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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党内斗争为什么层出不穷、连绵不断？
须知，马克思主义是提倡斗争哲学的。恩格斯1882年在写给伯恩斯坦的一封信中说: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只有在完全符合于一般辩证法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起来。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885年恩格斯还指出: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斯大林在1926年12月指出，党内斗争连绵不断是因为有原则分歧。他说: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也许有人以为俄国人太好吵架，喜欢争辩，爱闹意见，所以他们的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发展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不在于好吵架。这里问题在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是在党的发展的进程中，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发生的。这里问题在于: 只有为一定的原则、为一定的斗争目标、为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而斗争，才能克服矛盾。”
存在原则分歧就要进行斗争，而且往往是残酷斗争，以此消除分歧，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大特点。
有学者认为，苏共高层分歧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苏联是一党制的国家，苏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党处于整个社会的核心地位，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党在苏联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社会上的一切重大问题都需要党来解决，这样必然形成党内斗争。(这是自找苦吃)
第二，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仍然是阶级社会，社会上还存在着各种社会思潮，这些不同的社会思潮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引起党内斗争。
第三，既然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那么，谁掌握了党的最高权力，谁就是最大的“代理人”，因此，围绕着最高权力问题，苏共党内斗争必然连绵不断。
第四，党内斗争也是由认识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所造成的。如果某种认识不仅在个别问题上，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来，就必然会形成倾向性的政治意见，这是产生巨大分歧的基本原因。
其实，促使苏共党内斗争连绵不断的主要因素是利益问题。长期以来，苏共把社会结构看作是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其发展方向是互相接近，走向一致。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苏联社会结构很复杂，存在着许多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决定了利益多元化。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必然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了利益差别和矛盾。
还要指出的是，在苏联的政治领域，不仅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起作用，而且较小的社会势力——阶级内部的各阶层、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也在起作用。即使在苏共党内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英国学者罗杰.彼希布里奇认为，所谓利益集团指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外几个有势力的集团，它们的力量在苏联政治领域是举足轻重的。这位学者认为，苏联存在着五个利益集团: 党务机构、政府机构、经济权贵、军队和克格勃。实际上，苏共党内的政治势力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政治势力和代表惰性保守势力的政治势力是两种最大的势力。所有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要在进步和保守势力面前作出选择。
苏共党内斗争不仅表现为政治领袖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且也表现为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正如苏联学者布坚科教授所说的，难道斯大林制度的确立只是一个领袖——斯大林简单地代替一个领袖——列宁，而不是根本改变当权的社会阶级力量的组合吗？难道把赫鲁晓夫从政治领导人地位上搞下去真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而不是对未来发展不同观点的冲突的政治势力的结果吗？由此看来，苏联领导人最后一次更替是一个政治转折，它不仅仅是由苏联新领袖的个人品质决定的，同时首先是由希望克服苏联社会停滞和危机现象，希望更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和需求决定的。
下面说一说苏联的社会结构。
1963年6月，西德东欧事务协会举办了题为“俄国的社会变革”的社会学讨论会。会上提出的一些论文，汇集成《苏联的社会变革》一书，于1966年在西德出版。
该书主要论述苏联怎样从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着重分析这一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指出今日的苏联已蜕变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其中鲍里斯.迈斯纳的《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社会变革》一文以《苏联的社会结构》为题，剖析了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及状况。这里摘录部分内容:
形式上的苏联社会阶级结构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一个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制度必然会导致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但是在苏联，已发展出来一个较之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的阶级社会，它同国家的结合甚至比沙皇统治更为密切。布尔什维克政权尽一切可能，在统计报告中掩盖思想体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只要选取几个社会集团，并把它们包括在一个大的社会集团之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这个目的。十月革命前组成上层阶层和中层阶层的各个集团，被简单地称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分子”，并且同富农相提并论。同时，工人和职员都在“无产阶级”一个共同标题下被归并成一个更大的集团。……这样，在资产阶级消灭之后，苏联社会就只剩下两个主要集团，即工人和职员，以及集体农庄农民。
