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喜食面食的长安人，平日自己烧一桌子菜待客也是常事。可是有一怪“疾”——面粉过敏，只要看到有人和面，周身焦躁难耐，苦况无以言表。故朋友聚会做饺子或面条时，我只好暂时躲开，可做得了吃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少吃，多少有些避奸溜滑的尴尬。平日自己一人，只好用速冻饺子应景。
为何有此怪癖?
寻医，答曰:可能是是心理作用。
问娘:是否在小时，你不小心把我掉进过面缸里呛过?
老娘笑曰:想得美，你小时候吃食稀少，家里都是掐尺等寸的吃饭，那有这么多的面粉?
再向内捋码自己的过往，只有一个可能——源于1991年冬至禁闭室那次包饺子的经历: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黑牢——不足三平方米的禁闭室，一个对“与世隔绝”一词有着切肤痛感的“超现实”的空间——没有声音，没有时间，甚至没有光亮，自然也就没了白天和黑夜。自己若不大声对着逼仄的墙壁胡乱地说话，人就会失语、甚或发疯。
至今我独自一人走在欧洲的大街上，常常还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往往引得路人侧目。
吃饭时“二劳改”用打饭的木饭勺子，敲一敲搪瓷茶缸子粗细透过牢门穿进屋子的硬塑料管子，我便立即用带着铐子的手，捧起塑料餐具去接，稍微晚点可能饭就会流在黑漆漆阴湿发黏的地上，因为狱卒不允许他和我说一句话，而这些特殊的用品，也是为了防止关在里面的我自杀。
“嘭嘭嘭”，木勺敲击硬塑料管子的熟悉声音。
“快接着，先是面粉，再是水，下来是馅，得用两个碗，今儿过冬至。一人半斤面，自己包饺子，包好了敲管子，我再煮好拿给你。”一个尖细的西安纺织城一带的普通话口音。这是他给我送饭一个月左右后，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手忙脚乱接完塑料管滚进来的物件，摸黑用手在碗里和面，铐子不时的和碗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屋子实在太暗，又没有案板等工具，我就囫囵的用半斤面在铐子链接的手掌中包了五个超大的饺子!
这是不是坐下“面粉过敏”这个怪忌的根源?不能确定，我也就不能把狗拉的屎，不负责的赖给是老共拉的。
监狱的事儿和外面都是相反着的：
在社会上要是锁着门，就表示家里没人，门若开着家里才会有人；而监狱是锁门时屋里才有人，开门则是“放风”，屋里则空无一人。
社会上是人醒着时开灯，睡觉时就一定会关灯；而监狱里则是怕犯人自伤、自残或者逃跑，都是彻夜开着灯的。
人在外面平日平常的忙碌，一些时令小节日，一般往往会忘却或忽略。而在监狱里，每一个节日都是必不可少都要过的。否则叫“克扣囚粮”，而这对一个狱卒来说，是一个最不名誉的名声。
臭行道，也有个臭讲究。
野兽关的时间长了，兽性就少了，变得温顺了。而人若关的久了，人性就少了，兽性就反而变多了。
1990年9月26日，作为陕西省因“六四”事件关押的所有人犯中最后一位，我被押送到陕西西部以盛产西凤酒而闻名的凤翔县枣子河陕西省劳教所投入劳动教养。
此前，该劳教所专门成立的“六四事件”劳教中队，已经关押了一百多人。其中成分有:教师、工程师、大学生、个体户、工人、无业的所谓打砸抢分子、“六四”期间以学生名义非法募捐的青年农民、甚至有真正意义上的乞丐——仅因为六四刚过在街头卖唱时拉着二胡唱了句:“工农兵，拿起刀枪往前冲”的“现行反革命”。
1990年11月初，我偶尔在监狱里看“新闻联播”上讲:当局要放方励之先生去美国。接着连续几天里，从狱中仅能见到的一份官方报纸上，我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中共当局为争取延长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我们中国的监狱中，已经没有因‘六四’事件关押的大学生了”云云。其不知，仅在我们这个监狱里，当时还关押着几十个学生和教师！
由于信息隔绝，我当时判断国际社会似乎也相信了中共的谎言，因而就有了一种强烈地被愚弄感。
加之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就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极端心理反弹：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软弱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逆来顺受，我要开一个先例——越狱!成功后再偷越国境，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
人一旦陷入某种情绪之中，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往往会在偏激的同时更加固执。
于是我便开始寻找想越狱的同案犯。很快深得劳教所副所长刘某喜爱、幷且担任中队小组长的贺国安向我透露了他要越狱的理由：他自己是单位开车的工人，找了个女大学生做女朋友，虽然对方常来看他，但也怕天长日久女友变卦，想找人一块越狱，然后带着女朋友一起逃往国外。
开始我并不置可否，后来见其言辞恳切，加之他担任小组长，有同外役号接触上的便利，能方便搞来越狱用的钢锯条等，故答应与他合伙越狱。
此间，艾东也同我接触上了，他的越狱理由简单易信：1990年中，北航毕业的他，才被公安局从海南抓回来，一下子判了三年，往后的刑期太长，将来所有政治犯都刑满释放了，留下他自己一个人太难熬了。
