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32）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85）
下面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稳定的四个原因依照比亚勒的著作分别阐述如下:
苏联政权的工作实绩
不会有人怀疑，一个政权在涉及到公民日常生活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实际成绩如何，会直接关系到它的稳定。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工作实绩不佳或一般，就会造成或加深不稳定，因为从工作实绩到公民反应之间的距离可能会很长，特别是在苏联这种社会，各方面控制很严，就连通讯系统也受了严格的管理和操纵。因而明显起作用的，就是工作实绩好就有助于政权的稳定。
重要的是，人们选择什么标准衡量和如何衡量这个实绩。例如，西方分析家认为把苏联和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进行比较，是衡量苏联过去15年工作实绩的关键。或者，人们可以考察当今苏联其他领域的可怕的荒芜状态，看看苏联一些最有天才和创造性的作家和艺术家被迫移居国外的情况。这两个标准，不论你用哪一个，都难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成功的时代。而我认为，测定苏联政权稳定唯一真正占得住脚的根据，应该是苏联公民自己的看法。其关键就在于自前的国内经济，与之前的苏联经济进行比较，你就会看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政权的工作实绩是成功的。
苏联经济总的统计数字使人对这个政权的工作实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已经巩固了和加强了它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的地位。而从我们所关心的观点来看，最重要和最深刻的变化和苏联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消费品生产方面。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1976年)上宣布说，“在我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我所报告的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样一个广泛的社会发展计划。”就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说，他的话是真实的。(具体统计数字从略)
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是勃列日涅夫政府对经济政策的着重点进行重大改革的结果。在这里应该说明这种变化的两个标志: 即对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的态度和对农业的态度。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大减少了过猛的投资的增长。这一点在最近这个五年计划(1976一1980年)表现得最明显。这个五年计划的投资从上一个五年计划(1970一1975年)期间的6.5%降到了4.5%。因此，消费基金的增长超过了国民收入总额的增长，使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达到苏联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这个截至1980年为止的五年计划中占75%)。
勃列日涅夫经济政策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把发展农业放在了最优先的地位。今天，农业成了苏联预算支出中最大的一个项目。苏联政权从建立到1965年，农业基本投资总额为1070亿卢布；而在1965至1975年这段时间里，农业基本投资总额达到了2130亿卢布。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苏联农业是个危机领域的话，那么它已经是个与过去不同的危机了——它是取得较高水平的成就上的危机，是与过去性质不同的危机。过去，包括在赫鲁晓夫时代，它只是为直接供人食用而进行粮食生产的危机，只是国家被迫为供人食用而进行战略贮备的危机。而今天它是为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对肉类和其他高质量食品要求而进行饲料生产的危机。而且，人们不应该忘记，苏联要保证农业生产，还要保证在歉收年用硬通货从国外购买大量粮食。
从上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经济实绩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苏联政权大体上能够提供居民所需要的商品；一般来说，能够满足居民提高生产水平的愿望。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所用的数据，都是关于苏联全体居民的总的统计数字。而从我们关心的政权工作实绩如何影响苏联稳定的观点来看，能否用这些统计数字来得出政治稳定的推断，却值得怀疑。有人说这些数字必须分开，以看出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对于稳定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水平的突然变化或断续下降(如工作定额的改变或物价上涨)和某些集团之间的权利平衡问题；因为即使统计数字提高了，但某些集团的境况却可能下降。同样，人们也许还应当对一些地区进行分析，因为任何感到这种制度对它不利的地区，都会孕育着可能爆发为政治动乱的怨恨情绪。总之，在引起政治动乱方面，影响到某些特定集团的生活水平或相当地位的因素，比总的统计中缓慢和持续不断的变化更加重要。而且，在分散的市场体系中，有什么不满就会扩散，而在苏联和东欧的集中化体系中，这种不满就会集中，因为经济上产生问题必然要责备政府和通常缺乏行动权的地方当局。
比亚勒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稳定的原因归功于经济发展是有事实根据的。列举的数据也是比较可信的。下面我再从苏联当时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发展状况做如下综合说明。
首先，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仍保持了速度优势
与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有所减缓，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仍保持着速度优势。
战后苏联社会总产值速度对比
战后时期 年平均增长率
1946一1950 14.2%
1951一1955 10.8%
1956一1960 9.1%
1961一1965 6.5%
勃列日涅夫时期 年平均增长率
1966一1970 7.4%
1971一1975 6.4%
1976一1980 4.2%
1981一1985 3.6%
