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在统治集团的政治术语中，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此种社会主义亦牵强联系民主，即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然而，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什么样的，普罗大众还没有头绪。绝大多数“人民”并不知道替他（她）表达诉求的民意代表是谁，既而知之也多是无可奈何接受，久之，置之可有可无之状。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宣示两年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称“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至此，社会主义的特色民主否定了民主的最基本标志——人人可以通过一张选票表达政治意见。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昂纳克化”的朕兆，而“昂纳克化”的经典则是德共（统一社会党）保票，往往保到近乎百分之九十九的极高率，不会出现西方民主选举的勉强过半之状。然而，恰是选举舞弊，德共的垮台才由民众发起抗议运动而拉开序幕。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引言：说辞与现实
中国（大陆）是一个非民主国家，在统治集团的政治术语中，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此种社会主义亦牵强联系民主，即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注一】。然而，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什么样的，普罗大众还没有头绪。比如，绝大多数“人民”并不知道替他（她）表达诉求的民意代表是谁，既而知之也多是无可奈何接受，久之，置之可有可无之状【注二】。
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宣示两年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称“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注三】。至此，社会主义的特色民主否定了民主的最基本标志——人人可以通过一张选票表达政治意见。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昂纳克化”的朕兆【注四】，而“昂纳克化”的经典则是德共（统一社会党）保票，往往保到近乎百分之九十九的极高率，不会出现西方民主选举的勉强过半之状。然而，恰是选举舞弊，德共的垮台才由民众发起抗议运动而拉开序幕。
一、时间段与新威权主义关系
习近平的“未必”之说看起来是与邓小平选举论剥离。后者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表预测观点，认为“大陆下个世纪，经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进行普选”【注五】。在很大程度上，习对邓的此种剥离并非标新立异，更可能是一种明晰，即邓在“八九•六四”事件之后做了自我否定，否定了两年前的乐观预言。历史是否如此，有待中共党史研究体系日后公布的资料来印证，本文暂不论之。
邓的时间段于今模糊了，至多是异议力量（如我者）拿来做一个学术分析或反义逻辑依据，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威权政治底色是没法改变的。威权主义可以导致民主（如台湾），也可能导致拉美化二点〇。还有，威权主义在中国存在之政治伦理基础是慢民主【注六】，即于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八九•六四”事件两年前）对二〇五〇年以后的展望。此间六十余年，对某一新生代政治人物（如胡锦涛与温家宝之“四〇后」）是漫长的时间段。对于锐意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异议力量而言，这个时间也是漫长的。然而，即便漫长，若有可预期或者一个路线图（如国民党之军、训、宪三段划分）也未必不是应当接受的慢民主。问题只在于，在慢民主过程中，异议力量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推动民主缓慢前进，或者在出现大倒退时如何使其复归原路，凡此等等。
习近平政治是新威权性质的，其集权的反对声音（与暗中抵抗）更多地来自体制内而不是异议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吊诡。对于体制本身，最主要的是“没有新的威权主义做主流权力体系钢筋，主流体系不久就会泥堕」【注七】。也由于此一更吊诡，才有一批体制内知识分子以“非公知”身份集群性攻击公共知识分子。“非公知”显然担心公知们将挑起街头政治来发动颜色革命，从而让现统治集团重蹈昂纳克或亚努科维奇之覆辙。
二、由民粹再民主的全球状况
慢民主，与街头政治表面是对立的，至少非民主国家的“非公知”均如此认为。但是，近几年来的全球政治实践表明：街头政治（民粹力量展现）并非是民主的天敌，至少在民主国家里面，民粹已经成为再民主的重要动力。举凡美国的「茶党运动」，欧洲经济困境国家（如西班牙）的广泛民众抗议，等等。称之为“美国之春”也好，谓之“西方之春”也罢，底层社会的愤怒不在于颠覆已有的民主制度而是力促它进行改革，实现再民主。
