说: “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 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和思想被取代了，出现了关于人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和关于劳动人民组织是这台机器的‘传送带’的概念……以致到最后社会被搞得不景气，到了危机的边缘。”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话首先是针对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这一概念的。戈尔巴乔夫要更换“发动机”，结果引起了苏联政治体制功能的紊乱，进一步使弱化党的领导转变为抛弃党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的“右”倾是对斯大林“左倾”的矫枉过正。
苏共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揽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事务，使党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党不管党，客观上削弱了党对社会和社会的总的政治领导。苏共成为执政党后，马上形成党组织大包大揽一切的现象。党的组织混同于苏维埃政权组织，包办代替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干预社会团体事务，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加强和实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实际上是以削弱党的政治领导为代价的。这种情况是斯大林时期的特征之一。斯大林认为: “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各级管理机关和权力机关“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得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
夺取政权几十年，苏共实际上并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革命和战争时期的许多做法被作为一般规律和经验加以延续运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党垄断一切政治和经济权力，把其他一切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仅仅看成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党天下。宪法明确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地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地方苏维埃实际上处于党的直接控制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名无实，成为花瓶式的摆设品。既然事无巨细都要由苏共来拍板，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各种社会团体都唯苏共马首是瞻，其作用和积极性就必然受到抑制，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发挥作用和担当重任。而一旦“发动机”出现问题，整个机器的传送和杠杆作用必然停摆，直接影响到联盟国家的生存。
从苏联解体的过程来看，正是苏共这台“发动机”在关键时刻熄了火(“八一九”政变中无作为)，才导致了红色帝国一朝覆亡。这真是一种做茧自缚，自做自受，自食其果。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