由上列数据可见，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早已出现，并非由勃氏时期开始。基本上在赫鲁晓夫当政的1951一196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比1946一1950年共下降了7.7个百分点，每隔五年平均下降近2.6个百分点；而基本上由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66一1985年的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平均率下降了2.9个百分点，每隔五年平均只下降了0.7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无论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均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下降的幅度却小于赫鲁晓夫时期。而且，在勃氏主持制订的头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一1970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还比上一个五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这是苏联自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虽然下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优势有所减弱，但苏联经济发展的优势并未丧失。
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的比较
国别 年份 年均增长率
苏联 1961一85 5.6
西方国家 3.7
美国 3.3
发展中国家 5.2
从上表可见，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国民收入指标的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乃至美国。
其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
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是反映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勃氏执政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加上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向有利于人民生活方面倾斜，苏联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有了改善。
首先是城乡职工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城镇职工月平均货币工资由1965年的96.5卢布提高到了1983年的180.5卢布，18年间提高了87%；月平均收入(货币工资加由社会消费基金的支付和优惠)由129.2卢布提高到了254卢布，提高了96.6%。同期，集体农庄庄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由51.5卢布提高到了141.1卢布，提高了174%，大大高于城镇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1965年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收入仅为城镇职工的35%，到1983年已提高到了78.2%。可见，在城乡人民群众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是勃氏执政时期人民群众收入状况的一个突出特点。
此外，1981年至1985年，在社会生产增长率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城乡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仍在逐年提高。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额1981年为172.5卢布，1985年为190.1卢布；集体农庄庄员1981年为122.1卢布，1985年为153.4卢布。
这个时期，苏联消费品的价格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从1965年到1983年全部消费品的价格只提高了7.8%，而同期城镇职工的月收入平均提高了96.6%，农庄庄员的月收入平均提高了174%。
第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消费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1965一1983年期间，苏联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肉和肉制品由41公斤提高到了58公斤，奶和奶制品由251公斤提高到了309公斤，蛋由124个提高到了253个，糖由34.2公斤提高到了44.2公斤，水果由28公斤提高到了44公斤，而面包制品则由156公斤下降为136公斤。这就说明，苏联人的食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到了八十年代初，苏联人肉、蛋、奶的平均消费水平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其他消费品方面也有明显改善。例如，各种纺织品的消费水平同期由26.5平方米提高到了36.7平方米，皮鞋由2.4双提高到了3.1双。
这一时期，苏联人民在文化和生活用品方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1965一1983年期间，苏联每百户家庭的电视机拥有量由24台增加到了95台，电冰箱由11台增加到90台，洗衣机由21台增加到70台，小汽车由1970年的2辆增加到1985年的15辆。当然，这类消费品的发展水平虽然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这一时期苏联城乡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退休金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实行每周五天34小时工作日制，大大延长了妇女产假时间，基本上保持着全民就业，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大大增加了对多子女和困难家庭的补贴。这个时期苏联人的居住条件也有明显改善，1965年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为10平方米，1983年增加到13.7平方米。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相当明显的。这一时期苏联成了世界上的军事超级大国、科技大国，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所以，笼统地把这一时期说成是苏联国民经济“停滞时期”，“到了危机的边缘”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比亚勒在他的书中对勃氏执政时期的工作实绩予以肯定并且指出:
现有的经济资料无法分门别类地说明各集团或地区的情况。但是，确实从已有的统计资料可以得出一些有根有据的印象，有力地证明，按照主要集团和主要地区来分析这些统计，也不会改变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工作实绩确实有助于政权稳定的基本结论。
首先，这些统计资料表明，所有苏联社会的主要集团都分享到了生活条件全面改善的好处。虽然它们得到的好处不尽相等，但却没有哪一个集团被排除在外。这种改善包括城乡居民、工人、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学生和养老金领取者。脑力工作者、小职员等可能在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受益最少，但从这些人在社会中占有的政治地位、过去闹事的纪录和组织能力等方面看，他们却是最不需要苏联政权来对付的敏感集团。
