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水》是鲁迅依凭“大禹治水”这一妇孺皆知的历史传说而写出的讽喻小说。在原有的传说基础上，鲁迅根据需要而虚构了一系列人物和故事情节，在继承“大禹治水”旧说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同时，又在改编的故事中赋上新的意涵，可谓“故事新编”的典型。
从古到今，有学识的国人（姑且简称为“学人”，比普通“知识分子”略高一个层级，也是知识分子一部分）都颇受社会瞩目，他们的价值观和言谈举止往往对世风国事有着重要影响。而从学人对现世的态度，可以分为不问世事的隐遁者和涉足他物的入世者。而“入世”的学人也分有不同的类别，有的为国计民生出谋划策乃至亲自出仕从征，做的是真正的“经世致用”之事；还有的，则常常对时人和世事评头论足，内容多是冷嘲热讽，且热衷于各种宫闱隐私和花边秘闻，即便谈“正经事”也是满口阴谋论。有些看起来很“正经”，但只是拿道德放大镜指摘他人“不检”以维护传统秩序的封建卫道士。还有的连“卫道士”都算不上，只是利用自身如孔乙己“回字有四样写法”的书袋知识来鄙夷他人、展示自己的“才学”并获得优越感。
而鲁迅生活的年代，同样是以上这不同的几类“学人”“百花齐放”的时代。“民国出大师”是被公认的常识，但“大师”与“大师”之间的差异，比“大师”与文盲的差别性还要突出。无疑，“大师”都是有些才学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有人在。即便才学浅陋的，无论“之乎者也”还是“ABCD”也都能说的头头是道。但不同的“大师”，志趣不同、品性不同、作为不同，对他人和现实的影响也不同。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文坛巨子都投身政治，成为实干的革命家。鲁迅、胡适等人虽仍把学术和言事作为主业，但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救亡启蒙”的现实活动中（当然他们的学术和言事本身也是对现实的参与，但毕竟不是更直接的参与）。
但也有许多学人，把主要精力放在考据某些历史乃至虚构作品的疑点、对现实政治人物的道德及言论瑕疵吹毛求疵之类事情上。或者，有些学人也一直在干“正事”，但也花费了极大精力于这些“疑古”和“考据”。民国时期以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诸多学人围绕小说《红楼梦》的背景及细节等问题的进行考证的“红楼梦考证派”，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些可称为“考据派（或根据其痴迷程度可进一步称为‘考据癖’）”的学人所做的各类考证，也有一定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甚至初衷恰恰是为了求真务实（这与他们后来反而“务虚”形成鲜明对比），但价值是有限的。
更糟的是，他们的考证往往陷入了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潭，有些考证结论的依据看起来非常可笑、脱离常识。这些“考据癖”也在考证中背弃了追求真理、明辨是非的初衷，将对于考据结果的学术争论变成名利之争、意气之争。一些擅于“考据”的“学人”拿着并无现实意义的各种“考证结果”来炫耀和自得，并贬损那些对他们的结论有异见、对其考据行为嗤之以鼻的其他学人及一般民众，以此展示其“考据”之才和得到“知识优越者”的满足。
鲁迅写下《理水》的目的之一，正是对这些“不务正业”（或本来出于有意义目的，但逐渐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拿佶屈聱牙知识自恃的“考据癖”们的讥讽。正如《理水》中这段对于“学者们”的描绘：
“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还聚集著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著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K！”
飞车向奇肱国疾飞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声，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独有山周围的水波，撞著石头，不住的澎湃的在发响。午觉醒来，精神百倍，于是学说也就压倒了涛声了。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O．K！”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劳。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著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先生，”乡下人麻木而平静的回答道，“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真是对不起得很，我要捞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来投案罢。”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网兜，捞著水草，泛泛的远开去了。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著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学者在摇头。
然而“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却仍然是一个大疑问。”