新的工人阶级
新的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是由妇女和年轻人组成，因而它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有效地抵制国家的官僚机构。可能是这一点，以及阶级觉悟低和极权主义机构的残暴统治，是造成工人阶级虽然遭到三十年代悲惨的不幸，也没有产生强烈革命情绪的原因。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工人阶级本身发生的内部阶层分化。随此而来的高度专业化也使劳动结构大大分化，更进一步地削弱了阶级意识的发展。中年工人强烈地同制度保持一致，而在未曾经历过去恐怖的青年一代工人中就要差一些。
一位西方学者刻划了一个普通中年工人的情况:
“这是来自村庄、出身于农村的劳动人民，他对西方关于劳动权利的概念一无所知。今天他仍然知道得很少。他受过体力上和心理上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任何西方的工会都不会容忍的。他是一个受党和国家严密监视的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团体中，这个团体同党、共青团或工会一起，一旦需要，随时准备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观点和看法来改变自己的意见，使其同前者保持一致。”
这位学者最后得出结论: 这个政权用不着害怕工人的政治反抗。但他也认为，青年一代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以致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苏联官僚政治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青年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更为自由化些，因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耐心去忍受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一代似乎准备用毫不含糊和大胆的语言提出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苏联工人是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生活和劳动的，这种经济制度完全建立在国家占有工业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苏联工人完全依附于国家即他的唯一雇工，而国家的统治机构则决定着他的社会地位。因此，苏联的“国家的工人”处于他们统治者的掌握下，并且遭受比“资本主义世界”发达地区参加工会的工人远为严重的剥削。
集体农庄农民
集体农庄庄员作为强制性联合组织的成员，当然同在土地上劳动的有工资收入的工人一样依附于国家。斯大林采用的集体农庄制度被恰当地称为“封建一军事结构”。集体农庄土地被指定给特定的农业劳动组合使用，只是为了得到由此带来的收入，因为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然而把集体农庄农民同农业工人相提并论则是错误的。
有一点必须指出，苏联农业生产很大一部分依靠农民的自留地。虽然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3%，在1962年这些小规模的经济单位却生产出苏联全部肉类产品的44%，牛奶的45%，蛋类的76%，土豆的70%，蔬菜的42%，羊毛的28%。这些产品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消费了。但是他们出售了他们生产的23%的肉类，10%的牛奶，48%的蛋类，56%的土豆，14%的蔬菜，16%的羊毛。城市的食物供应主要依靠这些自留地的生产供应。
职员和知识分子(干部)
根据苏联的正式阶级结构，确认的阶级只有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第三个社会大集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把这个集团称为“阶级”)分为两类: 职员和知识分子。把职员、知识分子从工人、农民区别开来的决定性标志并不是他们行使什么职能，而是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苏联人习惯于把上层集团的职员称之为“领导干部”。在苏共的用语中，“干部”这个词汇是指那些受过训练的人，他们行使同政治、技术密切相关的职能。所有的专家以及人数众多的其他职员都包括在这个概念内。官僚集团的核心是由知识分子和职员中的干部组成的。官僚集团除高级政治领导人和行政领导人外，还包括那些在与文化事务有关部门中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以及较低级的机关人员。
“领导干部”包括所有列入党的干部部门以及国家人事部门和从属于它们的社会团体人事部门花名册上的官员。
苏共中央的干部部门负责提出最高层官僚机构的花名册。苏联存在着对立形式的官僚分子: 一种依靠庇护，一种根据工作成就。苏联官员在行使其社会职能方面往往陷入相互冲突的境地。首先，对他所任官职相关的期望同对他的社会职能相关的期望，两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其次，在他对庇护者(党)的忠诚同他对社会的义务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要求他能更好地胜任尽责。个别官员常常用下述办法来解决这种冲突: 他们或多或少地一会儿作出有利于极权国家(即有利于执政党)的决定，一会儿作出有利于范围更广的社会的决定。
行使这些职能(这不是“工作职能”)总是指整个社会，而不是指仅仅组织某项工作，或者组织某一部分工作。因此，党的官僚机构及在政治思想上从属于它的国家和社会机构行使的这些职能，同工厂厂长和各科室管理人员行使的职能，具有完全不间的性质。
行使这些政治职能的那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除上属于官僚集团而不属于职员的范畴。而且他们是全权国家的化身，这个国家作为唯一的业主和雇主，使所有的工人都依附于它。
下面说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问题。这个问题对于苏共的存亡至关重要。
回顾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和现实，便会发现，在党内斗争的表象背后，存在着许多制约成败的因素。为什么列宁在党内斗争中总是获胜？为什么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合起来也没有战胜斯大林和布哈林？布哈林的政治主张忠实地捍卫了列宁的晚年思想，但他为什么败在了斯大林的手下？1957年6月，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为什么又会出现“柳暗花明”的戏剧性政治局面？勃列日涅夫在总书记宝座上被公认是政治上的庸才，但他为什么能当政18年？安德罗波夫战胜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的奥秘何在？为什么接替安德罗波夫总书记职位的是契尔年科，而不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
概括起来，制约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基本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
★政治主张的正确程度
★党组织力量的向背
★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状况
