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23）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76）
俄罗斯作家尼古拉•拉津斯基在《权力与争斗》一书中以《戈尔巴乔夫有过竞争对手吗》为题，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在走向最高权力位置时所施展的高超手腕。作者在文章最后，分析了戈氏当时潜在的权力竞争者的具体情况。
拥护者与竞争者
应当如何来称谓1985年3月所发生的事件——它是人们期盼已久并热烈欢迎的一场革命，还是又一次宫廷政变呢？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德斯坦回答了这个绝非简单的问题:
“在与伊朗国王单独交谈时，他告诉了我以下秘密：虽然勃列日涅夫还很健康，但他已开始为自己物色接班人了。我想，您要是知道他看上了谁的话，这对您还是很有益的。他这里说的是格里戈利•罗曼诺夫。他还很年轻，但勃列日涅夫认为，罗曼诺夫还来得及积累经验，他是一个最有才干的人。”
许多人会不相信地笑了起来：怎么会呢，关于罗曼诺夫我们听得够多了。女儿结婚就可以动用博物馆的餐具。请你忍耐一下，听一听这位没有成见的证人是怎么说的:
“这使我回忆起了一段往事：1973年7月，我到莫斯科访问。苏联代表团团长基里林为我们举行了传统的欢迎宴会，许多高级领导人参加宴会。其中有一位非常出众，他的自然随意和机敏的智慧令我感到惊讶。他在其他人的平淡乏味的反衬下显得很突出。我问了这是什么人，记下了他的名字: 格里戈利•罗曼诺夫。”
接着，法国总统又说了他的独特看法:
“当安德罗波夫接了勃列日涅夫的班后，我明白了: 这里一定出现了某种差错，掌权的并不是被看上的人。四年后，当戈尔巴乔夫掌了权，结束了罗曼诺夫本来就已有限的权力时，我对自己说，这一举动可以解释为，戈尔巴乔夫在使苏联实现现代化的冒险过程中除掉了一位潜在的竞争对手。”
这位法国人没有讲戈尔巴乔夫是用什么手法除掉了其竞争对手的，只是讲了他同伊朗国王的会谈。这位国王也想搞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类似的东西——把伊朗变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当时，法国总统告诉伊朗领袖说，他的国家是一个农业国，而且还很穷。如果他试图推进这个进程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引起革命。“可是，我没有时间。”伊朗国王激动地喊道，“实现伊朗现代化是我的任务，我决心实现现代化。”
可以看出，这与戈尔巴乔夫是完全相同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也是没有时间，也是使劲地赶着马。你知道德斯坦对巴列维国王说了什么？他说，不应该使民族的进化服从于个人的进度表。但是，国王没有接受这一明智的劝告。
戈尔巴乔夫也曾竭力把历史置于他个人之下。因此，他企图一下子使我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也同样以巨大的灾难——国家的毁灭——而告终。
那么，谁是那一个神秘的预备人选呢？在苏共十九次党代会上，在赞成利加乔夫关于1985年令人不安的三月发言时，戈尔巴乔夫曾证实，的确有过这样一位候选人存在。
是罗曼诺夫吗？他在中央负责国防工业综合体，此前，他在列宁格勒当了13年的市委书记。他被认为是新斯大林主义和红色帝国的拥护者。虽然罗曼诺夫也幻想着改革，但他所幻想的只是很小的、仅限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只有一部分与赫鲁晓夫那急风暴雨式的改革相类似。他没有幻想做更多的事情。在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和随和的反衬下，罗曼诺夫的粗暴乃至残酷无情显得非常突出。罗曼诺夫是通过实干而一步步升迁的。所以，戈尔巴乔夫这位待人随和、交友广泛、能言善辩的命运宠儿，自然会引起他的反感。从另一方面看，当戈尔巴乔夫捕捉到罗曼诺夫——这位统治俄罗斯文化和科学中心达13年之久的竞争对手——向自己投来的嘲笑目光时，他——这位在只有一条柏油马路、没有下水道系统、尘土飞扬的斯塔夫罗波尔住了20年的外省土包子——心中又会做何感受。这种刺激是双方彼此都具有的。
是格里申？像所有的外省书记们一样，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这位莫斯科市委书记。他们的理由是，格里申是在享有特权的条件下工作的。他习惯于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他不了解莫斯科环城路以外的现实生活。莫斯科市委总是外省的榜样，对他们的长期颂扬已使人们感到厌烦。戈尔巴乔夫不能不对格里申表现出的积极性有所警觉。曾经为垂死的契尔年科攝过像的电视工作人员证实，莫斯科市委书记曾在契尔年科的身边转来转去。戈尔巴乔夫当时非常着急——要知道格里申可是莫斯科的主人。传说，他几乎都已拟好了一份政治局委员的新名单，并对角色进行了重新划分。