小说中“学者们”的言辞、观点、态度，就是现实世界里民国“考据派”的文字影画。这段文字中关于“禹是人还是虫”的争论，也正是取自“古史辨派”对“禹”这一历史人物事迹的质疑和争议。学者们在谈论禹时各种荒诞的说辞和行为，也都是现实中的“考据派”曾经说过做过的。
这些擅长考据者的部分说辞和观点，严格说来可能的确正确，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回字的四样写法”众所周知，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明末顾炎武与朋友李因笃见面，并住在李的家中。一天早晨李喊顾炎武起床，说“汀芒久矣”。顾炎武不解其意，李说“你平时好谈古音，不知道按古音‘天’应读‘汀’、‘明’读‘芒’吗？”顾炎武为之失笑。按古音李或许是对的，但是语言文字最重要不是为了实用吗？把语言文字“原教旨化”，不仅毫无实际意义，还让已经适应已演化现在读音和写法的大众无所适从。“考据派”们的问题就在于，在脱离实际的前提下根据某些学术规矩构建各种“空中楼阁”式结论，还试图要所有人都接受。他们一些人自称“疑古派”，其实恰恰是“泥古派”。
不过，“考据派”虽有种种缺点，但是本质并不坏，只是比较偏狭、学究气强罢了。就像文中的“鸟头先生”，虽然有些傲慢固执，但换个角度看，也算个有原则的知识分子。鲁迅对他们也只是适当的讥讽一下罢了。
《理水》真正要讽刺的，是那些一方面为了某些不必要事情投入巨大精力钻研争议，另一方面却无视人民疾苦、不介入现实问题、鄙夷实干者的空谈家、卫道士。小说中，如上那些吃食不愁、热烈讨论如“禹是不是一条虫”的“学者们”，到了真正的民生议题如灾荒、疫病、治水等问题上，就成了这幅模样：
“一大阵独木大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每只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桨，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后都是旗帜；刚靠山顶，绅士们和学者们已在岸上列队恭迎，过了大半天，这才从最大的船里，有两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员出现，约略二十个穿虎皮的武士簇拥著，和迎接的人们一同到最高巅的石屋里去了。
大家在水陆两面，探头探脑的悉心打听，才明白原来那两位只是考察的专员，却并非禹自己。
大员坐在石屋的中央，吃过面包，就开始考察。
“灾情倒并不算重，粮食也还可敷衍，”一位学者们的代表，苗民言语学专家说。“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并不劳心，原只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很……”
“况且，”别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著说，“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O．K！”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敝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而他们冥顽不灵，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就是洪水，也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吗？”一位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又抢著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著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著不肯戽……”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
“O．K！”
这样的谈了小半天。大员们都十分用心的听着，临末是叫他们合拟一个公呈，最好还有一种条陈，沥述著善后的方法。
……
所有居民就同时忙碌起来，洗叶子，切树皮，捞青苔，乱作一团。他自己是锯木版，来做进呈的盒子。有两片磨得特别光，连夜跑到山顶上请学者去写字，一片是做盒子盖的，求写“寿山福海”，一片是给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额，以志荣幸的，求写“老实堂”。但学者却只肯写了“寿山福海”的一块。”
这些绅士和学者，自己每天衣食无忧高谈阔论，但到了真正需要他们诉说下情、为民请命时，都变成了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他们对下民们不仅缺乏同情，还充满鄙视，哪怕他们享受的各种“特供”和特权皆是“下民”们的血汗。他们在鄙视“下民”的同时，又对“上官/大员”无耻献媚，卖弄他们的才华，以取悦“上官”和满足虚荣。他们对于“上官”的需要有求必应，而对“下民”的请求则置之不理。至于“下民”的苦难凄惶，只是他们舞文弄墨的点缀、夸夸其谈的佐料。尤为无耻的一点是，他们将“下民”的苦难归咎于“下民”自身的愚昧，以轻佻的语气调侃讥讽，还提出各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如果他们拿出“考据”的十分之一精力、“卖弄”的百分之一热情，去言说“下民”真正的苦难，百姓也能得救。可他们并不愿意，百姓的疾苦、社会的现实，在他们心里不及其个人兴趣爱好重要性的九牛一毛。