★政治领袖的斗争艺术和斗争方法
★军队和克格勃的态度
下面分别论述以上六个问题:
第一，苏共党内斗争成败的结果不外乎成王败寇，但成败的因素很复杂。就拿“政治主张的正确程度”来说，赫鲁晓夫在1957年之所以能够战胜莫洛托夫等人，其原因主要在于他顺应苏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发起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运动，开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此时的胜利却为彼时的失败埋下了祸根。七年之后，党内保守派发动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台，中止了改革事业。所以，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党内斗争中一定会取胜。例如布哈林在1920年代末很好地继承和坚持了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思想政策，但他却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败北。
第二，所谓党组织力量的向背，就是指苏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党内斗争各方面的态度和行动。
苏共各级党组织力量在党内斗争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的态度和行动影响着各种政治势力在党内斗争中的实力对比，因此，斗争双方都竭力扩大和影响各级党组织力量。例如，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同列宁进行论争中曾控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该局是党中央的全权代表机关，从1917年3月起领导以莫斯科为中心的13个省的党组织。这些地区占有全国人口的37%，全国党员的20%。在1918年春季以前，莫斯科区域局实际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中心，由此可见这个派别组织的强大。
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像莫斯科党组织、列宁格勒党组织、乌克兰党组织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列宁格勒党组织和莫斯科党组织曾多次处于对立状态。1925年，在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新反对派与斯大林和布哈林斗争时，列宁格勒党组织是新反对派活动的中心和基地。1925年俄共(布)十四大召开前夕，列宁格勒党组织和莫斯科党组织的公开论战是中央两派斗争的反映。在十四大上，季诺维也夫率列宁格勒党代表团公开反对斯大林，对中央决议投反对票。十四大闭幕一个月后，斯大林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去列宁格勒进行整肃。结果，新反对派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基洛夫成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从此以后，斯大林的政治活动与列宁格勒结下了不解之缘。斯大林潜在的政治对手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后，斯大林借此展开“大清洗”运动，列宁格勒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卫国战争期间，库兹涅佐夫领导列宁格勒时不再崇拜斯大林，而把基洛夫奉为思想领袖。这种对斯大林的“不恭”行为，使得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党组织颇为不满，加上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煽风点火，于是编造了一个“列宁格勒反党集团”，所有遇害的均是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
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的“咸鱼翻身”也显示了地方党组织力量的作用。当时赫鲁晓夫在地方党组织中有广泛的支持者，而莫洛托夫等人则没有这种力量。尽管莫洛托夫等人能在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以“数字上的多数”获胜，但在地方党组织力量雄厚的中央全会上却变成了“少数”。
勃列日涅夫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先从削弱对手的地方党组织力量入手，搞“清君侧”。他将潜在对手谢列平的主要支持者、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贬到丹麦当大使，由自己的盟友格里申接任；又迫使波德戈尔内的主要支持者、乌克兰CP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交出权力，派自己的忠臣谢尔比茨基接替；将波德戈尔内的另一位主要支持者，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托波尔斯基派到中国当大使，由自己的亲信罗曼诺夫接任。勃列日涅夫就是用这种办法逐渐将地方党组织力量控制在自己手中。
戈尔巴乔夫也很注意控制党的地方组织力量。他上台伊始，便让叶利钦接替格里申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扎伊科夫接替罗曼诺夫的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叶利钦“十月事件”后，扎伊科夫被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此外，戈尔巴乔夫还改组了许多地方党组织。这就为其推进自己所计划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底已完全组成。这次大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 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谢尔比茨基等12人。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吉特、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塔雷津。
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吉特、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
外国通讯社迅速注意到了苏共最高领导层在人事上的重大变化，其中法新社报道说: “在苏共二十七大当选的正式中央委员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过去在党内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被戈尔巴乔夫解除职务的州一级官员和部长，大部分离开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12名正式委员中，只有三人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支持者，他们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哈萨克和乌克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其实并不尽然)。”
至此，戈尔巴乔夫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权，紧接着而来的，就是该如何去设计和实施他的“新思维”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