以预测观点来看，民主不管形式如何（中国特色也好，美国普选也罢），只要「民主」一词未被祛除，那么，底层表达愤怒就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有国际战略专家认为：全球愤怒时代的到来，会促使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内部政治变革；这种变革不仅表明“全球化是终极的内政议题”，而且会决定未来全球领导权的归属【注八】。“愤怒的时代”展现了全球化的一个侧面，对美国、西班牙那样发达民主国家是一种促动，再民主是不二选择；对乌克兰、委内瑞拉那样的近似民主国家，也是再民主的推动。乌克兰虽然现在陷于混乱，但即便最终北约（欧盟）与俄罗斯形成以第聂伯河为界的力量均势，西乌克兰地区则迎来更成熟与健康的民主，而东乌克兰则完全不可能重归亚努科维奇的裙带政治。回观尚未尘封的历史，亚努科维奇的裙带政治才是导致国家实质分裂的根本原因。在裙带政治之下，“深陷困境的乌克兰政府长久以来一直被寡头政治所掌握”【注九】。面对此等恶劣政治，东西乌克兰分治非但不是社会灾难，相反，还是两部分人民各自幸福的良好选择。一个国家再庞大，一个政权再强悍，如果它们给治内人民带来的是经济掳掠、政治欺压，那么，人民自然有权粉碎它们，去之而后快，弃之而后乐。此等道理几乎用不着高深理论分析，仅凭常人感觉、常识一般就够了。
全球愤怒时代等同于群众运动全球化。即不如此大而化之以观，也可以从委内瑞拉的国家案例中看得出来，阿根廷在二〇一三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之所以群众运动突发，是因为长久以来，政治领导人说话不算数或无力兑现诺言。真实政治现状是：“许多领导人来自左翼党派，在上台时曾承诺实现激进改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上台十年后幻想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注十】在中国，尽管习近平集团政治路线摇摆不定，名义性改革也几无收效，但是，他们从本心还是想避免拉美化二点〇的。不过，历史是否给予幸运帮助仍然是不确定的。至少，从全球化推进的制度演变角度，慢民主即威权掌控下向民主转型与由民粹而民主是并列选项，不存在谁完全否定谁的可能。
三、出人意料的体制内群体抗争
置身于全球化进程的中共国家在其高级决策层，自然知道必然地要面对全球化里面的“颜色革命”即大规模群众运动。这也是“非公知”集群性攻讦公共知识分子背后的食禄责任之所担。然而，社会出现的新抗议越来越呈现体制内特征，教师因不满工资欠发而平和地在政府门口请愿是最新的景观。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份的四起较大规模教师罢课讨薪事件发生在安徽与河南，进入二〇一五年后，此类事件又有发生。纯为体制内事件的此种街头政治说明在转型社会中，表现最为不满的恰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阶层。
没必要高尚化教师职业，也没必要贬义化此一阶层，但在教师普遍超编的情况下，下行的地方财政能否保证教师薪金已经超乎一般行政考量，从而追问到体制有效性问题。假定地方财政优先维持教师开支的既定制度不存在伦理之问，那么，更多的带来巨额利益的权力运行仅靠政党纪律与道德砥砺，能够改变制度本身具有的贪婪性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经过一场相应的体制内整肃运动之后，社会政治再出意外：一方面，“群教”运动自欺欺人，吃空饷的人数清理不到一成，反云成绩粲然；另一方面，群体事件与违法行政并存，中下层权力分子政德更坏【注十一】。
从实证政治学角度分析，取得垄断权力分润的阶层属于体制内群体。教师是教育垄断（或非开放）政策的受益者，而无论其薪金高低。同样，出租司机群体虽然没教师那样的编制与超编之限制或超限，而其经营权之超额定价（如中小城市以车加盟的运营许可证要超过汽车价格七八倍）也系垄断派发红利的受益群体。但是，由于民间分利者以生存为由闯入（如电三码载客）以及技术创新者的擦边球运营（如专车服务），夺取了相当市场份额。原来的卖方市场情形已经消失，也由此导致了庞大规模针对政府管制不力的罢工抗议【注十二】。但基于寻租形成的上端分利机制未变，它最终使所有公共讨论均集中到“份子钱”一项上。
四、法治无能、法约无效、法行无德
在大城市，出租车司机均知道“份子钱”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管理者（出租车公司）负担着另一种「份子钱」——向政府权力人士与管理部门输送大量的利益。在体制内，狭义的管理者群体也出现了利益分层：无机会拿到干股性质派送的运政人员就会非法设租，如对「非法营运」的电三码并不坚决取消，而是紧时罚、松时纵，从而形成了黑社会收保护费的执罚机制【注十三】，如只罚款不开票。被罚者并不承认处罚里的禁止逻辑，而认为这是缴纳了一次保护费。如果缴纳保护费又得不到边缘生存的机会，群体抗争也就是必然之举。
非法执罚机制一方面让政治公信力（与政府公信力不是一个概念）荡然无存，另一方面让垄断处于更能自保、自辩的地位。也正是法治无能、法约无效、法行无德，中国底层社会的猬集矛盾将由街头政治来一揽子解决已经是民主转型的选项。
街头政治更多的形式是分散的，或由点式展现而致全国联动，但它未必是暴力的，也非完全颠覆性，更可能是：（一）促使威权主义政治明确向民主转型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二）给慢民主提速，并形成道德政治决策资源与体制外（异议）的谈判机制。尽管中国大陆的街头政治还未形成台港两地“革命性”能力，但毕竟是全球化必然内化为任何一个参与国家内部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体可以是集团或个人，也可以是国家或社会。
结语：强管制与强对抗进入博弈期
借鉴“西方之春”的历史经验，其实它是二战之后二十年积攒起来的文明能力。在那个二十年时间里，整体社会理性提升、国家对自由平等博爱给予内在合法化，从而使传统权威衰败。以赫尔德（David Held）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提供的介绍性分析图式看，在诸项因素里面至少有两项涉及到公众期望：期望值由于“尊崇”的下降而提高，期望值在利益分化与政治许诺下进一步提高【注十四】。尽管在泛政治学表述上此类期望值不幸地被贬义化，但所谓“自由民主福利制度的危机（图式）”【注十五】就算仅局限于福利制度，日渐归拢国际化的中国福利制度之危机性压力也远大于欧美，爆发由福利压力引发的规模性街头政治同样不可避免。