第二，所有的主要地区，主要是指各加盟共和国，也都从这种改善中得到了好处。地区差别确实存在，但这些差别却随着一种正常的、长期形成的格局而变化，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提高最大的地区，却是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如果说各地区之间的差别因此而已有所缩小的话，那么它们在发展方面的优势排列却没有变化。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生活条件方面感到改善最大的，是苏联社会中那些对自己的命运最为不满的底层集团。最低工资大约提高了50%；养老金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被列入了社会保险制度之列；在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中，每个家庭成员平均月收入为100卢布以上的人数增加了8倍。
第四，在此期间，政府在增加工作定额或提高物价等可能导致某些特定集团生活水平下降的方面，执行了一项非常慎重的政策。可以肯定，这种审慎的政策，反映了这个政权对采取别的办法带来不稳定的影响的担心。
第五，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有助于稳定的观点出发，部分原因，是通过一种可能最有益于这个政权的途径，即改变人们社会地位的途径来实现的。在这方面情况的改善，是所有改善生活水平方式中最令人满意、最快和最直接的改善。这种途径要求国家进行的投资也最少。他们改变人们社会地位，不只是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这一种途径，而是让人们从农村转到城市去工作和从非熟练工人提高为熟练工人。
在1965年到1975年之间，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下降了37%，集体农庄庄员的绝对数字也下降了20%。
在讨论苏联政权稳定问题时，还有一个方面应当提到，即国际方面。从西方的观点看，苏联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取得了同美国的均势，这也许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取得的最出色的成就。
有些人把苏联在外交政策和国际上的成就，看作是使这个政权合法化和实现稳定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而我认为，对苏联居民和绝大部分精英骨干来说，苏联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的主要原因，国内因素实质上是居压倒地位的。国内因素已经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了。但是，人们也不应忽略国际因素的有利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因素在这方面的积极影响，是通过苏联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失败两个方面来起作用的。国外越多的人承认苏联在国际上的成就，苏联的威望日益提高和行动日益活跃，这些显然成了苏联居民，尤其是骨干人物引以自豪的原因，也是他们与这个政权保持一致的重要因素。但是，苏联在国外遭到的最大的失败——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同中国的冲突。这里，来自恐惧和仇恨的刺激，促使苏联民众和骨干人物之间以及他们同政权之间团结起来了。在苏联，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谁“丢掉了”中国，而是中国人如何忘恩负义的问题。人们在苏联会发现，没有人责怪苏联领导集团“失去”了中国，而是有一种明显的团结一致的情绪，把苏联人民与领导集团联合起来了。
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权的工作实绩，足以解释苏联的稳定。在政府垄断资源和报酬分配的情况下，苏联制度中出现经济上的不满，就必然是带有政治性的。反之，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则会有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因为居民的要求仍然比较低，同时大体上也能得到满足，所以在经济状况上对政府的强有力的保持一致就提高了这种制度的长期稳定性。而且，苏联政府也在一直认真地注意避免引起这种制度中重要集团的对抗。这些集团都受到了优待，所以它们认为政府是值得信赖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很可能要以一个成就最为显著的时代，一个过去无法匹敌、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无法匹放的时代载入史册。所以说，苏联政府在设法满足居民要求方面做的相当成功。它有意识地努力区别各集团的不同愿望，做到了对症下药。现在人们要问: 什么环境使这个政权办到了这些事呢？
首先要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的发展与其社会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将苏共社会政策中影响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容作一简要的概括，那么用“消除” “克服” “拉平”六个字表述即可。
所谓“消除”，是指消除阶级差别。苏共把消灭阶级，确切地说，消除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差别，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定为苏共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所谓“无阶级社会”，其实并非真的没有阶级。有苏联学者指出，苏共社会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单一阶级的社会，“经验表明，建设无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使苏联的社会逐渐地进化为一种新型的工人社会”，“无阶级社会是通过消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主要的社会差别而建立起来的”。
所谓“克服”，是指克服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使它们接近。苏联学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指出，克服工农之间的差别，消除生产资料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差别，也就解决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有学者认为，克服城乡差别并不限于上述方面，还应包括克服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以及道德心理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论述“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时，苏联学者指出途径有三个: 一是在体力劳动智能化的基础上使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接近；二是使集体农民与农村知识分子接近；三是使非专业职员在本行业智能化基础上与知识分子接近。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脑体劳动接近，“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正在日益接近于工人阶级中掌握高技术的阶层”。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所谓“拉平”，是指拉平地区之间的社会差别，就前苏联而言，即拉平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差别，也是指拉平某一加盟共和国内各州或各地区之间的差别。
比亚勒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有令人信服的分析阐述。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月21日