（苏联）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找到了谁——是历史找到了个人，还是个人找到了历史？”他认为，历史包含着不同的可能性，参加游戏的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人物。“小卒走到最后一条线，变成了王后；王后落入陷阱，成为小卒的牺牲品……政治活动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不仅是历史的工具，也直接影响事件和命运。”不可否认，在苏联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党制国家，苏共领袖的作用是巨大的，对社会的影响是直接的。正因为如此，苏共最高领导的更替问题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辱事情，而成为整个苏联社会的重大问题，而且是属于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问题。可以这样说，苏共中央最高领导比西方国家总统的作用大得多，因为他们的决策作用非常大，决策范围非常广泛。1976年10月5日，勃列日涅夫在对法国电视台发表电视谈话中指出：“你们都看见，我们的制度不同于你们的制度。苏联的领导做法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做法。政治局和我这个总书记本人处理的问题要比西方领导人广泛得多。我们实际上要考虑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考虑到我国广大幅员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里既包括党和社会的思想生活，也包括经济、社会问题、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真是不胜枚举。在国际事务上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
极权国家的特征用六个字即可概括：小社会，大国家。形象地说，即这种国家体制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其具体表现就是，苏共最高领导人必然要直接地参与苏共政策的制定和各项决议的实施工作，并且有最后决策权。这表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极大，所以围绕这个位置的争斗在所难免。
戈尔巴乔夫在通往最高权力位置上的道路当然也不平坦。《戈尔巴乔夫有过竞争对手吗》一文在叙述了戈氏的潜在的竞争对手的情况后继续讲述:
谁曾经是真正的预备候选人，这仍然是一个秘密。但“从前的”人们迄今连这个秘密的一个小角也没有揭开。我们只能根据那些党内元老后来的命运进行推测。那些得到提升的，当然，时间并不长——葛罗米柯、切布里科夫、索洛缅采夫——自然是戈尔巴乔夫的拥护者。而那两位暂时还留在政治局里的老人后来则受到了放逐。毫无疑问，他们曾唆使反对过戈尔巴乔夫。
是的，这两个人就是格里申和罗曼诺夫。只是现在人们才清楚，有些行动是中央领导权之争的回声。曾被大肆渲染的罗曼诺夫女儿的婚礼已被查清与事实不符。传说在那次婚礼上，客人们是用爱尔米达日博物馆的备用展品——沙皇的餐具——进的餐。关于格里申贪婪受贿的传闻也是假的——当格里申在区社会保障科坐在长椅上排队时突然去世后，人们在他那里既没有发现存折、别墅，也没有找到汽车和其他贵重物品。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当年处理那件著名贸易案件时的匆忙草率产生了颇多的疑虑，人们还在寻找“爱丽舍”商店经理被迅速处决的隐秘内幕。有人据此来推测，把莫斯科领导人说成是犯罪根源，这会使哪些人从中受益？
还有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它同样也使喜欢刨根问底的公民们感到困惑。戈尔巴乔夫曾渴望得到政治局的决议——当总书记不在时，由他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什么在契尔年科去世前，戈尔巴乔夫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这一决议呢？是的，每逢星期二，戈尔巴乔夫总是像主人似的主持书记处会议，但他没有正式的委任状。而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契尔年科——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前，则有过类似的决议。在戈尔巴乔夫身上，这一传统被打破了。虽然决议草案已经拟好，甚至都已被提交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但是老近卫军战士们都表示反对。结果，戈尔巴乔夫似乎是在非法地履行中央第二书记的职责。虽然他是事实上的第二书记，但却从未得到法律上的承认。难道年老的列宁主义者们不信任他？难道他们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他是一位异己分子了吗？抑或一切都很简单: 为了延长他们呆在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的时间，他们联手对那位年轻的暴发户进行了环形防御？
1985年3月11日17时，苏共中央全会开幕了。不知疲倦的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提议，推举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
表决时全体一致同意，未进行讨论。于是，伟大的强国便得到了其最终的结局。