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无论是维持勉可利用的安全状况还是为实现慢民主打基础，强力管制社会的措施都会以各种形式出现。比方说，强化网络舆论管控——关闭部分即时信息平台，多是政策压迫致经营者“自裁」；再比如，对影响巨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进行技术性打击——即便不完全压制其思想公开（当然无法实现）也会减少其网文的首页推荐频率，或者断续屏敝一些网文。网络社会极大改写权力规则后，尽管流血镇压仍不可避免，但已经少有人畏惧流血，其间的政治逻辑分明是：管制导致敌对，强管制导致强敌对，直至社会整体崩解【注十六】。
注释部分：
[一]参见新华网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转刊《人民日报》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作者：李宝林）。
这样的论调显然是在为中共一次较为重要的会议（十八大，该年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做政治意向吹风，即暗示习近平政治集团不会背弃民主。
[二]这在我的一篇博文《老蔡来访记——乡镇政权操纵农村选举》（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blog.sihoen.163.com，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的评论中能得到印证。
网友“伍一”写道：“我参加过一次人大代表选举，只认识候选人中的一位，感觉不错，就选了。感觉很沮丧，后来就没有去投票了。仔细想想，大陆的选举的荒唐——（一）禁止‘竞选’，选民感觉选abcd任何一个都差不多，谁还当真？（二）没有透明、准确的计票制度，不知道内定的还是‘当选’？（三）人大代表基本上不与选民沟通，他们只代表本人和少数亲朋，多数选民没机会‘被代表’。”
[三] 参见《凤凰•资讯》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转刊海外网文章《习近平：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作者：杜小文）。
[四] 参见拙文《司法改革绝难成功——中国政治的“昂纳克化”》，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号。
[五]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百二十页（各卷单另页码）；邓选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六]“慢民主”作为一个政治词汇是我所发明。可参见我的博文《为什么中国的“非公知”们不行？》，载于[二]博客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一日。
其中，“非公知”一词亦系此种源出，是指那些极力与公共知识分子划清界线并集群性攻讦后者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是一个庞大的集群，但发言有影响力的人极少，远非公共知识方面“人皆有名”之状。而我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回应“非公知”，主要是针对《观察者》网站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一篇文章《寒竹、赵鼎新、萧功秦、杨光斌：不靠谱的言论是如何产生的》。
[七]同[六]有关新词诠释。泥堕，本意是指农村用麦秸、稀泥与干土建房过程中出现的墙体歪斜乃致倒塌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是盲目追求建房进度的原因。
最原始的此种建筑行为被称为“裰房」或“裰墙头」。裰，原义是缝补旧衣，尤其补丁上加补丁或补丁边缘加补丁。「裰房」与「裰墙头」的动词用法是引伸情况。
[八]参见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文章《愤怒时代的全球化领导权之争》（作者：维基战略网站首席分析师托马斯•巴尼特）；新华社《参考消息》八月二十四日译介，题目未变，第十版〈参考论坛〉。
[九]参见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文章《裙带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作者未详）：同[八]译介报三月十八日，《裙带资本主义新时代》，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十]参见英国《卫报周刊》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文章《回顾二〇一三：巴西等待重大时刻，拉美人走上街头》；同[八]译介报十二月二十五日，《群众运动成主旋律》，第十版〈参考论坛〉。
[十一]参见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五年一月号文章《群教运动能治制度的贪婪性吗？》（作者：樛依山）。
[十二]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转刊《观察者》网报道《成都、济南等多省会城市出现最大规模出租车罢运》（记者未详）。
[十三]参见我的博文《中纪委应该查查在出租车公司拿干股的官员》，同[二]博客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三日。
[十四]与[十五]参见赫尔德著《民主的模式》（汉译本，燕继荣译），第三百〇九页；燕译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八八。
[十六]参见拙文《习王军队反腐的局限》，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五年一月号。
该文在一月四日转发到[二]博客之后遭屏蔽，但到一月六日下午（三点五十）又被解禁。此一细节反映出网络管控内部规则的复杂多变，以及介入各方（政治力量）也在暗中博弈。屏蔽后解禁的例子非止此一，而解禁后再屏蔽的情况亦有之。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