空谈和虚伪的不仅是“学者”，“大员”们更重要性是会利用救灾来为自身的政绩增光添彩。他们在救灾过程中敷衍了事、满嘴官腔，但在庆祝救灾“功绩”时却能大手大脚、表露真情：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份子分福禄寿三种，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贝壳。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著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著“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评定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之后，文化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来考察盒子的内容了：大家一致称赞著饼样的精巧。然而大约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议论纷纷：有的咬一口松皮饼，极口叹赏它的清香，说自己明天就要挂冠归隐，去享这样的清福；咬了柏叶糕的，却道质粗味苦，伤了他的舌头，要这样与下民共患难，可见为君难，为臣亦不易。有几个又扑上去，想抢下他们咬过的糕饼来，说不久就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都得去陈列，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观的。”
显然，“下民”的疾苦从不放在他们心中，大吃大喝、欢饮作乐，才是他们所热衷的。这些“大员”在附庸风雅、务虚逐名方面，也不亚于那些“学者”。他们对于具体如何赈灾、预防下次灾害，都毫无兴趣，但非常乐于“鉴赏”“下乡”过程中得到的各种纪念物，将之视为自身勤政的留念和功绩的标志。
这样的“大员”和“学者”，从古到今都是不缺的。无论是结绳记事、口口相传的上古传说时代，还是漫长的“秦制”下的中国农耕专制时期，以及如今的“人民共和国”，尸位素餐、大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官员，依附体制、附庸风雅的知识分子，都与鲁迅描绘的这些丑角丑态惊人相似乃至有过而无不及。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官员，总能利用各种政策和工程，以自肥腰包和夸耀政绩。如德国汉学家魏特夫提出的中国专制主义社会是“治水社会”，即利用大型工程来实现集权，而各级官员都能从中获利。中共建政以来，多少民生工程成为形象工程，各种生产基建充斥形式与腐败，人民从中最多只能得到残羹剩饭，而官员和依附他们的亲属、朋友、黑帮却能赚的盆满钵满。在大赚特赚之余，还总是要自夸躬亲的辛苦，装裱工作的不易。而为这些官员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更是遍地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再到文联、作家协会，都充斥着拍马屁的高手。官员的一分政绩，他们可以夸张成百分；百姓的万千苦难，他们就一笔带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是这种宣传模式的集大成者。
这样的人当道，怎么能真正救济斯民呢？只有真正的务实主义者，才能真正知晓社会的真情、了解人民的所需、找到改变的方法。可是，当务实者提出改革建议后，那些教条的官僚们却扮起了传统卫道士的角色，加以阻挠和破坏：
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
……
这时候，局里的大厅上也早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著头皮，定睛去看。奔来的也临近了，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馀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禀大人，他们都是以善于吃苦，驰名世界的人们。”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只卖票，并且声明会里不再募捐，那么，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著，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一面派人去通知奇肱国，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尊崇文化，接济也只要每月送到这边来就好。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说的倒也很有意思，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玩想的那么精微的。知人论事，第一要凭主观。例如莎士比亚……”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著。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著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著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面对禹（大禹）这个锐意革新的“上官”，虽然这些官僚仍然阿谀奉承，但是却突然有了对抗的勇气。对他们而言，“祖宗之法不可变”，现实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遵循旧例，根本上是维护纲常道统。在“祖宗之法”面前，禹这个“上官”相对又成为“下者”了。这样的情节历史各阶段总是会有，秦相王绾反郡县制、汉初窦太后庄青翟阻止武帝改制、北魏鲜卑贵族阻挠孝文帝改革、北宋“旧党”破坏王安石变法、清末官僚腐儒反对戊戌变法、民国北洋保守派尊孔复古反对思想革新、中共统治时期保守左派反对改革开放及阻碍民主化，皆是实例。