在洞悉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的宫闱秘闻后，这里再谈谈苏共最高领导层的代际更替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苏共高层的新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变得与众不同？为了变更苏联政权的政策和社会进程，他们将要施加和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并朝哪个方向施加压力？一句话，就是他们同前任到底会有多么大的区别？
西方一些政治学学者早就指出，官僚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就像他们的机构那样，是不受官僚行为准则限制的。马克斯•韦伯就说，各个组织的领导人由于转让或选举而占据当权的地位，并且“因为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就必然有一种不纯粹的官僚主义的要素”。另一位学者苏珊•凯勒则指出，应该把那些主要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既当作受到正式规章约束的大规模组织的领导者来研究，也当作可以超越这些规章，因而无法预言的，随心所欲的，既可能有创造性又可能有破坏性的领导人来研究”。
没有一个人能预料或预言过，赫鲁晓夫这样一位被斯大林提拔重用的政治明星，会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反斯大林主义的改革家。也没有人预料或预言戈尔巴乔夫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竟然在执政七年后使克里姆林宫的红旗降落尘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在其《苏联的稳定和变革》一书中以《即将到来的继承：代际变化》为题，对苏联领导层的骨干人物作出这样的代际分类:
就当代苏联政治骨干而言，一个成员一生有三个看来是使他取得进入职业政治生活的资格的关键。这三个关键，按其上升的重要性，就是加入共产党，进入一个党政机关系统，在机关中担任行政职务（按苏联术语叫“负责岗位”）。对大清洗后苏联骨干的研究，揭示了其中每个人一生中在经历三个关键问题时间上的高度一致性和连续性——大致是在二十出头到三十出头这段时间。考虑到当前苏联骨干的年龄组，人们能看到四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明显不同的政治经历的形成过程，足以区分每代骨干的不同处。按前后次序，这就是大清洗时的一代骨干，战争年代的一代骨干，斯大林后期的一代骨干和斯大林之后的一代骨干。
作者在文章中对斯大林之后这一代人作了重点分析：
这一代人是在斯大林去世后马上进入政界的。因而他们既没经历过恐怖造成的瘫痪和破坏性的过程（尽管把大规模恐怖作为统治工具的做法早已被否定了，但这种恐怖经历还在继续影响几代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直接卷入其中（所谓出头露面），因而不懂得苏联的成就是用多么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他们的关键性政治成长经历之一是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长期骚动和震荡中获得的。这个运动坦率地承认了迄今为止谁都不敢点明的一些大怪物的存在；这个运动对权威和既定的真理提出了疑问，从而激发了批判的思想。
这新的一代显然是苏联典型的和不懈地坚持国家崇拜的一代。谁也不能怀疑，这代人真心诚意地忠于苏联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他们深信他们的制度对苏联来说是正确合适的。……
新一代人的某些特点看上去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人们觉察他们有一种安全感，这与老一代的不安全感相反，但同时他们对苏联制度采取的是防卫的态度。如果说一方面他们似乎感觉更强大、更自信的话，那么，他们同时比前辈更能感觉到苏联社会和政体的缺点，因而更不愿忽视这些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同他们前辈不同，更愿意同外界人物坦率地、严肃地交换意见。
想要弄清新一代的主要特征，就牵涉到把苏联官员的心理加以分类这一重要问题，这种心理的变化可以部分地用代际分歧来解释。今天，苏联真正的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心理的冲突。
这里有两种起码的类型。第一种是拘泥于该政权的老一套、并且仍可能保存在该政权的意识形态之中的革命心理。它把现代化看成是达到革命目的的手段。第二种是“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心理。这是一种不惜任何代价、无视社会付出的代价，而进行严密组织、狂热动员、原始积累的心理。