在一次破绽百出的越狱计划失败后，我们立即又实施下一次越狱计划：用贺安国通过外役号藏在香肠里的半截钢锯条，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监狱库房钢窗上的钢棍锯断两根，然后又用稀泥在断处糊上，以遮人耳目。接着我又把自己的被罩和床单拿到库房，趁晚上和艾东一起悄悄撕成碎片，共同拧成一条8米多长的粗绳藏好，准备过几天等到风高月黑之夜，三人从锯开的窗户溜出，再搭人梯翻越监狱大墙，然后由先上墙的人放下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其它两人再顺着绳子爬上墙越狱。当时定好某天晚上12点整越狱。
可不到当晚8点，我们监舍里冲进一大群气势汹汹的狱警，不用费劲就从库房里搜出了那条绳子，搬开了窗上锯断了的钢棍，我也立即被第一个押到严管队的禁闭室里。
事后得知，中队里当时一片混乱:“六四”相关人犯在监狱里秘密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西北分部”的核心成员，临时应急开会作出两条决定：一是马上销毁所有相关文字性的证据，二是若出事都往周勍头上推。原因是我先关禁闭，有可能是我告的密，另外是保存组织，牺牲局外人士！
前一条尚系果断（哪怕原因荒诞），而后一条既愚蠢（因他们成立组织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完全是小说《红岩》看昏了头，反对的都有点暴怒。故他们随后的所有活动都背着我，可能觉得我是个胆小鬼，不知者有何密可告？），又缺乏人性与政治伦理。
继我被关禁闭之后，刘从书（六四西安工人自治联合会主席）、艾东等相关的20多人，被分别隔离在一栋监狱的空楼里。一时风声鹤唳，而那位“文革”中“三种人”出身的刘副所长，更是得意洋洋，急不可耐地向陕西省以及中央有关当局报功；据说司法部非常重视，从北京派来办专案的项目大员曾说:此乃建国以来首次政治犯狱中组党，是一条大鱼。
当我单独被关进禁闭室后，方有机会冷静地从头至尾细想了整个过程，人一旦冷静下来，立即明白这是一个圈套——是刘副所长为立功，在发现刘从书他们经常偷偷聚会时，放长线钓大鱼而布下的一个陷阱。而我们三人的越狱行动，只不过是在他们认为逼从刘从书认罪时给其造成心理落差的一个诱饵！由他们掌控的越狱，只不过是破获所谓“狱中组党”的一个突破口。
等想明白这个道理后，在初冬阴冷的禁闭室里，我仍惊得是冷汗淋漓！
平素我们忙碌、豪情万丈，也常常野心勃勃。可又有几个人能在忙碌中抽出些许时间想一想：今晩临上床时脱下的鞋子，明天一早能否还穿得上双脚？
这里就用我在监狱里不足三平方米的禁闭室里的经验做个佐证:
在禁闭室的无望和孤寂之中，偶尔透过狭窄的门缝挤进来的些许亮光，照射着濡湿的地面上，一群蚂蚁在声势喧天地搬动几粒我无意间散落的大米的热闹场面，便成了我自娱自乐的大戏。这些过往在我眼里可能微不足道的小生灵，却在带给我片刻消解的同时，带来了另一种视角和感嘅：这一件在我们人类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儿，但在蚂蚁们的眼中，其浩大、宏伟与我们人类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任何重大工程的浩大与艰辛都是一般无二的，而更要命的是，我们人只要不经意间撒的一泡尿，就能令其前功尽弃、灾难灭顶；
再深想想，若是一群蚂蚁在篮球上爬行，其自豪感和难易程度，与我们人类的登天工程应该也一般无异。可人只要轻轻地用脚一踢，蚂蚁们顿时便会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感觉。
人只要换一个视角，就会明白自己的境遇。同时敬畏、谦卑和感恩之情便能生根。近而就会明了，人是需要相互依偎与温暖的，就会去珍视这诸多的细微情愫！
此处只能引用我在监狱里的加刑材料第五条：“周在禁闭室里态度十分顽劣，拒不交待罪错，在禁闭室里放声高唱，大喊大叫，干扰审查（当时我若不这样做的话，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非发疯不可！此前在这个禁闭室里关押最长时间的，是一个后来杀害多人轰动西安的凶犯，前后只关了连个礼拜，就大把大把的把自己的头发薅下来吃，而我打破了记录:整整51天!而只有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我才真正理解了茨威格在其著名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些经典的描述。）。
更为恶毒的是，周在禁闭室里唆使同案刘从书等建立攻守同盟，让这三人一口咬定是劳教所领导为了立功教唆怂恿他们犯罪，其用心极为险恶”。
而给我加刑5个月的另一个“罪证”则是：周入狱后从不认罪伏法，经常利用其作家的身份，在不同场合散布为“六四”辩解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还偷偷收集了一份本监狱在押的“两乱”人员名单，让提前释放的学生佟某私下带出监狱转交海外的报纸，妄图借反华势力给中国政府施压。
结局与后果：中队其它没有参加组党而知识层次较低的“六四”同案人员大骂“什么知识分子，干脆改为吃屎分子，啥还没有干呢就为了个破总书记争得头破血流。可刚一关起来，一个个比谁都推得干净，简直跟贼一样，偷的时候只嫌偷得少，判刑时只怕判得多！”。
“总书记”刘从书加刑六个月，副总书记付喻加刑2个月，同时参与越狱和组党的艾东加刑3个月，而我这个“党外人士”，关禁闭室的时间最长且禁闭期间只提审过一次的人却被加了5个月刑！
而狱方的卧底贺国安，在此后很快被艾东等人用凳子砸得真正的头破血流，也只能保外就医了。
事后，我心境极糟，在监狱里就用刀片将自己的头发和眉毛全部刮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怪物。
真可谓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
冬至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