在反对务实的救国救民措施同时，这些守旧派还不忘粉饰传统，以及践踏人民的生命和尊严。禹的属官们那套“文化存在、学者存在，其他都在其次，人太多了减少一些才是太平之道”就是历朝历代绝大多数官僚和学者的写照。他们视百姓生命如草芥，只想着所谓的文化与道统。如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荣禄刚毅徐桐等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辜鸿铭王国维等人的尊孔守旧，都是将传统文化和名教纲常置于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之上，泥古不化、阻挡历史潮流。
虽然“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也未必全错，如钱穆、傅斯年等人在抗战中编撰国史，就是希望为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和华夏民族，保留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火种，以图民族在未来的复兴。但像钱穆等人这样真诚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是少数，大多数则是如前面那些守旧腐儒般无视众生疾苦，死抱传统不放，还自私自利、虚伪不诚。
而真正值得敬佩的，则是像禹和他的那些“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的同事们。他们翻山越岭、跨过江河、风餐露宿，通过实地考察和实验，得出了“湮”不如“导”的结论。禹和同事们破衣烂衫、脚上皆是老茧，看起来如乞丐一般，和光鲜文雅的官僚与学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衣冠楚楚，却是腐化堕落和空谈之辈，是附着于国家民族的败类；前者看起来丑陋，却是辛劳的实干家，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提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大禹这样的实干家，就是埋头苦干的民族脊梁。不仅在小说中如此，史书中的大禹亦如是。虽然关于大禹的事迹乃至大禹这个人物是否存在，都仍有争议，但他可被视为上古中国英雄的化身。即便没有一个叫“禹”的具体的人，也有叫其他名字的或干脆无名的人士，在那个尚且是钻木取火乃至茹毛饮血的时代，为华夏儿女、为人类，开辟着生存发展的路径。
大禹之后，中国历朝历代也都有类似品质和贡献的英雄。如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陈胜、吴广；出使异域持节守忠（非忠于君主而是忠于国家民族）的张骞、苏武；忠贞爱民鞠躬尽瘁的诸葛武侯；抵抗侵略恢复河山的岳飞、辛弃疾；凛然正气不屈而死的文天祥、于谦、黄道周；兴修水利促进农桑的李冰、贾思勰、黄道婆；开辟古代中国科学和实证研究事业的祖冲之、沈括、宋应星……即便在严酷的专制和思想禁锢下，仍然有如此之多的英雄人物为民请命、为国干城。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勇于献身，长于实干。他们不是空言者，而是实践者。他们将道德与知识“经世致用”，而非教条的遵循和空谈，更不会卖弄才华以自裱自娱。他们不惧流言和毁谤，敢为天下先，既坚持忠贞的信仰，又不沦为迂顽的腐儒。
当然，他们仍然是国人、中国官员、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但正是这极少数人，带领广大的人民大众，冲破了各种守旧顽固势力的阻挠，直面内外敌人的绞杀，沉重打击了内部专制者和外部入侵者，让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有所革新。即便他们中许多人无法扭转大局，甚至饮恨而终，但仍然减少了人民的苦难，留下了各种宝贵的有形与无形遗产，激励着当时和后来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而鲁迅在《理水》中塑造的禹和其同事的形象，即是这些英雄人物、实干家的写照。
可是，鲁迅的讽喻并没有到此为止。《理水》的最后一节，就讲了禹治水成功后的故事。禹成功平息了水患，于是京都重新繁盛，“阔人”们又富贵了起来，帝舜也得到了更多的供奉。而人们也在添油加醋的夸张式的传诵禹治水的过程和功绩，与之前对禹的不信任和其更改旧例的鄙夷形成鲜明对比。“功高震主”的禹，让帝舜都礼让三分，重臣皋陶也毕恭毕敬。
此时的禹，仍然忧国忧民。但他也追随官员和“阔人”们的习惯，衣着不再简朴，也注重祭祀等礼仪。而禹改变的不止是他的外表，还有他的内心。随着他治水的成功和地位的提升，曾经不慕荣利的埋头苦干，已经成了往事和资本。声势日隆的禹，已有了私心与野心。他开始或明或暗的对舜批评，暗示舜要退位让贤。而众所周知，后来舜也的确将帝位禅让给禹。只是，这禅让是真心诚意的让贤，还是被逼迫而不得已，就成了历史的谜团和后人争议的疑点了。而他口口声声说不把自己儿子启当做儿子看待，但最终也传位给了儿子，开创了“家天下”的时代。
这样的蜕变是令人痛心的，但也是必然的。权力、地位、荣誉、威势，让人的自私、贪婪、虚伪、残忍等恶的品性得到几何级放大。任何曾经的纯良之辈，在经过社会和官场的大染缸洗礼后，尤其接触了各种生杀大权和金钱美色、经历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就不再单纯善良，甚至比那些“老油条”更加贪恋权力和权力带来的一切。
鲁迅对此向来是警惕的、批判的。“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就是鲁迅目睹了曾经的革命者乃至战友当权后蜕变为腐败的政客和军阀后，发出的哀叹与抨击。而其小说《孤独者》描绘的魏连殳的转变过程，也是在反映曾经的理想者经过现实打磨后的恶性蜕变。