当前的领导集团则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现代化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想着搞渐进的物质进步和福利，一方面又想完全保存现存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以及物质生产的基本组织结构，在它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这一范围内，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保守心理。这是一种想把现代化过程分成几个部分，并且企图把每个部分都隔离开来的心理。这是我们称之为沙特阿拉伯式的现代化心理的一种极端形式。
甚至从经济发展来看，这是一种以看事情比过去有了多大变化，比原先多完成了多少作为标准来衡量进步的心理；而不是看为了社会彻底现代化还有多少事情要做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心理。这是一种植根于过去的心理，并且很奇怪的是，它是一种安于下述事实的心理：即苏联在不发达国家中是最发达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不发达的国家。这是一种缺乏远大眼光、宏伟计划而小步前进的心理。从尊重可能做到什么来说，这种心理是重实际的。但它在计算还可能做到什么时，却把它算得很小。
“代”的含义比较广泛。这里所说的“代”并不单纯指的是年龄，而是指考虑到教育、经历、思想观点和年龄因素在内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政治代”。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最高领导层经历了四个“政治代”。
第一“政治代”：这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列宁及其亲密同事。他们是列宁(1870年生)、托洛茨基(1879)、加米涅夫(1883)、季诺维也夫(1883)、布哈林(1883)、李可夫(1881)、斯维尔德洛夫(1885)、斯大林(1879)等人。这是俄国第一代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领导层。以列宁为代表的那些革命家，多数在西方生活过，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比较敏锐、开放；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另一些革命家则长期在俄国从事地下活动，生活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中，受专制意识的影响较重，崇尚权威。
第二“政治代”：这是斯大林亲自培养起来的一代最高领导层。这一代的代表人物是莫洛托夫(1890)、马林科夫(1902)、赫鲁晓夫(1894)、卡冈诺维奇(1893)、米高扬(1878)等人。这一代领导人的总体特点是思想僵化、唯命是从、刚愎自用，惯于使用行政命令方法工作。但也有赫鲁晓夫这样勇于改革的领导人。这一代领导人成为斯大林时代的骨干力量。
第三“政治代”：这一代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崭露头角，经过赫鲁晓夫的提拔重用，成为赫鲁晓夫时期的骨干力量。其代表人物是勃列日涅夫(1906)、波德戈尔内(1903)、柯西金(1904)、苏斯洛夫(1902)、葛罗米柯(1909)、安德罗波夫(1914)等人。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又培养了一些骨干力量，如契尔年科(1911)、乌斯季诺夫(1908)、格里申(1914)、谢比尔茨基(1918)，这些人也属于这一代。这一代领导人的主要特征是文化素质较高，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但思想较为保守，缺乏开拓精神。
第四“政治代”：这一代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到提拔，在安德罗波夫一契尔年科时期得到重用并在全面改革时期成为骨干力量。其代表人物是戈尔巴乔夫(1931)、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切布里科夫、扎伊科夫等人。这一代领导人都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成长起来的，世界观形成于“解冻”时期，在比较宽松和开放的环境中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少，文化素质较高，目睹了停滞时期的种种弊端，富有开拓和改革精神。但是，有些人理想主义成分居多，往往陷于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
苏共总共发生三次代际更替。第一次发生在195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标志着苏联第一代革命家权力已转到第二代手中；第二次发生在19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标志着第三代已掌握了权力；第三次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党的总书记标志着“老人政治”的结束，第四代领导人成为苏联政治舞台的主角。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