而这样的蜕变，同样在历朝历代都不新鲜。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农民起义者自不必说，即便有着“先进理论”武装的国民党、共产党，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就像《潜伏》中谢若林所说：“你看看现在那些为官的人，嘴上都是主义，那心里全是生意”。而剧中“站长”吴敬中的话也为此做了注脚：“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八个字我研究了十五年那，从复兴社到现在。结果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劫收”，到蒋经国上海“打虎”受挫，国民党政权业已腐烂，人心尽失。
可共产党更糟。中共在取得统治全国的胜利前，一直标榜清廉自律（哪怕其实也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毛泽东还专门提到要走出历史兴亡周期率，不要成为第二个李自成。可是，中共建政数十年，无论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及现在，腐败之深之广之烈，不亚于任何时代，相比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更是要糟糕许多。这是因为它完全垄断了权力，没有制衡与监督。曾经的艰苦朴素、不怕牺牲，反而成为他们当权前骗取人民信任的手段、当权后巧取豪夺的跳板。而各种阿谀逢迎、空谈乱谈，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更是盛于历朝历代。而中共表面上对信仰的高度神化与尊崇，与实际上高度腐化堕落的肮脏，以及这种对比的鲜明、其名义与实际的分裂程度，则是中外亘古未有（苏联也没有名实分裂到这种地步，或许只有将马列主义从宪法删除之前的朝鲜（1992年删除“马列主义”、2009年删除“共产主义”）可以相比）。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在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组织掌握权力、露出本相前，人们很难真的知晓他会节约自律还是骄奢淫逸，是爱民如子还是杀人如麻。所以，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人的道德自律上，而是要通过制度和环境对掌权者进行约束。
回到本文主题上来。鲁迅的《理水》，主要还是在讽刺空谈家的虚伪和教条、赞颂务实的改革者。这样的讽喻，从来是不过时的。当今的中国，华而不实的、依附体制和权贵的、务虚的、言行不一的、死板教条的知识分子俯拾皆是，而有真才实学的、脚踏实地的、勇于创新和开辟新路的学者与公民，却极为稀缺。明末的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美学与性灵，切中的不仅是当年的积弊，也是对当代华夏的预言与警告。
当然，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务虚、教条，根本上在于体制的专制与僵化、教育的因循与腐败。如果体制和环境不能改变，知识分子很难独立的创新，更不可能凭在野的自身力量去改变现实。但人总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知识分子总是有思想和知识的，一切事在人为。即便在高压统治下，学者毕竟也有独立的书房和安静的图书馆，有条件学习和静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当今的学者物质条件比古代的困厄者好的太多，难道还不能开拓进取吗？至于现实里的各种苦难与羞辱，其实恰恰可以作为极有价值的体验加以反思，并推己及人，以同理心感知更加弱势和无法表达感受的平民大众所受的不公不义，并推动现实的改变，让自己和其他无话语权的人民能够少受些天灾人祸的折磨，多些幸福与尊严。
显然，以上这些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有一定地位和资源、不需为基本生计忧愁的知识分子，是并不难做到的。但是有这些条件的人并不肯做，借口往往是体制和环境，可根本上是因为他们的自私利己。如钱理群教授所说，中国的高校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显然，他们并不逃避体制，反而善于利用体制；他们不排斥环境，反而乐于适应环境。他们看似是体制的受害者，但其实更多是受益者，乃至是体制的一部分和坚定的维护者。他们不反对体制、不改变环境，并不只是无奈的“不能也”，还是有意的“不为也”。而各种务虚、空谈、教条，也是为能够在体制内生存、维系关系网、谋取私利，而有意为之。
这些知识分子，尤其是成为学者和已入仕为官者，其“精致利己”的言行并不仅是道德的堕落，更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不负责，乃至违法犯罪、毁坏国计民生。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家”钟南山，传染病学专家李兰娟，在包括新冠疫情问题在内的一些议题上含糊其辞，以及推荐/背书一些并不可靠的防治手段（如赞同封城和隔离、推荐中医中药防治新冠），自己名利双收，而亿万国人则被直接间接的坑害。中科院院士、气候问题专家丁仲礼，因为私利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挟制，在气候问题上使用颇具误导性的言辞，导致国人严重缺乏对气候变暖的重视，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灾难。今年在中国各地尤其四川省发生的极罕见高温和旱灾，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中国早些和更大力度预防气候危机，就可能避免今天和未来的灾难。而现在，几乎已经来不及了。这些拥有极大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为了一己之私，或者某些不得已，而如此撒谎或变造事实，为祸之烈令人惊恐而愤怒。
而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沉默的、搅浑水的、插科打诨的，发言自私、轻佻、片面，也从不为言论负责。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随便一个中文互联网平台，无论平民还是大V，充斥误导性言论和各种调侃。这些人不像一板一眼的卫道士，但看起来更加可憎。他们从不真诚的对待包括气候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民生议题，也不去实证，却还讥讽西方专业人士和实践环保的现代公民。在其他议题上，也大都如此，并自以为是一种幽默和平易近人。当然，起码一部分无主观恶意的，这样发言无可厚非，但并非无可非议。
回想一百年前的“新青年”们，怀揣“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坚持“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六大原则，开辟中华民族的新前路。其虽挫折不断，但成就亦多。“实业救国”让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迈向发达的工业国，教育医疗的普及、铁路公路的铺展、矿产资源的探采，都是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在民国黄金时代的业绩。只是可惜，日本侵华摧毁了刚刚建立的锦绣芳华。但国人没有屈服，知识分子也未逃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相对于建设国家，抗击日寇更展示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责任与勇气。
当然，此后一部分青年和知识分子听信了看似更加激进势力的谎言，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中国也在1949年后（尤其1957年后）陷在歧途。但即便如此，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在坚守，否则1956-1957年的“鸣放”中就不会有那么多诤言挚声。大饥荒和文革极左狂热的破坏下，“两弹一星”和其他一些大型工程（如许多道路、桥梁、渠坝）仍然成功上马和竣工，就反映了逆境下也有务实者在默默奉献牺牲。有人把他们的贡献归功于文革，可谓荒谬无耻。他们恰恰是顶着政治风暴的冲击、承受住上纲上线的批斗，像禹不畏压力和流言疏浚河流那样，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文革阴霾扫除后的八十年代，回归“实事求是”，理想主义亦不灭，多少中华儿女投身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之中。
但这样的精神品质尤其实干精神，在六四之后却与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国人渐行渐远。声色犬马、利欲熏心，犬儒化与社会达尔文化成为近三十年新晋知识分子的主流。人民热衷于“闷声发大财”和“精致利己”，而坚持理想、洁身自好则被嘲笑排挤，”劣币驱逐良币”成为普遍现实。整个社会尤其体制内从八十年代的从黑暗走向希望，迅速变成全面腐败和加速堕落。不仅依附体制者如此，那些大谈自由民主的反对派，也对进步而务实的“救亡启蒙”颇有微词。他们以结果论革命的失败与激进的“罪恶”，却并不认真审视百年历史洪流中有万千真诚的实干家奉献牺牲。他们对“从五四到六四”的批判与鄙夷，貌似是看透历史真相乃至看破俗尘，其实是在逃避责任，为精致利己寻找借口。他们也乐于沉浸在各种美学、文艺中，并以之为乐。这些学者，与《理水》中的那些“学者”，本质上几乎毫无二致。
对类似的人和事的批判，我在其他文章已写过许多，在此不再多言。回到本文主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虽然说这句话的人自己都陷入极大的虚伪，但这话本身并没有错。新冠疫情、气候变暖、俄乌战争、孤立与极端主义盛行，世界处在危机中，而中国不仅不能独善其身，还相对更为糟糕。
清末李鸿章之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也未达终点，中国和世界的变迁仍在加速。大禹治水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则距今已有四千年。大禹治水、皇帝战蚩尤、神农尝百草、燧人氏钻木取火，虽都是没有证据可证实的传说，但寄托着华夏民族的情感，反映着中州先民们的务实品格与开拓精神。若这些人物真的存在，其灵魂注视当今的中国，恐怕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物质繁荣相对古时几乎无远弗届，忧的是官品民心的堕落数千年过去了还是如此，甚至某种程度还不如当年他们治下的先民。而鲁迅作为悲观者，已预料过历史的循环与人心的败坏。但他内心深处是乐观的，是对青年后辈寄予厚望的。看到如今各大学府青年学生的精致利己乃至因私为恶，必是痛心疾首。
当然，现实中他们早已往生，无法看到当今的中国。即便真有灵魂，也无法干预现世。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还拥有活生生的肉体和可以思考的灵魂的“活物”，却还大有可为。即便专制再强固，也不会无懈可击，更不能万世长存。扫六合并四海的秦帝国，军力盛、法严苛，编户齐民什伍连坐，但二世即亡、皇室族灭。而自然之险、天灾之恶，如古蜀栈道，如长江天堑，如黄河泛滥。可如今，高速路网密布天府之国，数十长江大桥连通南北，黄泛之灾也成旧事（起码气候进一步恶化之前如此）。一切事皆在人为，人类自己往往都不能想象自身的潜力与动能。
一切，还都来得及。坚定理想，脚踏实地，爝火不息，终将燎原。
王庆民
2022年10月16日
共和历231年霞月黄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